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五十年来，哥伦比亚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一直在丛林中与政府军作战。如今，FARC终于决定放下武器，哥伦比亚政府正试图将这些战士改造成普通公民。但对许多战士来说，改变或许比战争更可怕。
每天早上10点一到，丛林中部的发电机准时启动，前游击队员们连上了互联网。哥伦比亚政府架起卫星天线，是为了将这些曾经的战士们拉回现代世界：过去几十年里，这些人从未接触过网络或电话，完全和现代文明隔离，就像未开化的土著一样。当然，两者之间唯一的区别是前者时不时被大火、陷阱和雷区包围。
卫星接收器上的小灯开始闪烁，表示WiFi已经连通，战士们可以开始刷脸书、发推特或者上YouTube看视频。没多久，他们就上瘾了。要知道仅仅一个月前，他们还在温度34摄氏度、湿度100%的丛林中打仗，不知道谷歌为何物。
哥伦比亚政府已经与FARC达成和平协议，游击队员们不再需要参加军事演习。他们躺在木屋里，手中玩着政府赠送的二手车模。在以前的生活中，手机是一个禁忌，因为FARC担心政府军借此跟踪他们。如今，他们盯着手中的新设备，学习如何给蕾哈娜（美国知名女歌手）的视频点赞，以及在脸书上交新朋友。这是回归普通生活的第一步。
“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战士在丛林中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哥伦比亚正在进行一个独特的实验，一个大胆的和平计划，旨在抹去其血腥的过去。这是一个驯化的过程——将野蛮的战士变成负责任的公民。为此，全国各地的FARC士兵们都进入了再教育营。本文提及的再教育营位于哥伦比亚南部，与厄瓜多尔接壤，面积大致和一个足球场一样大。那里聚集着80名前游击队员，包括爆破专家、狙击手、侦察专家和酷刑专家。自孩童时代开始，他们就作为FARC的队员和政府军进行斗争。
直到不久前，卡齐卡·阿塔瓦尔帕和埃德温·坎诺这样的游击队员还是政府军眼中的恐怖分子。如今，他们的存在制造除了一个新问题：这些过去的游击队战士能否变成善良的平民？
第一步，是派专业援助人员进入丛林。现在，这个游击队营地里挤满了医生、护士、老师、心理学家和社会工作者。橡胶树下支起了绿色的小帐篷，医生在这里进行检查，这些放下枪的战士们患有各种疾病：椎间盘突出、骨关节炎、风湿病、伤寒、韧带损伤、疟疾等等。医生们有时会怀疑，这样病魔缠身的身体怎么能打仗？心理学家心中的疑问也不少，比如，一个战士怎样才能坚持从14岁打仗到50岁？
项目最重要的部分是教育。在木头搭建的教室里，教授的课程包括哥伦比亚的选举制度、栽种土豆的最佳方式、杂志摄影以及避孕方法。
不上网的时候，游击队员们会聚集在大教室里。在他们面前，一个扎着辫子的农业专家在解释土地耕种方法。“再过几个月这一切都要结束了，”她说，“你们会上缴武器，开始自给自足的生活。”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欧洲环保人士天马行空的计划，但它却是哥伦比亚目前唯一的选择。
去年9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和平到来了。哥伦比亚总统胡安·桑托斯和FARC领导人蒂莫伦·吉米内斯站在卡塔赫纳市一个舞台上，互相握紧双手，签订了一纸结束五十年战争的和约。桑托斯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在担任国防部长期间，桑托斯曾下令向丛林中投掷了无数炸弹;哥伦比亚检察机关则指责吉米内斯应该为100多起谋杀案负责。
哥伦比亚政府和反政府武装之间的斗争始于1966年，是拉美时间跨度最长的游击战。统计数字显示了这场战争的恐怖：500万人流离失所，20万人死亡，1万人失踪或被绑架。冲突并不限于哥伦比亚政府军和FARC两方，还涉及右翼准军事人员、贩毒集团以及其他犯罪集团。
但这是過去，现在是属于和平和团结的年代。根据双方达成的和平协议，近7000名FARC战斗人员必须在2017年6月之前上缴武器。桑托斯向他们许诺大赦、政治参与权、向想回家的人提供帮助。其他承诺还包括即将进行的土地改革以及组建和平法庭和真相委员会。FARC将成为一个普通的政党，曾经的叛军将参加政治生活，其中一些人可能会成为民选议员。
刚满50岁的鲍里斯·福雷罗长着一张荣誉战士的脸，他并没有为这个大团圆的结局做好准备。他穿着一套宽松的黑色西装，服务员们从他身边匆忙掠过。一个帮助前游击队员融入社会的政府机构在一家豪华酒店举办招待会，鲍里斯应邀在会上发言。
鲍里斯过去曾是FARC成员，几年前离开了。他告诉听众他的经历：“如果我有什么要告诉你，那就是，”他说，“我们也是人。”
观众由公司代表组成，所有人都穿着西装。他们不是公司的高层，可能是遵从老板的命令参加而已。政府想说服与会者为游击队员们提供工作，各公司虽然承诺考虑，但也有人公开表示，不知道怎样开除一个在睡梦中都能组装好一支枪的员工。
鲍里斯作为游击队员，打了近20年仗，受过几次伤。有些时候，对于自己为何而战他感到迷茫。11年前，他回到社会中，开始学习心理学。现在，他偶尔会代表这家机构与FARC的逃兵们对话，向他们解释和平意味着什么。
“战争是你生活的全部，我犹豫了5年，终于还是离开了，”他说，“FARC是一个奇怪的团体，但对大多数游击队员来说，这是唯一一个类似家庭的存在。”
埃德温是一个害羞的男人。他躺在庇护所的木板房里，向手机中保存的三个号码发送表情。一名社会工作者曾问30岁的埃德温以后想做什么，他说，有人说他可以当摄影师。“但不是我决定自己能否会成为摄影师，这得听FARC领导的。” 埃德温似乎还没有意识到，和平计划意味着FARC的消失，游击队员们以后可以自由地做他们喜欢的事。对埃德温来说，这就意味着，他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做摄影师。
埃德温还是不能理解。游击队几乎照顾了他一辈子：自13岁加入FARC后，FARC教会他读写，给他饭吃，给他衣服穿。埃德温的父母是农民，因为养不起就把他送走了。
还没到中午，鲍里斯依旧坐在豪华酒店里。会议已经结束，他没有打算做什么，明天也没有任何日程。“FARC的集体生活意味着很多决定不需要你做主，”他说，“错误的决定会产生后果，你知道这点，但得忍着，生活就这样继续下去了。”
自鲍里斯离开战场后，他的神经一直处于抽搐状态，双手停不下来，总是揉手指或者刮脸。“每个人都有疤痕，一些你看得到，一些你看不到。”他说。鲍里斯有两个疤痕——一个在手臂，一个在背部，看起来像有人用刀具切掉了一块肉，实际上是炸弹爆炸留下来的伤痕。
战争就像一个引擎，需要燃料。仇恨是最好的武器，但随着时间推移，它会失去力量。唯一能让战争持续的是金钱。对FARC的战争可能结束了，但只要美国和欧洲的毒品市场仍需要可卡因，毒品战争旧将继续下去。
FARC自称为“自由战士”，用理想包装自己。但事实上，他们也是地球上最大的毒品集团之一，控制着哥伦比亚60%左右的毒品交易，每年至少可以挣10亿美元。欧盟将该集团列为恐怖组织。
如果FARC放弃了这笔钱，其他团体肯定会伺机进入。最近，不想成为公车司机、失业摄影师或农民的FARC游击队员已经开始转移。墨西哥贩毒组织在哥伦比亚日益活跃，他们用现金而不是理想来召唤追随者。
丛林中可能还有另一个雇主，即所谓的民族解放军，也就是ELN。该组织可以说是FARC的姐妹团体。政府目前正在和ELN谈判，迄今尚未成功，因为ELN的所有成员都清楚：ELN可以占领FARC丢弃的地盘，而对普通生活不感兴趣的FARC游击队员们也可以在ELN那里找到新家园。
在新的和平协议下，哥伦比亚的可卡因行业并未受损。据专家估计，自2015年以来，哥伦比亚的可卡因供应量已经上升了三分之一，达到每年710吨。
卡齐卡·阿塔瓦尔帕（左）和丈夫拉米罗·杜恩
不过，和平确有其积极的一面，比如说热乎乎的一日三餐，以及星期日的音乐会。卡齐卡·阿塔瓦尔帕是一个长着黑眼睛的迷人女子，是少数为和平雀跃的FARC游击队员。她的丈夫拉米罗·杜恩目前是该组织的“宣传部长”。
卡齐卡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她说，营地学习结束后，她就会回到孩子身边。目前，孩子们和拉米罗的父母住在一起。大儿子何塞7岁，卡齐卡自孩子出生后就没见过他。第二个孩子只有几个月大。她怀着第二个孩子时就知道FARC不会存在太久了。
“只要是游击队的成员就不可以有孩子，所以一开始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怀孕6个月时，我还在参与作战行动，”她说，“当同事们发现我怀孕在身时，他们很生气。后来我早产了，他们不得不把我带到一家医院，3个队员死在路上。”
FARC制定了规则，如果两名战士开始谈恋爱，必须向上级报告。没有上级的许可，战士不能做任何事情，不能吸烟，甚至不能暗恋谁。刚开始，他们只允许卡齐卡和拉米罗在一起待两小时。卡齐卡说，一个简单的调令，就可以让同居多年的夫妻天人永隔。
卡齐卡想過成为一名护士。她的丈夫拉米罗在2001年加入FARC之前，曾在波哥大学习了4个学期的法律，他将来可能会从政。他的父母在太平洋沿岸有一个度假屋，每次陷入战火时，他就会向卡齐卡讲讲那个度假屋。“我想去看看。”她说。
未来，鲍里斯·福雷罗可能不会经常出现在豪华酒店。他无法找到心理学家的正式工作，而这个机构也不再需要他了。他的个人资料不符合要求。对于在和平协议达成之前从丛林中涌出的逃兵，他是一个完美的联系人，因为他有着同样的过去。但如今眼前的这些FARC战士并不是逃兵，在他们眼里，鲍里斯是一个叛徒。“他们不会跟我说话，”鲍里斯说，因为他曾经是叛徒，永远是叛徒，即使在战争结束之后。
鲍里斯打算回到他那个偏僻、简陋的公寓。鲍里斯认为，和平协议达成之后会有所不同，但不会那么艰难。和平年代里，每个人都是自由的，但没有人照顾他。他需要钱才能活下去，需要一份工作，需要食物、电、天然气、租金和衣服;甚至必须花钱才有人帮忙处理垃圾。
自鲍里斯生活在和平之中，几乎没有哪一天他不会想到战争。他并不想念战争本身，只是经常想到它令人愉悦的简单和清晰。尽管士兵终将死去，但战争是有确定性的：黑即是黑，白即是白，而和平是灰色的。
鲍里斯迄今所经历的和平比战争更加不安定，更令他困惑。鲍里斯说，有些日子更是困难重重。和平也是一场战斗。它不再是每天生死攸关，而是关于过什么样的生活以及这样的生活值不值得继续。
曾经，鲍里斯扛起枪，如今，他在寻找一份工作，确保自己能生存下去。对于许多哥伦比亚人来说，鲍里斯和其他前游击队员一样，不过是丛林里的怪胎而已。数千名游击队员现在回归社会，他们摆脱了战争，其中许多人却也无法赢得和平。
每天早上10点一到，丛林中部的发电机准时启动，前游击队员们连上了互联网。哥伦比亚政府架起卫星天线，是为了将这些曾经的战士们拉回现代世界：过去几十年里，这些人从未接触过网络或电话，完全和现代文明隔离，就像未开化的土著一样。当然，两者之间唯一的区别是前者时不时被大火、陷阱和雷区包围。
卫星接收器上的小灯开始闪烁，表示WiFi已经连通，战士们可以开始刷脸书、发推特或者上YouTube看视频。没多久，他们就上瘾了。要知道仅仅一个月前，他们还在温度34摄氏度、湿度100%的丛林中打仗，不知道谷歌为何物。
哥伦比亚政府已经与FARC达成和平协议，游击队员们不再需要参加军事演习。他们躺在木屋里，手中玩着政府赠送的二手车模。在以前的生活中，手机是一个禁忌，因为FARC担心政府军借此跟踪他们。如今，他们盯着手中的新设备，学习如何给蕾哈娜（美国知名女歌手）的视频点赞，以及在脸书上交新朋友。这是回归普通生活的第一步。
哥伦比亚正在进行一个独特的实验，一个大胆的和平计划，旨在抹去其血腥的过去。这是一个驯化的过程——将野蛮的战士变成负责任的公民。为此，全国各地的FARC士兵们都进入了再教育营。本文提及的再教育营位于哥伦比亚南部，与厄瓜多尔接壤，面积大致和一个足球场一样大。那里聚集着80名前游击队员，包括爆破专家、狙击手、侦察专家和酷刑专家。自孩童时代开始，他们就作为FARC的队员和政府军进行斗争。
直到不久前，卡齐卡·阿塔瓦尔帕和埃德温·坎诺这样的游击队员还是政府军眼中的恐怖分子。如今，他们的存在制造除了一个新问题：这些过去的游击队战士能否变成善良的平民？
选举制度和避孕方法
第一步，是派专业援助人员进入丛林。现在，这个游击队营地里挤满了医生、护士、老师、心理学家和社会工作者。橡胶树下支起了绿色的小帐篷，医生在这里进行检查，这些放下枪的战士们患有各种疾病：椎间盘突出、骨关节炎、风湿病、伤寒、韧带损伤、疟疾等等。医生们有时会怀疑，这样病魔缠身的身体怎么能打仗？心理学家心中的疑问也不少，比如，一个战士怎样才能坚持从14岁打仗到50岁？
项目最重要的部分是教育。在木头搭建的教室里，教授的课程包括哥伦比亚的选举制度、栽种土豆的最佳方式、杂志摄影以及避孕方法。
不上网的时候，游击队员们会聚集在大教室里。在他们面前，一个扎着辫子的农业专家在解释土地耕种方法。“再过几个月这一切都要结束了，”她说，“你们会上缴武器，开始自给自足的生活。”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欧洲环保人士天马行空的计划，但它却是哥伦比亚目前唯一的选择。
去年9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和平到来了。哥伦比亚总统胡安·桑托斯和FARC领导人蒂莫伦·吉米内斯站在卡塔赫纳市一个舞台上，互相握紧双手，签订了一纸结束五十年战争的和约。桑托斯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在担任国防部长期间，桑托斯曾下令向丛林中投掷了无数炸弹;哥伦比亚检察机关则指责吉米内斯应该为100多起谋杀案负责。
哥伦比亚政府和反政府武装之间的斗争始于1966年，是拉美时间跨度最长的游击战。统计数字显示了这场战争的恐怖：500万人流离失所，20万人死亡，1万人失踪或被绑架。冲突并不限于哥伦比亚政府军和FARC两方，还涉及右翼准军事人员、贩毒集团以及其他犯罪集团。
但这是過去，现在是属于和平和团结的年代。根据双方达成的和平协议，近7000名FARC战斗人员必须在2017年6月之前上缴武器。桑托斯向他们许诺大赦、政治参与权、向想回家的人提供帮助。其他承诺还包括即将进行的土地改革以及组建和平法庭和真相委员会。FARC将成为一个普通的政党，曾经的叛军将参加政治生活，其中一些人可能会成为民选议员。
“我们也是人”
刚满50岁的鲍里斯·福雷罗长着一张荣誉战士的脸，他并没有为这个大团圆的结局做好准备。他穿着一套宽松的黑色西装，服务员们从他身边匆忙掠过。一个帮助前游击队员融入社会的政府机构在一家豪华酒店举办招待会，鲍里斯应邀在会上发言。
鲍里斯过去曾是FARC成员，几年前离开了。他告诉听众他的经历：“如果我有什么要告诉你，那就是，”他说，“我们也是人。”
观众由公司代表组成，所有人都穿着西装。他们不是公司的高层，可能是遵从老板的命令参加而已。政府想说服与会者为游击队员们提供工作，各公司虽然承诺考虑，但也有人公开表示，不知道怎样开除一个在睡梦中都能组装好一支枪的员工。
鲍里斯作为游击队员，打了近20年仗，受过几次伤。有些时候，对于自己为何而战他感到迷茫。11年前，他回到社会中，开始学习心理学。现在，他偶尔会代表这家机构与FARC的逃兵们对话，向他们解释和平意味着什么。
“战争是你生活的全部，我犹豫了5年，终于还是离开了，”他说，“FARC是一个奇怪的团体，但对大多数游击队员来说，这是唯一一个类似家庭的存在。”
“每个人都有疤痕”
埃德温是一个害羞的男人。他躺在庇护所的木板房里，向手机中保存的三个号码发送表情。一名社会工作者曾问30岁的埃德温以后想做什么，他说，有人说他可以当摄影师。“但不是我决定自己能否会成为摄影师，这得听FARC领导的。” 埃德温似乎还没有意识到，和平计划意味着FARC的消失，游击队员们以后可以自由地做他们喜欢的事。对埃德温来说，这就意味着，他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做摄影师。
埃德温还是不能理解。游击队几乎照顾了他一辈子：自13岁加入FARC后，FARC教会他读写，给他饭吃，给他衣服穿。埃德温的父母是农民，因为养不起就把他送走了。
还没到中午，鲍里斯依旧坐在豪华酒店里。会议已经结束，他没有打算做什么，明天也没有任何日程。“FARC的集体生活意味着很多决定不需要你做主，”他说，“错误的决定会产生后果，你知道这点，但得忍着，生活就这样继续下去了。”
自鲍里斯离开战场后，他的神经一直处于抽搐状态，双手停不下来，总是揉手指或者刮脸。“每个人都有疤痕，一些你看得到，一些你看不到。”他说。鲍里斯有两个疤痕——一个在手臂，一个在背部，看起来像有人用刀具切掉了一块肉，实际上是炸弹爆炸留下来的伤痕。
未受损的毒品行业
战争就像一个引擎，需要燃料。仇恨是最好的武器，但随着时间推移，它会失去力量。唯一能让战争持续的是金钱。对FARC的战争可能结束了，但只要美国和欧洲的毒品市场仍需要可卡因，毒品战争旧将继续下去。
FARC自称为“自由战士”，用理想包装自己。但事实上，他们也是地球上最大的毒品集团之一，控制着哥伦比亚60%左右的毒品交易，每年至少可以挣10亿美元。欧盟将该集团列为恐怖组织。
如果FARC放弃了这笔钱，其他团体肯定会伺机进入。最近，不想成为公车司机、失业摄影师或农民的FARC游击队员已经开始转移。墨西哥贩毒组织在哥伦比亚日益活跃，他们用现金而不是理想来召唤追随者。
丛林中可能还有另一个雇主，即所谓的民族解放军，也就是ELN。该组织可以说是FARC的姐妹团体。政府目前正在和ELN谈判，迄今尚未成功，因为ELN的所有成员都清楚：ELN可以占领FARC丢弃的地盘，而对普通生活不感兴趣的FARC游击队员们也可以在ELN那里找到新家园。
在新的和平协议下，哥伦比亚的可卡因行业并未受损。据专家估计，自2015年以来，哥伦比亚的可卡因供应量已经上升了三分之一，达到每年710吨。
卡齐卡想回到孩子身边
不过，和平确有其积极的一面，比如说热乎乎的一日三餐，以及星期日的音乐会。卡齐卡·阿塔瓦尔帕是一个长着黑眼睛的迷人女子，是少数为和平雀跃的FARC游击队员。她的丈夫拉米罗·杜恩目前是该组织的“宣传部长”。
卡齐卡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她说，营地学习结束后，她就会回到孩子身边。目前，孩子们和拉米罗的父母住在一起。大儿子何塞7岁，卡齐卡自孩子出生后就没见过他。第二个孩子只有几个月大。她怀着第二个孩子时就知道FARC不会存在太久了。
“只要是游击队的成员就不可以有孩子，所以一开始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怀孕6个月时，我还在参与作战行动，”她说，“当同事们发现我怀孕在身时，他们很生气。后来我早产了，他们不得不把我带到一家医院，3个队员死在路上。”
FARC制定了规则，如果两名战士开始谈恋爱，必须向上级报告。没有上级的许可，战士不能做任何事情，不能吸烟，甚至不能暗恋谁。刚开始，他们只允许卡齐卡和拉米罗在一起待两小时。卡齐卡说，一个简单的调令，就可以让同居多年的夫妻天人永隔。
卡齐卡想過成为一名护士。她的丈夫拉米罗在2001年加入FARC之前，曾在波哥大学习了4个学期的法律，他将来可能会从政。他的父母在太平洋沿岸有一个度假屋，每次陷入战火时，他就会向卡齐卡讲讲那个度假屋。“我想去看看。”她说。
曾经是叛徒，永远是叛徒
未来，鲍里斯·福雷罗可能不会经常出现在豪华酒店。他无法找到心理学家的正式工作，而这个机构也不再需要他了。他的个人资料不符合要求。对于在和平协议达成之前从丛林中涌出的逃兵，他是一个完美的联系人，因为他有着同样的过去。但如今眼前的这些FARC战士并不是逃兵，在他们眼里，鲍里斯是一个叛徒。“他们不会跟我说话，”鲍里斯说，因为他曾经是叛徒，永远是叛徒，即使在战争结束之后。
鲍里斯打算回到他那个偏僻、简陋的公寓。鲍里斯认为，和平协议达成之后会有所不同，但不会那么艰难。和平年代里，每个人都是自由的，但没有人照顾他。他需要钱才能活下去，需要一份工作，需要食物、电、天然气、租金和衣服;甚至必须花钱才有人帮忙处理垃圾。
自鲍里斯生活在和平之中，几乎没有哪一天他不会想到战争。他并不想念战争本身，只是经常想到它令人愉悦的简单和清晰。尽管士兵终将死去，但战争是有确定性的：黑即是黑，白即是白，而和平是灰色的。
鲍里斯迄今所经历的和平比战争更加不安定，更令他困惑。鲍里斯说，有些日子更是困难重重。和平也是一场战斗。它不再是每天生死攸关，而是关于过什么样的生活以及这样的生活值不值得继续。
曾经，鲍里斯扛起枪，如今，他在寻找一份工作，确保自己能生存下去。对于许多哥伦比亚人来说，鲍里斯和其他前游击队员一样，不过是丛林里的怪胎而已。数千名游击队员现在回归社会，他们摆脱了战争，其中许多人却也无法赢得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