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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的一天,杨显惠坐在我们面前,他与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见面了,几年前,他写的《夹边沟纪事》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这部作品至今让我们记忆犹新。如今,杨显惠已经告别“夹边沟" 走进“定西地区孤儿院”了。
1965年,杨显惠离开兰州,奔赴千里之外的甘肃省生产建设兵团农建十一师第六团小宛农场,上山下乡。这一年他只有19岁,刚刚高中毕业。从1965年到1981年,杨显惠在农建十一师做过售货员,当过会计,读了工农兵大学,在农垦中学做了7年数学老师,开始了文学创作。1988年,杨显惠成为天津市作协专职作家,跟随爱人调到了天津。
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他在闲谈中零零星星听说过十一师四团--位于玉门镇的饮马农场--那儿有一个从甘肃定西专区来的孤儿们组成的连队。他一下子就记住了“定西孤儿”。1990年,杨显惠重返河西走廊,在饮马农场深入生活挂职任副场长,由此与当年的一些“定西孤儿”相识。此后他又连续返回农场访问这些孤儿,并溯源到他们的家乡--甘肃的定西地区。仅仅是走马观花地跑了一下,他便弄清了一个问题:定西专区是甘肃省1958年到1960年饥饿的重灾区,灾难的三年过去,定西专区紧急成立了一个专区儿童福利院,接纳过六七百名孤儿。同期,定西专区的各县、镇、重灾区的各人民公社都成立了儿童福利院或是幼儿园,接纳孤儿超过了5000人。这个时候,写“孤儿院”的想法从他心底顽强地冒了出来。
当时杨显惠还在忙于另一个题材“夹皮沟”的创作。但“定西孤儿院”潜伏在他的心灵深处,迟早有一天他会把它写出来。从心理准备到写作准备他用了近10年时间。
这十多年,杨显惠的身影不间断地出现在河西走廊,他每年都要到甘肃深入生活,寻找素材和实地踏访。真正着手写“定西孤儿院”开始于去年,他找到了当年定西孤儿院的一个孤儿为自己带路,从定西到通渭,再到会宁、靖远(1958年亦属定西专区)和临洮,他们花了7个多月的时间走遍了整个定西地区,采访了100多位孤儿,为他的写作准备了一手的资料。
“我扳着指头算,今年50岁的人在1958年才4岁,也就是说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和随之而来的1960年的饥饿,已经是一个幻影或者传说而已......但是,有些事情的确是不该遗忘的。"杨显惠说。这些年的写作使他分明有些木讷,但这木讷却使我们看到了他内心深处的诚实与沉重。
在他开始投入写《定西地区孤儿院纪事》一个月之后,他不得不停下来,心脏痛得实在他厉害,不得不住院治疗。在医院里待了7天时间,他又回到家里开始写作。那段时间,他“整天以泪洗面”,“根本不敢相信人世间还有这样的事情”。但是这段历史就像潘多拉的盒子,里面的内容丰富复杂得令人窒息,但是没有人敢轻易触碰,而杨显惠执意要打开它,告诉人们这段被掩盖的历史。
杨显惠总是负重前行,“笨”得不会坐下来编故事。本不宽裕的他自掏腰包,“贴着地面行走”在河西走廊,采访了多位当事人。采访中他说话不紧不慢,好流泪是他的一大特点。他的眼泪绝对真诚,是从心里流出来的那种。在给我们讲述孤儿院的故事时,他会不时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杨显惠给我们的总体印象感觉就像蜗牛或者说耕年牛,但在他离开后,我们忽然觉得他有些像吐丝的蚕了,他吐出的丝结下的茧已经快压垮他了。
定西地区孤儿院纪事
故事之一:一个包子
我在定西寻访孤儿,听说过这么一个有关孤儿的事情。当年,定西专区孤儿院的一名孤儿,现在兰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两年前退休了。他一直在打听他当年在定西专区孤儿院时的一个老师,历尽周折,他终于打听到当年的老师现在定西当农民。他便托一个在定西工作的朋友捎话给这位老师,说自己方便的时候要去定西看他,当然也非常欢迎老师到兰州来。朋友把他的话转告给了他的这位老师,但老师想了很久,硬是没有想起他是谁来。后来,他的这位老师是病了,需要到兰州来看病,但因为是农民,别说看病的钱,连路费也凑不齐。
无奈之下,这位老师便把家里种下的新蒜辫成辫儿,拿到县城来买。蹲在地上,头戴一顶破草帽,为的是怕熟人见到丢人。老师一边喊“卖蒜了”,一边打量着街上来往的行人。他一条辫蒜也没卖出去,很不凑巧的是,这时一个“熟人”朝他走了过来。老师认出了,这个熟人也是当年孤儿院的一名孤儿。老师赶紧压低帽子,但这个熟人偏偏要来买蒜。情急之下,老师收起地上的蒜转身就跑。但买蒜的人却从后面追了上来:“卖蒜的,卖蒜的,我要买你的蒜,你跑什么!”卖蒜的已经被买蒜的从肩膀抓住了,买蒜的觉得这个卖蒜的有些怪,卖蒜的说:“我得回家去了,我的蒜不卖了!”买蒜的松开手说:“这人真怪……”卖蒜的见买蒜的走远了,松了口气:“哎呀,幸亏他没认出我来!”
过了几天,在附属医院工作的学生来到定西,租了一辆车,找到了老师的家门口,还将老师接到兰州看好了病。此后,已经成了农民的老师逢年过节都能收到学生的很多礼物(包括酒、菜和各类好吃的),老师为此很不安,说是“我们农民只有在过年过节时,给神敬这些物品”。于是,他很想知道“学生”这样待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学生”的回答让他吃惊:“老师,你也许忘了,我当年在孤儿院的时候,你给过我一个包子。当时,你除了带我们这些孤儿,还管孤儿院的仓库。有一天我路过仓库时,你正在清理里面的东西,你喊住了我,对我说,‘这有一个包子,你把它吃了!’我吃包子时,你还蹲在地上收拾东西,连身也没转,你根本不会记得这事儿,但那包子却让我想了一辈子。那时候,我真的很饿……”
故事之二:妈妈和妹妹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靖远煤矿一位退休的职工,当年定西孤儿院里的一名孤儿。在讲这个故事之前,我先给你们说说孤儿是怎么回事。当年,因为“大跃进”,定西地区的劳动力都被抽到了“引洮工程”和“华家岭形象工程”上去了,因为粮食不够吃,很多人饿死了。我在定西地区寻访时,有人就对我说,当年他们三个月没见过粮食是什么样的。在北方的冬天,3个月见不到粮食会是个什么样,北方不是南方,人们可以想像的。因为人性的关系,许多大人都在饿死前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孩子活下来。这就有了孤儿院。孤儿院不是谁都能进去的,一家子人,大人全死完了,只剩下小孩子,15岁以下的小孩子,这才能进孤儿院。
孤儿院里有饭吃,娃娃是饿不死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这样被送进孤儿院的:他的父亲被饿死了,家里只剩下他的爷爷、妈妈,还有一个妹妹。爷爷在外面要饭,很少回来,家里实际上只剩下了他、妈妈和妹妹。有天晚上,他睁开眼睛看到妈妈在缝一条褥子,但妹妹不见了,他问妈妈:“妈妈,我妹妹呢?”妈妈说:“睡你的吧!”他一转身就睡过去了,但到了第二天中午他醒来时,发现妈妈也不见了。他出门找妈妈,见村子里的人就问:“你见我妈妈了吗?”人们这样对他说:“这娃你怎么会不知道你妈妈去了哪里?”他说:“我真不知道呀!”人们就对他说:“不知道就算了!”找着找着他见到了爷爷,爷爷对他说:“你妈不要你了,你妈嫁人了!”他问爷爷:“我妹妹呢?”爷爷说:“死了……”
后来,他被送进了孤儿院,再也没有见过妈妈。大约到了七十年代后期,他回到村里,有一天,村里人忽然对他说:“你妈回来了,不敢进村,在后面的山上哭着呢!”村里人让他快去看,他说:“我不去,我没妈!”再后来,他终于弄清了当时的“真相”:妈妈为了能让他进孤儿院,把妹妹用绳子吊在了村子附近的一个“窟泉”(雨水在山上冲下的洞)里,妹妹被活活饿死在了那里面。而妈妈因此被判了14年徒刑。
你们想知道这个人现在干什么吗?他已经退休了,在通渭、会宁的交界处有个叫万家岘的地方,他在种改革开放后生产队分给他妈妈的8亩土地,他说:"我年轻的时候不理解妈妈,现在,只有在这里守妈妈了......"
故事之三:不过是讲故事
我再给你们说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与孤儿无关,但与饥饿有关。我们没挨过饿,不知道挨饿的滋味是个啥。
挨过饿的人是夹不住尿的,说尿就得尿。我在通渭寻访时,听到了一个有关挨饿的人撒尿的故事。要撒尿的是一位妇女,在当时公社的劳改队里劳动改造,有天劳动时,她对负责人说:“我要尿尿。”负责人说:“你尿什么呀尿?是想偷懒了吧!”她说:“我真的要尿!”负责人说:“那么你就在这里尿!”
结果是这位妇女脱了裤子在田埂上尿了。但不凑巧的是,公社书记就在附近,书记拿起田埂上的镢头,将尿尿的妇女一顿毒打,理由是这位妇女在“书记面前尿尿了”,“不给书记面子”。
在《定西地区孤儿院纪事》写作手记中还写了这样两个小故事:
当年的一个孤儿现在已经是五十多岁了,他在一次酒足饭饱之后感慨地对儿孙们说,我小的时候,添炕的东西,除了驴粪,其它什么都吃过了。添炕的东西是些什么东西呢?儿孙们很清楚,就是晒干了的驴粪、麦衣、树叶和杂草之类的混合物;它们可以慢慢地燃烧,烧热土炕。北方农村至今仍是用土炕取暖过冬。但是老人的话把孙子搞糊涂了,孙子问,爷爷,你为什么不吃饭呢?爷爷竟然一时无法说清楚。
我讲述一些孤儿的故事,目的也只是告诉那些不知道这段历史或者忘掉这段历史的人:今天的温饱生活来之不易,是中国人民付出极高代价,用生命和血泪铸成的,要珍惜!
1965年,杨显惠离开兰州,奔赴千里之外的甘肃省生产建设兵团农建十一师第六团小宛农场,上山下乡。这一年他只有19岁,刚刚高中毕业。从1965年到1981年,杨显惠在农建十一师做过售货员,当过会计,读了工农兵大学,在农垦中学做了7年数学老师,开始了文学创作。1988年,杨显惠成为天津市作协专职作家,跟随爱人调到了天津。
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他在闲谈中零零星星听说过十一师四团--位于玉门镇的饮马农场--那儿有一个从甘肃定西专区来的孤儿们组成的连队。他一下子就记住了“定西孤儿”。1990年,杨显惠重返河西走廊,在饮马农场深入生活挂职任副场长,由此与当年的一些“定西孤儿”相识。此后他又连续返回农场访问这些孤儿,并溯源到他们的家乡--甘肃的定西地区。仅仅是走马观花地跑了一下,他便弄清了一个问题:定西专区是甘肃省1958年到1960年饥饿的重灾区,灾难的三年过去,定西专区紧急成立了一个专区儿童福利院,接纳过六七百名孤儿。同期,定西专区的各县、镇、重灾区的各人民公社都成立了儿童福利院或是幼儿园,接纳孤儿超过了5000人。这个时候,写“孤儿院”的想法从他心底顽强地冒了出来。
当时杨显惠还在忙于另一个题材“夹皮沟”的创作。但“定西孤儿院”潜伏在他的心灵深处,迟早有一天他会把它写出来。从心理准备到写作准备他用了近10年时间。
这十多年,杨显惠的身影不间断地出现在河西走廊,他每年都要到甘肃深入生活,寻找素材和实地踏访。真正着手写“定西孤儿院”开始于去年,他找到了当年定西孤儿院的一个孤儿为自己带路,从定西到通渭,再到会宁、靖远(1958年亦属定西专区)和临洮,他们花了7个多月的时间走遍了整个定西地区,采访了100多位孤儿,为他的写作准备了一手的资料。
“我扳着指头算,今年50岁的人在1958年才4岁,也就是说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和随之而来的1960年的饥饿,已经是一个幻影或者传说而已......但是,有些事情的确是不该遗忘的。"杨显惠说。这些年的写作使他分明有些木讷,但这木讷却使我们看到了他内心深处的诚实与沉重。
在他开始投入写《定西地区孤儿院纪事》一个月之后,他不得不停下来,心脏痛得实在他厉害,不得不住院治疗。在医院里待了7天时间,他又回到家里开始写作。那段时间,他“整天以泪洗面”,“根本不敢相信人世间还有这样的事情”。但是这段历史就像潘多拉的盒子,里面的内容丰富复杂得令人窒息,但是没有人敢轻易触碰,而杨显惠执意要打开它,告诉人们这段被掩盖的历史。
杨显惠总是负重前行,“笨”得不会坐下来编故事。本不宽裕的他自掏腰包,“贴着地面行走”在河西走廊,采访了多位当事人。采访中他说话不紧不慢,好流泪是他的一大特点。他的眼泪绝对真诚,是从心里流出来的那种。在给我们讲述孤儿院的故事时,他会不时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杨显惠给我们的总体印象感觉就像蜗牛或者说耕年牛,但在他离开后,我们忽然觉得他有些像吐丝的蚕了,他吐出的丝结下的茧已经快压垮他了。
定西地区孤儿院纪事
故事之一:一个包子
我在定西寻访孤儿,听说过这么一个有关孤儿的事情。当年,定西专区孤儿院的一名孤儿,现在兰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两年前退休了。他一直在打听他当年在定西专区孤儿院时的一个老师,历尽周折,他终于打听到当年的老师现在定西当农民。他便托一个在定西工作的朋友捎话给这位老师,说自己方便的时候要去定西看他,当然也非常欢迎老师到兰州来。朋友把他的话转告给了他的这位老师,但老师想了很久,硬是没有想起他是谁来。后来,他的这位老师是病了,需要到兰州来看病,但因为是农民,别说看病的钱,连路费也凑不齐。
无奈之下,这位老师便把家里种下的新蒜辫成辫儿,拿到县城来买。蹲在地上,头戴一顶破草帽,为的是怕熟人见到丢人。老师一边喊“卖蒜了”,一边打量着街上来往的行人。他一条辫蒜也没卖出去,很不凑巧的是,这时一个“熟人”朝他走了过来。老师认出了,这个熟人也是当年孤儿院的一名孤儿。老师赶紧压低帽子,但这个熟人偏偏要来买蒜。情急之下,老师收起地上的蒜转身就跑。但买蒜的人却从后面追了上来:“卖蒜的,卖蒜的,我要买你的蒜,你跑什么!”卖蒜的已经被买蒜的从肩膀抓住了,买蒜的觉得这个卖蒜的有些怪,卖蒜的说:“我得回家去了,我的蒜不卖了!”买蒜的松开手说:“这人真怪……”卖蒜的见买蒜的走远了,松了口气:“哎呀,幸亏他没认出我来!”
过了几天,在附属医院工作的学生来到定西,租了一辆车,找到了老师的家门口,还将老师接到兰州看好了病。此后,已经成了农民的老师逢年过节都能收到学生的很多礼物(包括酒、菜和各类好吃的),老师为此很不安,说是“我们农民只有在过年过节时,给神敬这些物品”。于是,他很想知道“学生”这样待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学生”的回答让他吃惊:“老师,你也许忘了,我当年在孤儿院的时候,你给过我一个包子。当时,你除了带我们这些孤儿,还管孤儿院的仓库。有一天我路过仓库时,你正在清理里面的东西,你喊住了我,对我说,‘这有一个包子,你把它吃了!’我吃包子时,你还蹲在地上收拾东西,连身也没转,你根本不会记得这事儿,但那包子却让我想了一辈子。那时候,我真的很饿……”
故事之二:妈妈和妹妹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靖远煤矿一位退休的职工,当年定西孤儿院里的一名孤儿。在讲这个故事之前,我先给你们说说孤儿是怎么回事。当年,因为“大跃进”,定西地区的劳动力都被抽到了“引洮工程”和“华家岭形象工程”上去了,因为粮食不够吃,很多人饿死了。我在定西地区寻访时,有人就对我说,当年他们三个月没见过粮食是什么样的。在北方的冬天,3个月见不到粮食会是个什么样,北方不是南方,人们可以想像的。因为人性的关系,许多大人都在饿死前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孩子活下来。这就有了孤儿院。孤儿院不是谁都能进去的,一家子人,大人全死完了,只剩下小孩子,15岁以下的小孩子,这才能进孤儿院。
孤儿院里有饭吃,娃娃是饿不死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这样被送进孤儿院的:他的父亲被饿死了,家里只剩下他的爷爷、妈妈,还有一个妹妹。爷爷在外面要饭,很少回来,家里实际上只剩下了他、妈妈和妹妹。有天晚上,他睁开眼睛看到妈妈在缝一条褥子,但妹妹不见了,他问妈妈:“妈妈,我妹妹呢?”妈妈说:“睡你的吧!”他一转身就睡过去了,但到了第二天中午他醒来时,发现妈妈也不见了。他出门找妈妈,见村子里的人就问:“你见我妈妈了吗?”人们这样对他说:“这娃你怎么会不知道你妈妈去了哪里?”他说:“我真不知道呀!”人们就对他说:“不知道就算了!”找着找着他见到了爷爷,爷爷对他说:“你妈不要你了,你妈嫁人了!”他问爷爷:“我妹妹呢?”爷爷说:“死了……”
后来,他被送进了孤儿院,再也没有见过妈妈。大约到了七十年代后期,他回到村里,有一天,村里人忽然对他说:“你妈回来了,不敢进村,在后面的山上哭着呢!”村里人让他快去看,他说:“我不去,我没妈!”再后来,他终于弄清了当时的“真相”:妈妈为了能让他进孤儿院,把妹妹用绳子吊在了村子附近的一个“窟泉”(雨水在山上冲下的洞)里,妹妹被活活饿死在了那里面。而妈妈因此被判了14年徒刑。
你们想知道这个人现在干什么吗?他已经退休了,在通渭、会宁的交界处有个叫万家岘的地方,他在种改革开放后生产队分给他妈妈的8亩土地,他说:"我年轻的时候不理解妈妈,现在,只有在这里守妈妈了......"
故事之三:不过是讲故事
我再给你们说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与孤儿无关,但与饥饿有关。我们没挨过饿,不知道挨饿的滋味是个啥。
挨过饿的人是夹不住尿的,说尿就得尿。我在通渭寻访时,听到了一个有关挨饿的人撒尿的故事。要撒尿的是一位妇女,在当时公社的劳改队里劳动改造,有天劳动时,她对负责人说:“我要尿尿。”负责人说:“你尿什么呀尿?是想偷懒了吧!”她说:“我真的要尿!”负责人说:“那么你就在这里尿!”
结果是这位妇女脱了裤子在田埂上尿了。但不凑巧的是,公社书记就在附近,书记拿起田埂上的镢头,将尿尿的妇女一顿毒打,理由是这位妇女在“书记面前尿尿了”,“不给书记面子”。
在《定西地区孤儿院纪事》写作手记中还写了这样两个小故事:
当年的一个孤儿现在已经是五十多岁了,他在一次酒足饭饱之后感慨地对儿孙们说,我小的时候,添炕的东西,除了驴粪,其它什么都吃过了。添炕的东西是些什么东西呢?儿孙们很清楚,就是晒干了的驴粪、麦衣、树叶和杂草之类的混合物;它们可以慢慢地燃烧,烧热土炕。北方农村至今仍是用土炕取暖过冬。但是老人的话把孙子搞糊涂了,孙子问,爷爷,你为什么不吃饭呢?爷爷竟然一时无法说清楚。
我讲述一些孤儿的故事,目的也只是告诉那些不知道这段历史或者忘掉这段历史的人:今天的温饱生活来之不易,是中国人民付出极高代价,用生命和血泪铸成的,要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