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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暑假已匆匆过半，开学日即将来临。正准备收拾行装，回归校园的大学生们在开学后又多了一个可以讨论的话题一
就在这个暑假，因为一则“学生会干部任命公告”，中山大学学生会猝不及防地成为“网红”。在这份公告中，一大批同学被任命为名目繁多的办公室主任、副主任、专职委员。不少人的头衔后面还郑重其事地標着“正部长级”“副部长级”，俨然一副小官场的“备份”。
中大学生会公告事件出现后，包括《光明日报》等权威中央媒体都纷纷发声，用严厉的措施对其提出批评，网络上的质疑声也此起彼伏。《人民日报》直指，官气是暮气之始，青年袭染了官气，整个社会都会暮气沉沉。
或许正因为200多个“学生官”对高校和社会现状的普遍象征性更为强烈，公众对这起校园生活的权力闹剧才会特别关注。
然而，可能没人会注意到，早在2008年，中山大学首开高校直选学生会主席之先河。当年，全校33123名本科生用“一人一票”的方式，直接选举产生校学生会主席。十年间，就连这样一个曾引领风气的学生团体，也没有逃脱被指“官僚化”的命运。
多年前的一次研讨会上，钱理群教授曾总结：“我们的一些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如今高校五脏俱全、沾染了浓浓行政化色彩的组织里，很多抱着理想进去的学生，见得越多变得越现实。而喊了很多年依然积习不改的高校行政化，也不过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现实种种，在所谓的“象牙塔”里映射的具体而微罢了。
航天之父钱学森曾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如今钱老已经驾鹤归去，然而这个问题却依然需要我们直面。习近平主席曾指出，青年要立志做大事，而不是立志做大官。当“学生官风波”的围观人群正在散去，我们应该反思，我们的青年究竟怎么了，我们需要怎样的大学精神。
“言传身教”和“有样学样”
2016年，一份江南大学公布的学生会储备干部名单，与中山大学这一份如出一辙，同样让人惊讶不已。此份文件，从形式到内容，再到发文程序均参照政府“红头文件”，一板一眼有模有样，让很多人在惊叹高校学生会已经如此程序化、规范化的同时，也不免感叹“学生会就是小官场”。
而学生干部“官僚化”，并未仅仅停留在一纸任命书上。有学校还概括出“主席端架子，部长叉着腰，干事跑断腿”的顺口溜，有些学生干部“领导”只发令不干事，所配的助理不仅要处理各种杂事，有时还要为学生“领导”写各类发言稿。
武汉大学学生杜什悦曾经偶遇学生会同学，因没有称呼其“副部长”而仅喊了一声“学姐”，就被扣了“目中无人”的帽子，被所在“部门领导”训斥，这让刚进入学生会的她“无所适从”。
对一些人来说，担任学生干部并不是为了“过官瘾”那么简单。
某师范学校新闻专业的刘怡然在奖学金评选中“败下阵来”，她将原因归结为学生会干部加分，“按照成绩我可以拿到三等奖学金，但是一加分，这些学生干部就都排在前面了”。可能只有一两分的差别，却能拉开差距，这让学生干部在三好学生、奖学金等荣誉的评比中，有了更高的台阶。
正是有了学生干部身份，相比其他同学而言，北京某高校的陈雨本科毕业时更加容易地选择了“曲线保研”，去西部高校支教一年，再被保送至本校读研。最后，参加这个项目的学生几乎没有不挂着“官衔”的。
很多学生表示，在学生会能锻炼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同样可以更早、更多地接触各种信息，和老师们建立更好的关系，还能享受额外机会，获得“实惠”。校园“官场”的背后是利益一一奖学金、保研加分，因干部身份而来的实惠成为一种理所当然。为了获得奖学金、保研加分等，很多人会想尽办法跻身学生干部队伍，并用心经营自己的“朋友圈”。
但是想要进入学生会也并不简单。目前各大高校学生会组织的机构设置、管理体系、运行规则都是模仿社会组织。一般情况下，学生会干部由学生代表选举产生，但实际情况更为复杂，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大。
某高校学生高志兴在学生会竞选时获得了最高票，但是，在团委老师的“影响下”，只担任了学生会副主席。据了解，各个高校学生会选举并未形成一套完整机制，一定程度上，团委老师和辅导员们掌握了学生干部的“任免权”。
2017年初，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全国学联印发的《学联学生会组织改革方案》中提出，学生会组织脱离学生、学生干部产生机制不规范、作风建设问题突出。
为了举办一个电影节活动，北京某高校大三学生会干部刘米（化名）忙得不可开交，“虽说活动是团委指导举行，但是团委老师从来没给活动提供过支持，连策划案都没看过，场地审批也一拖再拖”。
刘米说，“一些团委老师不考虑工作实际，只担心能不能给上头交差”。最后，举办的活动由于缺乏“群众基础”，沦为学生干部“自导自演”“自娱自乐”，而这些老师“还会像模像样地莅临指导”。
调查发现，学生会的日常工作一般由团委书记和辅导员传达给学生干部执行。而他们评价学生干部的工作好坏，往往是根据其与自己的亲疏远近，工作是否听话等因素做判断。在学生干部的饭局上，自然也少不了辅导员和团委老师的身影。相比做服务同学的工作，在部分学生干部看来，陪酒挡酒、溜须拍马和经营权力，按照辅导员和团委老师们的眼神行事，显得更为重要。
某大学团委副书记张超坦言，对于直接与学生干部打交道的团委老师，普通教育工作者的角色比“有级别”的行政官员的定位更加准确，他们的“言传身教”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干部的价值观和行为。
本是蓬勃朝气的青年才俊，却浸淫于“官场环境”，早早地幻想权力快感，不由让人扼腕。
走得太远，忘记当初为什么要出发
多年以前，在广东省政协座谈会上，当时的广东省教育厅党组副书记谭泽中就曾透露，深圳一个处长职位，竟有40个教授来争。如今这个现象在高校依然，有媒体前两年报道，某高校“青椒”自曝烦恼，称评教授还不如去当处长。在这种语境中，去要求一众学生不要官僚化，似乎是有点苛责了。 高校行政化弊端为人诟病已久。2012年，徐斌教授辞去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一职时，曾感言：“置身其中，越卷越深，深感高校行政化、权力化日趋严重，尤其在本科教学评估中的作为，公然全体造假，已丧失了最起码的大学精神。”
近年来高校去行政化的话题呼声不断，2013、2015年教育部相关文件均提到了要逐步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但进展缓慢。2017年教育部再次发文鼓励高校推进内设机构取消行政化的试点。
高校行政化，助长了官本位。高校行政机关是权力机构，教学、科研、学术等方面的工作都归他们管，教授们归他们管，还要向他们汇报工作，往往被冷眼相待，教授既无尊严又无地位。在行政化主导下，学校利益向行政干部倾斜，向“利益集团”倾斜。
盛行的数字化考评、高校排名，让高校更注重抓项目、课题等，教育质量被严重忽视。很多老师不仅仅要应对教学任务，还要面对大量的考核和会议。行政权肆无忌惮地侵害教育权和学术权，搅得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為何西方的大学培养出了比尔·盖茨、乔布斯等了不起的人物，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如今这一振聋发聩的“钱学森之问”依然需要我们直面。
白岩松在文章《爱你现在的时光》中说：如果你安安稳稳的做好大一学生应该做的事情，你的大四应该不错，可是你大一就开始做大四的事情，我想告诉你，你的大五会很糟糕。可现实如此，青年学生的简单日常生活中出现了这么多权力构成要素，“官本位”思想无孔不入，对青年大学生生活的侵蚀超出我们想象。
我们一直断愧于中国目前为止依然没有在诺奖的科研领域有所斩获，可是大学生都向往权力和财富，而失去了治学的动力，这样能够得到诺奖吗？
现代教育理论认为，大学应该是一个学术共同体。作为学术共同体，大学必须以学术为中心，以科学精神为核心凝聚力，拥有对学术至高的精神追求。以此审视，我国高校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疑问。正如一位大学校长诗意的描述，或许我们的大学已“走得太远，忘记当初为什么要出发”。
暮气需要时代的解药
每当提出要解决出现在大学校园中的问题时，总会遇到这样的尴尬回答——“社会就是这个样”。如果整个高校和社会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权力崇拜，谁也不要设想大学生会生活在真空中。
正如很多上过大学的人切身感知到的，现如今很多大学里的学生组织，当然包括学生会，都是一个缩小的但具体而微的小社会。在这些“五脏俱全”的、沾染了浓浓的高校行政化色彩的组织里，很多抱着理想进去的学生，见得越多越变得现实。“他们不相信规则能战胜潜规则，不相信风骨远胜于媚骨。”
而喊了很多年依然积习不改的高校行政化，也不过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现实种种，在所谓的“象牙塔”里映射的具体而微罢了。
所以该怪谁？如果你自己的孩子在读大学，你愿意让他远离学生会，还是参与学生会？恐怕，对大多数家长来说，这不是个太艰难的选择：既然自己同样“不相信规则能战胜潜规则，不相信风骨远胜于媚骨”，那不如让孩子提早见识一下……毕竟，孩子早熟一些，就能更快适应社会。
或许，所有的“社会化人”都需要反观自身的作为与理念。比如，作为家长，我们是如何引导孩子看待“学生官职”和“学生官”的？作为教师，他们对“学生官职”和“学生官”的理念又是什么样子的？作为旁观者，我们是如何成为“帮凶”的？
多年前出身底层的孩子，考上大学就意味着能够实现阶层的流动，现如今“拼爹”横行导致“逆袭”显得愈发艰难和不易……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碰了一鼻子灰，甚至是碰了一头疙瘩的“80后”“90后”们，渐渐明晰了诸多的明规则与潜规则：在自己父辈、兄辈操控的规则和秩序面前，个体的“逆袭”尚需付出过早患上颈椎、腰椎等职业病为代价，平凡的自己更多只能做顺从者，而非新规则、新秩序的缔造者。
所有的“不会再爱”都对应着相应的社会诱因，“早衰”的变身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年轻人，更可看成是某些社会肌体“亚健康”的病理表现。
所以正如《人民日报》文章所说：扫除笼罩在社会上、徘徊在青年人心头的暮气，需要社会对他们敞开更多的机会之门，提供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更广阔的上升空间。
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指责“80后”“90后”们暮气沉沉、精致利己，不如更多在实际层面疗救一些领域和层面的“时代病”，比如为年轻人创造公平、公正的阶层流通通道上更多发力。这样，才能让青年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不被带歪，让他们多一分“努力”、少一分“功利”，多一分“实在”、少一分“精致”，让他们站直身板堂堂正正地做人做事、有所贡献。
就在这个暑假，因为一则“学生会干部任命公告”，中山大学学生会猝不及防地成为“网红”。在这份公告中，一大批同学被任命为名目繁多的办公室主任、副主任、专职委员。不少人的头衔后面还郑重其事地標着“正部长级”“副部长级”，俨然一副小官场的“备份”。
中大学生会公告事件出现后，包括《光明日报》等权威中央媒体都纷纷发声，用严厉的措施对其提出批评，网络上的质疑声也此起彼伏。《人民日报》直指，官气是暮气之始，青年袭染了官气，整个社会都会暮气沉沉。
或许正因为200多个“学生官”对高校和社会现状的普遍象征性更为强烈，公众对这起校园生活的权力闹剧才会特别关注。
然而，可能没人会注意到，早在2008年，中山大学首开高校直选学生会主席之先河。当年，全校33123名本科生用“一人一票”的方式，直接选举产生校学生会主席。十年间，就连这样一个曾引领风气的学生团体，也没有逃脱被指“官僚化”的命运。
多年前的一次研讨会上，钱理群教授曾总结：“我们的一些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如今高校五脏俱全、沾染了浓浓行政化色彩的组织里，很多抱着理想进去的学生，见得越多变得越现实。而喊了很多年依然积习不改的高校行政化，也不过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现实种种，在所谓的“象牙塔”里映射的具体而微罢了。
航天之父钱学森曾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如今钱老已经驾鹤归去，然而这个问题却依然需要我们直面。习近平主席曾指出，青年要立志做大事，而不是立志做大官。当“学生官风波”的围观人群正在散去，我们应该反思，我们的青年究竟怎么了，我们需要怎样的大学精神。
“言传身教”和“有样学样”
2016年，一份江南大学公布的学生会储备干部名单，与中山大学这一份如出一辙，同样让人惊讶不已。此份文件，从形式到内容，再到发文程序均参照政府“红头文件”，一板一眼有模有样，让很多人在惊叹高校学生会已经如此程序化、规范化的同时，也不免感叹“学生会就是小官场”。
而学生干部“官僚化”，并未仅仅停留在一纸任命书上。有学校还概括出“主席端架子，部长叉着腰，干事跑断腿”的顺口溜，有些学生干部“领导”只发令不干事，所配的助理不仅要处理各种杂事，有时还要为学生“领导”写各类发言稿。
武汉大学学生杜什悦曾经偶遇学生会同学，因没有称呼其“副部长”而仅喊了一声“学姐”，就被扣了“目中无人”的帽子，被所在“部门领导”训斥，这让刚进入学生会的她“无所适从”。
对一些人来说，担任学生干部并不是为了“过官瘾”那么简单。
某师范学校新闻专业的刘怡然在奖学金评选中“败下阵来”，她将原因归结为学生会干部加分，“按照成绩我可以拿到三等奖学金，但是一加分，这些学生干部就都排在前面了”。可能只有一两分的差别，却能拉开差距，这让学生干部在三好学生、奖学金等荣誉的评比中，有了更高的台阶。
正是有了学生干部身份，相比其他同学而言，北京某高校的陈雨本科毕业时更加容易地选择了“曲线保研”，去西部高校支教一年，再被保送至本校读研。最后，参加这个项目的学生几乎没有不挂着“官衔”的。
很多学生表示，在学生会能锻炼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同样可以更早、更多地接触各种信息，和老师们建立更好的关系，还能享受额外机会，获得“实惠”。校园“官场”的背后是利益一一奖学金、保研加分，因干部身份而来的实惠成为一种理所当然。为了获得奖学金、保研加分等，很多人会想尽办法跻身学生干部队伍，并用心经营自己的“朋友圈”。
但是想要进入学生会也并不简单。目前各大高校学生会组织的机构设置、管理体系、运行规则都是模仿社会组织。一般情况下，学生会干部由学生代表选举产生，但实际情况更为复杂，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大。
某高校学生高志兴在学生会竞选时获得了最高票，但是，在团委老师的“影响下”，只担任了学生会副主席。据了解，各个高校学生会选举并未形成一套完整机制，一定程度上，团委老师和辅导员们掌握了学生干部的“任免权”。
2017年初，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全国学联印发的《学联学生会组织改革方案》中提出，学生会组织脱离学生、学生干部产生机制不规范、作风建设问题突出。
为了举办一个电影节活动，北京某高校大三学生会干部刘米（化名）忙得不可开交，“虽说活动是团委指导举行，但是团委老师从来没给活动提供过支持，连策划案都没看过，场地审批也一拖再拖”。
刘米说，“一些团委老师不考虑工作实际，只担心能不能给上头交差”。最后，举办的活动由于缺乏“群众基础”，沦为学生干部“自导自演”“自娱自乐”，而这些老师“还会像模像样地莅临指导”。
调查发现，学生会的日常工作一般由团委书记和辅导员传达给学生干部执行。而他们评价学生干部的工作好坏，往往是根据其与自己的亲疏远近，工作是否听话等因素做判断。在学生干部的饭局上，自然也少不了辅导员和团委老师的身影。相比做服务同学的工作，在部分学生干部看来，陪酒挡酒、溜须拍马和经营权力，按照辅导员和团委老师们的眼神行事，显得更为重要。
某大学团委副书记张超坦言，对于直接与学生干部打交道的团委老师，普通教育工作者的角色比“有级别”的行政官员的定位更加准确，他们的“言传身教”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干部的价值观和行为。
本是蓬勃朝气的青年才俊，却浸淫于“官场环境”，早早地幻想权力快感，不由让人扼腕。
走得太远，忘记当初为什么要出发
多年以前，在广东省政协座谈会上，当时的广东省教育厅党组副书记谭泽中就曾透露，深圳一个处长职位，竟有40个教授来争。如今这个现象在高校依然，有媒体前两年报道，某高校“青椒”自曝烦恼，称评教授还不如去当处长。在这种语境中，去要求一众学生不要官僚化，似乎是有点苛责了。 高校行政化弊端为人诟病已久。2012年，徐斌教授辞去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一职时，曾感言：“置身其中，越卷越深，深感高校行政化、权力化日趋严重，尤其在本科教学评估中的作为，公然全体造假，已丧失了最起码的大学精神。”
近年来高校去行政化的话题呼声不断，2013、2015年教育部相关文件均提到了要逐步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但进展缓慢。2017年教育部再次发文鼓励高校推进内设机构取消行政化的试点。
高校行政化，助长了官本位。高校行政机关是权力机构，教学、科研、学术等方面的工作都归他们管，教授们归他们管，还要向他们汇报工作，往往被冷眼相待，教授既无尊严又无地位。在行政化主导下，学校利益向行政干部倾斜，向“利益集团”倾斜。
盛行的数字化考评、高校排名，让高校更注重抓项目、课题等，教育质量被严重忽视。很多老师不仅仅要应对教学任务，还要面对大量的考核和会议。行政权肆无忌惮地侵害教育权和学术权，搅得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為何西方的大学培养出了比尔·盖茨、乔布斯等了不起的人物，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如今这一振聋发聩的“钱学森之问”依然需要我们直面。
白岩松在文章《爱你现在的时光》中说：如果你安安稳稳的做好大一学生应该做的事情，你的大四应该不错，可是你大一就开始做大四的事情，我想告诉你，你的大五会很糟糕。可现实如此，青年学生的简单日常生活中出现了这么多权力构成要素，“官本位”思想无孔不入，对青年大学生生活的侵蚀超出我们想象。
我们一直断愧于中国目前为止依然没有在诺奖的科研领域有所斩获，可是大学生都向往权力和财富，而失去了治学的动力，这样能够得到诺奖吗？
现代教育理论认为，大学应该是一个学术共同体。作为学术共同体，大学必须以学术为中心，以科学精神为核心凝聚力，拥有对学术至高的精神追求。以此审视，我国高校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疑问。正如一位大学校长诗意的描述，或许我们的大学已“走得太远，忘记当初为什么要出发”。
暮气需要时代的解药
每当提出要解决出现在大学校园中的问题时，总会遇到这样的尴尬回答——“社会就是这个样”。如果整个高校和社会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权力崇拜，谁也不要设想大学生会生活在真空中。
正如很多上过大学的人切身感知到的，现如今很多大学里的学生组织，当然包括学生会，都是一个缩小的但具体而微的小社会。在这些“五脏俱全”的、沾染了浓浓的高校行政化色彩的组织里，很多抱着理想进去的学生，见得越多越变得现实。“他们不相信规则能战胜潜规则，不相信风骨远胜于媚骨。”
而喊了很多年依然积习不改的高校行政化，也不过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现实种种，在所谓的“象牙塔”里映射的具体而微罢了。
所以该怪谁？如果你自己的孩子在读大学，你愿意让他远离学生会，还是参与学生会？恐怕，对大多数家长来说，这不是个太艰难的选择：既然自己同样“不相信规则能战胜潜规则，不相信风骨远胜于媚骨”，那不如让孩子提早见识一下……毕竟，孩子早熟一些，就能更快适应社会。
或许，所有的“社会化人”都需要反观自身的作为与理念。比如，作为家长，我们是如何引导孩子看待“学生官职”和“学生官”的？作为教师，他们对“学生官职”和“学生官”的理念又是什么样子的？作为旁观者，我们是如何成为“帮凶”的？
多年前出身底层的孩子，考上大学就意味着能够实现阶层的流动，现如今“拼爹”横行导致“逆袭”显得愈发艰难和不易……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碰了一鼻子灰，甚至是碰了一头疙瘩的“80后”“90后”们，渐渐明晰了诸多的明规则与潜规则：在自己父辈、兄辈操控的规则和秩序面前，个体的“逆袭”尚需付出过早患上颈椎、腰椎等职业病为代价，平凡的自己更多只能做顺从者，而非新规则、新秩序的缔造者。
所有的“不会再爱”都对应着相应的社会诱因，“早衰”的变身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年轻人，更可看成是某些社会肌体“亚健康”的病理表现。
所以正如《人民日报》文章所说：扫除笼罩在社会上、徘徊在青年人心头的暮气，需要社会对他们敞开更多的机会之门，提供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更广阔的上升空间。
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指责“80后”“90后”们暮气沉沉、精致利己，不如更多在实际层面疗救一些领域和层面的“时代病”，比如为年轻人创造公平、公正的阶层流通通道上更多发力。这样，才能让青年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不被带歪，让他们多一分“努力”、少一分“功利”，多一分“实在”、少一分“精致”，让他们站直身板堂堂正正地做人做事、有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