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自古印度传入中国后，佛教不断融入本土的传统文化，并与儒学和道教渐行渐和，逐渐形成“三教”合一的发展体系。然而，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和文化，自始至终与中国本土的民族传统文化和思想存在争辩。魏晋时期，虽然佛教的发展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无论入教人数、寺院数量，还是思想与佛学都极其兴盛，但是矛盾和碰撞日趋激烈，最终出现中国历史上“三武一宗”灭佛的第一次，就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大肆灭佛。
一、太武帝对佛教态度的转变
北魏太武帝灭佛之前，佛教已相当流行，而且太武帝本人也非常崇信佛法。《魏书释老志》云：“世祖即位。富于春秋，既而锐志武功，每以平定祸乱为先。虽归崇佛法，敬重沙门，而未存览经教，深求缘报之意……”“世祖初继位，亦遵太祖，太宗之业，每引高德沙门，与共谈论。于四月八日，舆诸佛像，行于广衢，帝亲御门楼，临观散花，以致礼敬。”这说明太武帝虽是个致力于开土扩疆、勤于国事的皇帝，但还是相信佛法中的那些教义以及因果报应等内容，还经常去寺院坐禅听讲，礼敬佛僧。
“世祖初平赫连昌，得沙门惠始，姓张。家本清河，闻罗什出新经，遂诣长安见之，观习经典。坐禅于白渠北，昼则孰城听讲，夕则还处静坐……世祖甚重之，每加礼敬……”从上述内容可以清楚地知道，在太武帝即位之初及其統治前期，佛教在北魏较盛行，然而在北魏军事统一北方后，随着国家统治思想的转变，最终统治者转变了对佛教的态度。
鲜卑族发源于北漠玄朔，无论其政治、经济、军事，还是文化思想和制度礼仪都极其落后。况且，北魏前期历代统治者都曾致力于国家的建立和统一战争，因此军事奴隶化思想占据主要地位，是其主要的统治思想。以这种落后的统治思想统治一个民族和国家的上层阶层，其当然需要与之相对应的非武治思想，以此抚平战争所带来的创伤和抚慰人民破残的心灵。所以，佛教与北魏政权牢牢地结合在一起，并作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国教共同辅助国家建设。这种结合决非一种偶然，它是北魏前期各方面还比较落后以及长期战争的历史现状所决定的，它是一次宗教文化与军事武力的相结合，是共同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统治的结合。然而，一旦孕育这种宗教文化与军事思想相结合的温床遭遇破坏，这种结合也就行将末路，完成它应尽的历史使命，为其他更适合历史发展趋势的东西所取代。
二、佛教与“偃武修文”的碰撞
随着北魏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完成中国北方基本统一，北魏统治者就开始渐渐感到“偃武修文”的重要性。太武帝在神麚四年诏曰：“顷逆命纵逸，方夏未宁，戎车屡驾，不遑休息。今二寇摧琏殄，士马无为，方将偃武修文，遵太平之化，理废职，举逸民……昧旦思求，想遇师辅……访诸有司，咸称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渤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皆贤俊之胄，冠冕州帮，有羽仪之用……至者数百人，皆差次叙用。”
这说明当时北魏统治者太武帝在灭夏和对柔然战争胜利后，充分认识到北魏在不断铲平各股政权势力并趋于统一稳定之时，无论从国家各项典章制度、职官礼仪、文化思想的建设和革新，还是从安民养息、风化民俗、扬德崇美等方面来讲，当北魏的版图已深入中原腹地区后，单凭旧有的传统军事思想来实现具有高度文明的民族的统治，不与汉族势力结合，而建立一支强大稳固的政权是比较困难的，因此，随着北魏与中原接触、交往的加深，对于汉文化的渴求日益迫切。
太武帝这次征聘的人大多数就是黄河以北的高门，他们具有深厚的汉文化底蕴，太武帝想利用他们夯实北魏政权，以便转变统治思想，改变惯有的“强武力”统治方式，逐渐向以汉文化为主的文治思想转变。
延和元年春，诏曰：“朕以眇身，获奉宗庙，思阐洪基，廓清九服……是用屡征，罔或宁息……群帅文武，荷戈被甲，栉风沐雨，蹈履锋刃，与朕均劳……兵不极武，而二寇俱灭，师不危违律，而遐方以宁……除故革新，以正一统……”
延和三年十月，诏曰：“朕除伪平暴，征讨累年，思得英贤，……进举贤俊。……当时以不次之举，随才文武，任之政事。……”
这些诏书无不体现了太武帝急需汉人的支持和帮助，用汉文化的统治方式和统治思想对北魏进行治理，实现统治思想的转变。但是，太武帝必须抑制或者消灭佛教，才有可能顺利地完成这个转变。首先，佛教奉行的佛理教义讲究荒诞虚幻、鬼怪神灵、来生转世、因果报应诸如此类的东西，带有极大的神秘性、欺骗性和麻痹性，它只比较适合北魏愚昧落后、战乱频繁的前期统治，并不适合于渐显开化文明、趋向稳定的和平时期。
其次，北魏上自王公大臣，下自黎民百姓都是佛教的虔诚信徒，要想“偃武修文”，转变统治思想，就必须改变这些人的思想，把汉文化思想输进他们的大脑，而换出他们固有的佛教信仰观念。
再次，如果不抑制和消灭佛教，焚烧佛经和捣毁佛像，必然会妨碍汉文化及其思想在北魏的传播，并且王公大臣及其子皆入太学学习先进汉文化也将成为一句空话，这和秦始皇焚书坑儒如出一辙。
最后，北魏朝臣绝大部分崇教信佛，往往执迷不悟，至死不悔，这股势力当朝也必然会抵制汉文化思想的进入，压制和打击汉族士人以及破坏他们的革新成果。因此，抑制和消灭佛教，削弱北魏兴代之族，抬高汉族士人的地位也是理所当然、合乎时宜的。
三、太武帝统一思想的需要
太武帝“偃武修文”的同时，他还一心“一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北魏政权一直以来在统治上都是极其残暴、野蛮的，对内外穷兵黩武，横征暴敛，引起了各民族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太武帝时期也不例外。因此，当北魏逐渐消除内外寇逆之时，太武帝也觉得有必要缓和民族、阶级中的种种矛盾，缓解穷苦百姓因长年累月遭受的战争之苦。
延和三年，诏曰：“今四方顺轨，兵革渐宁，宜宽徭赋，与民休息……”太延元年六月，诏曰：“顷者寇逆消除，方表渐晏，思崇政化，敷洪治道……”同年十月，诏曰：“自今以后，亡匿避难，羈旅他乡，皆当归还旧居，不问前罪……”太延三年，诏曰：“班宣惠政，与民宁息。”太平真君四年夏，诏曰：“朕承天子民，忧理万国，欲令百姓家给人足，兴于礼仪……”
从以上诏书能清楚地知道，在太平真君五年开始下令抑制佛教之前，太武帝都在不断地考虑和实现政化于天下，布淳德于民间。而且在下诏抑制佛教的同一年，太武帝还下诏曰：“自顷以来，军国多事，未宣文教，非所以整齐风俗，示轨则于天下也……”
自佛教入魏开始，统治者都把它视为淳化民俗、政化国家的重要工具，然而随着佛教在北魏的流传，由于多种原因，佛教慢慢地背叛了北魏上层统治者。另外，太武帝后期开始崇信道教，“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道业大行”，同时又“在天师道场于京城之东南，重坛五层；给道士二十人衣食……”从此，道教在北魏皇帝拓跋焘的扶植下扎根立足。公元440年，皇孙睿出生之时，其改元太平真君。“六月，丁丑，魏皇孙睿生，大赦，改元太平真君，取寇谦之之《神书》云：‘辅佐太平真君故也。’”自此，太武帝对道教忠信不二，一直到死。与此相反，佛教则被太武帝评为“昔后汉荒君，信惑邪伪以乱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未尝有此。夸诞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礼仪大坏，九服之内，鞠为兵墟……”的乱世丧国，惑邪夸诞，不忠不义的邪教。太平真君七年，重信寇谦之之道教的太武帝，终于在崔浩的强谏下，下令大规模地灭绝佛教。因此，太武帝后期认为佛教没有达到淳化民俗、政化国家的目的，而且由于“沙门之徒，假西戎虚诞，生致妖蘖”破坏了北魏一直以来淳朴的民风，所以他才恼羞成怒对佛教进行前所未有的消灭。
（江西艺术职业学院）
一、太武帝对佛教态度的转变
北魏太武帝灭佛之前，佛教已相当流行，而且太武帝本人也非常崇信佛法。《魏书释老志》云：“世祖即位。富于春秋，既而锐志武功，每以平定祸乱为先。虽归崇佛法，敬重沙门，而未存览经教，深求缘报之意……”“世祖初继位，亦遵太祖，太宗之业，每引高德沙门，与共谈论。于四月八日，舆诸佛像，行于广衢，帝亲御门楼，临观散花，以致礼敬。”这说明太武帝虽是个致力于开土扩疆、勤于国事的皇帝，但还是相信佛法中的那些教义以及因果报应等内容，还经常去寺院坐禅听讲，礼敬佛僧。
“世祖初平赫连昌，得沙门惠始，姓张。家本清河，闻罗什出新经，遂诣长安见之，观习经典。坐禅于白渠北，昼则孰城听讲，夕则还处静坐……世祖甚重之，每加礼敬……”从上述内容可以清楚地知道，在太武帝即位之初及其統治前期，佛教在北魏较盛行，然而在北魏军事统一北方后，随着国家统治思想的转变，最终统治者转变了对佛教的态度。
鲜卑族发源于北漠玄朔，无论其政治、经济、军事，还是文化思想和制度礼仪都极其落后。况且，北魏前期历代统治者都曾致力于国家的建立和统一战争，因此军事奴隶化思想占据主要地位，是其主要的统治思想。以这种落后的统治思想统治一个民族和国家的上层阶层，其当然需要与之相对应的非武治思想，以此抚平战争所带来的创伤和抚慰人民破残的心灵。所以，佛教与北魏政权牢牢地结合在一起，并作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国教共同辅助国家建设。这种结合决非一种偶然，它是北魏前期各方面还比较落后以及长期战争的历史现状所决定的，它是一次宗教文化与军事武力的相结合，是共同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统治的结合。然而，一旦孕育这种宗教文化与军事思想相结合的温床遭遇破坏，这种结合也就行将末路，完成它应尽的历史使命，为其他更适合历史发展趋势的东西所取代。
二、佛教与“偃武修文”的碰撞
随着北魏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完成中国北方基本统一，北魏统治者就开始渐渐感到“偃武修文”的重要性。太武帝在神麚四年诏曰：“顷逆命纵逸，方夏未宁，戎车屡驾，不遑休息。今二寇摧琏殄，士马无为，方将偃武修文，遵太平之化，理废职，举逸民……昧旦思求，想遇师辅……访诸有司，咸称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渤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皆贤俊之胄，冠冕州帮，有羽仪之用……至者数百人，皆差次叙用。”
这说明当时北魏统治者太武帝在灭夏和对柔然战争胜利后，充分认识到北魏在不断铲平各股政权势力并趋于统一稳定之时，无论从国家各项典章制度、职官礼仪、文化思想的建设和革新，还是从安民养息、风化民俗、扬德崇美等方面来讲，当北魏的版图已深入中原腹地区后，单凭旧有的传统军事思想来实现具有高度文明的民族的统治，不与汉族势力结合，而建立一支强大稳固的政权是比较困难的，因此，随着北魏与中原接触、交往的加深，对于汉文化的渴求日益迫切。
太武帝这次征聘的人大多数就是黄河以北的高门，他们具有深厚的汉文化底蕴，太武帝想利用他们夯实北魏政权，以便转变统治思想，改变惯有的“强武力”统治方式，逐渐向以汉文化为主的文治思想转变。
延和元年春，诏曰：“朕以眇身，获奉宗庙，思阐洪基，廓清九服……是用屡征，罔或宁息……群帅文武，荷戈被甲，栉风沐雨，蹈履锋刃，与朕均劳……兵不极武，而二寇俱灭，师不危违律，而遐方以宁……除故革新，以正一统……”
延和三年十月，诏曰：“朕除伪平暴，征讨累年，思得英贤，……进举贤俊。……当时以不次之举，随才文武，任之政事。……”
这些诏书无不体现了太武帝急需汉人的支持和帮助，用汉文化的统治方式和统治思想对北魏进行治理，实现统治思想的转变。但是，太武帝必须抑制或者消灭佛教，才有可能顺利地完成这个转变。首先，佛教奉行的佛理教义讲究荒诞虚幻、鬼怪神灵、来生转世、因果报应诸如此类的东西，带有极大的神秘性、欺骗性和麻痹性，它只比较适合北魏愚昧落后、战乱频繁的前期统治，并不适合于渐显开化文明、趋向稳定的和平时期。
其次，北魏上自王公大臣，下自黎民百姓都是佛教的虔诚信徒，要想“偃武修文”，转变统治思想，就必须改变这些人的思想，把汉文化思想输进他们的大脑，而换出他们固有的佛教信仰观念。
再次，如果不抑制和消灭佛教，焚烧佛经和捣毁佛像，必然会妨碍汉文化及其思想在北魏的传播，并且王公大臣及其子皆入太学学习先进汉文化也将成为一句空话，这和秦始皇焚书坑儒如出一辙。
最后，北魏朝臣绝大部分崇教信佛，往往执迷不悟，至死不悔，这股势力当朝也必然会抵制汉文化思想的进入，压制和打击汉族士人以及破坏他们的革新成果。因此，抑制和消灭佛教，削弱北魏兴代之族，抬高汉族士人的地位也是理所当然、合乎时宜的。
三、太武帝统一思想的需要
太武帝“偃武修文”的同时，他还一心“一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北魏政权一直以来在统治上都是极其残暴、野蛮的，对内外穷兵黩武，横征暴敛，引起了各民族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太武帝时期也不例外。因此，当北魏逐渐消除内外寇逆之时，太武帝也觉得有必要缓和民族、阶级中的种种矛盾，缓解穷苦百姓因长年累月遭受的战争之苦。
延和三年，诏曰：“今四方顺轨，兵革渐宁，宜宽徭赋，与民休息……”太延元年六月，诏曰：“顷者寇逆消除，方表渐晏，思崇政化，敷洪治道……”同年十月，诏曰：“自今以后，亡匿避难，羈旅他乡，皆当归还旧居，不问前罪……”太延三年，诏曰：“班宣惠政，与民宁息。”太平真君四年夏，诏曰：“朕承天子民，忧理万国，欲令百姓家给人足，兴于礼仪……”
从以上诏书能清楚地知道，在太平真君五年开始下令抑制佛教之前，太武帝都在不断地考虑和实现政化于天下，布淳德于民间。而且在下诏抑制佛教的同一年，太武帝还下诏曰：“自顷以来，军国多事，未宣文教，非所以整齐风俗，示轨则于天下也……”
自佛教入魏开始，统治者都把它视为淳化民俗、政化国家的重要工具，然而随着佛教在北魏的流传，由于多种原因，佛教慢慢地背叛了北魏上层统治者。另外，太武帝后期开始崇信道教，“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道业大行”，同时又“在天师道场于京城之东南，重坛五层；给道士二十人衣食……”从此，道教在北魏皇帝拓跋焘的扶植下扎根立足。公元440年，皇孙睿出生之时，其改元太平真君。“六月，丁丑，魏皇孙睿生，大赦，改元太平真君，取寇谦之之《神书》云：‘辅佐太平真君故也。’”自此，太武帝对道教忠信不二，一直到死。与此相反，佛教则被太武帝评为“昔后汉荒君，信惑邪伪以乱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未尝有此。夸诞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礼仪大坏，九服之内，鞠为兵墟……”的乱世丧国，惑邪夸诞，不忠不义的邪教。太平真君七年，重信寇谦之之道教的太武帝，终于在崔浩的强谏下，下令大规模地灭绝佛教。因此，太武帝后期认为佛教没有达到淳化民俗、政化国家的目的，而且由于“沙门之徒，假西戎虚诞，生致妖蘖”破坏了北魏一直以来淳朴的民风，所以他才恼羞成怒对佛教进行前所未有的消灭。
（江西艺术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