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峰 著
　　重庆出版社
　　2021.7
　　59.80元
　　陈峰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等职。长期从事宋史研究，主要作品包括《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宋代军政研究》《宋代治国理念及其实践研究》等。
　　“重文轻武”通常被认为是北宋政治的一大特点，但实际上北宋一朝十分重视军队和军制的建设，但是在处理文武关系上，北宋统治者却表现出“崇文抑武”的特点，并且一以贯之的执行了160多年。崇文抑武国策的长期贯彻执行，虽然造就了北宋空前繁荣的经济文化，但是也导致了文武关系的严重失衡，这导致北宋无法应对多国竞争体系所带来的外部挑战，并最终灭亡。
　　本书作者爬梳《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及野史、笔记等大量宋代原始资料，以有血有肉的案例，流畅的语言，层层深入的分析推理，探究北宋崇文抑武国策下文武权力结构的畸变，揭示了北宋兴亡的深刻历史教训。
　　灵州失陷与澶渊之盟
　　真宗做天子的最初几个年头，天下正处于多事之秋，突如其来的一系列边患、内乱使年轻的皇帝陷入了疲于应付的困境之中，受到了严峻的考验。
　　在咸平初及随后的几年间，契丹人不时兴兵南犯自不用说，而当时四川及西北边陲也战火不息。其中四川自太祖朝归入大宋版图之后，一直动荡不安，先后出现过上官进、全师雄、杜承褒及李仙等人发动的造反活动。造反者曾攻陷过成都、渝州（治所在今重庆）等重镇。太宗朝淳化四年（993年），四川又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王小波、李顺起义，不仅席卷几乎全川地区，而且在成都建立了与朝廷相对立的大蜀政权，直到至道元年（995年）才被镇压。历史上素来有割据立国背景的川蜀之地，对朝廷来说始终是块心病，当地文武官员又常常不能妥善治理，或苛剥百姓，或欺压士卒，从而导致那里战火不息。
　　咸平三年（1000年）初，由于益州（治所在今四川成都）兵马钤辖符昭寿虐待部下，于是愤怒的士兵们推举军校王均造反，又在成都建立起大蜀国。此时，真宗正亲临河北大名城，督促傅潜等将领御辽。后院起火的消息传到行营，天子只得又匆忙安排官员带兵赶往四川。川蜀的战事一直延续到是年冬天，才基本结束。 而就在此后不久，朝廷又在西北丧失了军事重镇灵州（治所在今宁夏灵武），使大宋的西北边防陷于极为被动的局面。
　　当时朝廷在西北地区遇到的劲敌，是已逐渐强大起来的党项势力，其领袖便是令守边将军们为之头痛的李继迁。党项人自唐朝末年在首领拓拔思恭的领导下，开始活跃于今天陕北一带。以后，拓拔思恭因出兵助唐镇压过黄巢农民军，被封为定难军节度使、夏国公，并获赐唐家天子的李姓，拥有夏州（治所在今陕西横山西北）、银州（治所在今陕西米脂西北）、绥州（治所在今陕西绥德西北）、宥州（治所在今陕西靖边西）及静州（治所在今宁夏永宁东北）等五州之地。五代时，内地战乱不已，李氏统辖的党项部落得以稳定发展。到宋朝太宗完成内地统一后，黨项李氏家族深感难以割据下去，遂在太平兴国七年（982年）五月，由其首领、定难军节度使李继捧举族赴开封，向朝廷献土。西北割据势力的问题似乎就这样被轻松解决了。然而，李继捧的族弟李继迁却不甘心归顺宋朝。
　　李继迁在本族大首领迁居开封舒适、豪华的宅第后，便乘机填补了其在部族的权力真空。他号召部民，组织亲信，拒绝接受宋朝的统治。于是，战火便在荒凉的黄土高原上燃起。当时，宋朝对这支规模不大的党项势力颇为轻藐，派军队进行过几次征讨，虽取得了某些胜利，但却没有继续深入荒漠追击，这就使得李继迁及其骁勇的骑士们生存了下来。以后，李继迁投靠了北方的辽国，契丹人也想利用他在西部牵制宋朝，便册封他为西平王，并将义成公主下嫁给他。从此，李继迁号称西平国王，逐渐成为宋朝在西北方的劲敌，而宋朝人又习惯称党项人为西夏。
　　太宗晚年时，曾派几路大军征伐过西夏，然而却在劳而无功的情况下收兵。面对宋朝将帅王超、李继隆等人的怯懦退缩，李继迁大胆地发动了进攻，并于至道二年（996年）五月对宋朝西陲要地——灵州展开了围攻。
　　防守灵州成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孤悬于西北尽头的灵州，虽有数万军民驻守，但由于远离内地，交通线时常被西夏军切断，军饷供应极其艰难，所以，太宗在世时就曾一度打算放弃灵州。 真宗登基后，先后数次派军队征讨李继迁，同样没有收到很好的战果，而增援灵州城的军民损失惨重。那位在真宗亲征河北期间躲避辽军、累死数千匹战马的王荣，于咸平三年（1000年）十月领兵护送军饷支援灵州，结果在途中被西夏军打得大败，死伤无数，物资全部丢失。事后，真宗仍免了王荣的死罪。
　　到次年的年底，西北边防形势日趋紧张，宋朝一方面对生活于河湟一带的吐蕃部族加以招抚，动员强悍的吐蕃骑兵进攻西夏，并允诺有能生擒李继迁者，授以节钺，再赐给大批白银、锦帛及茶叶；有能斩李继迁首级者，授观察使，同样赐给财物。另一方面，宋朝不断讨论压制西夏的对策，于是有戍边官员建议在绥州修筑城堡，“以遏党项”。当这一议案报到京师后，大臣们议论不一，宰相吕蒙正与参知政事王旦等人对此持反对意见，另一位宰臣李沆认为建议虽有价值，但实施起来恐怕劳民伤财，而枢密院的长官多倾向支持修筑绥州城。结果，朝臣们在开封城内争吵不已，“互执利害，久而未决”。天子不得不派出使者前往当地进行实地考察。 不久，又派王超为大帅，领六万大军营救被围已久的灵州，而这支援军又分别由驻扎于西北各地的若干支队伍组成，行动起来既不集中，又颇为迟缓。宝贵的时间就这样一天天失去了。到咸平五年（1002年）三月间，也就是真宗派王超出师增援后的第三个月，灵州城终于沦陷。据史籍记载，内客省使、顺州团练使裴济当时任灵州知州，他在两年的任期内加强防御，组织屯田，艰难地支撑着城防。当与外界联系的饷道断绝后，一时“孤城危急”，裴济刺指写血书求救，但朝廷内部的争议尚未结束，王超的大军也迟迟没有来到。就这样，在李继迁倾全力攻击的情况下，灵州城失守。消息传到京师开封后，宰相率群臣上表请罪，真宗皇帝则下诏安慰百官，表示理解臣下不安的心情。同时，天子又立即下诏给行军到环州（治所在今甘肃环县）的王超，令他退师到陕西关中。 　　灵州的失落，对宋朝国防来说实在是一件影响深远的重要事件。这件事带来的直接结果是：一方面西夏拥有了灵州一带黄河两岸富饶的土地，大大增强了实力；另一方面党项人获得了向南方和西部发展的机会，并可以阻断朝廷与河西地区的联系。如此一来，双方在前线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形成了西夏咄咄逼人的态势。而潜在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日渐暴露，其给宋朝国防带来的危害，更为持久。首先，居住在今天青海西宁周围及其以东广大地区的以吐蕃族为主的众多游牧部族，逐渐受到西夏的一定控制，弥补了党项兵力不足的弱点，而宋朝在这里的传统影响日益被削弱，其危害到仁宗以后愈益暴露；其次，灵州的沦陷使汉唐以来久负盛名的牧马基地失落，很快就使宋朝军队的战马供应出现了紧缺。为了解决马匹不足的问题，朝廷不得不一方面向西北少数部族购买，另一方面则在内地建立牧场，饲养马匹，而这两种措施都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由于茶马贸易成本太高，所以购马数量有限，每年不过一万匹左右；内地牧场上养出的马不仅品质不高，而且数量又上不去，其所花费的代价也同样非常之大。
　　这便严重地影响了宋朝骑兵队伍的发展，而骑兵兵种的衰落，又使朝廷在对西夏和契丹人的正面野战中处于明显的劣势。到仁宗朝时，有人便指出：现今天下马军，大约十人中不足一二人有战马可骑。 这一切后果的出现，又都与灵州城的失陷有密切的联系。
　　边疆危机假如仅仅表现为灵州城失落的话，那么还不至于搅得朝堂之上一片恐慌，天子也不会忧虑到寝食不安的地步。但就在灵州之役刚刚使朝廷蒙受了巨大损失的两年后，又一场更为严重的边患几乎导致宋朝迁都南渡。
　　景德元年（1004年），实在是一个多事的年份。在这一年的二月中旬，西北前线传来了令人喜出望外的消息：李继迁在西凉（今甘肃武威一带）拓地时，遭到吐蕃六谷部大首领潘罗支的突然袭击，中箭而亡。如此重要的喜讯令宋廷感到鼓舞，也使几天前京师大地震引发的不祥气息得到了平息。 然而，时隔一个月，皇太后就因病驾崩，真宗皇帝悲伤多日，竟不能举行正常的朝会，直到宰相李沆率群臣连上五道表章，他才恸哭着接见了臣下。 到四五月间，河北邢州（治所在今河北邢臺）、瀛州（治所在今河北河间）等地连续发生大地震，朝廷不得不对灾区的租税减半征收。 七月中，宰相李沆染疾而亡，真宗亲临李府慰问，睹物思人，天子竟失声痛哭。 进入八月以后，河北前线像往年那样不时送来了契丹军队准备南犯的情报，真宗也照例下诏沿边各路屯军加强防秋。 出乎朝廷预料的是，此次对方的来犯竟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