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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双年展希望呈现给观众的是多样化的形式，和更具冲击力与反省力的艺术，甚至试图营造出明显的不适感以唤起民众对社会『公共空间』限制的质疑。
艺术社会学曾经提出，现代性艺术在社会中所担任的角色关系变化，一方面现代社会中，艺术已从古代祭祀角色转化为个体精神文化的产物，另一方面，现代性艺术又必须突破自身的狭小性以承担社会启蒙的作用，体现了人类文明所能达到的疆域。艺术已不单单是个体对社会环境的一种反馈，而成为社会性变革所隐喻的先驱者，这是艺术与社会之间所隐藏的必然联系，也是艺术介入社会的最好体现。
2013年夏天德国柏林，一场关于“全球”的展览正如火如荼地上演。展览所启用的名字“全球”（The Whole Earth）来自上个世纪60年代末，在美国出版的一本反主流文化目录《全球目录（Whole Earth Catalog）》。这本被乔布斯喻为那一代人圣经的图书，在战后经济复苏的美国社会带来一种全新的对自由生活方式推崇的理念，主张崇尚自然环保的生活模式、健康积极的生活态度，它的停刊告别语“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求知若饥，虚心若愚）”至今仍影响着无数人的生活准则和信仰。“全球”展用此名，却是在40年后首次质疑这样的乌托邦信仰所带来的全球范围影响——曾以“自由、环保、健康”而被称为“加州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却因忽略社会形态转变沦为变相的个人主义，并且对环保的过度强调，却是以不发达国家的环境污染、政治斗争以及阶级挣扎为代价而换来。这种麻痹意识下所潜藏的全球性危机，正是展览所要呈现给西方社会的艺术价值。
与以往的当代艺术展览不同，“全球”展并不是以装置艺术为主导，相反，策展人认为艺术的其他产物，包括设计草稿、流行文化、广告视频、音乐、纪录片、剪报插图等文本图像，在美学和社会学上具有同等的意义。因此，“全球”展实际上是一种尝试，是艺术形式趋向于视觉文化与艺术史转达方面的陈述，是一次向社会经验与常识的挑战。
“全球”展的核心来源于1966年，《全球目录》创始人斯图尔特·布兰德要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所公开的地球卫星图像，如今，人类已经对自己所处星球的样貌了如指掌，但是在上世纪60年代末，当“蓝色星球”首次呈现在世人面前时，它所连接的一连串社会反应影响至今。策展人认为，“全球”展正是关于地球照片曝光后所出现的各种想法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一个展览。展览运用了大量图片、文字、历史文本记录、影像等来阐释策展观念，并给予了相当多的实例，例如法国摄影师奥斯卡·让-巴普帝斯·玛里特所摄的20张记录《靛蓝在印度的种植与生产（1877）》的照片，艺术家大卫·拉姆拉斯描绘加州沙漠风景的装置《沙漠人（1974）》，亚当·柯蒂斯制作的英国广播公司BBC纪录片《慈爱机器的照看下（2011）》等，反应了当今社会所共识或仍在忽略的各种全球性问题，强调这是最后一个普世主义的主张和立场。
“全球”展基于一种快速发展的西方文明对社会形态的反思，它的社会性价值更趋向于理性思考的结果。同时段在亚欧交接的土耳其，第十三届伊斯坦布尔双年展“妈妈，我是野蛮人吗？”所呈现出的则是在动荡与不安的社会氛围中，艺术对于政治性约束的直接对抗和反击，界定了文明社会里所产生的各种暴力缘由。
回顾土耳其近几年趋于伊斯兰化及保守化的社会现状，不难对本次伊斯坦布尔双年展的主题作出合理的解释。趋于伊斯兰化的保守政策，使得人民不能选择新生儿的信仰，高压的政治处境让普通民众失去了越来越多的自主选择权。于是当2013年5月，政府欲抛售塔可辛广场旁的哲吉公园给财团建商场时，抗争事件终于爆发，也将双年展的节奏推到了风口浪尖上。策展人解释，双年展主题“妈妈，我是野蛮人吗？”取自土耳其诗人L?le Müldür的同名诗集。“野蛮人”源自古希腊语境，区别于文明人，暗喻特定文化中表现出不合时宜行为的人，是社会中被排斥、被拒绝的人的总称。双年展借由“野蛮人”之意，引出“公共领域”的议题，反问“是谁，又是什么权力，界约了文明人/公民与野蛮人的权利？”以及“公民与野蛮人行使权利的差异究竟在何处？”这是对当代社会民主形式最直接的拷问。同时，举办在这样社会背景下的伊斯坦布尔双年展，是将艺术直接作用于社会的实例，它的意义远远超过了世界范围任何一场双年展，相比起它们在和平环境中的自我吹捧和自娱自乐，伊斯坦布尔双年展则是对现世深重的警示。
本次双年展以特殊的形式迎接大众，没有任何宣传和指示牌引导，取消相关活动、公开派对，所有展览皆在室内举行，采取免费入场，这些举措从一定程度是为了避免紧张的社会矛盾再度激化，同时也在用实际的开放性态度讨论公共空间的界限界定。在主要展场“Antrepo no.3”入口处，一本卡夫卡的《城堡》被压在一堵红砖墙下，墨西哥籍的艺术家门德斯·布雷克借以《城堡》的故事反讽官僚体制下的社会现状。《城堡》中，土地探测员K受邀前往城堡测量，但却因为层层繁琐的规章制度和官员们的互相踢皮球，而只能久久在城堡外侧绕圈子。这一本被压在墙下寓意深刻的《城堡》，反映了无法在社会结构中寻找到出口的个人无声的呐喊和抗议。
但正如这是双年展的入口意义，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双年展希望呈现给观众的是多样化的形式，和更具冲击力与反省力的艺术，甚至试图营造出明显的不适感以唤起民众对社会“公共空间”限制的质疑。瑞典艺术家Annika Eriksson的作品《我是一条一直在这里的狗》，以游荡于伊斯坦布尔郊区的野狗为切入点，展现城市边缘地带的黑暗与残酷。而Halil Altindere所制作的录像《仙境》，却讲述了一个与“仙境”截然相反的现状——伊斯坦布尔苏陆库雷区的变迁，充斥着暴力驱赶、强拆强占、平民与警察的冲突，真实地记录下一切以“野蛮人”为借口的社会暴力在上演。
伊斯坦布尔双年展向观众讲述了土耳其社会或其他相同背景的社会中各种不可跨越的界限，这正也是“全球”展中所试图呈现的社会脆弱面，只是它们站在了两种不同的立场去阐释这一观点——从西方文明社会，和从仍旧屈服于此种阶级性的不发达社会。不过，艺术是相通的，艺术以它自身的社会责任，介入了社会生活中，并指引着意识形态的发展和变迁，这是当代艺术对人类最好的回馈。
艺术社会学曾经提出，现代性艺术在社会中所担任的角色关系变化，一方面现代社会中，艺术已从古代祭祀角色转化为个体精神文化的产物，另一方面，现代性艺术又必须突破自身的狭小性以承担社会启蒙的作用，体现了人类文明所能达到的疆域。艺术已不单单是个体对社会环境的一种反馈，而成为社会性变革所隐喻的先驱者，这是艺术与社会之间所隐藏的必然联系，也是艺术介入社会的最好体现。
2013年夏天德国柏林，一场关于“全球”的展览正如火如荼地上演。展览所启用的名字“全球”（The Whole Earth）来自上个世纪60年代末，在美国出版的一本反主流文化目录《全球目录（Whole Earth Catalog）》。这本被乔布斯喻为那一代人圣经的图书，在战后经济复苏的美国社会带来一种全新的对自由生活方式推崇的理念，主张崇尚自然环保的生活模式、健康积极的生活态度，它的停刊告别语“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求知若饥，虚心若愚）”至今仍影响着无数人的生活准则和信仰。“全球”展用此名，却是在40年后首次质疑这样的乌托邦信仰所带来的全球范围影响——曾以“自由、环保、健康”而被称为“加州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却因忽略社会形态转变沦为变相的个人主义，并且对环保的过度强调，却是以不发达国家的环境污染、政治斗争以及阶级挣扎为代价而换来。这种麻痹意识下所潜藏的全球性危机，正是展览所要呈现给西方社会的艺术价值。
与以往的当代艺术展览不同，“全球”展并不是以装置艺术为主导，相反，策展人认为艺术的其他产物，包括设计草稿、流行文化、广告视频、音乐、纪录片、剪报插图等文本图像，在美学和社会学上具有同等的意义。因此，“全球”展实际上是一种尝试，是艺术形式趋向于视觉文化与艺术史转达方面的陈述，是一次向社会经验与常识的挑战。
“全球”展的核心来源于1966年，《全球目录》创始人斯图尔特·布兰德要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所公开的地球卫星图像，如今，人类已经对自己所处星球的样貌了如指掌，但是在上世纪60年代末，当“蓝色星球”首次呈现在世人面前时，它所连接的一连串社会反应影响至今。策展人认为，“全球”展正是关于地球照片曝光后所出现的各种想法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一个展览。展览运用了大量图片、文字、历史文本记录、影像等来阐释策展观念，并给予了相当多的实例，例如法国摄影师奥斯卡·让-巴普帝斯·玛里特所摄的20张记录《靛蓝在印度的种植与生产（1877）》的照片，艺术家大卫·拉姆拉斯描绘加州沙漠风景的装置《沙漠人（1974）》，亚当·柯蒂斯制作的英国广播公司BBC纪录片《慈爱机器的照看下（2011）》等，反应了当今社会所共识或仍在忽略的各种全球性问题，强调这是最后一个普世主义的主张和立场。
“全球”展基于一种快速发展的西方文明对社会形态的反思，它的社会性价值更趋向于理性思考的结果。同时段在亚欧交接的土耳其，第十三届伊斯坦布尔双年展“妈妈，我是野蛮人吗？”所呈现出的则是在动荡与不安的社会氛围中，艺术对于政治性约束的直接对抗和反击，界定了文明社会里所产生的各种暴力缘由。
回顾土耳其近几年趋于伊斯兰化及保守化的社会现状，不难对本次伊斯坦布尔双年展的主题作出合理的解释。趋于伊斯兰化的保守政策，使得人民不能选择新生儿的信仰，高压的政治处境让普通民众失去了越来越多的自主选择权。于是当2013年5月，政府欲抛售塔可辛广场旁的哲吉公园给财团建商场时，抗争事件终于爆发，也将双年展的节奏推到了风口浪尖上。策展人解释，双年展主题“妈妈，我是野蛮人吗？”取自土耳其诗人L?le Müldür的同名诗集。“野蛮人”源自古希腊语境，区别于文明人，暗喻特定文化中表现出不合时宜行为的人，是社会中被排斥、被拒绝的人的总称。双年展借由“野蛮人”之意，引出“公共领域”的议题，反问“是谁，又是什么权力，界约了文明人/公民与野蛮人的权利？”以及“公民与野蛮人行使权利的差异究竟在何处？”这是对当代社会民主形式最直接的拷问。同时，举办在这样社会背景下的伊斯坦布尔双年展，是将艺术直接作用于社会的实例，它的意义远远超过了世界范围任何一场双年展，相比起它们在和平环境中的自我吹捧和自娱自乐，伊斯坦布尔双年展则是对现世深重的警示。
本次双年展以特殊的形式迎接大众，没有任何宣传和指示牌引导，取消相关活动、公开派对，所有展览皆在室内举行，采取免费入场，这些举措从一定程度是为了避免紧张的社会矛盾再度激化，同时也在用实际的开放性态度讨论公共空间的界限界定。在主要展场“Antrepo no.3”入口处，一本卡夫卡的《城堡》被压在一堵红砖墙下，墨西哥籍的艺术家门德斯·布雷克借以《城堡》的故事反讽官僚体制下的社会现状。《城堡》中，土地探测员K受邀前往城堡测量，但却因为层层繁琐的规章制度和官员们的互相踢皮球，而只能久久在城堡外侧绕圈子。这一本被压在墙下寓意深刻的《城堡》，反映了无法在社会结构中寻找到出口的个人无声的呐喊和抗议。
但正如这是双年展的入口意义，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双年展希望呈现给观众的是多样化的形式，和更具冲击力与反省力的艺术，甚至试图营造出明显的不适感以唤起民众对社会“公共空间”限制的质疑。瑞典艺术家Annika Eriksson的作品《我是一条一直在这里的狗》，以游荡于伊斯坦布尔郊区的野狗为切入点，展现城市边缘地带的黑暗与残酷。而Halil Altindere所制作的录像《仙境》，却讲述了一个与“仙境”截然相反的现状——伊斯坦布尔苏陆库雷区的变迁，充斥着暴力驱赶、强拆强占、平民与警察的冲突，真实地记录下一切以“野蛮人”为借口的社会暴力在上演。
伊斯坦布尔双年展向观众讲述了土耳其社会或其他相同背景的社会中各种不可跨越的界限，这正也是“全球”展中所试图呈现的社会脆弱面，只是它们站在了两种不同的立场去阐释这一观点——从西方文明社会，和从仍旧屈服于此种阶级性的不发达社会。不过，艺术是相通的，艺术以它自身的社会责任，介入了社会生活中，并指引着意识形态的发展和变迁，这是当代艺术对人类最好的回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