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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卫东，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文胜《新文学的创伤心理学研究》（江苏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选取“创伤心理学”视角，对新文学作家、作品进行了研读，提出了诸多新见。文学与心理学之界限，殊难区分，弗洛伊德常把文学作品作为心理分析文本。荣格在《心理学与文学》中表述得更为明确：“就艺术作品而言，我们必须考察的是一种复杂的心理活动的产物——这种产物带有明显的意图和自觉的形式;而就艺术家来说，我们研究的则是心理结构本身”。①在荣格这里，心理学与文学研究对象几可互换。“创伤心理学”是心理学的重要分支，在疗愈方面与文学关系极为紧密;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研究与临床治疗影响很大。因此，创伤心理学与文学之间的关联，有必要深入探讨、揭示。文学研究中，有论者关注这一问题，但还未见系统讨论的专著。②《新文学的创伤心理学研究》爬梳了国内外资料，对该问题做出了有力推进，并探索了未知领域，具有很强启发性。
一、“创伤-治疗”原型的提出
《新文学的创伤心理学研究》最为亮眼的贡献，当是“创伤-治疗”原型的提出。“创伤”题材作品并不鲜见，古代文学中就层出不穷。《离骚》叙述屈原“上下求索”，愤而投江，堪称早期最著名的心理创伤书写。《诗经》的《硕鼠》中，“無食我黍”无疑是受害者的哀歌。《卖炭翁》“心忧炭贱愿天寒”，但“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蚕妇》说，“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当代，《伤痕》《班主任》《枫》《森林里来的孩子》《人啊，人！》等“伤痕文学”，更是诉说了痛彻心扉的人生遭际，饱蘸了国族与个人在特殊历史时代的记忆。受辱、失恋、磨难、死亡等“失败体验”不可胜数，因而，文学中关于“创伤”及其“记忆”的作品，俯拾即是。
不过，上述作品与《新文学的创伤心理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并不等同。后者所持视角，由现代心理学领域问题“衍生”，已高度专业化，“叙事治疗是基于后现代叙事理论发展出的一种心理治疗的新学派”。③王文胜并不避讳研究方法的借鉴，在专著中，对现代心理学的发展做了简要介绍，尤其关注“叙述疗法”， 把自己研究纳入前沿学术行列。④在此，王文胜对“创伤心理”治疗的关注及本土化研究，就呈现出清晰的线索，而她的研究意义，故而更为凸显。巡视新文学可以看到现代意识的“创伤”叙事频频出现。有论者认为，《伪满洲国》是“一部借用严肃历史来描述战争创伤的心灵史”，“严肃地还原那一段创伤记忆”⑤。不过，多数论者关注“创伤”时，多借用该词，而非从心理学角度切入，因此“治疗”过程及结果并非重心，缺乏“创伤心理学”理论的支撑。
王文胜对“心理治疗”文学主题的研究，带有跨视域色彩。王文胜对自己的工作有清晰地交代：“文学作品到底如何才能发挥促进心理健康的作用？这个问题一直以来似乎没有被详细地予以说明，所以一方面我们需要说明叙事对心理治疗的价值所在;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进一步辨析是否所有的叙事模式均是对心理健康有益的。本书旨在研究新文学文本中作家编码‘创伤’的方式对心理创伤治疗的影响，同时研究‘受创者’写作的文学和心理学价值。”⑥广义上讲，文学是“苦闷的象征”，故“不平则鸣”是“心理创伤”的外化，这也是文学与心理学相通的“集体无意识”基础。王文胜的研究中，文学治疗功能排在首位，有意偏离了传统文学研究的审美功能。不过，不能就此说王文胜做的不是文学研究;从文学作用来看，“治疗”不可或缺，王文胜的工作恰是题中应有之义。应该说，这是较为困难的工作，也是新文学研究中一次艰难的尝试。
循此思路，王文胜在著作中开辟“中国当代文学叙事中心理疾病的书写”一章，细读了陈染、陈谦、谭恩美等作品中的“创伤心理”及“治疗”过程。尤为值得讨论的是，该部分重点关注了“心理医生手记中的叙事”。心理分析为主题的作品，如美剧《别对我说谎》《犯罪心理》《心理神探》等，多将“心理创伤”对人物的影响作为主要看点，但基本不考虑“治疗”。与此不同，当前有一批“心理治疗题材”小说，如毕淑敏的《心理小组》《女心理师》、周小影的《肖恩的城堡》、曹立萍的《心理咨询手记》等，主要讲述“治疗”过程。以往，研究者很少特意提及这些作品，而王文胜将其集中呈现。王文胜从“类型”入手，激活了“边缘”的文本，对作品做了有力统摄与阐释。一些作品的作者即为心理医师，写的也是“心理治疗”，因此，对“创伤”的认知和把握不是随机，而是具有相当的专业性。毕淑敏、周小影等，都具备专业心理学知识，甚至后者就是心理治疗医师，因此，作品除传统意义上的“故事”，还带有临床实践性。《新文学的创伤心理学研究》发掘出一批“类型小说”，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新文学研究的视野。王文胜提炼出心理治疗题材作品中的“心理咨询师”和“求助者”两类形象，准确把握到文学与心理学的缠绕关系，给出了不同以往的解释：“心理治疗小说展现了人类更深层的内心世界，可以让我们对人性有更深入的了解;另一方面心理治疗题材小说中的人物往往得到了心理医治，他们对自我有了新的认识，对自己过去的经历有了新的理解，也就有了重新选择的能力，或者说他们能够面对自己的人生问题了。”⑦很明显，王文胜虽从文学作品细读出发，但对心理治疗的操作与结果更有兴趣，力图把文学研究与心理学治疗作为一个工作的两面。其中，自然有文本研究，但还有不容忽视的对“心理创伤”人群的深切认知。二者相互阐发，使王文胜的文学研究带上了对“心理创伤”群体的“同情”及近距离抚慰的功用。
二、文学中的“创伤-治疗”
从心理学角度看文学文本，或把文学文本当做心理学分析对象，从而进入到潜意识深处，发现“人”的多维存在，已经有了许多知名案例。就“弑父”与“恋母”来说，弗洛伊德对《俄狄浦斯王》、琼斯对《哈姆雷特》的研究，为经典文本打开了新的空间。当代学界，蓝棣之运用精神分析方法，给《二月》《为奴隶的母亲》《蚀》等带来了新的阐释。⑧从心理学的角度“反打”，重新触摸文学作品，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发现。《新文学的创伤心理学研究》中，对“创伤-治疗”的关注，尤其是对“疗愈”的观察，同样有一些“出界”后的新见。 在王文胜看来，不少文学作品其实讲的是“创伤”与“疗愈”的过程。《新文学的创伤心理研究》中，王文胜首先关注了“新文学文本的阅读治疗价值”，并以史铁生、汪曾祺为中心，阐释了文本与心理治疗的关系。一些著名文本，讲主人公遇到心理“困难”及“克服”，内在“模式”就是“创伤-治疗”。《命若琴弦》中的老瞎子，发现了琴弦的秘密，他以“命”之名，治疗了自己，也治疗了徒弟小瞎子。《大淖记事》中的巧云，被号长侮辱。汪曾祺并未安排巧云寻死觅活，而是基于现实（要照顾残废爹），写巧云自己疗愈，走出阴影。老瞎子和巧云，是文学作品中心理创伤的治愈者，而汪曾祺、史铁生显然是操纵他们命运的幕后之手。王文胜指出，史铁生、汪曾祺对“创伤”的治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对人类的心理困境有体认，亦有悲悯之心”。⑨王文胜的解读不仅梳理出一个常被忽略的“母题”，还勾勒出作家心态、本文走向与心理治疗之间的隐秘联系。作家本身对“创伤-治疗”的理解，决定着作品走向。在王文胜这里，汪曾祺、史铁生为笔下主人公寻找到了“精神创伤”治愈的路径，也说明他们无意识使用了心理学，率先治愈了自己。由此推论，为何汪曾祺的作品带有“道家”之风与史铁生如何在困境中获得生存的意义等问题，迎刃而解。
出自对“治疗”结果的考察，王文胜忽略了在文本中未能“疗愈”的作品。有的“创伤”可能无法得到“疗愈”，因此主人公不能从中走出，只能采取极端方式解决。《沉沦》结尾，主人公万念俱灰，不再信任任何人，选择自杀。除此之外，《少年维特之烦恼》《杀夫》《金锁记》的主人公，都有“心理创伤”，且恶性发展，给自己及他人造成“损伤”。不过，需要继续讨论的是，文本中治疗的“失败”，不一定意味着作者本人持否定态度。
从“心理创伤-治疗”的角度，王文胜细读、重审了“十七年”文学，并提供了新的见解。在“战争叙事中的创伤记忆与书写”一章中，王文胜关注了“十七年”中的战争“创伤问题”。与战争有关的“创伤”记忆，是“十七年”文学中常见的内容，而且在文本中，都能够得到“治愈”。《林海雪原》中，开端即描写了衫岚站遭到敌人血洗的景象，少剑波见到乡亲被屠戮、姐姐惨死，悲恸万分。很快，他的“创伤”得到“疗愈”，因为部队的任务在等待他。从“心理创伤-治疗”模式看，少剑波化悲痛为力量，投身到战斗任务中，完成了自我疗愈。一般而言，革命英雄都是以此方式走出“心理创伤”，这也通常被理解为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意志。无疑，在心理学上，这种“现象”值得注意。《新文学的创伤心理学研究》中，王文胜关注了“十七年战争叙事”，总结出几个特征：“第一，个人性创伤记忆被意识形态性的‘支配故事’所遮蔽;第二，政治化仪式构成的集体记忆取代了个人记忆;第三，文本写作的逻辑理性追求取代了诗性追求”。她认为，“这些特征使得‘十七年文学’中的创伤叙事很难发挥治疗性功效”。⑩也就是说，“十七年”作品中，“创伤”的疗愈过程带有虚拟性，只是在文本中得到确认，并不能产生实际功效，是一种“假性疗愈”书写。王文胜以“《红岩》的创伤叙事”一节，分析了《红岩》中对“创伤”记忆的书写，指出该作品的叙事“不能具备疗伤的功能”。11由此，“十七年”文学中“情感”问题的讨论，被置放于新的背景下，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意蕴。
王文胜对新文学中“婚恋中的创伤与疗愈”的细读，同样有很大启发性。鲁迅在《伤逝》中，以涓生视角诉说了一段失败的情感。1925年10月，鲁迅正与许广平热恋，却写下了爱情悲剧《伤逝》，其中原因虽被讨论多次，但并不妨碍王文胜从“创伤”治疗的角度再度审视。涓生疗愈了吗？王文胜认为：“鲁迅同样不能在《伤逝》中表达出涓生何以才能得到内心的平安。涓生虽受过教育、有新的思想，但這些所谓的知识其实都不能帮助他在处理内在良心不安的过程中成长。”12涓生背负着沉重负担，无法获得解脱，“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悲哀与悔恨，为子君，为自己”。在王文胜看来，涓生“心理创伤”无法疗愈，因为鲁迅身上有自身无法消除的“鬼气”。笔者愿意与王文胜商榷的是，鲁迅以“忏悔”的方式表达对子君的情感，是否也是让自己取得平静的“自救”，或说，以此来自我治疗？毕竟，涓生通过忏悔，获得了片刻解脱，向着“生路”而去。而鲁迅随后跨出重要一步，与许广平结合，也可以算是疗愈的结果。
三、作为“治疗”的写作
写作是一种“精神”的建构，也是“治疗”“创伤”的手段：“文学在人类文化史上长存不衰，正因为它发挥着巨大的精神生态作用”，“现代精神医学的建立曾充分汲取文学家的治疗经验（包括自我治疗和文学病例），它的未来发展也有待于对文学艺术治疗功能更进一步开发和利用”。13鲁迅写作可称这个问题的隐喻。鲁迅先习西医，后认为治疗国民思想优先，果断弃医从文。《药》的多重意蕴中当然有“精神奴役创伤”的“治疗”，而鲁迅认定的“无效”也让他陷入“黑暗”。鲁迅抉心自食，披肝沥胆，但找不到“路”，只能走向坟，无法疗愈自己。此前的研究中，“文学疗伤”方面的成果很多，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思路，其中，《云中记》《亚鲁王》《我亲爱的甜橙树》及村上春树等，都被认为具有“治疗”因素。14至少在经验层面，文学作品的疗伤功能得到确认。
更进一步，除了作品中的“创伤-治疗”，王文胜还关注了写作本身与疗伤的关系，把研究推进到了主体层面。“心理医师”和“咨询者”是一对关系，但也有可能合二为一：作者通过写作，与自己“对话”，医治自己的心理创伤。王文胜在“新文学作家的写作疗伤”一章，目光转移，投向作家。当前很多关于“心理创伤治疗”的作品，从疗愈角度关注了“病患”的内心，直指人性黑暗地带，抵达了前所未有深度。王文胜对《女心理师》的讨论中，已经关注到“心理医师”自身的“创伤”。毕淑敏的《女心理师》中的贺顿，虽然不断帮助他人解决心理问题，却无法突破自己内心困扰，只能找其他心理医师帮助。姬铭骢发现贺顿创伤的源头，违背了职业道德，与其发生性关系，疗愈了曾被继父强暴的贺顿。王文胜做出判断：“心理治疗师的职业特点使得他们比文学家更频繁地进入人性的深处，于是他们自身会更容易受到诱惑和试炼。《女心理师》中毕淑敏清晰地区分了姬铭骢的治疗效果和他的道德缺失感，对姬铭骢不道德的行为进行了批判。”15不妨先抛开道德问题的讨论，关注毕淑敏对“心理医师”本身心理问题的直视。“创伤”无处不在，即便是心理医师，也需要面对自己的“创伤”，这样，问题就指向了心理医师及人性本身。 在王文胜看来，史铁生写作的过程也是“治疗”自己的过程。写作与“治疗”的关系，在史铁生这位特殊的作家身上，得到更清晰呈现。史铁生从青年开始，终其一生不断与疾病拼搏，也书写了大量作品，完成了对自己的心理“疗愈”，堪称“神话”，获得了研究者的尊重。实际上，选取史铁生作为个案，已经表明王文胜对“治疗”的强调：史铁生对自己的“治疗”是成功的。当然，关于“疗愈”的标准需要进行另一番讨论。尤其对于作家来说，川端康成、海明威、三岛由纪夫、三毛、海子、顾城的经历，从反向证明，在对生命意义看法上，每个作家看法并不一致。面对已经铺天盖地的赞誉，从“治疗”本身入手，王文胜分析了史铁生的思路，质疑了“史铁生神话”，呈现出研究的多维及她本人的个性。史铁生《我的丁一之旅》《务虚笔记》《病隙碎笔》，形成了独特看待“天理”的体系，其中不乏基督教元素。王文胜认为，“史铁生天助自助者的思想其实更接近英雄主义式的精神，是一种强者的处世哲学”，但是，从基督教哲学看，“基督耶稣一开始时就拯救了大批在患难中似乎被命运弃绝的人，其中有瞎子、瘫子、麻风病中患者等等。基督教中的上帝并不是只垂青强者的上帝，相比之下史铁生的拯救思路是有限的”。16从文学研究的角度看，上述思路精微复杂，对终极问题做了哲学思辨，丰富了史铁生研究。
对于身陷困境中的作家来说，写作对自己的“治疗”是优先的，因此，沈从文“自杀”事件在王文胜这里有了不同的解释。1949年3月，沈从文割腕、喝煤油，试图结束生命，幸而及时被发现。究其原因，在于他预感到写作生涯即将结束，抑郁症发作，失去生活信心。但是，从“治疗”来看，沈从文“死也写作，生也写作”。后来，他虽然不能再发表小说，但并未搁笔，而是把精力投入到文物研究中，一样获得了写作的满足，得到治愈。王文胜认为：“沈从文自1949年3月自杀被救之后就再也没有自杀了，即使在出现大量中国知识分子自杀现象的‘反右’扩大化和‘文革’这两个时期，沈从文也没有自杀过”，“从精神性治疗的角度看，沈从文转向文物研究，也是为自己在政治抒情的文化语境中找到了一个可以继续做传统抒情诗人的空间，这就极大地舒缓了他内在的精神气质和当时的时代氛围之间的张力”。17沈从文未必把自己当作“病人”，但他对写作的信仰成为了自己的“心理医师”。写作不停，生活就不会歇止。其实不止沈从文，很多作家都把写作本身作为“治疗”方式，苏珊·桑塔格亦是如此。18
四、结 语
关注“创伤心理”并不特殊，但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疗愈”，是王文胜研究文学作品的不同之处。她以基督教哲学元素为底蕴，细读文学作品，试图跨心理学与文学学科，处理“创伤心理”。《新文学的创伤心理学研究》课题宏大，包含了诸多问题，触及人的生存境遇，体现出终极关怀。课题还可以延展开去：“弃医从文”的鲁迅，是否完成了自我疗愈，而“反抗绝望”的背后，又带有多少热爱？“文学”与“心理学”的隐喻式表述，过多依赖“作者”与“心理医师”，但是，他们的合法性如何建立，自身的“创伤”又将如何纳入“科学”？从“后记”看，课题本身也有王文胜自己体验、实践的参与，并非坐而论道、“纸上谈兵”。故而，随着她更深入地介入“创伤-治疗”过程，还会有新的成果源源不断面世。
注释：
① 荣格：《心理学与文学》，冯川、苏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24页。
② 黄成利、胡超：《叙事写作疗法可治愈人生伤痛》，《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7月16日。
③④⑥⑦⑨⑩11121516 王文胜：《新文学的创伤心理学研究》，江苏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1，2、3，2，32，9，111，122，88，35，162页。
⑤ 管季：《一部关于创伤记忆的心灵史——迟子建〈伪满洲国〉再解读》，《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
⑧ 从“潜意识”的角度看，《为奴隶的母亲》表层下“还存在有另一个故事：一位受尽丈夫蛮横待遇的妇女，与一位长期受到老婆压抑的秀才，‘典妻’的意外事件，使得他们在感情上得以相互安抚，生育儿子，并且互相都有所留恋。最终，他们长久结合的梦想，被心怀嫉妒的大老婆摧毁了。”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8页。
13 叶舒宪：《文学与治疗——关于文学功能的人类学研究》，《中国比较文学》1998年第2期。
14 刘大先：《作为记忆、仪式与治疗的文学——以阿来〈云中记〉为中心》，《当代作家评论》2020年第3期）;蔡熙：《苗族史诗〈亚鲁王〉的仪式叙事与治疗功能研究——基于文学人类学的分析视角》，《西南民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
18 苏珊·桑塔格以“書写”走出癌症阴影：“使疾病远离这些意义、这些隐喻，似乎尤其能给人带来解放，甚至带来抚慰。不过，要摆脱这些隐喻，光靠回避不行。它们必须被解释、批评、细究和穷尽”。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89页。
（责任编辑：斯扬）
王文胜《新文学的创伤心理学研究》（江苏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选取“创伤心理学”视角，对新文学作家、作品进行了研读，提出了诸多新见。文学与心理学之界限，殊难区分，弗洛伊德常把文学作品作为心理分析文本。荣格在《心理学与文学》中表述得更为明确：“就艺术作品而言，我们必须考察的是一种复杂的心理活动的产物——这种产物带有明显的意图和自觉的形式;而就艺术家来说，我们研究的则是心理结构本身”。①在荣格这里，心理学与文学研究对象几可互换。“创伤心理学”是心理学的重要分支，在疗愈方面与文学关系极为紧密;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研究与临床治疗影响很大。因此，创伤心理学与文学之间的关联，有必要深入探讨、揭示。文学研究中，有论者关注这一问题，但还未见系统讨论的专著。②《新文学的创伤心理学研究》爬梳了国内外资料，对该问题做出了有力推进，并探索了未知领域，具有很强启发性。
一、“创伤-治疗”原型的提出
《新文学的创伤心理学研究》最为亮眼的贡献，当是“创伤-治疗”原型的提出。“创伤”题材作品并不鲜见，古代文学中就层出不穷。《离骚》叙述屈原“上下求索”，愤而投江，堪称早期最著名的心理创伤书写。《诗经》的《硕鼠》中，“無食我黍”无疑是受害者的哀歌。《卖炭翁》“心忧炭贱愿天寒”，但“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蚕妇》说，“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当代，《伤痕》《班主任》《枫》《森林里来的孩子》《人啊，人！》等“伤痕文学”，更是诉说了痛彻心扉的人生遭际，饱蘸了国族与个人在特殊历史时代的记忆。受辱、失恋、磨难、死亡等“失败体验”不可胜数，因而，文学中关于“创伤”及其“记忆”的作品，俯拾即是。
不过，上述作品与《新文学的创伤心理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并不等同。后者所持视角，由现代心理学领域问题“衍生”，已高度专业化，“叙事治疗是基于后现代叙事理论发展出的一种心理治疗的新学派”。③王文胜并不避讳研究方法的借鉴，在专著中，对现代心理学的发展做了简要介绍，尤其关注“叙述疗法”， 把自己研究纳入前沿学术行列。④在此，王文胜对“创伤心理”治疗的关注及本土化研究，就呈现出清晰的线索，而她的研究意义，故而更为凸显。巡视新文学可以看到现代意识的“创伤”叙事频频出现。有论者认为，《伪满洲国》是“一部借用严肃历史来描述战争创伤的心灵史”，“严肃地还原那一段创伤记忆”⑤。不过，多数论者关注“创伤”时，多借用该词，而非从心理学角度切入，因此“治疗”过程及结果并非重心，缺乏“创伤心理学”理论的支撑。
王文胜对“心理治疗”文学主题的研究，带有跨视域色彩。王文胜对自己的工作有清晰地交代：“文学作品到底如何才能发挥促进心理健康的作用？这个问题一直以来似乎没有被详细地予以说明，所以一方面我们需要说明叙事对心理治疗的价值所在;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进一步辨析是否所有的叙事模式均是对心理健康有益的。本书旨在研究新文学文本中作家编码‘创伤’的方式对心理创伤治疗的影响，同时研究‘受创者’写作的文学和心理学价值。”⑥广义上讲，文学是“苦闷的象征”，故“不平则鸣”是“心理创伤”的外化，这也是文学与心理学相通的“集体无意识”基础。王文胜的研究中，文学治疗功能排在首位，有意偏离了传统文学研究的审美功能。不过，不能就此说王文胜做的不是文学研究;从文学作用来看，“治疗”不可或缺，王文胜的工作恰是题中应有之义。应该说，这是较为困难的工作，也是新文学研究中一次艰难的尝试。
循此思路，王文胜在著作中开辟“中国当代文学叙事中心理疾病的书写”一章，细读了陈染、陈谦、谭恩美等作品中的“创伤心理”及“治疗”过程。尤为值得讨论的是，该部分重点关注了“心理医生手记中的叙事”。心理分析为主题的作品，如美剧《别对我说谎》《犯罪心理》《心理神探》等，多将“心理创伤”对人物的影响作为主要看点，但基本不考虑“治疗”。与此不同，当前有一批“心理治疗题材”小说，如毕淑敏的《心理小组》《女心理师》、周小影的《肖恩的城堡》、曹立萍的《心理咨询手记》等，主要讲述“治疗”过程。以往，研究者很少特意提及这些作品，而王文胜将其集中呈现。王文胜从“类型”入手，激活了“边缘”的文本，对作品做了有力统摄与阐释。一些作品的作者即为心理医师，写的也是“心理治疗”，因此，对“创伤”的认知和把握不是随机，而是具有相当的专业性。毕淑敏、周小影等，都具备专业心理学知识，甚至后者就是心理治疗医师，因此，作品除传统意义上的“故事”，还带有临床实践性。《新文学的创伤心理学研究》发掘出一批“类型小说”，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新文学研究的视野。王文胜提炼出心理治疗题材作品中的“心理咨询师”和“求助者”两类形象，准确把握到文学与心理学的缠绕关系，给出了不同以往的解释：“心理治疗小说展现了人类更深层的内心世界，可以让我们对人性有更深入的了解;另一方面心理治疗题材小说中的人物往往得到了心理医治，他们对自我有了新的认识，对自己过去的经历有了新的理解，也就有了重新选择的能力，或者说他们能够面对自己的人生问题了。”⑦很明显，王文胜虽从文学作品细读出发，但对心理治疗的操作与结果更有兴趣，力图把文学研究与心理学治疗作为一个工作的两面。其中，自然有文本研究，但还有不容忽视的对“心理创伤”人群的深切认知。二者相互阐发，使王文胜的文学研究带上了对“心理创伤”群体的“同情”及近距离抚慰的功用。
二、文学中的“创伤-治疗”
从心理学角度看文学文本，或把文学文本当做心理学分析对象，从而进入到潜意识深处，发现“人”的多维存在，已经有了许多知名案例。就“弑父”与“恋母”来说，弗洛伊德对《俄狄浦斯王》、琼斯对《哈姆雷特》的研究，为经典文本打开了新的空间。当代学界，蓝棣之运用精神分析方法，给《二月》《为奴隶的母亲》《蚀》等带来了新的阐释。⑧从心理学的角度“反打”，重新触摸文学作品，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发现。《新文学的创伤心理学研究》中，对“创伤-治疗”的关注，尤其是对“疗愈”的观察，同样有一些“出界”后的新见。 在王文胜看来，不少文学作品其实讲的是“创伤”与“疗愈”的过程。《新文学的创伤心理研究》中，王文胜首先关注了“新文学文本的阅读治疗价值”，并以史铁生、汪曾祺为中心，阐释了文本与心理治疗的关系。一些著名文本，讲主人公遇到心理“困难”及“克服”，内在“模式”就是“创伤-治疗”。《命若琴弦》中的老瞎子，发现了琴弦的秘密，他以“命”之名，治疗了自己，也治疗了徒弟小瞎子。《大淖记事》中的巧云，被号长侮辱。汪曾祺并未安排巧云寻死觅活，而是基于现实（要照顾残废爹），写巧云自己疗愈，走出阴影。老瞎子和巧云，是文学作品中心理创伤的治愈者，而汪曾祺、史铁生显然是操纵他们命运的幕后之手。王文胜指出，史铁生、汪曾祺对“创伤”的治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对人类的心理困境有体认，亦有悲悯之心”。⑨王文胜的解读不仅梳理出一个常被忽略的“母题”，还勾勒出作家心态、本文走向与心理治疗之间的隐秘联系。作家本身对“创伤-治疗”的理解，决定着作品走向。在王文胜这里，汪曾祺、史铁生为笔下主人公寻找到了“精神创伤”治愈的路径，也说明他们无意识使用了心理学，率先治愈了自己。由此推论，为何汪曾祺的作品带有“道家”之风与史铁生如何在困境中获得生存的意义等问题，迎刃而解。
出自对“治疗”结果的考察，王文胜忽略了在文本中未能“疗愈”的作品。有的“创伤”可能无法得到“疗愈”，因此主人公不能从中走出，只能采取极端方式解决。《沉沦》结尾，主人公万念俱灰，不再信任任何人，选择自杀。除此之外，《少年维特之烦恼》《杀夫》《金锁记》的主人公，都有“心理创伤”，且恶性发展，给自己及他人造成“损伤”。不过，需要继续讨论的是，文本中治疗的“失败”，不一定意味着作者本人持否定态度。
从“心理创伤-治疗”的角度，王文胜细读、重审了“十七年”文学，并提供了新的见解。在“战争叙事中的创伤记忆与书写”一章中，王文胜关注了“十七年”中的战争“创伤问题”。与战争有关的“创伤”记忆，是“十七年”文学中常见的内容，而且在文本中，都能够得到“治愈”。《林海雪原》中，开端即描写了衫岚站遭到敌人血洗的景象，少剑波见到乡亲被屠戮、姐姐惨死，悲恸万分。很快，他的“创伤”得到“疗愈”，因为部队的任务在等待他。从“心理创伤-治疗”模式看，少剑波化悲痛为力量，投身到战斗任务中，完成了自我疗愈。一般而言，革命英雄都是以此方式走出“心理创伤”，这也通常被理解为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意志。无疑，在心理学上，这种“现象”值得注意。《新文学的创伤心理学研究》中，王文胜关注了“十七年战争叙事”，总结出几个特征：“第一，个人性创伤记忆被意识形态性的‘支配故事’所遮蔽;第二，政治化仪式构成的集体记忆取代了个人记忆;第三，文本写作的逻辑理性追求取代了诗性追求”。她认为，“这些特征使得‘十七年文学’中的创伤叙事很难发挥治疗性功效”。⑩也就是说，“十七年”作品中，“创伤”的疗愈过程带有虚拟性，只是在文本中得到确认，并不能产生实际功效，是一种“假性疗愈”书写。王文胜以“《红岩》的创伤叙事”一节，分析了《红岩》中对“创伤”记忆的书写，指出该作品的叙事“不能具备疗伤的功能”。11由此，“十七年”文学中“情感”问题的讨论，被置放于新的背景下，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意蕴。
王文胜对新文学中“婚恋中的创伤与疗愈”的细读，同样有很大启发性。鲁迅在《伤逝》中，以涓生视角诉说了一段失败的情感。1925年10月，鲁迅正与许广平热恋，却写下了爱情悲剧《伤逝》，其中原因虽被讨论多次，但并不妨碍王文胜从“创伤”治疗的角度再度审视。涓生疗愈了吗？王文胜认为：“鲁迅同样不能在《伤逝》中表达出涓生何以才能得到内心的平安。涓生虽受过教育、有新的思想，但這些所谓的知识其实都不能帮助他在处理内在良心不安的过程中成长。”12涓生背负着沉重负担，无法获得解脱，“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悲哀与悔恨，为子君，为自己”。在王文胜看来，涓生“心理创伤”无法疗愈，因为鲁迅身上有自身无法消除的“鬼气”。笔者愿意与王文胜商榷的是，鲁迅以“忏悔”的方式表达对子君的情感，是否也是让自己取得平静的“自救”，或说，以此来自我治疗？毕竟，涓生通过忏悔，获得了片刻解脱，向着“生路”而去。而鲁迅随后跨出重要一步，与许广平结合，也可以算是疗愈的结果。
三、作为“治疗”的写作
写作是一种“精神”的建构，也是“治疗”“创伤”的手段：“文学在人类文化史上长存不衰，正因为它发挥着巨大的精神生态作用”，“现代精神医学的建立曾充分汲取文学家的治疗经验（包括自我治疗和文学病例），它的未来发展也有待于对文学艺术治疗功能更进一步开发和利用”。13鲁迅写作可称这个问题的隐喻。鲁迅先习西医，后认为治疗国民思想优先，果断弃医从文。《药》的多重意蕴中当然有“精神奴役创伤”的“治疗”，而鲁迅认定的“无效”也让他陷入“黑暗”。鲁迅抉心自食，披肝沥胆，但找不到“路”，只能走向坟，无法疗愈自己。此前的研究中，“文学疗伤”方面的成果很多，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思路，其中，《云中记》《亚鲁王》《我亲爱的甜橙树》及村上春树等，都被认为具有“治疗”因素。14至少在经验层面，文学作品的疗伤功能得到确认。
更进一步，除了作品中的“创伤-治疗”，王文胜还关注了写作本身与疗伤的关系，把研究推进到了主体层面。“心理医师”和“咨询者”是一对关系，但也有可能合二为一：作者通过写作，与自己“对话”，医治自己的心理创伤。王文胜在“新文学作家的写作疗伤”一章，目光转移，投向作家。当前很多关于“心理创伤治疗”的作品，从疗愈角度关注了“病患”的内心，直指人性黑暗地带，抵达了前所未有深度。王文胜对《女心理师》的讨论中，已经关注到“心理医师”自身的“创伤”。毕淑敏的《女心理师》中的贺顿，虽然不断帮助他人解决心理问题，却无法突破自己内心困扰，只能找其他心理医师帮助。姬铭骢发现贺顿创伤的源头，违背了职业道德，与其发生性关系，疗愈了曾被继父强暴的贺顿。王文胜做出判断：“心理治疗师的职业特点使得他们比文学家更频繁地进入人性的深处，于是他们自身会更容易受到诱惑和试炼。《女心理师》中毕淑敏清晰地区分了姬铭骢的治疗效果和他的道德缺失感，对姬铭骢不道德的行为进行了批判。”15不妨先抛开道德问题的讨论，关注毕淑敏对“心理医师”本身心理问题的直视。“创伤”无处不在，即便是心理医师，也需要面对自己的“创伤”，这样，问题就指向了心理医师及人性本身。 在王文胜看来，史铁生写作的过程也是“治疗”自己的过程。写作与“治疗”的关系，在史铁生这位特殊的作家身上，得到更清晰呈现。史铁生从青年开始，终其一生不断与疾病拼搏，也书写了大量作品，完成了对自己的心理“疗愈”，堪称“神话”，获得了研究者的尊重。实际上，选取史铁生作为个案，已经表明王文胜对“治疗”的强调：史铁生对自己的“治疗”是成功的。当然，关于“疗愈”的标准需要进行另一番讨论。尤其对于作家来说，川端康成、海明威、三岛由纪夫、三毛、海子、顾城的经历，从反向证明，在对生命意义看法上，每个作家看法并不一致。面对已经铺天盖地的赞誉，从“治疗”本身入手，王文胜分析了史铁生的思路，质疑了“史铁生神话”，呈现出研究的多维及她本人的个性。史铁生《我的丁一之旅》《务虚笔记》《病隙碎笔》，形成了独特看待“天理”的体系，其中不乏基督教元素。王文胜认为，“史铁生天助自助者的思想其实更接近英雄主义式的精神，是一种强者的处世哲学”，但是，从基督教哲学看，“基督耶稣一开始时就拯救了大批在患难中似乎被命运弃绝的人，其中有瞎子、瘫子、麻风病中患者等等。基督教中的上帝并不是只垂青强者的上帝，相比之下史铁生的拯救思路是有限的”。16从文学研究的角度看，上述思路精微复杂，对终极问题做了哲学思辨，丰富了史铁生研究。
对于身陷困境中的作家来说，写作对自己的“治疗”是优先的，因此，沈从文“自杀”事件在王文胜这里有了不同的解释。1949年3月，沈从文割腕、喝煤油，试图结束生命，幸而及时被发现。究其原因，在于他预感到写作生涯即将结束，抑郁症发作，失去生活信心。但是，从“治疗”来看，沈从文“死也写作，生也写作”。后来，他虽然不能再发表小说，但并未搁笔，而是把精力投入到文物研究中，一样获得了写作的满足，得到治愈。王文胜认为：“沈从文自1949年3月自杀被救之后就再也没有自杀了，即使在出现大量中国知识分子自杀现象的‘反右’扩大化和‘文革’这两个时期，沈从文也没有自杀过”，“从精神性治疗的角度看，沈从文转向文物研究，也是为自己在政治抒情的文化语境中找到了一个可以继续做传统抒情诗人的空间，这就极大地舒缓了他内在的精神气质和当时的时代氛围之间的张力”。17沈从文未必把自己当作“病人”，但他对写作的信仰成为了自己的“心理医师”。写作不停，生活就不会歇止。其实不止沈从文，很多作家都把写作本身作为“治疗”方式，苏珊·桑塔格亦是如此。18
四、结 语
关注“创伤心理”并不特殊，但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疗愈”，是王文胜研究文学作品的不同之处。她以基督教哲学元素为底蕴，细读文学作品，试图跨心理学与文学学科，处理“创伤心理”。《新文学的创伤心理学研究》课题宏大，包含了诸多问题，触及人的生存境遇，体现出终极关怀。课题还可以延展开去：“弃医从文”的鲁迅，是否完成了自我疗愈，而“反抗绝望”的背后，又带有多少热爱？“文学”与“心理学”的隐喻式表述，过多依赖“作者”与“心理医师”，但是，他们的合法性如何建立，自身的“创伤”又将如何纳入“科学”？从“后记”看，课题本身也有王文胜自己体验、实践的参与，并非坐而论道、“纸上谈兵”。故而，随着她更深入地介入“创伤-治疗”过程，还会有新的成果源源不断面世。
注释：
① 荣格：《心理学与文学》，冯川、苏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24页。
② 黄成利、胡超：《叙事写作疗法可治愈人生伤痛》，《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7月16日。
③④⑥⑦⑨⑩11121516 王文胜：《新文学的创伤心理学研究》，江苏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1，2、3，2，32，9，111，122，88，35，162页。
⑤ 管季：《一部关于创伤记忆的心灵史——迟子建〈伪满洲国〉再解读》，《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
⑧ 从“潜意识”的角度看，《为奴隶的母亲》表层下“还存在有另一个故事：一位受尽丈夫蛮横待遇的妇女，与一位长期受到老婆压抑的秀才，‘典妻’的意外事件，使得他们在感情上得以相互安抚，生育儿子，并且互相都有所留恋。最终，他们长久结合的梦想，被心怀嫉妒的大老婆摧毁了。”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8页。
13 叶舒宪：《文学与治疗——关于文学功能的人类学研究》，《中国比较文学》1998年第2期。
14 刘大先：《作为记忆、仪式与治疗的文学——以阿来〈云中记〉为中心》，《当代作家评论》2020年第3期）;蔡熙：《苗族史诗〈亚鲁王〉的仪式叙事与治疗功能研究——基于文学人类学的分析视角》，《西南民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
18 苏珊·桑塔格以“書写”走出癌症阴影：“使疾病远离这些意义、这些隐喻，似乎尤其能给人带来解放，甚至带来抚慰。不过，要摆脱这些隐喻，光靠回避不行。它们必须被解释、批评、细究和穷尽”。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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