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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带一路”的设想反映了亚洲和欧洲许多国家包括中国进行发展与合作的愿景。为此，必须对于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新的集体认同。只有克服对于集体认同的主要障碍，才会增进互相理解和共同认知。只有建立有效的机制、制度和组织，才能保证集体认同的落实。只有针对各国社会和民众的心理进行充分的沟通协商，才能为集体认同奠定广泛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集体认同；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6）20-0012-03
近年来，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建设的设想，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和反响。本文认为，构建“一带一路”的观念是共建命运共同体，促进这一观念的集体认同是一带一路能否深化合作的关键。只有与世界多元背景的不同文化沟通协商，才能促进集体认同。只有在整理世界秩序和国际体系时发挥更大作用，才能在制度建设上落实集体认同的观念。只有重视研究各国社会和人民的心理，促进与各国精英和民众的集体认同，才能为“一带一路”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建立集体认同
国际认同的原则、理念、价值观和制度，归根结底源自观念。在最近的社会科学研究中，观念的重要性愈益提高。正如戈尔斯坦和基欧汉所指出的，观念有三个范畴：世界观、原则化信念和因果信念。当观念采取世界观形式时，对人类行动具有最广泛的影响。如新的主权观念导致了1648年在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上建立由独立国家支配的国际秩序。原则化信念区分对错、是非、正义与非正义，对政治行动有深远的影响。如二战中对无辜者的屠杀使欧美人确信，人权应当成为国际规则中的问题。因果信念是精英的共识，具有权威性，为个人提供实现目标的指南。如科学知识可以揭示如何消除天花。①它不仅说明观念的重要意义，而且揭示了达到观念共识的三步途径：首先，在全球精英中传播，取得共识，达到因果信念；其次，使其成为原则化信念，让越来越多的国家、团体和个人以此来判断对错是否；最后，上升到世界观层次，为建立新的国际秩序指引方向。中国有独特而深厚的文化背景，作为大国也更有必要和可能提出新的观念，为国际集体认同做出更大贡献，为此，必须从国家文化软实力政策上关注以下问题。
（一）针对全新问题，提出创新观念
国际集体认同层次不同，有国家认同、地区认同和全球认同。从全球的角度看，集体认同的程度已经达到历史性的新阶段，其中民族国家的主权平等是当代国际体系的基础。然而，在冷战结束之后的世界体系和国际体系的转型巨变中，对于全球集体认同的挑战也十分严峻。相比于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认同的危机对于国际秩序的损害更为严重得多。
对于全球集体认同的挑战在于，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问题，例如全球生态变化、恐怖主义加剧、水资源匮乏等。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适应形势变化的新举措，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为了形成集体认同，中国不仅要进行观念更新和文化创新，而且要善于倾听其他国家精英和人民的声音，从中找到共同性和契合点，来解决共同面临的难题。进入新世纪之后，各国都在寻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方向，开拓国际合作多赢的新路径。人类命运与共的观念其实在亚洲和欧洲各国文化中都包含有类似因素，但在现代条件下含义更为丰富、全面、深刻，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安全等所有的方面。
（二）克服排他性的文化封闭主义，兼收各种文化优长
对于全球集体认同的第二个严重挑战来自于排他性的文化原教旨主义，它们并不特定存在于某国或某个民族之中。②中国的改革开放冲破了长期的文化封闭，然而不能说排他性的文化在中国已无市场，只不过表现为文化上的自大，另外，狭隘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在某些中国人中比较突出，助长了文化上的排他性。韩国驻华大使金夏中写道：“中国作为大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具有绝对的文化优势。在这样传统中接受教育的精英，根本不知道还有与自己文明相媲美的其他文明；而且确信中国在地理及文化方面处于世界的中心，中国文化优于世界其他文化。”③显然，这不仅阻滞中国人推动本国文化进步，而且影响与世界各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世界各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然而长期的历史交流和文化互动已经增加了文化共识；民族国家在追求独立自主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学习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在现代国际体系中又共同建立了一系列价值、规范和制度；在面临全球挑战和威胁时，各国又互相借鉴理念、措施和机制。这一切使得各种文化的共性空前增加，它不会抹煞文化的个性，而是造成了在个性基础上的共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首先针对某些中国人的文化排他性，也有助于其他国家的人民投入国际合作的洪流。
（三）反对霸权话语宰制，处理好与西方文化的关系
对于全球集体认同的第三个主要挑战来自于霸权宰制。正如联合国名人小组报告所指出的，国际关系中的霸权也反映在话语权的宰制上。④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本是优秀人类文化成果，然而美国将其奉为宗教式的“普世价值观”，只许按美国方式去实现，甚至于强迫其他国家实行。世界各国人民包括美国的西方盟友都反对霸权话语，这场斗争仍会长期延续。然而，应当承认，美国的霸权话语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不少发展中国家的精英、青年和人民，尤其是“普世价值观”，很多人会不假思索地将其视为理所当然，奉为圭臬。
欧洲文化是全球首先进行现代化提炼和世界化传播的文化，其对世界面貌和国际体系的贡献独一无二，因而成为当今的强势文化。欧洲的有识之士经过长期的文化反思，已经对霸权话语进行了一定的批判 。然而，对于文化多样性的理解却也充满多样性，涉及各种文化的深层哲学认识。例如有的法国学者认为，文化多样性不能不分是非，真理是唯一的，而且西方在很多理念上掌握真理。⑤他们理解的文化多样性是，尽管西方掌握了真理，但仍然宽容其他观点的存在。他们的观点源自西方哲学的两分法思维，非对即错，善恶分明。⑥中华文化和发展中民族的许多文化一样，认为各种文化彼此平等互补，应当互相借鉴，共同去接近真理。西方人对于文化多样性的理解则反映了深层的隐蔽的“文化中心主义”。 二、致力国际制度创新
集体认同不仅指口头的书面表述，而且必须有制度巩固和保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必须通过建立新的制度才能实现。
（一）主动设置国际议程，促使人们认知变化
议程设置和议程构建，本来研究大众传媒对于受众的影响。后来罗杰斯和迪琳将其扩展为“政府议程”、“公众议程”和“媒介议程”。⑦在国际问题分析上，议程设置已跳出媒介影响受众的框架，扩展到决策者对政治议程的设置。⑧其中“政府议程”的作用最大，不仅对国内政治产生影响，也对国际制度产生影响。在全球化加速的世界上，以上三种议程都会溢出国界，成为变革国际制度的观念——话语因素。
迄今为止，西方国家在各种国际机制和制度中占据主导地位，在设置国际议程上富有经验，得心应手，影响深远。过去，中国国力不足，参与国际事务有限，现在国际要求与国内状况都有很大变化，中国必须实行更加有所作为的对外政策，主动设置国际议程便是题中应有之义。在这方面中国已有成功案例。2001年，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郑必坚访美归来，开始研究中国“和平崛起”的可能性、途径和内外政策。其结果是2005年美国助理国务卿佐利克与郑必坚等会面后，专门发表了讲话，欢迎中国和平崛起，并说中美是利益攸关方（stake holder）。此举为美国对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态度定下调子，后来美国政要如奥巴马总统、克林顿国务卿等都重申欢迎一个强大的和平的开放的中国，并希望中国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从以上案例可见，设置国际议程，可以由领导人或政府提出，也可以先由智库或专家提出，再由政府接受并支持。
（二）引领国际制度创新，开放态度化解疑虑
当代国际体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前后构建的带有自由主义特征的等级性秩序，美国支配了这一秩序，但是由规则和制度确立了它的支配地位。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在各国的推动下，取得了很多历史性的进步，但也存在着相当的缺陷。历史转折关头是制度创新的最佳时机。中国崛起正逢国际体系转变的历史关头，中国力量的上升也正是促使国际体系转变的重大动力。
新兴国家对国际体系的创新，比西方国家更加困难，因为它既要参与和接受主要产生于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现代国际体系，又要坚持本民族文化的特点和价值观念。将二者兼顾和融合，才能收到实效。因此，中国首先要真正遵守国际规则。例如当苏联解体时，中国与俄罗斯、吉尔吉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平友好地重新划定边界，形成了上海五国的磋商机制。其次，要及时把国际集体认同制度化。在上海五国的基础上，中、俄、中亚国家、印度、巴基斯坦、伊朗等国形成了新的集体认同，诞生了上海合作组织的新机制。最后，始终以开放的态度化解疑虑。亚投行的设想遭到美国的反对和猜忌，甚至阻挠其他国家加入。但是中国一直强调该组织的开放性，最大地化解了疑虑。
（三）共同行动促进合作，实践检验话语权的能力
集体共识本来是从实践来的，具有一定的国际社会基础，但要成为国际机制、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必须经实践检验其效益，实践包括试验和试错，取得可操作的经验，促进国际合作，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参与国际制度的大国强国应当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除了维护国际组织内各国包括本国的利益外，也为了做出本国的贡献，在集体共识和集体行动中扩大本国的影响力。
三、重视社会心理，增进国际社会集体认同
传统外交主要处理国家政府之间、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事务，这在今天仍十分重要，但远远不够。今日外交还必须对国内国际社会和民众开展工作，赢得他们的了解、理解和支持，为国际集体认同奠定坚实而广泛的基础。
国际交流对话中有一个领域仍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那就是社会心理。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同时对于人们的认知和言行发挥作用，非理性因素涉及人们的情绪、情感，在身份、认同、安全等重大问题上，其作用甚于理性因素。在本文前两节中，主要研究集体认同的理性认识，而本节侧重于剖析非理性因素，它对于凝聚人心更为重要。把社会心理学运用于国际关系之中，可以深化人类交往的理论与实践。
目前在各国都存在对于“一带一路”合作的错误认知，包括对于中国意图的错误认知，其中的非理性因素更值得深入研究。
（一） 偏见与歧视
偏见是负面态度，歧视则是负面行为。更为严重的是，世人对中国所采取的政治制度具有刻板印象，给它贴上“不民主”、“专制”的标签而全盘否定。其实，连美国专家都在质疑美国的民主制度，认为共识民主比多数民主效果更好，⑩并且在重新审视中国的协商民主制度，但是很多被西方思想洗脑的精英和民众仍然盲目相信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是“普世价值”。
（二）恐惧与排斥
恐惧与排斥是人们面临安全威胁时的心理反应。安全威胁激发人们最强烈的反应，包括理性反应和非理性反应，但对大多数人来说，非理性因素的作用甚于理性因素。正如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员、前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前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托马斯·芬格所说，与以前相比，当今世界更加和平、繁荣和相互依存。但是由于存在不确定性，人们在更少敌人时却产生更多焦虑和不安全感，如网络战争的危险被过于夸大了。不确定性带来关切，而关切可能被人利用或有时萌生恐惧。11
（三）攻击与伤害
非理性情绪发展到极度，往往表现为攻击与伤害。攻击与伤害有个体行为，也有群体行为，群体行为的影响较大，尤其经过媒体渲染，其效应会加倍扩大。群体成员把本群体内的人看作“我们”，把群体外的人视为“他们”或“敌人”。在群体行动中，非理性情绪集中爆发，可以概括为以下三方面特点：第一，不是思想决定行动，而是行动影响态度；第二，群体会采纳愈益极端的态度；第三，以现在的感觉重构历史记忆。
当中国与各国社会与人民交往时，把握说服的心理才能有效地进行观点的沟通。为了克服负面的非理性因素，只有批判性的理性思维才能抑制人们的直觉冲动和似是而非的感觉。要进行有效的观点沟通，说服是不可避免的。可以交替使用说服的中心途径和外周途径，互相补充。 大部分精英和民众的脑海中已经有一些固定的观念，说服他们改变观点非轻而易举之事。已有先入为主的错误观念的人并不容易接受正确观点，因此包含正反两方面的信息会更为有效。今天人们生活在媒体无所不在的环境中，但是关于说服的研究表明，最主要的影响不是来自于传媒，而是人们之间面对面的接触。尽管如此，还是不能低估媒体的作用。能够对社会、公众或个人产生影响的人，其想法必然有一定的来源，媒体是来源之一。媒体起作用往往分两步走，先传播到各界精英或意见领袖，再扩散到普通民众。因此，在形成国际集体共识的过程中应当注重与各界精英或意见领袖的交流与沟通，进而影响广大人群。
消除偏见还只是第一步，更加重要的是如何使人民之间心意相通、互相欣赏、互相喜爱。当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提高时，主动地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热情地帮助其他国家的人民，就能赢得更多的信任与喜爱。随着生活水平的改善和国际视野的开阔，中国的精英和人民愈益在志愿服务、救灾治病等方面活跃起来，成为民间沟通的使者。互相喜爱会增加信任，信任能促进求同存异，最终减少误解与隔阂，建立起命运共同体的归属感。
[注 释]
①〔美〕朱迪斯·戈尔斯坦、罗伯特·基欧汉编：《观念与外交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14页。
②杜维明：《文明话语的发展及其世界意义》，《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③〔韩〕金夏中：《腾飞的龙》，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49页。
④“The Executive Summary of the Publication of the Group of Eminent Persons”，http//www.un.org/Dialoguel/Summary.htm，June19，2003.
⑤见2014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与法国谢阁兰基金会于承德召开的中法圆桌会议。
⑥范明生、陈超南主编：《东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概括为本文作者所做。
⑦Rogers E.M.& Dearing J.M.. Agenda-setting Research： Where Has It Been，Where Is It Go？[M].Communication Yearbook，1988： 555～594.
⑧吴瑛：《中国话语权生产机制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5页。
⑨〔美〕约翰·伊肯伯里：《自由主义利维坦：美利坚世界秩序的起源、危机和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41页。
⑩〔美〕阿伦·利普哈特： 《民主的模式： 36 个国家的政府形式和政府绩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中文版序言第2 页。
11〔美〕托马斯·芬格：《动荡世界中的安全挑战：更少敌人、更多挑战和焦虑》，见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简报》，2015年第21期。
[关键词]集体认同；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6）20-0012-03
近年来，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建设的设想，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和反响。本文认为，构建“一带一路”的观念是共建命运共同体，促进这一观念的集体认同是一带一路能否深化合作的关键。只有与世界多元背景的不同文化沟通协商，才能促进集体认同。只有在整理世界秩序和国际体系时发挥更大作用，才能在制度建设上落实集体认同的观念。只有重视研究各国社会和人民的心理，促进与各国精英和民众的集体认同，才能为“一带一路”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建立集体认同
国际认同的原则、理念、价值观和制度，归根结底源自观念。在最近的社会科学研究中，观念的重要性愈益提高。正如戈尔斯坦和基欧汉所指出的，观念有三个范畴：世界观、原则化信念和因果信念。当观念采取世界观形式时，对人类行动具有最广泛的影响。如新的主权观念导致了1648年在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上建立由独立国家支配的国际秩序。原则化信念区分对错、是非、正义与非正义，对政治行动有深远的影响。如二战中对无辜者的屠杀使欧美人确信，人权应当成为国际规则中的问题。因果信念是精英的共识，具有权威性，为个人提供实现目标的指南。如科学知识可以揭示如何消除天花。①它不仅说明观念的重要意义，而且揭示了达到观念共识的三步途径：首先，在全球精英中传播，取得共识，达到因果信念；其次，使其成为原则化信念，让越来越多的国家、团体和个人以此来判断对错是否；最后，上升到世界观层次，为建立新的国际秩序指引方向。中国有独特而深厚的文化背景，作为大国也更有必要和可能提出新的观念，为国际集体认同做出更大贡献，为此，必须从国家文化软实力政策上关注以下问题。
（一）针对全新问题，提出创新观念
国际集体认同层次不同，有国家认同、地区认同和全球认同。从全球的角度看，集体认同的程度已经达到历史性的新阶段，其中民族国家的主权平等是当代国际体系的基础。然而，在冷战结束之后的世界体系和国际体系的转型巨变中，对于全球集体认同的挑战也十分严峻。相比于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认同的危机对于国际秩序的损害更为严重得多。
对于全球集体认同的挑战在于，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问题，例如全球生态变化、恐怖主义加剧、水资源匮乏等。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适应形势变化的新举措，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为了形成集体认同，中国不仅要进行观念更新和文化创新，而且要善于倾听其他国家精英和人民的声音，从中找到共同性和契合点，来解决共同面临的难题。进入新世纪之后，各国都在寻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方向，开拓国际合作多赢的新路径。人类命运与共的观念其实在亚洲和欧洲各国文化中都包含有类似因素，但在现代条件下含义更为丰富、全面、深刻，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安全等所有的方面。
（二）克服排他性的文化封闭主义，兼收各种文化优长
对于全球集体认同的第二个严重挑战来自于排他性的文化原教旨主义，它们并不特定存在于某国或某个民族之中。②中国的改革开放冲破了长期的文化封闭，然而不能说排他性的文化在中国已无市场，只不过表现为文化上的自大，另外，狭隘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在某些中国人中比较突出，助长了文化上的排他性。韩国驻华大使金夏中写道：“中国作为大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具有绝对的文化优势。在这样传统中接受教育的精英，根本不知道还有与自己文明相媲美的其他文明；而且确信中国在地理及文化方面处于世界的中心，中国文化优于世界其他文化。”③显然，这不仅阻滞中国人推动本国文化进步，而且影响与世界各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世界各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然而长期的历史交流和文化互动已经增加了文化共识；民族国家在追求独立自主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学习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在现代国际体系中又共同建立了一系列价值、规范和制度；在面临全球挑战和威胁时，各国又互相借鉴理念、措施和机制。这一切使得各种文化的共性空前增加，它不会抹煞文化的个性，而是造成了在个性基础上的共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首先针对某些中国人的文化排他性，也有助于其他国家的人民投入国际合作的洪流。
（三）反对霸权话语宰制，处理好与西方文化的关系
对于全球集体认同的第三个主要挑战来自于霸权宰制。正如联合国名人小组报告所指出的，国际关系中的霸权也反映在话语权的宰制上。④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本是优秀人类文化成果，然而美国将其奉为宗教式的“普世价值观”，只许按美国方式去实现，甚至于强迫其他国家实行。世界各国人民包括美国的西方盟友都反对霸权话语，这场斗争仍会长期延续。然而，应当承认，美国的霸权话语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不少发展中国家的精英、青年和人民，尤其是“普世价值观”，很多人会不假思索地将其视为理所当然，奉为圭臬。
欧洲文化是全球首先进行现代化提炼和世界化传播的文化，其对世界面貌和国际体系的贡献独一无二，因而成为当今的强势文化。欧洲的有识之士经过长期的文化反思，已经对霸权话语进行了一定的批判 。然而，对于文化多样性的理解却也充满多样性，涉及各种文化的深层哲学认识。例如有的法国学者认为，文化多样性不能不分是非，真理是唯一的，而且西方在很多理念上掌握真理。⑤他们理解的文化多样性是，尽管西方掌握了真理，但仍然宽容其他观点的存在。他们的观点源自西方哲学的两分法思维，非对即错，善恶分明。⑥中华文化和发展中民族的许多文化一样，认为各种文化彼此平等互补，应当互相借鉴，共同去接近真理。西方人对于文化多样性的理解则反映了深层的隐蔽的“文化中心主义”。 二、致力国际制度创新
集体认同不仅指口头的书面表述，而且必须有制度巩固和保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必须通过建立新的制度才能实现。
（一）主动设置国际议程，促使人们认知变化
议程设置和议程构建，本来研究大众传媒对于受众的影响。后来罗杰斯和迪琳将其扩展为“政府议程”、“公众议程”和“媒介议程”。⑦在国际问题分析上，议程设置已跳出媒介影响受众的框架，扩展到决策者对政治议程的设置。⑧其中“政府议程”的作用最大，不仅对国内政治产生影响，也对国际制度产生影响。在全球化加速的世界上，以上三种议程都会溢出国界，成为变革国际制度的观念——话语因素。
迄今为止，西方国家在各种国际机制和制度中占据主导地位，在设置国际议程上富有经验，得心应手，影响深远。过去，中国国力不足，参与国际事务有限，现在国际要求与国内状况都有很大变化，中国必须实行更加有所作为的对外政策，主动设置国际议程便是题中应有之义。在这方面中国已有成功案例。2001年，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郑必坚访美归来，开始研究中国“和平崛起”的可能性、途径和内外政策。其结果是2005年美国助理国务卿佐利克与郑必坚等会面后，专门发表了讲话，欢迎中国和平崛起，并说中美是利益攸关方（stake holder）。此举为美国对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态度定下调子，后来美国政要如奥巴马总统、克林顿国务卿等都重申欢迎一个强大的和平的开放的中国，并希望中国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从以上案例可见，设置国际议程，可以由领导人或政府提出，也可以先由智库或专家提出，再由政府接受并支持。
（二）引领国际制度创新，开放态度化解疑虑
当代国际体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前后构建的带有自由主义特征的等级性秩序，美国支配了这一秩序，但是由规则和制度确立了它的支配地位。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在各国的推动下，取得了很多历史性的进步，但也存在着相当的缺陷。历史转折关头是制度创新的最佳时机。中国崛起正逢国际体系转变的历史关头，中国力量的上升也正是促使国际体系转变的重大动力。
新兴国家对国际体系的创新，比西方国家更加困难，因为它既要参与和接受主要产生于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现代国际体系，又要坚持本民族文化的特点和价值观念。将二者兼顾和融合，才能收到实效。因此，中国首先要真正遵守国际规则。例如当苏联解体时，中国与俄罗斯、吉尔吉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平友好地重新划定边界，形成了上海五国的磋商机制。其次，要及时把国际集体认同制度化。在上海五国的基础上，中、俄、中亚国家、印度、巴基斯坦、伊朗等国形成了新的集体认同，诞生了上海合作组织的新机制。最后，始终以开放的态度化解疑虑。亚投行的设想遭到美国的反对和猜忌，甚至阻挠其他国家加入。但是中国一直强调该组织的开放性，最大地化解了疑虑。
（三）共同行动促进合作，实践检验话语权的能力
集体共识本来是从实践来的，具有一定的国际社会基础，但要成为国际机制、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必须经实践检验其效益，实践包括试验和试错，取得可操作的经验，促进国际合作，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参与国际制度的大国强国应当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除了维护国际组织内各国包括本国的利益外，也为了做出本国的贡献，在集体共识和集体行动中扩大本国的影响力。
三、重视社会心理，增进国际社会集体认同
传统外交主要处理国家政府之间、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事务，这在今天仍十分重要，但远远不够。今日外交还必须对国内国际社会和民众开展工作，赢得他们的了解、理解和支持，为国际集体认同奠定坚实而广泛的基础。
国际交流对话中有一个领域仍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那就是社会心理。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同时对于人们的认知和言行发挥作用，非理性因素涉及人们的情绪、情感，在身份、认同、安全等重大问题上，其作用甚于理性因素。在本文前两节中，主要研究集体认同的理性认识，而本节侧重于剖析非理性因素，它对于凝聚人心更为重要。把社会心理学运用于国际关系之中，可以深化人类交往的理论与实践。
目前在各国都存在对于“一带一路”合作的错误认知，包括对于中国意图的错误认知，其中的非理性因素更值得深入研究。
（一） 偏见与歧视
偏见是负面态度，歧视则是负面行为。更为严重的是，世人对中国所采取的政治制度具有刻板印象，给它贴上“不民主”、“专制”的标签而全盘否定。其实，连美国专家都在质疑美国的民主制度，认为共识民主比多数民主效果更好，⑩并且在重新审视中国的协商民主制度，但是很多被西方思想洗脑的精英和民众仍然盲目相信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是“普世价值”。
（二）恐惧与排斥
恐惧与排斥是人们面临安全威胁时的心理反应。安全威胁激发人们最强烈的反应，包括理性反应和非理性反应，但对大多数人来说，非理性因素的作用甚于理性因素。正如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员、前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前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托马斯·芬格所说，与以前相比，当今世界更加和平、繁荣和相互依存。但是由于存在不确定性，人们在更少敌人时却产生更多焦虑和不安全感，如网络战争的危险被过于夸大了。不确定性带来关切，而关切可能被人利用或有时萌生恐惧。11
（三）攻击与伤害
非理性情绪发展到极度，往往表现为攻击与伤害。攻击与伤害有个体行为，也有群体行为，群体行为的影响较大，尤其经过媒体渲染，其效应会加倍扩大。群体成员把本群体内的人看作“我们”，把群体外的人视为“他们”或“敌人”。在群体行动中，非理性情绪集中爆发，可以概括为以下三方面特点：第一，不是思想决定行动，而是行动影响态度；第二，群体会采纳愈益极端的态度；第三，以现在的感觉重构历史记忆。
当中国与各国社会与人民交往时，把握说服的心理才能有效地进行观点的沟通。为了克服负面的非理性因素，只有批判性的理性思维才能抑制人们的直觉冲动和似是而非的感觉。要进行有效的观点沟通，说服是不可避免的。可以交替使用说服的中心途径和外周途径，互相补充。 大部分精英和民众的脑海中已经有一些固定的观念，说服他们改变观点非轻而易举之事。已有先入为主的错误观念的人并不容易接受正确观点，因此包含正反两方面的信息会更为有效。今天人们生活在媒体无所不在的环境中，但是关于说服的研究表明，最主要的影响不是来自于传媒，而是人们之间面对面的接触。尽管如此，还是不能低估媒体的作用。能够对社会、公众或个人产生影响的人，其想法必然有一定的来源，媒体是来源之一。媒体起作用往往分两步走，先传播到各界精英或意见领袖，再扩散到普通民众。因此，在形成国际集体共识的过程中应当注重与各界精英或意见领袖的交流与沟通，进而影响广大人群。
消除偏见还只是第一步，更加重要的是如何使人民之间心意相通、互相欣赏、互相喜爱。当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提高时，主动地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热情地帮助其他国家的人民，就能赢得更多的信任与喜爱。随着生活水平的改善和国际视野的开阔，中国的精英和人民愈益在志愿服务、救灾治病等方面活跃起来，成为民间沟通的使者。互相喜爱会增加信任，信任能促进求同存异，最终减少误解与隔阂，建立起命运共同体的归属感。
[注 释]
①〔美〕朱迪斯·戈尔斯坦、罗伯特·基欧汉编：《观念与外交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14页。
②杜维明：《文明话语的发展及其世界意义》，《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③〔韩〕金夏中：《腾飞的龙》，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49页。
④“The Executive Summary of the Publication of the Group of Eminent Persons”，http//www.un.org/Dialoguel/Summary.htm，June19，2003.
⑤见2014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与法国谢阁兰基金会于承德召开的中法圆桌会议。
⑥范明生、陈超南主编：《东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概括为本文作者所做。
⑦Rogers E.M.& Dearing J.M.. Agenda-setting Research： Where Has It Been，Where Is It Go？[M].Communication Yearbook，1988： 555～594.
⑧吴瑛：《中国话语权生产机制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5页。
⑨〔美〕约翰·伊肯伯里：《自由主义利维坦：美利坚世界秩序的起源、危机和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41页。
⑩〔美〕阿伦·利普哈特： 《民主的模式： 36 个国家的政府形式和政府绩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中文版序言第2 页。
11〔美〕托马斯·芬格：《动荡世界中的安全挑战：更少敌人、更多挑战和焦虑》，见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简报》，2015年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