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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孟子》“梁惠王”一章中的“仁术”一词颇耐人寻味。“见牛未见羊也”的做法为何得到了孟子的赞扬？“时”是事情发生于当下仁心所即现的即时，以及由这个即时所延伸出去一贯的具体时境。即时之仁没有时境中的成全终究是迂，而时境中的成全之术则是人生的智慧与工夫上的磨练，至少在孔孟处，儒家的高妙与平实处是水乳交融的。
关键词：孟子；仁术；时；仁
《孟子》“梁惠王”一章第七节颇耐人寻味，节中，齐宣王问政于孟子，“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孟子则避天下大事，叙述一件齐宣王的祭礼之事。孟子言及齐宣王一日，坐于堂上，有负责衅钟之礼的人牵牛从堂下而过，牛此时似有所感而觳觫不已，齐宣王不忍牛无罪而就死地，但又明知衅钟之礼不可废去，思量之后决定以羊易牛。其实往下稍加分析，就知道齐宣王这个作法并没有真正地解决无罪而就死地的问题，难道所易之羊就一定有罪吗？孟子当然对此心知肚明，反问于齐宣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哉焉？”齐宣王作为当事之人，在此时却摸不着头脑，只得说以羊易牛并不是他吝啬，其余的就只能继续求教于孟子。孟子的回答则意蕴深长，“臣固知王之不忍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
孟子的回答至少有两点值得深究，其一，仁与术连用成“仁术”一词并不多见于孔子，以及孟子之后的儒家学者，甚至在《孟子》一书中也仅有此处。“仁”在孔子那里描述为“刚毅木讷”，在《中庸》一书中更是与天道之诚紧密相关，而“术”则多见于法家诸子的文本中，“术”似乎隐含着一种工具性、手段性的意味，此处的“仁术”如何理解？其二，“见牛未见羊也”，孟子对于齐宣王的这个作法大加赞赏。如果从理论分析上来讲，虽未见羊但依然可以想见羊衅钟觳觫的情景，再推的远些是否可以不见人而杀人。显然如此理解孟子的说法，可谓南辕北辙，离孟子远矣。在“离娄”一章中，淳于髡问孟子，“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回答，“礼也。”淳于髡又问，“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淳于髡正是以理论推导的方式来理解孟子学说，淳于髡的错误在于以理论推导的方式将礼虚为一个绝对普遍的、空洞的礼，而没有理解仁、礼须在“时”中加以把握。这个“时”是事情发生于当下仁心所即现的即时，以及由这个即时所延伸出去一贯的具体时境。嫂溺是个即时之事件，在此之时全然没有一个“嫂”与“男女授受不亲”的思量，只是仁的当场立现。相对于嫂溺之例，将即时之仁表述的更加精妙的当属孺子入井的例子。“公孙丑”一章中，孟子描述孺子入井时用一个“乍”字，朱熹注“乍”字为“忽”，也有其妙处，“乍、忽”体现的是猝不及防、临时而发。“孺子入井”这个场景中，“即时”被生动的描述出来，首先“即时”相对于“时境”要更紧迫、当下，紧迫到是当体之仁在人无思无虑之时当下立现。人之恻隐之心在孺子入井的即时，只是个仁与时的当场合一，并无多余的思量与捆缚所然，即孟子之后所说的，与孺子之父母内交，要誉于乡党朋友，恶孺子啼哭之声。进入宋明理学，尤其是心学挺立之后，学者对于孟子这一段“恻隐”之言更多地体悟，但孟子这一段“恻隐”之言却没有将他的“时仁”一贯起来。
现在让我们回到“梁惠王”一章孟子与齐宣王的真正对话场景中，以一贯的“时仁”来重新审视，其中的疑团自然而解。齐宣王于堂上见将衅钟的觳觫之牛，在此之即时，不忍的仁心正如见孺子入井一般当下立现，全无思量、杂念。这即是孟子之后所言“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故齐宣王在此时对着执牛之人说“舍之”。“舍之”其实是一种未加思虑的命令，当衅钟之人反问齐宣王，“然则废衅钟与？”即时之仁确实是仁的一种本然天成的状态，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并不生活在一个个的即时之中。我们如齐宣王一般陡然从即时之境中被拉入到时境之中，这个时候思量全部进来，他所要考虑的就不仅仅是牛之无罪，还有国之衅钟大礼。这个时候齐宣王夹在两难之中，一方是即时之仁所立现的小不忍之心，另一方是国之大礼所要求的衅钟之大应当，小不忍是仁，大应当亦是仁，二者在仁与时的一贯之中，皆不可失。此时齐宣王选择在时境之中做出一些变化，此时以未见之羊易当场觳觫之牛，因羊不在场故对即时之仁的立现无伤，而所易之羊又保全了国之大礼，所以以羊易牛确实是高妙之举。如此所谓的“仁术”，就是在时境之中成就仁的高妙艺术。
即时之仁要求的是孟子所说的涵养本心，但是时境之仁则要更为高妙的处理艺术，笔者认为孟子的“时仁”精神要求即时之仁与时境之仁一以贯之，二者其实是二而一的关系。一方面必须首先涵养良知本心，这是人之善之根基，没有即时之仁的良知本心的涵养，时境之仁就是无根之源；另一方面，本心之善同时就要求这一种自然而然的扩充，将善带入到人所具体处的时境之中，从来真正的成就仁之本体。孟子盛赞孔子为“圣之时者”，这个时仁当然是即时之仁一贯至时境之仁的整体。孟子盛赞孔子为“圣之时者”，在《孟子》一书中对于孔子的“时”在“告子”一章中有个颇为完整的例子。孔子在鲁国为司寇，孔子对于鲁国的感情以及志在鲁国复礼的理想不必多言，而现实是孔子在鲁国并不受重用与信任，但是身为司寇出于职责跟着别人一起去祭祀，但祭祀之祭肉却迟不见来，孔子在此时选择匆忙离开。不知道孔子的人以为孔子是去争祭肉而去，这种意见当然不值得放上台面，不知孔子的人只是在时境的层面上没有了然孔子的即时之仁的本心。而知道孔子的人则是了然孔子的本心，但是依然没有明白孔子在时境中的高妙艺术，以为他只是气于鲁国的失礼。而孟子则明白，时境中的孔子则是在仁中挣扎，祭肉不至这是鲁国失礼于个人，而这个个人恰好是他自己，但孔子毕竟是鲁国的司寇，要成全国家之大礼，孔子的匆匆离开看似不按礼数，实则是要以自己的失礼成全鲁国的国之大礼。即时之仁没有时境中的成全终究是迂，而时境中的成全之术则是人生的智慧与工夫上的磨练，孔子自言“七十随心所欲而不逾矩”，随心所欲当然不是倚老而妄为，乃是对于时境之仁的体悟已经如即时之仁一般全然不用思量，自然而然，仁与时全然无碍。在笔者看来，至少在孔孟处，儒家的高妙与平实处是水乳交融的。
作者简介：许新宇（1989.2-），男，汉族，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人，硕士研究生，陕西师范大学，现代西方哲学。
关键词：孟子；仁术；时；仁
《孟子》“梁惠王”一章第七节颇耐人寻味，节中，齐宣王问政于孟子，“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孟子则避天下大事，叙述一件齐宣王的祭礼之事。孟子言及齐宣王一日，坐于堂上，有负责衅钟之礼的人牵牛从堂下而过，牛此时似有所感而觳觫不已，齐宣王不忍牛无罪而就死地，但又明知衅钟之礼不可废去，思量之后决定以羊易牛。其实往下稍加分析，就知道齐宣王这个作法并没有真正地解决无罪而就死地的问题，难道所易之羊就一定有罪吗？孟子当然对此心知肚明，反问于齐宣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哉焉？”齐宣王作为当事之人，在此时却摸不着头脑，只得说以羊易牛并不是他吝啬，其余的就只能继续求教于孟子。孟子的回答则意蕴深长，“臣固知王之不忍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
孟子的回答至少有两点值得深究，其一，仁与术连用成“仁术”一词并不多见于孔子，以及孟子之后的儒家学者，甚至在《孟子》一书中也仅有此处。“仁”在孔子那里描述为“刚毅木讷”，在《中庸》一书中更是与天道之诚紧密相关，而“术”则多见于法家诸子的文本中，“术”似乎隐含着一种工具性、手段性的意味，此处的“仁术”如何理解？其二，“见牛未见羊也”，孟子对于齐宣王的这个作法大加赞赏。如果从理论分析上来讲，虽未见羊但依然可以想见羊衅钟觳觫的情景，再推的远些是否可以不见人而杀人。显然如此理解孟子的说法，可谓南辕北辙，离孟子远矣。在“离娄”一章中，淳于髡问孟子，“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回答，“礼也。”淳于髡又问，“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淳于髡正是以理论推导的方式来理解孟子学说，淳于髡的错误在于以理论推导的方式将礼虚为一个绝对普遍的、空洞的礼，而没有理解仁、礼须在“时”中加以把握。这个“时”是事情发生于当下仁心所即现的即时，以及由这个即时所延伸出去一贯的具体时境。嫂溺是个即时之事件，在此之时全然没有一个“嫂”与“男女授受不亲”的思量，只是仁的当场立现。相对于嫂溺之例，将即时之仁表述的更加精妙的当属孺子入井的例子。“公孙丑”一章中，孟子描述孺子入井时用一个“乍”字，朱熹注“乍”字为“忽”，也有其妙处，“乍、忽”体现的是猝不及防、临时而发。“孺子入井”这个场景中，“即时”被生动的描述出来，首先“即时”相对于“时境”要更紧迫、当下，紧迫到是当体之仁在人无思无虑之时当下立现。人之恻隐之心在孺子入井的即时，只是个仁与时的当场合一，并无多余的思量与捆缚所然，即孟子之后所说的，与孺子之父母内交，要誉于乡党朋友，恶孺子啼哭之声。进入宋明理学，尤其是心学挺立之后，学者对于孟子这一段“恻隐”之言更多地体悟，但孟子这一段“恻隐”之言却没有将他的“时仁”一贯起来。
现在让我们回到“梁惠王”一章孟子与齐宣王的真正对话场景中，以一贯的“时仁”来重新审视，其中的疑团自然而解。齐宣王于堂上见将衅钟的觳觫之牛，在此之即时，不忍的仁心正如见孺子入井一般当下立现，全无思量、杂念。这即是孟子之后所言“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故齐宣王在此时对着执牛之人说“舍之”。“舍之”其实是一种未加思虑的命令，当衅钟之人反问齐宣王，“然则废衅钟与？”即时之仁确实是仁的一种本然天成的状态，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并不生活在一个个的即时之中。我们如齐宣王一般陡然从即时之境中被拉入到时境之中，这个时候思量全部进来，他所要考虑的就不仅仅是牛之无罪，还有国之衅钟大礼。这个时候齐宣王夹在两难之中，一方是即时之仁所立现的小不忍之心，另一方是国之大礼所要求的衅钟之大应当，小不忍是仁，大应当亦是仁，二者在仁与时的一贯之中，皆不可失。此时齐宣王选择在时境之中做出一些变化，此时以未见之羊易当场觳觫之牛，因羊不在场故对即时之仁的立现无伤，而所易之羊又保全了国之大礼，所以以羊易牛确实是高妙之举。如此所谓的“仁术”，就是在时境之中成就仁的高妙艺术。
即时之仁要求的是孟子所说的涵养本心，但是时境之仁则要更为高妙的处理艺术，笔者认为孟子的“时仁”精神要求即时之仁与时境之仁一以贯之，二者其实是二而一的关系。一方面必须首先涵养良知本心，这是人之善之根基，没有即时之仁的良知本心的涵养，时境之仁就是无根之源；另一方面，本心之善同时就要求这一种自然而然的扩充，将善带入到人所具体处的时境之中，从来真正的成就仁之本体。孟子盛赞孔子为“圣之时者”，这个时仁当然是即时之仁一贯至时境之仁的整体。孟子盛赞孔子为“圣之时者”，在《孟子》一书中对于孔子的“时”在“告子”一章中有个颇为完整的例子。孔子在鲁国为司寇，孔子对于鲁国的感情以及志在鲁国复礼的理想不必多言，而现实是孔子在鲁国并不受重用与信任，但是身为司寇出于职责跟着别人一起去祭祀，但祭祀之祭肉却迟不见来，孔子在此时选择匆忙离开。不知道孔子的人以为孔子是去争祭肉而去，这种意见当然不值得放上台面，不知孔子的人只是在时境的层面上没有了然孔子的即时之仁的本心。而知道孔子的人则是了然孔子的本心，但是依然没有明白孔子在时境中的高妙艺术，以为他只是气于鲁国的失礼。而孟子则明白，时境中的孔子则是在仁中挣扎，祭肉不至这是鲁国失礼于个人，而这个个人恰好是他自己，但孔子毕竟是鲁国的司寇，要成全国家之大礼，孔子的匆匆离开看似不按礼数，实则是要以自己的失礼成全鲁国的国之大礼。即时之仁没有时境中的成全终究是迂，而时境中的成全之术则是人生的智慧与工夫上的磨练，孔子自言“七十随心所欲而不逾矩”，随心所欲当然不是倚老而妄为，乃是对于时境之仁的体悟已经如即时之仁一般全然不用思量，自然而然，仁与时全然无碍。在笔者看来，至少在孔孟处，儒家的高妙与平实处是水乳交融的。
作者简介：许新宇（1989.2-），男，汉族，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人，硕士研究生，陕西师范大学，现代西方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