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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诗问罪的“乌台诗案”并非偶发,而是神宗朝“笺注”之风的必然产物.早在宗室赵世居谋反案中,诗歌被附会索隐,作为罗织罪状、攻击对手的有效手段,而神宗对此的默许态度助长了这股因言问罪的风气.新党领袖王安石亦未曾幸免于难,在吕嘉问精义堂一案中,他的诗歌也受到了“讽刺交作”的指控.言论环境的变化使王安石产生了创作上的焦虑,他有意写作了“元丰行”系列诗歌作为自己的政治宣言.而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王安石所建立的一元化士大夫文化模式.这不仅是王安石个人的生命悲剧,而且对北宋中后期士大夫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字”自此被套上枷锁,与政治渐渐疏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