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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相关文献，从贸易发展均衡与非均衡的视角对贸易开放度与通货膨胀两者之间的关联机制进行文献梳理和理论分析，旨在深化对贸易开放度和通货膨胀两者关系的认识;同时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贸易开放度和通货膨胀关系的理论假说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均衡的贸易发展使得一国货币政策和对外债务更加谨慎，从而具有平稳通货膨胀的作用;而贸易非均衡发展导致的外汇持续累积效应和国际价格传递效应，有可能会加剧通货膨胀压力。
关键词：贸易开放度;通货膨胀;均衡与非均衡;省级面板
中图分类号：F8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5）08-0010-07
一、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和经济开放度的不断提高，百姓在享受经济快速增长所带来的红利的同时，通货膨胀也如影随形，对社会福利产生侵蚀。那么随着贸易开放度的提高，贸易发展到底以什么样的机制影响通货膨胀？罗默（Romer，1993）基于一个最优货币政策动态不一致模型，发现开放程度较高的国家货币政策产出效应较小而通货膨胀效应较大，因而货币当局有更强的意愿控制货币，从而导致较低的通胀率，即贸易开放度和通胀率存在负相关关系。此后，特拉（Terra，1998）从对外负债率、坦普尔（Temple，2002）从菲利普斯曲线的替换率、黄新飞（2007）从社会福利的角度，发现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对货币政策具有纪律约束效应，从而对应一个更低的通货膨胀率。但是另外一类文献通过对贸易开放引起通货膨胀的具体因素的分析，认为贸易开放度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如贸易开放度的提高使得国家面临输入型通货膨胀，更容易受到国际市场波动的冲击（盖尔斯和隆巴尔迪，2009;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8;胡援成、张朝洋，2012）;持续的贸易顺差导致外汇储备的不断累积，中央银行被动投放基础货币，增大通货膨胀压力（方先明等，2006;高瞻，2010;池建宇，2006）。李杰（2011）分析认为，贸易开放度可以通过进口价格渠道、竞争效应渠道、劳动力市场渠道、货币供应渠道、结构效应渠道对通货膨胀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贸易开放度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机制较为复杂，有必要进一步从理论上厘清两者之间的关系。专门针对我国贸易开放度与通货膨胀关系的实证文献非常少，而且多是基于时间序列数据（如池建宇，2006;李杰，2011），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还没见到。基于面板数据的计量检验不但可以解决时间序列数据相对较少的不足，而且可以通过控制变量的选择，更加准确地验证贸易开放度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同时，我国对外贸易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沿海地区贡献了绝大部分的进出口贸易，而西北内陆地区国际贸易规模相对较小。面板数据可以解决对外贸易的区域效应问题，所以基于面板数据模型得出的结论更具有说服力。因此，本文基于我国经济现实，从贸易发展均衡和非均衡的视角阐述贸易开放度影响通货膨胀的机制;然后基于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验证;最后是结论和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1）从贸易发展均衡与非均衡的视角对贸易开放度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联机制进行文献梳理和理论分析，旨在深化对贸易开放度和通货膨胀两者关系的认识。（2）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贸易开放度和通货膨胀关系的理论假说进行检验。
二、中国贸易开放度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均衡与非均衡
现有主流的宏观研究方法基本上都是在动态优化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内展开研究，因此主要是适用于经济运行的均衡分析。但是经济运行往往处在非均衡状态之中，由于我国渐进推进的改革发展战略，我国内外经济结构的非均衡现象尤其突出（袁志刚，2008）。因此，可以从均衡和非均衡两个角度阐述我国对外贸易开放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一）均衡的贸易发展与通货膨胀
在一般均衡框架内，现有文献一般认为对外贸易开放度的提高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这方面开创性的工作来自于罗默（1993），他构建了一个最优货币政策动态不一致性的经济模型。该模型分析发现贸易开放度提高，减少了产出超过自然水平得到的好处，社会福利函数中产出的重要性随着贸易开放度的提高而降低，代表产出与通胀替代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更加陡峭，使得货币政策的通货膨胀效应大于产出效应。在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下，货币当局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动机更小和更加谨慎，因此均衡通胀率更低。利用1973—1988年114个国家的数据，以进口占GDP的比重作为贸易开放度的衡量指标，进行回归分析发现：除了OECD发达国家之外，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越开放，国内的通胀率越低。罗默还进一步发现，政局越不稳定、央行独立性越差的国家，通胀率和开放度的负相关关系越明显。关于为什么在OECD国家通胀率和开放度的关系与其他国家不一致，罗默认为这是因为发达国家货币政策不存在动态不一致性问题。莱恩（Lane，1997）认为罗默（1993）的分析不适合发展中国家，因为这些国家对国际市场价格的影响很小。在小国开放经济的一般均衡框架下，莱恩建立了一个以福利为基础、区分了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门的两部门政府行为模型。模型假设市场非完全竞争、汇率自由浮动、存在名义价格黏性。模型发现，意外的货币扩张能够有效地提高非贸易部门的产出水平，因为非贸易部门通常是具有某种程度的垄断性，其均衡产出水平低于潜在的产出水平，非预期的价格上涨能够促使非贸易部门垄断性企业提高产出水平，进而有利于国民总体福利水平的提高。贸易开放度越高、非贸易部门所占的比重越小，意外货币扩张引起的福利增加就越小。因此，在贸易开放度越高的经济体中，货币当局采取通货膨胀政策的动机越小。特拉（1998）考察了不同债务水平国家贸易开放度与通货膨胀率的关系，研究发现：只有在负债严重的国家，贸易开放才对通货膨胀具有显著的、负向的影响;在负债程度较轻的国家中，贸易开放度与通胀率之间关系非常弱。特拉给出的解释是：贸易开放度更高的国家容易通过贸易盈余偿还债务，而贸易开放度较小的国家往往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内部的资源来偿还债务，内部资源会从私人部门向政府转移。如果征收通货膨胀税是主要的转移机制，将会导致更高的通胀水平。因此，在债务水平高的时期贸易开放度越高的国家通胀率将越低。坦普尔（2002）认为动态不一致性模型不能完全解释对外开放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应该尝试从其他途径解释开放与通货膨胀之间的负向关系。他认为：高的通货膨胀率通常会导致不受欢迎的真实汇率的波动，所以在越是开放的经济体中，越会观察到更陡峭的菲利普斯曲线和更高的通货膨胀成本，进而导致均衡的通货膨胀率更低。甘伯和洪（Gamber和Hung，2001）提出了商品竞争假说和过剩国外生产能力假说，考察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日益全球化是否有助于维持低的通货膨胀。经验研究结果表明：进口价格对进口渗透程度大的产业的产品价格影响更大;国外较高的过剩生产能力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近年来美国通货膨胀的降低;通货膨胀降低可以由全球化和高的国外过剩生产能力的相互作用解释;但是，全球化本身并不导致低通货膨胀，仅仅导致对国外经济条件更为敏感。黄新飞（2007）在开放经济和价格黏性的模型中，从货币冲击出发，研究贸易开放度与通货膨胀的影响关系，结果表明：未被预期到的扩张性货币冲击会形成通货膨胀缺口，通货膨胀缺口会带来社会福利的增加，政府可以从通货膨胀缺口获得收益。贸易开放度越高，政府从通货膨胀缺口所获得的收益越小，因此政府更可能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来降低通货膨胀率。利用 1978—2003年我国的数据，通过协整检验和ECM模型分析可以发现，贸易开放度与通货膨胀率在长期内呈负相关关系，并且贸易开放度是降低通货膨胀率的原因，因此维持协整关系的稳定有利于降低通货膨胀率。 （二）非均衡的贸易发展与通货膨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贸易开放度从1978年的10%上升到当前的70%左右。随着我国贸易开放度的迅速提高，非均衡的贸易发展和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的日益增加，使得我国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面临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从内部看，主要是持续的贸易顺差导致我国外汇储备不断累积，倒逼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投放，加大通货膨胀压力。从外部看，贸易开放度的提高使得我国经济容易受到国际市场的冲击，引发输入型通货膨胀。
1. 贸易顺差效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贸易增长率大于进口贸易增长率，导致贸易顺差增加，进而引发通货膨胀的压力。20世纪80年代，我国进出口贸易一年平衡，两年顺差，其余七年逆差，合计逆差42.9亿美元;从1990年起，除1993年外我国对外贸易持续顺差、抵消1993年的逆差121.2亿美元外，1990—2005年累计顺差达3977.5亿美元。2005年，我国外贸开始出现超过千亿美元的顺差，当年顺差达到1018亿美元。此后几年，贸易顺差也持续大幅上升：2006年顺差1770亿美元、2007年顺差2622亿美元、2008年顺差2954亿美元。持续的大幅度贸易顺差会造成国内总需求水平大于总供给水平，从而导致物价水平的上涨。
从国家货币层面看，贸易项目顺差的持续累积，在固定汇率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导致汇率不能根据外汇市场的供求灵活调节。如果不考虑统计误差和遗漏，国际贸易顺差就会导致等量的外汇储备增加。由于外汇不能在我国市场直接流通，中央银行为买入外汇需要大量本币，形成外汇占款。随着外汇占款的增加，基础货币投入量随之增加。基础货币的增加通过商业银行体系的信用创造机制，形成数倍于基础货币的银行信贷或货币供应量，从而引起价格水平的上涨（见表1）。
表1 ：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家简要资产负债表
[国际收支＼&中央银行＼&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资产＼&负债＼&贸易顺差→＼&外汇储备→＼&基础货币→＼&基础货币→＼&银行存款＼&＼&国债等资产＼&＼&银行信贷＼&＼&]
理论上，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卖出国债等资产，以冲销由于外汇储备增加导致的基础货币投放。但是央行的“冲销”政策只能部分消除外汇储备增加导致的基础货币投放，而不能完全消除。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贸易、资本项目双顺差大幅度扩大，外汇储备总额不断增加。截至2014年第1季度，外汇储备已增至3.98万亿美元，无形中构成了基础货币投放的巨大压力，央行“冲销”操作的能力捉襟见肘。首先表现在，我国债券市场规模相对较小，央行持有的国债资产数量较少，难以通过大规模卖出国债资产以冲销外汇资产增加。央行不得已发行的央行票据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并增大央行的利息成本。其次，我国商业银行的银行信贷主要流向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低效率决定了信贷一旦贷出，就很难缩减规模（华民，1995）。因此，央行的“冲销”政策有效性有限。在实证研究方面，方先明等（2006）发现2001年后我国的外汇储备增加具有明显的通货膨胀效应。高瞻（2010）发现外汇储备变动可以通过货币供应量变动对通货膨胀产生影响。曲强等（2009）发现我国的外汇储备变动具有明显的通胀效果，而货币冲销对物价有平抑作用。
2. 国际价格传递效应。随着我国贸易对外依存度的不断加深，在我国汇率制度缺乏弹性的情况下，国际市场波动必然通过国际价格传导渠道影响本国宏观经济稳定。当国外出现通货膨胀的时候，价格的上涨会减少本国居民对国外进口商品的消费，转为增加对本国商品的消费需求，提高国内商品的价格水平。同时国际市场上石油和原材料等价格上涨，导致国内基础性产品的输入价格提高，从而增加国内企业的成本，最终引发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8）的实证研究发现，短期内国际食品价格是导致国内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胡援成、张朝洋（2012）应用有向无环图方法（DAG）及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发现，就国内工业品价格而言，我国当前面临较大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国际能源价格、食品价格和金属价格的传导效应都很显著，而居民消费品价格主要依赖食品价格传导。
图1：贸易开放度与通货膨胀的传导机制
（三）研究假设的提出
根据以上理论分析，如图1所示，在贸易均衡发展状态下，贸易开放度越高的国家，会采取更加谨慎的货币政策、更强的债务偿还能力以及商品竞争和过剩的外国生产能力效应，从而获得一个更低的均衡通货膨胀率。但是在贸易发展长期处于非均衡状态下，持续的贸易顺差会导致外汇储备不断累积，削弱央行控制货币的能力，很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压力，并且对外贸易开放度的提高，使得本国经济更容易受到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产生输入型通货膨胀。需要强调指出的是，鉴于我国对外贸易非均衡发展的长期性和巨大的贸易顺差，不能忽视贸易开放可能加大通货膨胀的负面影响。
三、实证研究
基于我国大陆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01—2012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FE）与随机效应（RE）分析法，我们实证检验贸易开放度与通货膨胀的关系。采用多元回归模型，以控制其他变量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本文设定回归模型如下：
[Gdpindex=β1+β2Trade+β3Trade_difference+β4Control+ai+εit]
（1）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GDP缩涨指数Gdpindex，用来衡量通货膨胀水平。GDP缩涨指数的计算公式为名义GDP与实际GDP的比值。与CPI和PPI等其他价格指数相比，GDP缩涨指数能够全面反映一个地区价格水平的波动情况。本文以2000年为100折算出GDP缩涨指数的定基数据。 核心解释变量包括：（1）整体的贸易开放度Trade（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例）。（2）非均衡的贸易发展Trade_difference（进出口差额占GDP的比例）。进出口额原始数据以美元计价，本文按年度平均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换算为以人民币计价。如前文所述，贸易开放度的提高总体上可能有利于平抑通货膨胀，而非均衡的贸易发展放大通货膨胀，因此我们预期Trade的系数符号为负，而Trade_difference的系数符号为正。
Control包括一系列影响通货膨胀的变量，具体包括：（1）Fdi（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例）。（2）资本产出比率Capital（各地区年末资本存量占当年GDP的比例）。关于各地区的资本存量，我们用现有文献常用的永续盘存法估计。这一方法记作：[Capital=Capital（1-δit）+Iit]。张军等（2004）采用的当年投资I指标为当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采用的各省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经济折旧率δ经计算为9.6%。我们沿用其估算方法、参数赋值以及他们已经估算出的2000年各省年末资本存量数，并使用各省统计年鉴中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测算出各个省份2001—2012年的年末资本存量数据。资本存量的增加提高了生产能力、增加了总供给。另外，资本存量的形成来自于投资，而投资是需求层面的重要部分，因此资本存量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对产出和物价水平产生影响。就我国具体情况而言，我国经济一直以来就是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资本对我国经济发展与波动影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3）劳动产出比率Labor（各地区年末从业人数占GDP的比例）。就业人数的增加通过影响供给和需求，进而影响产出和物价水平。从宏观层面看，反映通胀与失业率（就业率）的菲利普斯曲线表明通胀率与就业率正相关，我们称该效应为就业的菲利普斯效应。但从地区层面看，由于我国存在大规模劳动力流动，劳动力大量流入的地区可能因为市场规模效应，使得比劳动力净流出地区面临更低的价格水平，我们称该效应为就业的地区流动效应。本文采取省级面板数据，各地区就业人数必然包含着劳动力流动效应，因此，各地区就业人数对GDP缩涨指数的影响取决于菲利普斯效应和地区流动效应孰大孰小。（4）消费产出比率Consume（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GDP的比例），消费是社会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增长会导致需求拉上的通货膨胀。（5）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各地区消费者价格指数，以2000年为100折算出的定基数据），主要反映下游消费品市场的发展和价格变动情况，作为控制变量考察下游消费市场变动情况是否是GDP缩涨指数波动的重要来源。（6）房地产市场价格Houseprice（各地区商品房销售价格），控制房地产市场发展和价格波动对GDP缩涨指数波动的影响。2000年以来，我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巨大的发展，但与此同时房地产价格持续攀升。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和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波动影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7）金融发展水平Loan（各地区银行贷款总额占GDP的比例）。（8）财政规模Fiscal（各地区财政收支总额占GDP的比例）。（9）城镇化率Town（各地区城镇人口占各地区常住总人口的比例）。下标i=1，2，3，…，31，表示第i个省、市、自治区。t=2001，2002，2003，…，2012。[β1]为常数项， [ai]选取固定效应模型时各地区有一个不随时间变化的效应，[ε]代表残差项。以上各变量的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金融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利用Stata12.0对模型进行回归。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模型1和模型2只包括Trade一个核心解释变量，模型3和模型4只包括Trade_difference一个核心解释变量，模型5和模型6包括Trade和Trade_difference两个核心解释变量。Hausman检验固定效应模型为模型1、模型3、模型5。我们通过依次减少控制变量的方法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Trade和Trade_difference 两个变量的大部分回归结果与表2中列示的回归结果一致，具有稳健性（限于篇幅，未列出相关回归结果）。
表2显示，在控制了一系列变量后，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例Trade在1%显著水平上与GDP缩涨指数显著负相关，进出口差额占GDP的比例在1%显著水平上与GDP缩涨指数显著正相关。这一结果很好地验证了前文提出的理论假说，表明贸易开放度的提高总体上有利于平抑通货膨胀，这与黄新飞（2007）的实证结果是一致的。非均衡的贸易发展则放大了通货膨胀。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使我国积累起巨额的外汇储备，导致央行被动增大货币投放，并削弱央行独立性，降低了控制通货膨胀的能力，显然是引发我国本轮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方先明等，2006）。根据相关统计，我国外汇储备从2001年的2100亿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4万亿美元，增幅达20倍。与此同时，广义货币供应量从2001年1月末的135685.99亿元增长到2014年的1208605.95亿元，增长近10倍。另一方面，2001—2012年间，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出现了明显上涨，通过汇率传递效应，引发输入型通货膨胀，也是我国本轮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之一（胡援成、张朝洋，2012）。
其他控制变量方面，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例与GDP缩涨指数负相关，但不显著。资本产出比率与GDP缩涨指数在1%显著水平上正相关，表明投资和资本形成是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显示出我国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中，投资同样也是宏观经济波动的主要来源。劳动产出比率与GDP正相关，但不显著，表明至少从地区角度，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菲利普斯效应并不显著，也可能是劳动力的地区流动效应降低了菲利普斯效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GDP的比例与GDP缩涨指数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表明消费增长没有导致通货膨胀。这与我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驱动而不是消费驱动的现实经济状况和发展模式是一致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和房地产价格指数与GDP缩涨指数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终端消费品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价格上涨都是我国通货膨胀的重要组成部分。银行贷款总额占GDP的比例与GDP缩涨指数显著负相关，表明金融发展可能不是导致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财政收支占GDP的比例与GDP缩涨指数显著正相关（模型1、模型3和模型5），表明财政扩张是导致通货膨胀的原因。城镇化水平与GDP缩涨指数显著正相关，表明城镇化发展也是导致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基于省级面板数据模型，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影响的情况下，可以看到，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具有稳定通货膨胀的作用，而非均衡的贸易发展具有加剧通货膨胀趋势的功能。贸易不平衡即巨额贸易顺差导致的持续外汇储备累积和国际价格传递导致的输入性通货膨胀很可能是我国上一轮通货膨涨的重要原因之一。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很好地支持了前文提出的理论假说。
四、结论和启示
本文基于相关文献，尝试从贸易发展均衡与非均衡的视角对贸易开放度与通货膨胀两者之间的关联机制进行理论研究和分析，并提供了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进一步深化了对贸易开放度和通货膨胀两者关系的认识。在贸易均衡发展的状态下，贸易开放度高的国家，会采取更加谨慎的货币政策、更强的债务偿还能力以及商品竞争和过剩的外国生产能力效应，而获得一个更低的均衡通货膨胀率。但是在贸易发展长期处于非均衡状态下，持续的贸易顺差会导致外汇储备不断累积，削弱央行控制货币的能力，导致通货膨胀压力。并且对外贸易开放度的提高，使得本国经济更容易受到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产生输入型通货膨胀。基于2001—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样本，我们发现：在控制了一系列变量后，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例Trade在1%水平上与GDP缩涨指数显著负相关，而进出口差额占GDP的比例在1%水平上与GDP缩涨指数显著正相关，这一实证结果表明：总体而言，我国贸易开放度的提高总体上有利于平稳通货膨胀，但非均衡的贸易发展则加剧了通货膨胀压力。一方面，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使我国积累起巨额的外汇储备，导致央行被动增大货币投放，并可能削弱央行独立性，降低了调控物价水平的能力。另一方面，2001—2012年间，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出现了明显上涨，通过汇率传递效应，引发输入性通货膨胀，也是我国上一轮通货膨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基于本文的结论，引导对外贸易均衡发展，对稳定通货膨胀水平和通胀预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由此引出可能的政策涵义是：（1）改革现行结汇制度和实行更加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减少官方外汇持有，并通过发挥汇率调节机制，逐步缩小进出口贸易顺差。（2）对外贸易非均衡可能是国内经济一系列非均衡的延伸，改变我国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转为依靠内需驱动的发展模式，提高收入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切实提高普通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和生活水平，有助于增加进口需求，纠正对外贸易中的非均衡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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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 Openness and Inflation： Balanced and Unbalanced
Sheng Wenjun1 Sun Lijun2
（1. Hangzhou Central Sub-branch of PBC，Hangzhou Zhejiang 310001;
2. Shanghai Lix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Shanghai 201620）
Abstract：Based on the related literatur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of trade openness and inf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alanced and unbalanced economy，and tests the theoretical hypothesis of the trade openness and inflation relationship with Chinese provincial panel data. The result shows that in equilibrium，the opening degree of trade improvement makes the monetary policy and foreign debt more cautious then restrains inflation. But in the unbalanced condition and fixed foreign currency system， the sustained cumulatively effect of foreign exchange caused by continuous trade surplus and international price transmission effect， increases the inflation pressure.
Key Words：trade openness，inflation，the balanced and unbalanced，provincial panel
关键词：贸易开放度;通货膨胀;均衡与非均衡;省级面板
中图分类号：F8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5）08-0010-07
一、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和经济开放度的不断提高，百姓在享受经济快速增长所带来的红利的同时，通货膨胀也如影随形，对社会福利产生侵蚀。那么随着贸易开放度的提高，贸易发展到底以什么样的机制影响通货膨胀？罗默（Romer，1993）基于一个最优货币政策动态不一致模型，发现开放程度较高的国家货币政策产出效应较小而通货膨胀效应较大，因而货币当局有更强的意愿控制货币，从而导致较低的通胀率，即贸易开放度和通胀率存在负相关关系。此后，特拉（Terra，1998）从对外负债率、坦普尔（Temple，2002）从菲利普斯曲线的替换率、黄新飞（2007）从社会福利的角度，发现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对货币政策具有纪律约束效应，从而对应一个更低的通货膨胀率。但是另外一类文献通过对贸易开放引起通货膨胀的具体因素的分析，认为贸易开放度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如贸易开放度的提高使得国家面临输入型通货膨胀，更容易受到国际市场波动的冲击（盖尔斯和隆巴尔迪，2009;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8;胡援成、张朝洋，2012）;持续的贸易顺差导致外汇储备的不断累积，中央银行被动投放基础货币，增大通货膨胀压力（方先明等，2006;高瞻，2010;池建宇，2006）。李杰（2011）分析认为，贸易开放度可以通过进口价格渠道、竞争效应渠道、劳动力市场渠道、货币供应渠道、结构效应渠道对通货膨胀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贸易开放度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机制较为复杂，有必要进一步从理论上厘清两者之间的关系。专门针对我国贸易开放度与通货膨胀关系的实证文献非常少，而且多是基于时间序列数据（如池建宇，2006;李杰，2011），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还没见到。基于面板数据的计量检验不但可以解决时间序列数据相对较少的不足，而且可以通过控制变量的选择，更加准确地验证贸易开放度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同时，我国对外贸易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沿海地区贡献了绝大部分的进出口贸易，而西北内陆地区国际贸易规模相对较小。面板数据可以解决对外贸易的区域效应问题，所以基于面板数据模型得出的结论更具有说服力。因此，本文基于我国经济现实，从贸易发展均衡和非均衡的视角阐述贸易开放度影响通货膨胀的机制;然后基于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验证;最后是结论和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1）从贸易发展均衡与非均衡的视角对贸易开放度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联机制进行文献梳理和理论分析，旨在深化对贸易开放度和通货膨胀两者关系的认识。（2）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贸易开放度和通货膨胀关系的理论假说进行检验。
二、中国贸易开放度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均衡与非均衡
现有主流的宏观研究方法基本上都是在动态优化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内展开研究，因此主要是适用于经济运行的均衡分析。但是经济运行往往处在非均衡状态之中，由于我国渐进推进的改革发展战略，我国内外经济结构的非均衡现象尤其突出（袁志刚，2008）。因此，可以从均衡和非均衡两个角度阐述我国对外贸易开放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一）均衡的贸易发展与通货膨胀
在一般均衡框架内，现有文献一般认为对外贸易开放度的提高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这方面开创性的工作来自于罗默（1993），他构建了一个最优货币政策动态不一致性的经济模型。该模型分析发现贸易开放度提高，减少了产出超过自然水平得到的好处，社会福利函数中产出的重要性随着贸易开放度的提高而降低，代表产出与通胀替代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更加陡峭，使得货币政策的通货膨胀效应大于产出效应。在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下，货币当局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动机更小和更加谨慎，因此均衡通胀率更低。利用1973—1988年114个国家的数据，以进口占GDP的比重作为贸易开放度的衡量指标，进行回归分析发现：除了OECD发达国家之外，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越开放，国内的通胀率越低。罗默还进一步发现，政局越不稳定、央行独立性越差的国家，通胀率和开放度的负相关关系越明显。关于为什么在OECD国家通胀率和开放度的关系与其他国家不一致，罗默认为这是因为发达国家货币政策不存在动态不一致性问题。莱恩（Lane，1997）认为罗默（1993）的分析不适合发展中国家，因为这些国家对国际市场价格的影响很小。在小国开放经济的一般均衡框架下，莱恩建立了一个以福利为基础、区分了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门的两部门政府行为模型。模型假设市场非完全竞争、汇率自由浮动、存在名义价格黏性。模型发现，意外的货币扩张能够有效地提高非贸易部门的产出水平，因为非贸易部门通常是具有某种程度的垄断性，其均衡产出水平低于潜在的产出水平，非预期的价格上涨能够促使非贸易部门垄断性企业提高产出水平，进而有利于国民总体福利水平的提高。贸易开放度越高、非贸易部门所占的比重越小，意外货币扩张引起的福利增加就越小。因此，在贸易开放度越高的经济体中，货币当局采取通货膨胀政策的动机越小。特拉（1998）考察了不同债务水平国家贸易开放度与通货膨胀率的关系，研究发现：只有在负债严重的国家，贸易开放才对通货膨胀具有显著的、负向的影响;在负债程度较轻的国家中，贸易开放度与通胀率之间关系非常弱。特拉给出的解释是：贸易开放度更高的国家容易通过贸易盈余偿还债务，而贸易开放度较小的国家往往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内部的资源来偿还债务，内部资源会从私人部门向政府转移。如果征收通货膨胀税是主要的转移机制，将会导致更高的通胀水平。因此，在债务水平高的时期贸易开放度越高的国家通胀率将越低。坦普尔（2002）认为动态不一致性模型不能完全解释对外开放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应该尝试从其他途径解释开放与通货膨胀之间的负向关系。他认为：高的通货膨胀率通常会导致不受欢迎的真实汇率的波动，所以在越是开放的经济体中，越会观察到更陡峭的菲利普斯曲线和更高的通货膨胀成本，进而导致均衡的通货膨胀率更低。甘伯和洪（Gamber和Hung，2001）提出了商品竞争假说和过剩国外生产能力假说，考察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日益全球化是否有助于维持低的通货膨胀。经验研究结果表明：进口价格对进口渗透程度大的产业的产品价格影响更大;国外较高的过剩生产能力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近年来美国通货膨胀的降低;通货膨胀降低可以由全球化和高的国外过剩生产能力的相互作用解释;但是，全球化本身并不导致低通货膨胀，仅仅导致对国外经济条件更为敏感。黄新飞（2007）在开放经济和价格黏性的模型中，从货币冲击出发，研究贸易开放度与通货膨胀的影响关系，结果表明：未被预期到的扩张性货币冲击会形成通货膨胀缺口，通货膨胀缺口会带来社会福利的增加，政府可以从通货膨胀缺口获得收益。贸易开放度越高，政府从通货膨胀缺口所获得的收益越小，因此政府更可能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来降低通货膨胀率。利用 1978—2003年我国的数据，通过协整检验和ECM模型分析可以发现，贸易开放度与通货膨胀率在长期内呈负相关关系，并且贸易开放度是降低通货膨胀率的原因，因此维持协整关系的稳定有利于降低通货膨胀率。 （二）非均衡的贸易发展与通货膨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贸易开放度从1978年的10%上升到当前的70%左右。随着我国贸易开放度的迅速提高，非均衡的贸易发展和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的日益增加，使得我国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面临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从内部看，主要是持续的贸易顺差导致我国外汇储备不断累积，倒逼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投放，加大通货膨胀压力。从外部看，贸易开放度的提高使得我国经济容易受到国际市场的冲击，引发输入型通货膨胀。
1. 贸易顺差效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贸易增长率大于进口贸易增长率，导致贸易顺差增加，进而引发通货膨胀的压力。20世纪80年代，我国进出口贸易一年平衡，两年顺差，其余七年逆差，合计逆差42.9亿美元;从1990年起，除1993年外我国对外贸易持续顺差、抵消1993年的逆差121.2亿美元外，1990—2005年累计顺差达3977.5亿美元。2005年，我国外贸开始出现超过千亿美元的顺差，当年顺差达到1018亿美元。此后几年，贸易顺差也持续大幅上升：2006年顺差1770亿美元、2007年顺差2622亿美元、2008年顺差2954亿美元。持续的大幅度贸易顺差会造成国内总需求水平大于总供给水平，从而导致物价水平的上涨。
从国家货币层面看，贸易项目顺差的持续累积，在固定汇率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导致汇率不能根据外汇市场的供求灵活调节。如果不考虑统计误差和遗漏，国际贸易顺差就会导致等量的外汇储备增加。由于外汇不能在我国市场直接流通，中央银行为买入外汇需要大量本币，形成外汇占款。随着外汇占款的增加，基础货币投入量随之增加。基础货币的增加通过商业银行体系的信用创造机制，形成数倍于基础货币的银行信贷或货币供应量，从而引起价格水平的上涨（见表1）。
表1 ：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家简要资产负债表
[国际收支＼&中央银行＼&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资产＼&负债＼&贸易顺差→＼&外汇储备→＼&基础货币→＼&基础货币→＼&银行存款＼&＼&国债等资产＼&＼&银行信贷＼&＼&]
理论上，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卖出国债等资产，以冲销由于外汇储备增加导致的基础货币投放。但是央行的“冲销”政策只能部分消除外汇储备增加导致的基础货币投放，而不能完全消除。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贸易、资本项目双顺差大幅度扩大，外汇储备总额不断增加。截至2014年第1季度，外汇储备已增至3.98万亿美元，无形中构成了基础货币投放的巨大压力，央行“冲销”操作的能力捉襟见肘。首先表现在，我国债券市场规模相对较小，央行持有的国债资产数量较少，难以通过大规模卖出国债资产以冲销外汇资产增加。央行不得已发行的央行票据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并增大央行的利息成本。其次，我国商业银行的银行信贷主要流向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低效率决定了信贷一旦贷出，就很难缩减规模（华民，1995）。因此，央行的“冲销”政策有效性有限。在实证研究方面，方先明等（2006）发现2001年后我国的外汇储备增加具有明显的通货膨胀效应。高瞻（2010）发现外汇储备变动可以通过货币供应量变动对通货膨胀产生影响。曲强等（2009）发现我国的外汇储备变动具有明显的通胀效果，而货币冲销对物价有平抑作用。
2. 国际价格传递效应。随着我国贸易对外依存度的不断加深，在我国汇率制度缺乏弹性的情况下，国际市场波动必然通过国际价格传导渠道影响本国宏观经济稳定。当国外出现通货膨胀的时候，价格的上涨会减少本国居民对国外进口商品的消费，转为增加对本国商品的消费需求，提高国内商品的价格水平。同时国际市场上石油和原材料等价格上涨，导致国内基础性产品的输入价格提高，从而增加国内企业的成本，最终引发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8）的实证研究发现，短期内国际食品价格是导致国内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胡援成、张朝洋（2012）应用有向无环图方法（DAG）及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发现，就国内工业品价格而言，我国当前面临较大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国际能源价格、食品价格和金属价格的传导效应都很显著，而居民消费品价格主要依赖食品价格传导。
图1：贸易开放度与通货膨胀的传导机制
（三）研究假设的提出
根据以上理论分析，如图1所示，在贸易均衡发展状态下，贸易开放度越高的国家，会采取更加谨慎的货币政策、更强的债务偿还能力以及商品竞争和过剩的外国生产能力效应，从而获得一个更低的均衡通货膨胀率。但是在贸易发展长期处于非均衡状态下，持续的贸易顺差会导致外汇储备不断累积，削弱央行控制货币的能力，很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压力，并且对外贸易开放度的提高，使得本国经济更容易受到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产生输入型通货膨胀。需要强调指出的是，鉴于我国对外贸易非均衡发展的长期性和巨大的贸易顺差，不能忽视贸易开放可能加大通货膨胀的负面影响。
三、实证研究
基于我国大陆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01—2012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FE）与随机效应（RE）分析法，我们实证检验贸易开放度与通货膨胀的关系。采用多元回归模型，以控制其他变量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本文设定回归模型如下：
[Gdpindex=β1+β2Trade+β3Trade_difference+β4Control+ai+εit]
（1）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GDP缩涨指数Gdpindex，用来衡量通货膨胀水平。GDP缩涨指数的计算公式为名义GDP与实际GDP的比值。与CPI和PPI等其他价格指数相比，GDP缩涨指数能够全面反映一个地区价格水平的波动情况。本文以2000年为100折算出GDP缩涨指数的定基数据。 核心解释变量包括：（1）整体的贸易开放度Trade（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例）。（2）非均衡的贸易发展Trade_difference（进出口差额占GDP的比例）。进出口额原始数据以美元计价，本文按年度平均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换算为以人民币计价。如前文所述，贸易开放度的提高总体上可能有利于平抑通货膨胀，而非均衡的贸易发展放大通货膨胀，因此我们预期Trade的系数符号为负，而Trade_difference的系数符号为正。
Control包括一系列影响通货膨胀的变量，具体包括：（1）Fdi（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例）。（2）资本产出比率Capital（各地区年末资本存量占当年GDP的比例）。关于各地区的资本存量，我们用现有文献常用的永续盘存法估计。这一方法记作：[Capital=Capital（1-δit）+Iit]。张军等（2004）采用的当年投资I指标为当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采用的各省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经济折旧率δ经计算为9.6%。我们沿用其估算方法、参数赋值以及他们已经估算出的2000年各省年末资本存量数，并使用各省统计年鉴中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测算出各个省份2001—2012年的年末资本存量数据。资本存量的增加提高了生产能力、增加了总供给。另外，资本存量的形成来自于投资，而投资是需求层面的重要部分，因此资本存量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对产出和物价水平产生影响。就我国具体情况而言，我国经济一直以来就是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资本对我国经济发展与波动影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3）劳动产出比率Labor（各地区年末从业人数占GDP的比例）。就业人数的增加通过影响供给和需求，进而影响产出和物价水平。从宏观层面看，反映通胀与失业率（就业率）的菲利普斯曲线表明通胀率与就业率正相关，我们称该效应为就业的菲利普斯效应。但从地区层面看，由于我国存在大规模劳动力流动，劳动力大量流入的地区可能因为市场规模效应，使得比劳动力净流出地区面临更低的价格水平，我们称该效应为就业的地区流动效应。本文采取省级面板数据，各地区就业人数必然包含着劳动力流动效应，因此，各地区就业人数对GDP缩涨指数的影响取决于菲利普斯效应和地区流动效应孰大孰小。（4）消费产出比率Consume（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GDP的比例），消费是社会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增长会导致需求拉上的通货膨胀。（5）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各地区消费者价格指数，以2000年为100折算出的定基数据），主要反映下游消费品市场的发展和价格变动情况，作为控制变量考察下游消费市场变动情况是否是GDP缩涨指数波动的重要来源。（6）房地产市场价格Houseprice（各地区商品房销售价格），控制房地产市场发展和价格波动对GDP缩涨指数波动的影响。2000年以来，我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巨大的发展，但与此同时房地产价格持续攀升。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和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波动影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7）金融发展水平Loan（各地区银行贷款总额占GDP的比例）。（8）财政规模Fiscal（各地区财政收支总额占GDP的比例）。（9）城镇化率Town（各地区城镇人口占各地区常住总人口的比例）。下标i=1，2，3，…，31，表示第i个省、市、自治区。t=2001，2002，2003，…，2012。[β1]为常数项， [ai]选取固定效应模型时各地区有一个不随时间变化的效应，[ε]代表残差项。以上各变量的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金融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利用Stata12.0对模型进行回归。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模型1和模型2只包括Trade一个核心解释变量，模型3和模型4只包括Trade_difference一个核心解释变量，模型5和模型6包括Trade和Trade_difference两个核心解释变量。Hausman检验固定效应模型为模型1、模型3、模型5。我们通过依次减少控制变量的方法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Trade和Trade_difference 两个变量的大部分回归结果与表2中列示的回归结果一致，具有稳健性（限于篇幅，未列出相关回归结果）。
表2显示，在控制了一系列变量后，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例Trade在1%显著水平上与GDP缩涨指数显著负相关，进出口差额占GDP的比例在1%显著水平上与GDP缩涨指数显著正相关。这一结果很好地验证了前文提出的理论假说，表明贸易开放度的提高总体上有利于平抑通货膨胀，这与黄新飞（2007）的实证结果是一致的。非均衡的贸易发展则放大了通货膨胀。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使我国积累起巨额的外汇储备，导致央行被动增大货币投放，并削弱央行独立性，降低了控制通货膨胀的能力，显然是引发我国本轮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方先明等，2006）。根据相关统计，我国外汇储备从2001年的2100亿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4万亿美元，增幅达20倍。与此同时，广义货币供应量从2001年1月末的135685.99亿元增长到2014年的1208605.95亿元，增长近10倍。另一方面，2001—2012年间，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出现了明显上涨，通过汇率传递效应，引发输入型通货膨胀，也是我国本轮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之一（胡援成、张朝洋，2012）。
其他控制变量方面，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例与GDP缩涨指数负相关，但不显著。资本产出比率与GDP缩涨指数在1%显著水平上正相关，表明投资和资本形成是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显示出我国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中，投资同样也是宏观经济波动的主要来源。劳动产出比率与GDP正相关，但不显著，表明至少从地区角度，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菲利普斯效应并不显著，也可能是劳动力的地区流动效应降低了菲利普斯效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GDP的比例与GDP缩涨指数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表明消费增长没有导致通货膨胀。这与我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驱动而不是消费驱动的现实经济状况和发展模式是一致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和房地产价格指数与GDP缩涨指数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终端消费品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价格上涨都是我国通货膨胀的重要组成部分。银行贷款总额占GDP的比例与GDP缩涨指数显著负相关，表明金融发展可能不是导致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财政收支占GDP的比例与GDP缩涨指数显著正相关（模型1、模型3和模型5），表明财政扩张是导致通货膨胀的原因。城镇化水平与GDP缩涨指数显著正相关，表明城镇化发展也是导致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基于省级面板数据模型，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影响的情况下，可以看到，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具有稳定通货膨胀的作用，而非均衡的贸易发展具有加剧通货膨胀趋势的功能。贸易不平衡即巨额贸易顺差导致的持续外汇储备累积和国际价格传递导致的输入性通货膨胀很可能是我国上一轮通货膨涨的重要原因之一。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很好地支持了前文提出的理论假说。
四、结论和启示
本文基于相关文献，尝试从贸易发展均衡与非均衡的视角对贸易开放度与通货膨胀两者之间的关联机制进行理论研究和分析，并提供了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进一步深化了对贸易开放度和通货膨胀两者关系的认识。在贸易均衡发展的状态下，贸易开放度高的国家，会采取更加谨慎的货币政策、更强的债务偿还能力以及商品竞争和过剩的外国生产能力效应，而获得一个更低的均衡通货膨胀率。但是在贸易发展长期处于非均衡状态下，持续的贸易顺差会导致外汇储备不断累积，削弱央行控制货币的能力，导致通货膨胀压力。并且对外贸易开放度的提高，使得本国经济更容易受到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产生输入型通货膨胀。基于2001—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样本，我们发现：在控制了一系列变量后，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例Trade在1%水平上与GDP缩涨指数显著负相关，而进出口差额占GDP的比例在1%水平上与GDP缩涨指数显著正相关，这一实证结果表明：总体而言，我国贸易开放度的提高总体上有利于平稳通货膨胀，但非均衡的贸易发展则加剧了通货膨胀压力。一方面，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使我国积累起巨额的外汇储备，导致央行被动增大货币投放，并可能削弱央行独立性，降低了调控物价水平的能力。另一方面，2001—2012年间，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出现了明显上涨，通过汇率传递效应，引发输入性通货膨胀，也是我国上一轮通货膨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基于本文的结论，引导对外贸易均衡发展，对稳定通货膨胀水平和通胀预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由此引出可能的政策涵义是：（1）改革现行结汇制度和实行更加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减少官方外汇持有，并通过发挥汇率调节机制，逐步缩小进出口贸易顺差。（2）对外贸易非均衡可能是国内经济一系列非均衡的延伸，改变我国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转为依靠内需驱动的发展模式，提高收入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切实提高普通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和生活水平，有助于增加进口需求，纠正对外贸易中的非均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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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 Openness and Inflation： Balanced and Unbalanced
Sheng Wenjun1 Sun Lijun2
（1. Hangzhou Central Sub-branch of PBC，Hangzhou Zhejiang 310001;
2. Shanghai Lix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Shanghai 201620）
Abstract：Based on the related literatur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of trade openness and inf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alanced and unbalanced economy，and tests the theoretical hypothesis of the trade openness and inflation relationship with Chinese provincial panel data. The result shows that in equilibrium，the opening degree of trade improvement makes the monetary policy and foreign debt more cautious then restrains inflation. But in the unbalanced condition and fixed foreign currency system， the sustained cumulatively effect of foreign exchange caused by continuous trade surplus and international price transmission effect， increases the inflation pressure.
Key Words：trade openness，inflation，the balanced and unbalanced，provincial pan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