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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大量官商勾结、以权谋私的贪腐案件见诸报端，种种负面的政商关系成为舆论的热点，一些地方权力运行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勾肩搭背”更是让正常的政商关系蒙羞。
劣生态一：“金钱奴仆”
如今在一些地方，官员出差会带上商人，官员旅游会带上商人，甚至在同学聚会时也会带上商人，不为别的，只为方便有人埋单。而商人之所以“慷慨解囊”，无疑是看中了官员手中的权力。如此一来，一些手握权力的官员便成为金钱的奴仆，肆意侵夺社会资源、消解社会公平、侵蚀公信力。
腐败官员试图将权力变现，不法商人需要用钱“开路”，这几乎成为了永恒的官商潜规则。例如，广州市原副市长曹鉴燎腐败案中的关键人物之一、广州市龙洞龙汇实业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樊志华，向曹鉴燎行贿价值千万元的别墅，获得大量工程项目。最终广东高院终审维持深圳中院一审判决，以行贿罪判处樊志华有期徒刑5年6个月，扣押在案的900万元赃款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据法院查明，樊志华于上世纪80年代在广州市天河区沙河镇经营土石方工程生意的过程中，认识了时任沙河镇党委书记的曹鉴燎。此后，樊为了承揽沙河镇政府发包的工程项目，以及和沙河镇政府下属企业开展商业合作项目，多次向历任广州市天河区委常委兼区政府副区长、天河区委副书记兼区政府区长、天河区委书记的曹鉴燎请求帮助。
在曹鉴燎的帮助下，樊志华先后承揽并完成了沙河镇政府发包的多项工程。为了感谢曹鉴燎，樊志华于1998年5月以按揭方式购买了位于番禺区祈福新村豪庭西路的一幢价值983万余元的别墅，并将该别墅送给曹鉴燎。
此外，2016年两会期间，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在山西代表团开放日上更是直击山西政商关系乱象。“9个县财政收入6.07个亿，山西查处的一个副市长贪腐金额6.44亿，超过9个贫困县去年一年财政收入。”在这里，王儒林所指的副市长是山西省吕梁市副市长张中生。
据媒体报道，中阳县有40多座煤矿，张中生控制的大约有八成，而当地稍有势力不为其所控制的煤矿主，逢年过节送个几百万给他也是常有之事。“普通煤老板都是给张中生打工的，他很有可能有百亿身家。”
无论是从行贿者还是受贿者的角度来审视政商关系，不难发现，一些地方的权力拥有者利用手中的权力肆意干涉市场公平、市场竞争。显然，在一些地方，政府权力过大，甚或是不受制度约束的绝对权力，往往成为商人必须应对的社会现实，一些商人最终选择了通过金钱来奴化权力。在铁打的政府、流水的商人的现实语境下，曹鉴燎、张中生们所上演的权力游戏让人不得不思考，权力行使与市场运作之间的边界在哪里？财富如何在权力之外善终，奴化权力是商人应有的选择吗？
劣生态二：“权力囚徒”
坦白来说，每一次市场秩序的变革与确立，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充斥着对抗与妥协，当商人们立志追逐光荣与梦想时，那么无疑要承受转型社会不可避免的阵痛和煎熬。在当下，政商关系之所以复杂难以言表，关键是如何在权力运行与市场秩序之间寻找平衡点。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权力干预市场经济并不少见。一些地方官员在市场运行中似乎很难逃脱“逼良为娼”之嫌，即便是在权钱交易的过程中，手握公权力的官员其作风、派头依然兼具任性与傲慢，而商人甚或是枭雄级的企业家依旧延续着权力囚徒的角色。从历史上第一个商人王亥，到吕不韦、胡雪岩，以及孔宋家族，一直到今天，这种精神上、经济上的“囚徒”一直纠结着企业家们的心神。他们战战兢兢地拿捏着官商之间的尺度，“太近了”与“太远了”都是麻烦。
笔者突然想起这样一件事。2015年元旦刚过不久，笔者到中部某省地级市调查采访，该市为了招商引资与港商兼全国人大代表的邓某某签订了协议，只允许其一家市场经营，该市其他原有市场必须关停。为了落实这一协议，当地有关部门利用行政权力叫停多家市场，作为该市原有一家市场负责人的渠某某，被当地有关部门断水、断路，甚至发通告要求市场关闭，期间有关部门经常喊渠问话。
笔者在对渠某某采访时，渠在诉说了其中的经过之后，告诉记者：“我还要在这里做生意，我不能和有关部门把关系搞僵了……”从与渠的交谈中，笔者能切身感受到作为商人在面临来自官员不公的对待时，心中的无可奈何。笔者更懂得，渠需要拿捏官商之间的距离，需要在维护自身权利与避免激化同官员矛盾之间寻找平衡。
当然有的人能做到交往有道，相敬如宾，不勾肩搭背、不沆瀣一气，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而有的人却最终沦为了权力的囚徒，这种官商关系在当今社会的角角落里并不少见。
2016年两会期间，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在山西代表团媒体开放日上向记者曝出这样一则事例：（山西）被查处的一名厅长，有一个素不相识的老板找他办事，一开始犹豫，老板就从他的桌子上拿了一张纸，写道“给你3000万，干不干？”厅长看了看，老板立刻把纸塞到嘴里吃了。厅长一看，这人可靠。事儿立刻办了，3000万也收了。吃纸条看似是一起个例，看似愚蠢至极，但其折射出了目前我国一些地方官商关系生态的真实现状，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做出如此惊人之举呢？
理想的政商关系应当是这样的，它的规则可以放在桌面上讲，可对每个市场主体通行，它代表着公权力、代表着政府、代表着法制与规则，而非官员个体与商人之间私下的“请托”，也非是官员个体因自身喜好厌恶做出的感性选择。须知这种隐匿的、随机的、感性的权钱关系，不仅透支了政府公信力，让法治蒙羞，也让商人沦为“囚徒”。
我们不难理解，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所说，政商关系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比在哈佛搞博士后研究还要困难，在中国尤其是民营企业能成功甚至做大太不容易了，比美国企业家要艰辛好多倍。
劣生态三：勾肩搭背
政商关系劣生态除了上述金钱奴仆型、权力囚徒型之外，还有一种类型——勾肩搭背型。这种类型的政商关系最终多因关系过近而崩盘，原因在于靠“拉关系”建立的“关系”非常脆弱，也非常危险。 最具冲击力的例子当数国美电器前主席黄光裕。黄光裕出身卑微，没有权势背景，凭借敢于闯、胆子大、有豪气，踏着政策和法律的边缘，左右前冲。2008年黄光裕登顶胡润中国富豪榜，成为中国新首富。然而，一路积聚的风险也在同年喷发，黄光裕因对商务部法规司郭京毅等人巨额行贿而被批捕。
此外，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腐败案的关键人物、山西女商人丁书苗以受贿罪、非法经营罪一审判刑20年，并处罚金25亿元，没收个人财产2000万元。2013年9月24日，人称“高铁一姐”的山西女商人丁书苗在二中院出庭受审，当时检方指控其非法经营达1858亿余元，非法获利20余亿元，向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买官”“捞人”，行贿4900万余元。
这个目不识丁的女商人，从卖鸡蛋的小贩，到结识刘志军进入财富巅峰，把“红顶商人”演绎到极致，最终却身陷囹圄。
十八大以来，我国有100多只“老虎”落马、成千上万只“苍蝇”被拍，梳理一系列腐败案件可以发现，绝大多数落马贪腐官员都与不法商人有深度勾连。官员假借商人之手完成权力的“变现”，商人则利用官员的权力谋求不正当利益。这种官商之间勾肩搭背似乎成了政商关系劣生态中比较普遍的形式。
劣生态四：不相往来
然而，在高压反腐逐步深化的过程中，一些地方官场出现了庸官懒政的现象。他们对企业家视而不见。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价值考量下，官商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微妙起来。
一些官员“不吃不拿也不干”，对企业家避之不见；有些见了企业家满脸笑容、客客气气，搞“软拒绝”。这种反腐新常态下的官商关系无形中弱化了政府公共服务的职能，一些企业得不到正常的支持与相应的服务，也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须知权力的公共属性要求手握权力的官员必须积极地回应企业家、商人等市场主体合法的、合理的诉求，必须为企业提供应有的公共服务，这是现代政府管理必须具备的一项基本职能，也是打造服务型政府、责任政府的必然。而“背靠背，不相往来”的政商关系却无形中使得政府与企业间树立起了一道透明的玻璃墙——看得见，却摸不到。
究其原因就是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将公权力私有化，他们因为无法平衡官员与商人直接关系，无法定位官商正常的关系，更无法厘清权力边界，因此躲避、“软拒绝”对于他们个人而言似乎更为有效，无形中使得政府服务缺位。
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健林在谈及如何处理政商关系时有这么一句话：“亲近政府，远离政治。”的确，“亲近政府”而不是亲近官员，作为企业家应当依照法律法规来守法经营，不用总是想着拿下一个领导，搞关系，要优待；而是要把需要、诉求放在桌面上讲，不能在暗箱里搞权钱交易。作为官员应当明确自身的定位，作为公共服务资源的提供者，应当以市场经济的规则来优化公共资源配置，切莫挖空心思搞腐败。而企业家“远离政治”，就是要与一些官场的“团团伙伙”保持距离，切莫拉帮结派，参与到一些地方腐败官员的权力斗争之中。
政商关系从古至今都是执政者关注的焦点之一。以上四种类型的政商关系都是由于权力对于资源强大的配置作用而催生出的病态政商关系，商人在其中终究只是配角。处理纷繁复杂的政商关系，关键还在于厘清权力边界，让市场“法无禁止即可为”，让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
劣生态一：“金钱奴仆”
如今在一些地方，官员出差会带上商人，官员旅游会带上商人，甚至在同学聚会时也会带上商人，不为别的，只为方便有人埋单。而商人之所以“慷慨解囊”，无疑是看中了官员手中的权力。如此一来，一些手握权力的官员便成为金钱的奴仆，肆意侵夺社会资源、消解社会公平、侵蚀公信力。
腐败官员试图将权力变现，不法商人需要用钱“开路”，这几乎成为了永恒的官商潜规则。例如，广州市原副市长曹鉴燎腐败案中的关键人物之一、广州市龙洞龙汇实业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樊志华，向曹鉴燎行贿价值千万元的别墅，获得大量工程项目。最终广东高院终审维持深圳中院一审判决，以行贿罪判处樊志华有期徒刑5年6个月，扣押在案的900万元赃款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据法院查明，樊志华于上世纪80年代在广州市天河区沙河镇经营土石方工程生意的过程中，认识了时任沙河镇党委书记的曹鉴燎。此后，樊为了承揽沙河镇政府发包的工程项目，以及和沙河镇政府下属企业开展商业合作项目，多次向历任广州市天河区委常委兼区政府副区长、天河区委副书记兼区政府区长、天河区委书记的曹鉴燎请求帮助。
在曹鉴燎的帮助下，樊志华先后承揽并完成了沙河镇政府发包的多项工程。为了感谢曹鉴燎，樊志华于1998年5月以按揭方式购买了位于番禺区祈福新村豪庭西路的一幢价值983万余元的别墅，并将该别墅送给曹鉴燎。
此外，2016年两会期间，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在山西代表团开放日上更是直击山西政商关系乱象。“9个县财政收入6.07个亿，山西查处的一个副市长贪腐金额6.44亿，超过9个贫困县去年一年财政收入。”在这里，王儒林所指的副市长是山西省吕梁市副市长张中生。
据媒体报道，中阳县有40多座煤矿，张中生控制的大约有八成，而当地稍有势力不为其所控制的煤矿主，逢年过节送个几百万给他也是常有之事。“普通煤老板都是给张中生打工的，他很有可能有百亿身家。”
无论是从行贿者还是受贿者的角度来审视政商关系，不难发现，一些地方的权力拥有者利用手中的权力肆意干涉市场公平、市场竞争。显然，在一些地方，政府权力过大，甚或是不受制度约束的绝对权力，往往成为商人必须应对的社会现实，一些商人最终选择了通过金钱来奴化权力。在铁打的政府、流水的商人的现实语境下，曹鉴燎、张中生们所上演的权力游戏让人不得不思考，权力行使与市场运作之间的边界在哪里？财富如何在权力之外善终，奴化权力是商人应有的选择吗？
劣生态二：“权力囚徒”
坦白来说，每一次市场秩序的变革与确立，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充斥着对抗与妥协，当商人们立志追逐光荣与梦想时，那么无疑要承受转型社会不可避免的阵痛和煎熬。在当下，政商关系之所以复杂难以言表，关键是如何在权力运行与市场秩序之间寻找平衡点。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权力干预市场经济并不少见。一些地方官员在市场运行中似乎很难逃脱“逼良为娼”之嫌，即便是在权钱交易的过程中，手握公权力的官员其作风、派头依然兼具任性与傲慢，而商人甚或是枭雄级的企业家依旧延续着权力囚徒的角色。从历史上第一个商人王亥，到吕不韦、胡雪岩，以及孔宋家族，一直到今天，这种精神上、经济上的“囚徒”一直纠结着企业家们的心神。他们战战兢兢地拿捏着官商之间的尺度，“太近了”与“太远了”都是麻烦。
笔者突然想起这样一件事。2015年元旦刚过不久，笔者到中部某省地级市调查采访，该市为了招商引资与港商兼全国人大代表的邓某某签订了协议，只允许其一家市场经营，该市其他原有市场必须关停。为了落实这一协议，当地有关部门利用行政权力叫停多家市场，作为该市原有一家市场负责人的渠某某，被当地有关部门断水、断路，甚至发通告要求市场关闭，期间有关部门经常喊渠问话。
笔者在对渠某某采访时，渠在诉说了其中的经过之后，告诉记者：“我还要在这里做生意，我不能和有关部门把关系搞僵了……”从与渠的交谈中，笔者能切身感受到作为商人在面临来自官员不公的对待时，心中的无可奈何。笔者更懂得，渠需要拿捏官商之间的距离，需要在维护自身权利与避免激化同官员矛盾之间寻找平衡。
当然有的人能做到交往有道，相敬如宾，不勾肩搭背、不沆瀣一气，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而有的人却最终沦为了权力的囚徒，这种官商关系在当今社会的角角落里并不少见。
2016年两会期间，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在山西代表团媒体开放日上向记者曝出这样一则事例：（山西）被查处的一名厅长，有一个素不相识的老板找他办事，一开始犹豫，老板就从他的桌子上拿了一张纸，写道“给你3000万，干不干？”厅长看了看，老板立刻把纸塞到嘴里吃了。厅长一看，这人可靠。事儿立刻办了，3000万也收了。吃纸条看似是一起个例，看似愚蠢至极，但其折射出了目前我国一些地方官商关系生态的真实现状，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做出如此惊人之举呢？
理想的政商关系应当是这样的，它的规则可以放在桌面上讲，可对每个市场主体通行，它代表着公权力、代表着政府、代表着法制与规则，而非官员个体与商人之间私下的“请托”，也非是官员个体因自身喜好厌恶做出的感性选择。须知这种隐匿的、随机的、感性的权钱关系，不仅透支了政府公信力，让法治蒙羞，也让商人沦为“囚徒”。
我们不难理解，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所说，政商关系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比在哈佛搞博士后研究还要困难，在中国尤其是民营企业能成功甚至做大太不容易了，比美国企业家要艰辛好多倍。
劣生态三：勾肩搭背
政商关系劣生态除了上述金钱奴仆型、权力囚徒型之外，还有一种类型——勾肩搭背型。这种类型的政商关系最终多因关系过近而崩盘，原因在于靠“拉关系”建立的“关系”非常脆弱，也非常危险。 最具冲击力的例子当数国美电器前主席黄光裕。黄光裕出身卑微，没有权势背景，凭借敢于闯、胆子大、有豪气，踏着政策和法律的边缘，左右前冲。2008年黄光裕登顶胡润中国富豪榜，成为中国新首富。然而，一路积聚的风险也在同年喷发，黄光裕因对商务部法规司郭京毅等人巨额行贿而被批捕。
此外，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腐败案的关键人物、山西女商人丁书苗以受贿罪、非法经营罪一审判刑20年，并处罚金25亿元，没收个人财产2000万元。2013年9月24日，人称“高铁一姐”的山西女商人丁书苗在二中院出庭受审，当时检方指控其非法经营达1858亿余元，非法获利20余亿元，向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买官”“捞人”，行贿4900万余元。
这个目不识丁的女商人，从卖鸡蛋的小贩，到结识刘志军进入财富巅峰，把“红顶商人”演绎到极致，最终却身陷囹圄。
十八大以来，我国有100多只“老虎”落马、成千上万只“苍蝇”被拍，梳理一系列腐败案件可以发现，绝大多数落马贪腐官员都与不法商人有深度勾连。官员假借商人之手完成权力的“变现”，商人则利用官员的权力谋求不正当利益。这种官商之间勾肩搭背似乎成了政商关系劣生态中比较普遍的形式。
劣生态四：不相往来
然而，在高压反腐逐步深化的过程中，一些地方官场出现了庸官懒政的现象。他们对企业家视而不见。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价值考量下，官商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微妙起来。
一些官员“不吃不拿也不干”，对企业家避之不见；有些见了企业家满脸笑容、客客气气，搞“软拒绝”。这种反腐新常态下的官商关系无形中弱化了政府公共服务的职能，一些企业得不到正常的支持与相应的服务，也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须知权力的公共属性要求手握权力的官员必须积极地回应企业家、商人等市场主体合法的、合理的诉求，必须为企业提供应有的公共服务，这是现代政府管理必须具备的一项基本职能，也是打造服务型政府、责任政府的必然。而“背靠背，不相往来”的政商关系却无形中使得政府与企业间树立起了一道透明的玻璃墙——看得见，却摸不到。
究其原因就是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将公权力私有化，他们因为无法平衡官员与商人直接关系，无法定位官商正常的关系，更无法厘清权力边界，因此躲避、“软拒绝”对于他们个人而言似乎更为有效，无形中使得政府服务缺位。
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健林在谈及如何处理政商关系时有这么一句话：“亲近政府，远离政治。”的确，“亲近政府”而不是亲近官员，作为企业家应当依照法律法规来守法经营，不用总是想着拿下一个领导，搞关系，要优待；而是要把需要、诉求放在桌面上讲，不能在暗箱里搞权钱交易。作为官员应当明确自身的定位，作为公共服务资源的提供者，应当以市场经济的规则来优化公共资源配置，切莫挖空心思搞腐败。而企业家“远离政治”，就是要与一些官场的“团团伙伙”保持距离，切莫拉帮结派，参与到一些地方腐败官员的权力斗争之中。
政商关系从古至今都是执政者关注的焦点之一。以上四种类型的政商关系都是由于权力对于资源强大的配置作用而催生出的病态政商关系，商人在其中终究只是配角。处理纷繁复杂的政商关系，关键还在于厘清权力边界，让市场“法无禁止即可为”，让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