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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自由主义作家，沈从文坚持文学的独立性，反对文学功利化，认为文学应远离政治，应以发觉人性为主旨，强调审美独立。中国共产党早在延安整风时期就确立了文艺政治化、文艺为政治服务为特点的文艺创作原则。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军事上的胜利，势必将这种文艺创作原则由解放区推广到国统区，进而推广到全国。沈从文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自由主义文艺理念与之背道而驰，格格不入。出于对自身文艺理念的坚守，沈从文选择搁笔来捍卫文学的尊严和文学信仰。
关键词 沈从文 文艺理念 搁笔原因
作者简介：彭小宇，红河学院，讲师。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06.151
一、山雨欲来风满楼
毫无疑问，1949年在中国历史上是“天翻地覆慨而慷”的节点。中国共产党的军队由北向南，一路攻城略地，势如破竹，而国民党则节节败退，国共两党二十多年的较量即见分晓。中国共产党即将执掌全国已是昭然。在20世纪中叶中国特殊的历史语境中，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命运不可避免地与波诡云谲的政治粘合在一起。对于生逢易代鼎革的知识分子来说，在新的时代下，面临着新的生活规则，一切旧的都将打破，一切新的都将逐一树立。个人将按照新的生活规则调适自己，在调适的过程中，旧的如何存在，新的如何接受，个人将何去何从无疑会影响他们今后的命运。
在这场时代转换的历史大剧中，每个人都是演员，而不是观众。时代的变动在天生敏感的沈从文心里投下一颗大石，激起巨大的波澜。1948年末，沈从文既已预感到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气氛中自己将不得已结束文学创作。沈从文在一封信中写到：“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起步，此时却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① 沈从文的预测不是没有依据。早在这之前的1947年，左翼作家林默涵等人就批评沈从文写的两篇杂文。1948年3月，代表中国共产党意志的刊物《大众文艺丛刊》在香港创办。该刊第一辑发表了邵荃麟执笔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冯乃超的《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等文章。刊物以胜利者的姿态一方面大力宣传革命文艺思想，一方面又对不符合中国共产党文艺主张的自由主义文艺思想展开猛烈的批判。游离于革命文学之外的沈从文成为众矢之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认定沈从文是 “直接作为反动统治的代言人”。冯乃超的《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一文说沈从文是为地主阶级歌功颂德，批判沈从文的《熊公馆》是典型地主阶级的文艺，最反动的文艺。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斥责沈从文是专写颓废色情的“桃红色作家”，“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这几篇文章，特别是郭沫若在文章中对沈从文的阶级定性让沈从文感觉大难临头，给本来就如惊弓之鸟的沈从文以最后一击，让他意识到自己的创作理念不容于新政权定下的规则，搁笔是必然的选择。
形势越来越明朗。1949年1月，沈从文任教的北京大学校园里贴出一批声讨他的大标语和壁报。周围的政治空气越来越紧张，一张大网逐渐收紧。沈从文感到政局的突变必将影响到自己的命运和文学创作。在新政权下，自己曾经引以为豪的文艺创作没有丝毫的价值，反而为其所累。自己所坚持维护的文艺创作理念也将被批判为顽固不化。先前的担忧不久将变为现实，越来越严肃压抑的政治气氛，越来越沉重的政治压力让处于人生抉择时期本就敏感抑郁的沈从文精神高度紧张失常，一度自杀。沈从文被迫放弃热爱的文学创作，转向服饰研究，其后虽有拾笔之尝试，但囿于条条框框，终未成功。
二、沈从文的反思
本文认为，考察沈从文搁笔的原因应将思考的角度放在中国共产党伴随着军事的胜利行将延安时期就已确立的文艺规则推广到全国这一大背景下。军事上的胜利并不是全部，在文艺战线上也要消灭敌人，消除一切违背中国共产党文艺理念的创作，从而树立新政权对文艺的统一领导。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文艺领域的批评和斗争始终存在，是另一种形式的战争。沈从文的文艺理念有违于中共在延安时期确立的文艺原则迫使沈从文放弃写作，沈从文以搁笔的方式捍卫了自己的文学信仰。沈从文在建国后对自己的“不合时宜”曾有过清醒的反思。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对从旧社会走来的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教育和改造，在知识分子中广泛组织马列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的学习，清除剥削阶级思想烙印，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像沈从文这种长期生活在国统区，文艺主张一贯不合时宜的旧社会作家自然是重点改造对象。自我批评和检讨是知识分子改造学习的必经环节，也是检验学习效果的重要参照。在沈从文发表于1951年11月11日《光明日报》的检讨文章《我的学习》中，沈从文对自己的思想和文艺主张作了大彻大悟的检讨。“过去二十年来，就始终用的是一个旧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观点立场，认为文学从属于政治为不可能，不必要，不应该。……一面是不明白流行在文学运动中‘政治高于一切’对人民革命的意义，另一面却承认同享共有的进步社会理想是哲学也是诗。……特别是在写作中忽本质而重形式，以及结合自由主义原则的用笔习惯，廿年来无形中即成为旧社会知识分子群伪自由主义者一个工具，一种典型”。沈从文的检讨无论违心与否，都表明沈从文已经洞察时务。沈从文已经深刻认识到自己的自由主义文艺理念和中国共产党所要求的政治化的文艺之间的冲突。探究沈从文搁笔原因，首先要厘清中国共产党的文艺原则和沈从文的文艺理念以及二者之间的冲突。
三、《讲话》与文艺规则的确立
探究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绕不开延安文艺整风和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是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的《讲话》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文艺原则，树立了中国共产党对文艺的领导权。②在讲话中，毛泽东同志出自政治家的策略，阐述了党领导文艺的一些根本问题。
一是明确了文艺和革命的关系。毛泽东突出强调了文艺的重要性，文艺是革命工作的不可忽视的、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二是确定了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毛泽东同志在此突出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这一途径， 他从政治家的角度指出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并要求文艺工作者从思想感情上和工农兵打成一片。三是阐述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文艺从属于政治，政治高于文艺，脱离政治的文艺、为文艺而文艺是不存在的。四是确立了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同志针对延安文艺理论界出现的八个问题一一进行评说和批评，如“人性论”，“暴露黑暗”、“动机与效果失调”、“学习马列会影响创作”、“爱是出发点”等。 简言之，政治高于文艺，文艺革命化、政治化。文艺要以政治为指导原则，文艺从属于政治并要为特定时期的政治服务。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文学艺术从来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中国共产党极力构建的意识形态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讲话》确立了一整套文艺原则，建构起一套新的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树立起共产党对文艺的领导权。“在党的一元化领导前提下，作为党最高领袖，毛泽东的这篇文献，相当于为文艺‘立法’。它详细规定了文艺‘工作’的原理、立场、标准、方针以及与其他革命工作的关系，规定了‘党的文艺工作者’从思想到艺术实践上必须恪守的原则，总之，明确了党对文艺实施领导的基本秩序。”③这样一种文艺模式影响了以后中国文学艺术三十多年的发展。
四、沈从文的自由主义文艺主张
研究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学者刘川鄂从文艺主张上将沈从文等人划为自由主义作家。“这些作家通常抱着远政治近艺术的创作态度，具有独立性；其作品注重人性的发掘和艺术美的构造、注重文学的自身价值，具有主体性；作为文学思潮，它总是处于非主流状态，具有边缘性。”④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以梁实秋，沈从文等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文学派别，倡导自由主义文学理论，一是提倡文学本体性，强调文学的超越功利，疏离政治，专心艺术规律的探索和审美创造，强调文学之为文学的价值，简言之，为艺术而艺术；二是人性中心论，把人作为文学创造的中心，文学即人学，强调作家作品应挖掘人性拷问灵魂。梁实秋明确提出文学应“发于人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沈从文则要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三是创作自由论，强调文学创作的个体性、自由性。⑤
具体到沈从文，由于其特殊的经历以及对文学的独特理解，其文学创造自甘边缘化。坚持文学的本体性，强调审美独立。坚持文学的独立性，认为文学应远离政治，不能作政治的附庸。早年复杂的经历以及所见所闻使沈从文在内心深处对政治和权力充满着厌恶。正是这种对权力和政治的厌恶反感，使得沈从文在文艺创作上反对文学政治化。在沈从文看来，文学功利化将使文学失去其艺术性。这种文艺主张使得沈从文的文艺创作对政治敬而远之，这和中国共产党所要求的文艺应承担的政治功能背道而驰。从抗战开始，沈从文就与左翼政治力量的关系不断恶化，在左翼批评家发起的历次批判运动中，他几乎每次都被列为论争对象。
沈从文尚美主情重人性的特立独行的文学观，使沈从文的创作活动显得不合时宜。在主张文艺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政治斗争服务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学话语的大背景下，沈从文的文艺创作与之隔着一定的距离。革命文艺要求作家跳出自我意识的小圈子，舍弃小我走向集体，要求艺术担负起时代的责任，从纯艺术走向为革命的文艺，沈从文显然与这种要求相距甚远。
五、 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正是沈从文的自由主义文艺理念和中共所要求的文艺政治化之间的冲突和张力使得沈从文在即将到来的新社会里无法按照以往的文艺理念进行创作，而自身对文学的固执信仰又不情愿随波逐流改弦更张，只得选择搁笔以维护所坚持的文学信仰的尊严。
沈从文的遭遇在中国出现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在特殊的大背景下，政治必将影响文艺创作，文艺也不可能摆脱政治的束缚而自行其是。在他同时期作家中，还有茅盾、巴金、夏衍、曹禺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家，多半其文学创作的高峰都在建国前，建国后很难写出有影响的文艺作品，与他们曾经的辉煌不能相提并论。原因在于旧有的文艺创作理念跟不上时代的步伐，难以创作出符合新时代需要的文艺作品。与许多作家相比，沈从文却有着鲜明的特殊性，有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固执，即不随波逐流，坚持自己认定的原则和创作规律，这也正是他可贵的地方。梁实秋在《忆沈从文》一文中说： “从文一方面很有修养，一方面也很孤僻，不失为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像这样不肯随波逐流的人，如何能不做了时代的牺牲？”
沈从文以搁笔的方式维护了文学的尊严，坚守了对艺术宗教般的信仰。从此，中国少了一个文学大师，多了一个古文物专家。福哉？祸哉？自有后人评说。
注释：
①沈从文.沈从文全集（18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519.
②李洁非、杨劼.解读延安.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129.
③李洁非、杨劼.共和国文学生产方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43.
④⑤刘川鄂.中国自由主义思潮与自由主义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3）.
关键词 沈从文 文艺理念 搁笔原因
作者简介：彭小宇，红河学院，讲师。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06.151
一、山雨欲来风满楼
毫无疑问，1949年在中国历史上是“天翻地覆慨而慷”的节点。中国共产党的军队由北向南，一路攻城略地，势如破竹，而国民党则节节败退，国共两党二十多年的较量即见分晓。中国共产党即将执掌全国已是昭然。在20世纪中叶中国特殊的历史语境中，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命运不可避免地与波诡云谲的政治粘合在一起。对于生逢易代鼎革的知识分子来说，在新的时代下，面临着新的生活规则，一切旧的都将打破，一切新的都将逐一树立。个人将按照新的生活规则调适自己，在调适的过程中，旧的如何存在，新的如何接受，个人将何去何从无疑会影响他们今后的命运。
在这场时代转换的历史大剧中，每个人都是演员，而不是观众。时代的变动在天生敏感的沈从文心里投下一颗大石，激起巨大的波澜。1948年末，沈从文既已预感到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气氛中自己将不得已结束文学创作。沈从文在一封信中写到：“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起步，此时却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① 沈从文的预测不是没有依据。早在这之前的1947年，左翼作家林默涵等人就批评沈从文写的两篇杂文。1948年3月，代表中国共产党意志的刊物《大众文艺丛刊》在香港创办。该刊第一辑发表了邵荃麟执笔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冯乃超的《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等文章。刊物以胜利者的姿态一方面大力宣传革命文艺思想，一方面又对不符合中国共产党文艺主张的自由主义文艺思想展开猛烈的批判。游离于革命文学之外的沈从文成为众矢之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认定沈从文是 “直接作为反动统治的代言人”。冯乃超的《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一文说沈从文是为地主阶级歌功颂德，批判沈从文的《熊公馆》是典型地主阶级的文艺，最反动的文艺。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斥责沈从文是专写颓废色情的“桃红色作家”，“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这几篇文章，特别是郭沫若在文章中对沈从文的阶级定性让沈从文感觉大难临头，给本来就如惊弓之鸟的沈从文以最后一击，让他意识到自己的创作理念不容于新政权定下的规则，搁笔是必然的选择。
形势越来越明朗。1949年1月，沈从文任教的北京大学校园里贴出一批声讨他的大标语和壁报。周围的政治空气越来越紧张，一张大网逐渐收紧。沈从文感到政局的突变必将影响到自己的命运和文学创作。在新政权下，自己曾经引以为豪的文艺创作没有丝毫的价值，反而为其所累。自己所坚持维护的文艺创作理念也将被批判为顽固不化。先前的担忧不久将变为现实，越来越严肃压抑的政治气氛，越来越沉重的政治压力让处于人生抉择时期本就敏感抑郁的沈从文精神高度紧张失常，一度自杀。沈从文被迫放弃热爱的文学创作，转向服饰研究，其后虽有拾笔之尝试，但囿于条条框框，终未成功。
二、沈从文的反思
本文认为，考察沈从文搁笔的原因应将思考的角度放在中国共产党伴随着军事的胜利行将延安时期就已确立的文艺规则推广到全国这一大背景下。军事上的胜利并不是全部，在文艺战线上也要消灭敌人，消除一切违背中国共产党文艺理念的创作，从而树立新政权对文艺的统一领导。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文艺领域的批评和斗争始终存在，是另一种形式的战争。沈从文的文艺理念有违于中共在延安时期确立的文艺原则迫使沈从文放弃写作，沈从文以搁笔的方式捍卫了自己的文学信仰。沈从文在建国后对自己的“不合时宜”曾有过清醒的反思。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对从旧社会走来的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教育和改造，在知识分子中广泛组织马列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的学习，清除剥削阶级思想烙印，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像沈从文这种长期生活在国统区，文艺主张一贯不合时宜的旧社会作家自然是重点改造对象。自我批评和检讨是知识分子改造学习的必经环节，也是检验学习效果的重要参照。在沈从文发表于1951年11月11日《光明日报》的检讨文章《我的学习》中，沈从文对自己的思想和文艺主张作了大彻大悟的检讨。“过去二十年来，就始终用的是一个旧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观点立场，认为文学从属于政治为不可能，不必要，不应该。……一面是不明白流行在文学运动中‘政治高于一切’对人民革命的意义，另一面却承认同享共有的进步社会理想是哲学也是诗。……特别是在写作中忽本质而重形式，以及结合自由主义原则的用笔习惯，廿年来无形中即成为旧社会知识分子群伪自由主义者一个工具，一种典型”。沈从文的检讨无论违心与否，都表明沈从文已经洞察时务。沈从文已经深刻认识到自己的自由主义文艺理念和中国共产党所要求的政治化的文艺之间的冲突。探究沈从文搁笔原因，首先要厘清中国共产党的文艺原则和沈从文的文艺理念以及二者之间的冲突。
三、《讲话》与文艺规则的确立
探究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绕不开延安文艺整风和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是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的《讲话》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文艺原则，树立了中国共产党对文艺的领导权。②在讲话中，毛泽东同志出自政治家的策略，阐述了党领导文艺的一些根本问题。
一是明确了文艺和革命的关系。毛泽东突出强调了文艺的重要性，文艺是革命工作的不可忽视的、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二是确定了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毛泽东同志在此突出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这一途径， 他从政治家的角度指出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并要求文艺工作者从思想感情上和工农兵打成一片。三是阐述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文艺从属于政治，政治高于文艺，脱离政治的文艺、为文艺而文艺是不存在的。四是确立了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同志针对延安文艺理论界出现的八个问题一一进行评说和批评，如“人性论”，“暴露黑暗”、“动机与效果失调”、“学习马列会影响创作”、“爱是出发点”等。 简言之，政治高于文艺，文艺革命化、政治化。文艺要以政治为指导原则，文艺从属于政治并要为特定时期的政治服务。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文学艺术从来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中国共产党极力构建的意识形态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讲话》确立了一整套文艺原则，建构起一套新的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树立起共产党对文艺的领导权。“在党的一元化领导前提下，作为党最高领袖，毛泽东的这篇文献，相当于为文艺‘立法’。它详细规定了文艺‘工作’的原理、立场、标准、方针以及与其他革命工作的关系，规定了‘党的文艺工作者’从思想到艺术实践上必须恪守的原则，总之，明确了党对文艺实施领导的基本秩序。”③这样一种文艺模式影响了以后中国文学艺术三十多年的发展。
四、沈从文的自由主义文艺主张
研究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学者刘川鄂从文艺主张上将沈从文等人划为自由主义作家。“这些作家通常抱着远政治近艺术的创作态度，具有独立性；其作品注重人性的发掘和艺术美的构造、注重文学的自身价值，具有主体性；作为文学思潮，它总是处于非主流状态，具有边缘性。”④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以梁实秋，沈从文等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文学派别，倡导自由主义文学理论，一是提倡文学本体性，强调文学的超越功利，疏离政治，专心艺术规律的探索和审美创造，强调文学之为文学的价值，简言之，为艺术而艺术；二是人性中心论，把人作为文学创造的中心，文学即人学，强调作家作品应挖掘人性拷问灵魂。梁实秋明确提出文学应“发于人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沈从文则要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三是创作自由论，强调文学创作的个体性、自由性。⑤
具体到沈从文，由于其特殊的经历以及对文学的独特理解，其文学创造自甘边缘化。坚持文学的本体性，强调审美独立。坚持文学的独立性，认为文学应远离政治，不能作政治的附庸。早年复杂的经历以及所见所闻使沈从文在内心深处对政治和权力充满着厌恶。正是这种对权力和政治的厌恶反感，使得沈从文在文艺创作上反对文学政治化。在沈从文看来，文学功利化将使文学失去其艺术性。这种文艺主张使得沈从文的文艺创作对政治敬而远之，这和中国共产党所要求的文艺应承担的政治功能背道而驰。从抗战开始，沈从文就与左翼政治力量的关系不断恶化，在左翼批评家发起的历次批判运动中，他几乎每次都被列为论争对象。
沈从文尚美主情重人性的特立独行的文学观，使沈从文的创作活动显得不合时宜。在主张文艺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政治斗争服务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学话语的大背景下，沈从文的文艺创作与之隔着一定的距离。革命文艺要求作家跳出自我意识的小圈子，舍弃小我走向集体，要求艺术担负起时代的责任，从纯艺术走向为革命的文艺，沈从文显然与这种要求相距甚远。
五、 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正是沈从文的自由主义文艺理念和中共所要求的文艺政治化之间的冲突和张力使得沈从文在即将到来的新社会里无法按照以往的文艺理念进行创作，而自身对文学的固执信仰又不情愿随波逐流改弦更张，只得选择搁笔以维护所坚持的文学信仰的尊严。
沈从文的遭遇在中国出现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在特殊的大背景下，政治必将影响文艺创作，文艺也不可能摆脱政治的束缚而自行其是。在他同时期作家中，还有茅盾、巴金、夏衍、曹禺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家，多半其文学创作的高峰都在建国前，建国后很难写出有影响的文艺作品，与他们曾经的辉煌不能相提并论。原因在于旧有的文艺创作理念跟不上时代的步伐，难以创作出符合新时代需要的文艺作品。与许多作家相比，沈从文却有着鲜明的特殊性，有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固执，即不随波逐流，坚持自己认定的原则和创作规律，这也正是他可贵的地方。梁实秋在《忆沈从文》一文中说： “从文一方面很有修养，一方面也很孤僻，不失为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像这样不肯随波逐流的人，如何能不做了时代的牺牲？”
沈从文以搁笔的方式维护了文学的尊严，坚守了对艺术宗教般的信仰。从此，中国少了一个文学大师，多了一个古文物专家。福哉？祸哉？自有后人评说。
注释：
①沈从文.沈从文全集（18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519.
②李洁非、杨劼.解读延安.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129.
③李洁非、杨劼.共和国文学生产方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43.
④⑤刘川鄂.中国自由主义思潮与自由主义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