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小说创作领域内,一个几乎被公认的常识是短篇小说写起来最难。事实上,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甚至小小说都有它的写作难度,只是难点不同罢了。相对于中篇小说、长篇小說创作而言,短篇小说是“螺蛳壳里做道场”——要在有限的篇幅和字数里塑造鲜活灵动的人物形象,要对人性的幽微有深切的体察,要有精巧的、直击人心的情节设置,要有穿透生活表象的深邃目光,更要有手术刀般的精准利落和“窥一斑而知全豹”的留白……总之,短篇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更考验作家的艺术功力。确实,若要写出一篇优美的、令人阅之难忘的短篇小说是有难度的。
钱玉贵的短篇小说《曾经》采用倒叙的方式追忆了曾任纺织厂领导的张铭与自己一手提拔的美女郑蔓丽之间的故事。从故事的时空和体量情节而言,私以为应该是一个中篇的体量和架构,但作者却偏偏选择用短篇来含纳,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该小说在结构和行文上的局促生硬,某些情节的发生缺少衔接和过渡,人物性格和机遇的改变缺乏合理性的铺垫,给读者以囫囵吞枣、大而化之的匆促之感。坦率地说,也许作者更擅长中篇小说写作,对短篇小说写作的“秘钥”尚未寻觅到。从小说的题材上说,作者选择了一个已经烂俗甚至略显套路化和模式化的题材,即意气风发的男领导和漂亮能干的女下属因为莫须有的作风问题双双改变了生活轨迹的故事。在这一故事的讲述中,作者欲要探讨和思考的官场的诡谲、人心的叵测、人性的复杂、情感的微妙等。但可惜的是,作者在每一个主题的书写上都未达到深邃,没有提出任何新鲜的发见,而是与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的惯性认知保持高度的吻合。像一杯淡而无味的温吞水一样,既不能给读者带来心灵的震撼,也不能给读者以知识的启悟。
此外,《曾经》这篇小说所要传达的关于人生命运的理念也颇为可疑。譬如作者试图去拷问一个主题:“人的命运能否被自己掌握,人有没有自主选择命运的权利?”但这种拷问并不成功,作者给出的答案颇为宿命和虚无,即:一个人的命运是被偶然性和冥冥中的命运掌控的。比如文中张铭想:“‘如果当年我不提拔她,不让她那样出风头,她的命运或许就是另一种境况……’这话他没有说出来。至于那‘另一种境况’是什么样的,他其实也说不准。”还有郑蔓丽在给张铭的信里写道:“跟你比较起来,我就老觉着自己的人生其实是真的有命运之说的——我不是不努力,不是不想让自己生活过得更好些,但人终究是拗不过命的。我这样想着,也就坦然了,心也平静了。”由此可见,作者把一个人过得如意与否归结为命运。不单单是郑蔓丽持守这样的认知,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张铭在面对人生困境的时候,也毫无担当和责任。比如,当他和郑蔓丽遭受不白之冤时,他想到的不是自证清白,还自己和郑蔓丽公道,而是颓废出逃。他通过报考研究生离开了这个让他伤心的城市,只留下郑蔓丽一人独自面对舆论的伤害。总之,宿命论和消极避世理念的传达,使得小说的思想性被降格,思维视阈也显得狭窄和逼仄。
值得注意的是,该小说在人物塑造和情节设计方面也存在瑕疵。例如,主人公张铭在开篇被描述为春风得意、深得领导信任和赏识的才子派人物:“当年张铭大学毕业即分配到政府部门,从秘书干起,直到市长跟班秘书,春来冬去,官职至市委办副主任,又调任团市委书记,那年二十八岁,正处,列为厅局级后备干部人选。那个时候,改革劲风正吹向各个领域,全市上下一片红火。张铭也坐不住了,跟自己的老领导,也就是C市当时的市委书记提出要下基层锻炼,这也正合老领导的心思。当时的市属重点企业纺织厂正面临着班子调整,一把手人选几经推荐都不理想,过去班子派系斗争复杂,于是市委书记就顺水推舟,张铭当年就走马上任了纺织厂的总经理、党委书记。”一个在政府部门历练多年、工作出色、二十八岁就任正处级,后来又提拔为纺织厂总经理、党委书记的年轻干部,在面对郑蔓丽泼皮无赖老公的威胁和一些捕风捉影的谣言时竟然束手无策,毫无还手之力,这完全不像是经历过多年历练的成熟干部,反而更像是一个毫无城府、十分稚拙的孱弱书生。他的种种表现,完全拆解了作者此前对张铭的定位与夸赞。
而对女主人公郑蔓丽的书写则显得理念化和男权化,毫无女性个体的觉醒和风采。作为一个在工作上能力超强的女人,郑蔓丽在生活上却是一个只会依附男人的女人。小说里她跟前夫的关系是“郑蔓丽跟她的丈夫是发小,从小学到中学都仰仗着这个发小的保护”;跟第二任丈夫的关系一是为了摆脱前夫的纠缠,二来有个依靠;而对男主人公张铭也是仰慕和寻求强大靠山般的依附情态。除了男女主人公的刻画设计生硬矛盾外,另一个陪衬性人物毛大明的刻画也显得不合常理。小说中交代了毛大明和张铭是大学同学的关系,而且两人还一同被分配到CJ市工作,无论是同学关系,还是工作关系,两人均没有发生过矛盾,也不存在官场和情场上的竞争关系。但是老同学毛大明在提及张铭和郑蔓丽的绯闻事件时,作者写到毛大明的面部表情是“嘴角露出嘲讽的笑意”,还有他居然当着张铭的面,多次发出“阴险的一笑、冷笑”等不合常理的举动。这样的描写令读者不解,同时也败坏了小说的艺术品质和审美品质。
概而言之,《曾经》这篇小说缺乏细节化描写,人物塑造理念化和概念化,故事的叙述和情节的推进都显得过于匆促直白,文章的题目也过于直露,毫无悬念可言,小说的语言更是缺乏个性和蕴藉。该小说呈现出一种消极写作的平庸化气质,缺少了直击人心的艺术魅力和令人不忍释卷的阅读动力。我们的期望是,作者能够在今后为读者奉献出令人阅之而自生美感的作品,而不是令人气馁和失望的庸常乏味之作。
责任编辑 陈少侠
钱玉贵的短篇小说《曾经》采用倒叙的方式追忆了曾任纺织厂领导的张铭与自己一手提拔的美女郑蔓丽之间的故事。从故事的时空和体量情节而言,私以为应该是一个中篇的体量和架构,但作者却偏偏选择用短篇来含纳,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该小说在结构和行文上的局促生硬,某些情节的发生缺少衔接和过渡,人物性格和机遇的改变缺乏合理性的铺垫,给读者以囫囵吞枣、大而化之的匆促之感。坦率地说,也许作者更擅长中篇小说写作,对短篇小说写作的“秘钥”尚未寻觅到。从小说的题材上说,作者选择了一个已经烂俗甚至略显套路化和模式化的题材,即意气风发的男领导和漂亮能干的女下属因为莫须有的作风问题双双改变了生活轨迹的故事。在这一故事的讲述中,作者欲要探讨和思考的官场的诡谲、人心的叵测、人性的复杂、情感的微妙等。但可惜的是,作者在每一个主题的书写上都未达到深邃,没有提出任何新鲜的发见,而是与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的惯性认知保持高度的吻合。像一杯淡而无味的温吞水一样,既不能给读者带来心灵的震撼,也不能给读者以知识的启悟。
此外,《曾经》这篇小说所要传达的关于人生命运的理念也颇为可疑。譬如作者试图去拷问一个主题:“人的命运能否被自己掌握,人有没有自主选择命运的权利?”但这种拷问并不成功,作者给出的答案颇为宿命和虚无,即:一个人的命运是被偶然性和冥冥中的命运掌控的。比如文中张铭想:“‘如果当年我不提拔她,不让她那样出风头,她的命运或许就是另一种境况……’这话他没有说出来。至于那‘另一种境况’是什么样的,他其实也说不准。”还有郑蔓丽在给张铭的信里写道:“跟你比较起来,我就老觉着自己的人生其实是真的有命运之说的——我不是不努力,不是不想让自己生活过得更好些,但人终究是拗不过命的。我这样想着,也就坦然了,心也平静了。”由此可见,作者把一个人过得如意与否归结为命运。不单单是郑蔓丽持守这样的认知,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张铭在面对人生困境的时候,也毫无担当和责任。比如,当他和郑蔓丽遭受不白之冤时,他想到的不是自证清白,还自己和郑蔓丽公道,而是颓废出逃。他通过报考研究生离开了这个让他伤心的城市,只留下郑蔓丽一人独自面对舆论的伤害。总之,宿命论和消极避世理念的传达,使得小说的思想性被降格,思维视阈也显得狭窄和逼仄。
值得注意的是,该小说在人物塑造和情节设计方面也存在瑕疵。例如,主人公张铭在开篇被描述为春风得意、深得领导信任和赏识的才子派人物:“当年张铭大学毕业即分配到政府部门,从秘书干起,直到市长跟班秘书,春来冬去,官职至市委办副主任,又调任团市委书记,那年二十八岁,正处,列为厅局级后备干部人选。那个时候,改革劲风正吹向各个领域,全市上下一片红火。张铭也坐不住了,跟自己的老领导,也就是C市当时的市委书记提出要下基层锻炼,这也正合老领导的心思。当时的市属重点企业纺织厂正面临着班子调整,一把手人选几经推荐都不理想,过去班子派系斗争复杂,于是市委书记就顺水推舟,张铭当年就走马上任了纺织厂的总经理、党委书记。”一个在政府部门历练多年、工作出色、二十八岁就任正处级,后来又提拔为纺织厂总经理、党委书记的年轻干部,在面对郑蔓丽泼皮无赖老公的威胁和一些捕风捉影的谣言时竟然束手无策,毫无还手之力,这完全不像是经历过多年历练的成熟干部,反而更像是一个毫无城府、十分稚拙的孱弱书生。他的种种表现,完全拆解了作者此前对张铭的定位与夸赞。
而对女主人公郑蔓丽的书写则显得理念化和男权化,毫无女性个体的觉醒和风采。作为一个在工作上能力超强的女人,郑蔓丽在生活上却是一个只会依附男人的女人。小说里她跟前夫的关系是“郑蔓丽跟她的丈夫是发小,从小学到中学都仰仗着这个发小的保护”;跟第二任丈夫的关系一是为了摆脱前夫的纠缠,二来有个依靠;而对男主人公张铭也是仰慕和寻求强大靠山般的依附情态。除了男女主人公的刻画设计生硬矛盾外,另一个陪衬性人物毛大明的刻画也显得不合常理。小说中交代了毛大明和张铭是大学同学的关系,而且两人还一同被分配到CJ市工作,无论是同学关系,还是工作关系,两人均没有发生过矛盾,也不存在官场和情场上的竞争关系。但是老同学毛大明在提及张铭和郑蔓丽的绯闻事件时,作者写到毛大明的面部表情是“嘴角露出嘲讽的笑意”,还有他居然当着张铭的面,多次发出“阴险的一笑、冷笑”等不合常理的举动。这样的描写令读者不解,同时也败坏了小说的艺术品质和审美品质。
概而言之,《曾经》这篇小说缺乏细节化描写,人物塑造理念化和概念化,故事的叙述和情节的推进都显得过于匆促直白,文章的题目也过于直露,毫无悬念可言,小说的语言更是缺乏个性和蕴藉。该小说呈现出一种消极写作的平庸化气质,缺少了直击人心的艺术魅力和令人不忍释卷的阅读动力。我们的期望是,作者能够在今后为读者奉献出令人阅之而自生美感的作品,而不是令人气馁和失望的庸常乏味之作。
责任编辑 陈少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