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大国日益繁荣，它的贸易对手多半面色铁青。他们会说，这个国家长期存在巨额贸易顺差。在该国自认是出口强国，其产品在国外广受赞誉的同时，其他人则斥责该国的重商主义。有人指责它向出口商发放低息贷款以及人为低估本币，对出口进行不当补贴。于是，它面临的压力会包括汇率重估和提振国内消费，因为内需占比该国GDP份额过低。
　　当前，这段描述会让你联想到中国，或是德国。不过IMF在最近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解释，过去还有许多国家都有过类似的处境：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60年代末的西德，以及1988年前后的韩国、日本和越南。2008年，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占全球顺差总额的21%。而1967年的德国和1971年的日本，这个数据也曾到过20%。或许现在的顺差国家能从中感到一丝安慰，因为它们在历史上并不孤单。
　　过去的顺差国家和目前的中国、德国类似，它们也受到要改变其经济政策来平衡持续顺差的劝诫。有些国家首先依赖本币升值，就像现在美国希望中国做的那样（接下来通常是财政或货币政策调整）。而有些国家则是通过财政或货币刺激方案来拉动内需，欧元区各国目前正在敦促德国实施这一政策。另外，还有些国家会借助劳动力市场或金融部门改革来提振内需。IMF的经济学家们跟踪各国的经常项目数据和经济政策变革，发现过去半个世纪28个 “政策引致性顺差逆转”的实例。接下来他们仔细研究了这些事件，以了解今天的盈余国家采取相似措施可能造成的影响。
　　就恢复外部平衡而言，变革的确成功了。平均来看，顺差相对GDP比例收窄5.1%。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回落1.6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进口大幅增加，而出口平均上没有变化。让人惊讶的是，贸易顺差的变化并没有影响到经济增长。IMF的经济学家计算表明，这些国家在开始处理顺差问题的后3年与之前3年的经济增长相差极小，完全在统计误差之内。（见右图）
　　原因是个人消费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所增加，数据上显示，这两项的贡献分别增加了1.0和0.7个百分点，足以抵消净出口的下降。经济增长会有不同的来源，国外需求也会被内需所替代。同样，出口产品的生产部门就业会减少，不过制造国内消费产品的就业会增加。平均达到了“完全再平衡”。
　　所有这些似乎预示着中国不必担心人民币升值。但是，IMF的另一研究略为软化了这个结论。因为主要靠货币升值政策来逆转顺差的国家，与那些靠财政或货币刺激政策进行的国家具有很大差异。前者经济增长会有所下降，而后者则是略有上升，但是这些结果都在统计误差范围之内。IMF的经济学家发现，汇率每升值10%，将会使GDP增长降低1个百分点左右。考虑到实际汇率变动，IMF表示，如果顺差国家只是采取了货币升值单一政策，那经济增长可能会下跌2~4个百分点。
　　因而，各国不必仅仅依赖一种手段来应对顺差问题。之所以经济增长的下滑平均值非常小，是由于扩大内需的财政、货币政策和结构调整政策抵消了货币升值的影响。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韩国，这个历史上的顺差国家很像现在的中国，当时它让本币升值的同时，也极大地放开了对国内金融部门的限制。另外有益的是，一些汇率重估的国家，出口价值链得到了提升。这些国家货币升值后出口并没有减少，而是出口不同的、价格更高的产品。但是，它们都减少储蓄、增加消费和进口，促进了全球需求的扩大。
　　而亚洲开发银行（ADB）最近发布的《亚洲发展展望》中，一份单独的分析报告也指出，亚洲出口对汇率的敏感程度其实比历史上研究预示的结果更低。这是因为很多生产过程被分成几个阶段，并在不同国家进行。这意味着，亚洲贸易（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贡献从1992年的13%上升到2007年的32%）的很大部分是零部件。ADB的经济学家认为，零部件贸易对实际汇率的敏感程度低于成品贸易。如果人民币升值，中国对出口萎缩的担忧要比过去经验表明的少。
　　无论怎样，平衡贸易和减少顺差并不仅仅是为了让贸易对手消火，还有其他好处。在很多过去的例子中，低估的汇率会导致货币供应的过度增长，增加平抑通胀的难度。1989年韩国升值韩元以及1988年中国台湾让台币升值，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希望能够重新控制货币政策。如果2010年中国允许人民币升值，同样可能出于类似的考虑。（来源：《经济学人》 李剑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