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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人的不同倾向
如同不一样的土壤生长出了不一样的花草，大相径庭的文化赋予了东西方人风格迥异的思维方式。其中，社会学家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东方人偏好集体主义，而西方人崇尚个人主义。所谓的集体主义，它主张集体和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强调个人做事要顾大局，符合大义（即服從集体和国家的利益），许多具体的东方美德，比如团结合作、乐于助人、知足常乐、勤俭持家等都建立在集体主义之上。所谓的个人主义，它认为个人利益至高无上，强调自由平等，反对集体或国家以任何形式干涉个人的发展。许多西方的基本价值观，比如自立、机会均等、竞争、物质享受和勤奋工作都建立在个人主义之上。
从东西方人对比鲜明的行事风格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两种主义带来的区别。比如，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提倡尊老爱幼，上车要让座，美国人却不愿接受帮助，视让座为侮辱；中国人在见面问候时，喜欢问及对方隐私以示关心，比如“有没有男朋友？”或者“你孩子多大了？成绩如何？”美国人则非常回避隐私问题，不喜欢探听别人的事；中国人视雷锋为榜样，喜欢“为人民服务”，美国人则不理解这一点，在他们眼中，拳王阿里拒绝服兵役才是英雄举动；即使在学校里，中国学生与美国学生的表现也不一样，前者喜欢迎合老师，不怎么提出自己的见解，后者喜欢出风头，不太迷信权威。
历史渊源和拓疆运动
为什么东西方人会有如此不同的倾向？社会学家认为，历史是一个重要因素。
以中国为例，中国自古是一个大国，幅员辽阔，疆域稳定，人口众多。中国人早已习惯于群居混居，比如北方地区的四合院，一个家族众多人居住在一片狭小的天地里，互相依赖，互相帮助，久而久之形成了人们强烈的家族归属感和集体荣誉感，而个人价值在这样的群居空间里势必要受到打压。在经济形态上，中国有着几千年的自然经济发展史，具有强烈竞争特点的资本主义经济始终没有充分发展。在自然经济状态下，人与土地，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也变得越来越深刻。另外，中国人的传统信仰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认为个人的存在是融于社会中的，而皇帝为约束人民所推行的“三纲五常”十分强调人与人之间必须尽到的义务，其他诸如“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获罪，株连九族”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都体现了集体对于个人兴衰存亡的重要性。
西方人的情况则不同。西方文化源于欧洲古希腊文化。古希腊文化的代表人物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理性的个体，人的理性来自于对事实的观察和分析，所以西方人并没有传统的集体主义观念。罗马帝国以及中世纪之后，欧洲人又相继经历基督教的传播、大航海时代、文艺复兴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的冲击，思想更加开放，更注重个人自由和财富的追求，人口流动规模也更大。相比于不怎么走动的东方人，欧洲人跑到了非洲，跑到了亚洲，又跑到了美洲，开拓边疆的需求会导致西方人偏向个人主义。
以美国为例，早期的美国移民大部分是为了逃避宗教迫害，摆脱封建传统的束缚，以及改变自己的命运。在他们看来，逃到北美大陆是寻求新生活的唯一出路。这些人自踏上北美大陆之日起，就具有一种反抗压迫、追求自由平等的意识。所以，在独立战争中，《独立宣言》明确宣布：“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随后，西进运动和边疆生活又使美国的个人主义得到了极大巩固。西部的艰苦生活和创造性劳动，铸就了美国人勤劳勇敢、不断进取的性格，美国人把“依靠自己、提高自己”奉为哲学信条，因此使个人主义最终变成了美国主义的同义词。另外，社会学家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近代日本的北海道同样因为明治天皇号召的拓疆运动得以开发，今日，相比于日本其他地方的居民，北海道居民的行事风格更接近于美国人，他们不太在意别人的观点，更专注于自己。
传染病理论和农作物理论
除了历史原因，社会学家还从自然环境的方面探索了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成因。有一种研究认为，传染病的发病率高低可能是导致一个地方出现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差异的原因。传染病发病率越高，当地人越倾向于集体主义。
社会学家对这种观点给出了解释。一般而言，能够对当地人造成严重杀伤的病菌往往来自外地，因为外来的病菌容易突破当地人免疫系统的保护。那么在传染病高发的地区，当地人一方面会加强相互帮助，以求共渡难关；另一方面，当地人也会尽量避免接触外地人从而更注重与本地人的交流，产生集体主义的偏向。传染病理论虽然很粗糙，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集体主义的成因，确实有一些东方国家靠近赤道，相对于高纬度的西方国家而言，传染病发病率更高。
另外，社会学家还提出了一种惊人的农作物理论。在人类农业中，最普遍的两种耕种方式——种植小麦和种植水稻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在种植水稻的地区，人们需要对灌溉系统进行建设和疏通，而这种工作是需要人们合作完成的。此外，产生同样的收成，种植水稻的工作量是种植小麦工作量的两倍。在种植水稻地区，巨大的工作量会导致人们交换劳动、进行合作，从而完成水稻的收获和运输；而在种植小麦的地区，小麦用水量和劳动的工作量都较小，因此人们的合作也较少。因此，种水稻更显集体主义，种小麦更显个人主义。
农作物理论似乎很有道理。在欧洲，农业耕作主要以小麦等对用水量和劳动量要求较小的粮食作物为主；而在亚洲，集体主义较高的国家（如韩国和日本）种植水稻的比例较高。不过，中国北方种小麦南方种水稻，但北方人明显比南方人更有集体主义意识，所以，农作物理论值得进一步探索，但可以肯定的是，东西方人的不同心理特点至少部分与农业有关。
如同不一样的土壤生长出了不一样的花草，大相径庭的文化赋予了东西方人风格迥异的思维方式。其中，社会学家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东方人偏好集体主义，而西方人崇尚个人主义。所谓的集体主义，它主张集体和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强调个人做事要顾大局，符合大义（即服從集体和国家的利益），许多具体的东方美德，比如团结合作、乐于助人、知足常乐、勤俭持家等都建立在集体主义之上。所谓的个人主义，它认为个人利益至高无上，强调自由平等，反对集体或国家以任何形式干涉个人的发展。许多西方的基本价值观，比如自立、机会均等、竞争、物质享受和勤奋工作都建立在个人主义之上。
从东西方人对比鲜明的行事风格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两种主义带来的区别。比如，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提倡尊老爱幼，上车要让座，美国人却不愿接受帮助，视让座为侮辱；中国人在见面问候时，喜欢问及对方隐私以示关心，比如“有没有男朋友？”或者“你孩子多大了？成绩如何？”美国人则非常回避隐私问题，不喜欢探听别人的事；中国人视雷锋为榜样，喜欢“为人民服务”，美国人则不理解这一点，在他们眼中，拳王阿里拒绝服兵役才是英雄举动；即使在学校里，中国学生与美国学生的表现也不一样，前者喜欢迎合老师，不怎么提出自己的见解，后者喜欢出风头，不太迷信权威。
历史渊源和拓疆运动
为什么东西方人会有如此不同的倾向？社会学家认为，历史是一个重要因素。
以中国为例，中国自古是一个大国，幅员辽阔，疆域稳定，人口众多。中国人早已习惯于群居混居，比如北方地区的四合院，一个家族众多人居住在一片狭小的天地里，互相依赖，互相帮助，久而久之形成了人们强烈的家族归属感和集体荣誉感，而个人价值在这样的群居空间里势必要受到打压。在经济形态上，中国有着几千年的自然经济发展史，具有强烈竞争特点的资本主义经济始终没有充分发展。在自然经济状态下，人与土地，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也变得越来越深刻。另外，中国人的传统信仰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认为个人的存在是融于社会中的，而皇帝为约束人民所推行的“三纲五常”十分强调人与人之间必须尽到的义务，其他诸如“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获罪，株连九族”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都体现了集体对于个人兴衰存亡的重要性。
西方人的情况则不同。西方文化源于欧洲古希腊文化。古希腊文化的代表人物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理性的个体，人的理性来自于对事实的观察和分析，所以西方人并没有传统的集体主义观念。罗马帝国以及中世纪之后，欧洲人又相继经历基督教的传播、大航海时代、文艺复兴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的冲击，思想更加开放，更注重个人自由和财富的追求，人口流动规模也更大。相比于不怎么走动的东方人，欧洲人跑到了非洲，跑到了亚洲，又跑到了美洲，开拓边疆的需求会导致西方人偏向个人主义。
以美国为例，早期的美国移民大部分是为了逃避宗教迫害，摆脱封建传统的束缚，以及改变自己的命运。在他们看来，逃到北美大陆是寻求新生活的唯一出路。这些人自踏上北美大陆之日起，就具有一种反抗压迫、追求自由平等的意识。所以，在独立战争中，《独立宣言》明确宣布：“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随后，西进运动和边疆生活又使美国的个人主义得到了极大巩固。西部的艰苦生活和创造性劳动，铸就了美国人勤劳勇敢、不断进取的性格，美国人把“依靠自己、提高自己”奉为哲学信条，因此使个人主义最终变成了美国主义的同义词。另外，社会学家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近代日本的北海道同样因为明治天皇号召的拓疆运动得以开发，今日，相比于日本其他地方的居民，北海道居民的行事风格更接近于美国人，他们不太在意别人的观点，更专注于自己。
传染病理论和农作物理论
除了历史原因，社会学家还从自然环境的方面探索了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成因。有一种研究认为，传染病的发病率高低可能是导致一个地方出现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差异的原因。传染病发病率越高，当地人越倾向于集体主义。
社会学家对这种观点给出了解释。一般而言，能够对当地人造成严重杀伤的病菌往往来自外地，因为外来的病菌容易突破当地人免疫系统的保护。那么在传染病高发的地区，当地人一方面会加强相互帮助，以求共渡难关；另一方面，当地人也会尽量避免接触外地人从而更注重与本地人的交流，产生集体主义的偏向。传染病理论虽然很粗糙，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集体主义的成因，确实有一些东方国家靠近赤道，相对于高纬度的西方国家而言，传染病发病率更高。
另外，社会学家还提出了一种惊人的农作物理论。在人类农业中，最普遍的两种耕种方式——种植小麦和种植水稻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在种植水稻的地区，人们需要对灌溉系统进行建设和疏通，而这种工作是需要人们合作完成的。此外，产生同样的收成，种植水稻的工作量是种植小麦工作量的两倍。在种植水稻地区，巨大的工作量会导致人们交换劳动、进行合作，从而完成水稻的收获和运输；而在种植小麦的地区，小麦用水量和劳动的工作量都较小，因此人们的合作也较少。因此，种水稻更显集体主义，种小麦更显个人主义。
农作物理论似乎很有道理。在欧洲，农业耕作主要以小麦等对用水量和劳动量要求较小的粮食作物为主；而在亚洲，集体主义较高的国家（如韩国和日本）种植水稻的比例较高。不过，中国北方种小麦南方种水稻，但北方人明显比南方人更有集体主义意识，所以，农作物理论值得进一步探索，但可以肯定的是，东西方人的不同心理特点至少部分与农业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