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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存在“灰色收入”,但时代演变,以前的界定显然是不妥当的,但如今哪些是“灰色收入”,“灰色收入”如何界定,它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学术界存在严重的争议。通过对前人文献的研究,对“灰色收入”进行了界定,并探讨了其产生的理论渊源,分析其对和谐社会构建的影响,最后探讨了解决之道。
关键词：灰色收入;寻租;制度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1）06-0223-02
1 概念界定
“灰色收入”一词,最早在上世纪80年代产生。其实《现代汉语词典》中早有解释:灰色收入是指职工获得的工资、津贴以外的经济收入,如稿酬、兼职收入、专利转让费等。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人们获得收入报酬的渠道变多了,像炒股的收入、投资房地产的收入等等。因此,以前的界定显然是不妥当的。
在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首次提及“灰色收入”一词,但最后把“坚决打击取缔非法收入,规范灰色收入”改为“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这使得“灰色收入”的讨论成为公共视野中最受关注的话题。同时王小鲁于去年七月份公布了题为《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的报告。八月底,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上连续刊发三篇质疑文章,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对灰色收入的热议。
而对于“灰色收入”,官方则至今没有明确的解释。有部分学者认为不存在所谓的“灰色收入”,在政府有关部门的各种统计年鉴中,找不到任何关于中国“灰色收入”的正式统计数字,因此他们表示目前没有、也不可能有“灰色收入”。如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邬明安认为法律上只有合法和非法收入之说,因此没有什么所谓的“灰色收入”;同时也有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存在“灰色收入”,据此,我们可把承认“灰色收入”的定义分为狭义范畴和广义范畴。
2 灰色收入特点
2.1 隐蔽性
因收入毕竟是属于公民的个人隐私,使得“灰色收入”有隐蔽性而无法准确测量,对“灰色收入”的定量分析也一直是学者研究的难题。
表现形式多样化:
“灰色收入”已经渗透到了社会各行各业,从改革初期的经济管理部门迅速扩大到党政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和教育卫生部门。而其中公务员阶层存在的灰色收入,甚至是我们国家灰色收入的主流。由于其跨越的行业比较多,因此其表现形式也呈现多样化。灰色收入的表现形式主要包括：
(1)权利腐败,最典型的则是公务员,今年报考国家公务员最热的职位竞争比例竟高达4916：1,主要就是因公务员掌握的公共权力大,容易滋生寻租、腐败,公务人员利用职权谋取“灰色收入”聚敛不义之财,已成为当前困扰党风廉政建设的突出问题,危害甚烈。
红包、吃回扣,中国社会整体来说是个“人情社会”,礼尚往来产生的红包比比皆是;之所以有人要赠送如此多的贵重礼品,只是因为直接送钱不够方便或风险较大。送礼已经从一种维系友谊和社会交往的行为变成了钱权交易的商业行为。
(2)第二职业的收入,所谓“第二职业”,是指主体除了本职工作之外能给他带来一定经济收入的其他职业或工作。如教师在课后给学生补课所收取的家教费用,属于智慧和劳动所得;老师在校外搞创收的形式五花八门,诸如讲学、做学术报告、代课、当家教、兼职顾问等等,而与社会应用、市场需求关系紧密的学科老师,如经济、金融、会计、法律、外语等,搞校外创收的机会更是多,有的一天至少千元。
(3)非正规部门自主经济行为。非正规部门的自主经济行为是指经济活动没有完整的组织载体,不是法律实体,没有固定的账户,表现为“邻里化”“家庭化”“自由式”的经济活动。这种地下经济行为最明显的特征是具有合法性质,并且具有流动性、非固定性和隐蔽性。比如家里装修,请一帮民工干活,干完活之后付钱给他们,这个时候不需要开单子,他们也不上税;还比如下岗失业人员为了维持生活,往往会从事无证经营等地下经济活动,以此来获得额外收入。
3 灰色收入的形成根源
3.1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
人情面子在中国社会素有悠久传统,并且已渗透到了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成为个人生存发展的可用资源。“礼尚往来”是中国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传统,特别是逢年过节,送礼被视为敬重,尊重他人的行为。如今,这种优良的传统却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有些干部利用过年过节之机,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费尽心思打点上司、主管部门,借机行贿受贿,“礼上往来”成了上级官员敛财之道,下级晋升之机。由于节日送礼是我国的传统习俗,行政监察机关对此也很难进行监督控制。
3.2 制度的不完备性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忽视人们的物质利益,又对企业实行统收统支,极大地挫伤了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存在着制度缺陷和空隙,旧体制已除,却没有代之以新的有效的机制,这就给“灰色收入”的产生与发展留下了较大的空间。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采取渐进式的道路是成功的,但同时也存在着制度的不完备性,执行资源配置功能的市场职能和政府职能的紊乱,也正是灰色收入产生的根源所在。正是由于制度程序性繁琐,使得很多人考虑非正常手段。再加上决策体制和领导体制缺乏监督,新闻媒体不敢触动实际和深层次的问题,这才使得“灰色收入”可以大行横道。
3.3 市场经济环境下“经济人”的趋利性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开始影响人们的思想,很多人过分的追求钱财,向“钱”看齐,导致了道德丧失的现象,违法违纪的现象,他们站在局部和个人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逐渐习惯通过各种手段获得灰色收入,并且认为是很正常的事情。
需要和利益是人们行为的内在动因,规定着人们行为的基本指向。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用权力交换取代商品交换,即把权力商品化,或以权力为资本参与商品交换和市场竞争,进行权物交易、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等,谋取金钱和物质利益。
4 灰色收入对建设和谐社会的影响
4.1 破坏分配公平,危害社会稳定
社会公平和正义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社会公平和正义从根本上来讲,是指社会对利益的分配原则要公平、正义,任何社会一旦在利益的分配上显失公平,社会正义就无从体现,社会的和谐秩序就会被打破。
我国现行的收入分配政策是“按劳分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改革开放30多年来,虽然“效率优先”得到了充分体现,但公平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兼顾。如果公平问题继续扩大化,很有可能引起社会公众的不满,激化社会成员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公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甚至会危及到社会的安定团结,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发展。
4.2 造成收入差距过大,加速两级分化
王小鲁认为“灰色收入”干扰了国民收入的正常分配。在初次分配领域,灰色收入导致要素配置曲,造成低效率并影响未来经济发展;在再分配领域,灰色收入造成国民收入的逆向再分配,把本该用于低收入居民的资金通过非正当途径转移到权力相关者手中,进一步扩大了收入差距。因此灰色收入的存在会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增加社会不公,使社会层级化加剧。
4.3 严重损害经济效率,使资源未达到合理配置
非法收入是对社会资源的一种非法或不合理的侵占,一方面,获取非法收入行为极大浪费了社会资源,他们的行为扰乱了市场秩序,破坏宏观调控,所以非法收入越猖獗,资源配置就越恶化,资源破坏和浪费就更严重。另一方面,非法收入大量盛行,会诱使更多的人千万百计获取非法收入,更少的人从事正当的生产经营运动,从而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这两方面极大地损害了经济效率。
在经济方面,可能会产生一些分化式的发展,灰色收入被用到投资上,导致一些商品价格和服务价格暴涨,使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衡。我国是一个投资大国,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远远大于消费,灰色收入会进一步加剧经济结构发展不均衡。
5 治理灰色收入的建议
5.1 加强道德建设
从灰色收入的特殊性出发,现有的制度模本收效并不大,要想根治公务员的灰色收入,治本之策在于唤起其道德、良知,提高其道德水准,从“不敢”到“不想”,以无处不在的道德约束来防治这一公开的秘密这也是尊重公务员人格的要求,将其作为完整的道德存在来看待,而非一颗螺丝钉去被动地适应政府机器。
5.2 健全和完善法律制度建设
只有建立起完善的维护市场经济运行的法律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转型时期的灰色收入。法律制度是提高资源的优化配置、降低交易成本、维护社会公正,从而促进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制度环境。法律制度的建设贯穿于立法、司法制度建设和守法观念提高的整个过程,是保证市场机制高效而又有序地进行,保证经济比较稳定而持续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因此司法建设与守法意识的提高,应该成为我国当前完善经济制度建设中的首要任务。
5.3 加强新闻媒体的监督
新闻舆论监督是现代国家遏制腐败的杀手锏。如果一个官员的腐败行为在媒体上被披露,不仅要提出辞呈,而且要受到法律的追究。我国的新闻媒体承担着宣传教育的功能,着力反映社会的本质和主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新闻媒体对官员没有监督的功能。“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扞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为实现腐败的“零容忍”,我们应当借鉴人类的文明成果,积极支持舆论监督,使新闻媒体在法治的轨道上不断发挥监督的作用。目前,我国的信息网络对腐败的监督已经初见成效。可以预见,进一步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必能大力推进我国的反腐倡廉建设。
5.4 提高待遇,杜绝灰色收入
要真正预防和减少灰色收入,适当加大干部的待遇,如收入应有适当的差距,加大住房的补贴额或实行官邸制,放宽用车标准等。同时,严格杜绝任何形式的灰色收入,一旦查出,给予严厉的纪律处分,把大门开大一点,把后门堵得紧一点。
例如,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调节和监督,限制垄断行业收入水平;完善工资标准制度,形成合理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完善职工工资统计调查,建立有关的信息发布和共享制度,健全高收入人群和公务人员的收入申报制度;推进行政事业单位福利货币化改革,规范和完善津补贴制度;加强税收征管,严厉打击偷税逃税行为。
总之,构建和谐社会,努力形成“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重在解决收入的合法性、公平性问题。“灰色收入”是破坏社会和谐、激化社会矛盾主因。如果我们在取缔“灰色收入”方面乏力,避开主要问题,那么,这样的改革,很难在“规范个人收入分配秩序”、缓和贫富矛盾、化解社会冲突、构建和谐社会方面取得重大成效。
参考文献
［1］刘丽.浅议政府信息寻租的危害及其制约措施［J］.工作探讨,2011，（8）.
［2］陈宗胜,周云波.再论改革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3］隋佰玲.农村社会“权力寻租”与农民“话语权”的丢失［J］.黑河学刊,2010，（6）.
［4］陈宗胜,周云波.再论改革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5］邓云天.剖析“灰色收入”［J］.经济研究,2010，（8）.
［6］丹青.论政府官员的寻租性腐败［J］.现代商贸工业,2010,（3）.
关键词：灰色收入;寻租;制度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1）06-0223-02
1 概念界定
“灰色收入”一词,最早在上世纪80年代产生。其实《现代汉语词典》中早有解释:灰色收入是指职工获得的工资、津贴以外的经济收入,如稿酬、兼职收入、专利转让费等。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人们获得收入报酬的渠道变多了,像炒股的收入、投资房地产的收入等等。因此,以前的界定显然是不妥当的。
在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首次提及“灰色收入”一词,但最后把“坚决打击取缔非法收入,规范灰色收入”改为“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这使得“灰色收入”的讨论成为公共视野中最受关注的话题。同时王小鲁于去年七月份公布了题为《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的报告。八月底,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上连续刊发三篇质疑文章,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对灰色收入的热议。
而对于“灰色收入”,官方则至今没有明确的解释。有部分学者认为不存在所谓的“灰色收入”,在政府有关部门的各种统计年鉴中,找不到任何关于中国“灰色收入”的正式统计数字,因此他们表示目前没有、也不可能有“灰色收入”。如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邬明安认为法律上只有合法和非法收入之说,因此没有什么所谓的“灰色收入”;同时也有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存在“灰色收入”,据此,我们可把承认“灰色收入”的定义分为狭义范畴和广义范畴。
2 灰色收入特点
2.1 隐蔽性
因收入毕竟是属于公民的个人隐私,使得“灰色收入”有隐蔽性而无法准确测量,对“灰色收入”的定量分析也一直是学者研究的难题。
表现形式多样化:
“灰色收入”已经渗透到了社会各行各业,从改革初期的经济管理部门迅速扩大到党政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和教育卫生部门。而其中公务员阶层存在的灰色收入,甚至是我们国家灰色收入的主流。由于其跨越的行业比较多,因此其表现形式也呈现多样化。灰色收入的表现形式主要包括：
(1)权利腐败,最典型的则是公务员,今年报考国家公务员最热的职位竞争比例竟高达4916：1,主要就是因公务员掌握的公共权力大,容易滋生寻租、腐败,公务人员利用职权谋取“灰色收入”聚敛不义之财,已成为当前困扰党风廉政建设的突出问题,危害甚烈。
红包、吃回扣,中国社会整体来说是个“人情社会”,礼尚往来产生的红包比比皆是;之所以有人要赠送如此多的贵重礼品,只是因为直接送钱不够方便或风险较大。送礼已经从一种维系友谊和社会交往的行为变成了钱权交易的商业行为。
(2)第二职业的收入,所谓“第二职业”,是指主体除了本职工作之外能给他带来一定经济收入的其他职业或工作。如教师在课后给学生补课所收取的家教费用,属于智慧和劳动所得;老师在校外搞创收的形式五花八门,诸如讲学、做学术报告、代课、当家教、兼职顾问等等,而与社会应用、市场需求关系紧密的学科老师,如经济、金融、会计、法律、外语等,搞校外创收的机会更是多,有的一天至少千元。
(3)非正规部门自主经济行为。非正规部门的自主经济行为是指经济活动没有完整的组织载体,不是法律实体,没有固定的账户,表现为“邻里化”“家庭化”“自由式”的经济活动。这种地下经济行为最明显的特征是具有合法性质,并且具有流动性、非固定性和隐蔽性。比如家里装修,请一帮民工干活,干完活之后付钱给他们,这个时候不需要开单子,他们也不上税;还比如下岗失业人员为了维持生活,往往会从事无证经营等地下经济活动,以此来获得额外收入。
3 灰色收入的形成根源
3.1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
人情面子在中国社会素有悠久传统,并且已渗透到了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成为个人生存发展的可用资源。“礼尚往来”是中国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传统,特别是逢年过节,送礼被视为敬重,尊重他人的行为。如今,这种优良的传统却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有些干部利用过年过节之机,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费尽心思打点上司、主管部门,借机行贿受贿,“礼上往来”成了上级官员敛财之道,下级晋升之机。由于节日送礼是我国的传统习俗,行政监察机关对此也很难进行监督控制。
3.2 制度的不完备性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忽视人们的物质利益,又对企业实行统收统支,极大地挫伤了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存在着制度缺陷和空隙,旧体制已除,却没有代之以新的有效的机制,这就给“灰色收入”的产生与发展留下了较大的空间。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采取渐进式的道路是成功的,但同时也存在着制度的不完备性,执行资源配置功能的市场职能和政府职能的紊乱,也正是灰色收入产生的根源所在。正是由于制度程序性繁琐,使得很多人考虑非正常手段。再加上决策体制和领导体制缺乏监督,新闻媒体不敢触动实际和深层次的问题,这才使得“灰色收入”可以大行横道。
3.3 市场经济环境下“经济人”的趋利性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开始影响人们的思想,很多人过分的追求钱财,向“钱”看齐,导致了道德丧失的现象,违法违纪的现象,他们站在局部和个人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逐渐习惯通过各种手段获得灰色收入,并且认为是很正常的事情。
需要和利益是人们行为的内在动因,规定着人们行为的基本指向。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用权力交换取代商品交换,即把权力商品化,或以权力为资本参与商品交换和市场竞争,进行权物交易、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等,谋取金钱和物质利益。
4 灰色收入对建设和谐社会的影响
4.1 破坏分配公平,危害社会稳定
社会公平和正义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社会公平和正义从根本上来讲,是指社会对利益的分配原则要公平、正义,任何社会一旦在利益的分配上显失公平,社会正义就无从体现,社会的和谐秩序就会被打破。
我国现行的收入分配政策是“按劳分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改革开放30多年来,虽然“效率优先”得到了充分体现,但公平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兼顾。如果公平问题继续扩大化,很有可能引起社会公众的不满,激化社会成员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公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甚至会危及到社会的安定团结,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发展。
4.2 造成收入差距过大,加速两级分化
王小鲁认为“灰色收入”干扰了国民收入的正常分配。在初次分配领域,灰色收入导致要素配置曲,造成低效率并影响未来经济发展;在再分配领域,灰色收入造成国民收入的逆向再分配,把本该用于低收入居民的资金通过非正当途径转移到权力相关者手中,进一步扩大了收入差距。因此灰色收入的存在会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增加社会不公,使社会层级化加剧。
4.3 严重损害经济效率,使资源未达到合理配置
非法收入是对社会资源的一种非法或不合理的侵占,一方面,获取非法收入行为极大浪费了社会资源,他们的行为扰乱了市场秩序,破坏宏观调控,所以非法收入越猖獗,资源配置就越恶化,资源破坏和浪费就更严重。另一方面,非法收入大量盛行,会诱使更多的人千万百计获取非法收入,更少的人从事正当的生产经营运动,从而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这两方面极大地损害了经济效率。
在经济方面,可能会产生一些分化式的发展,灰色收入被用到投资上,导致一些商品价格和服务价格暴涨,使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衡。我国是一个投资大国,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远远大于消费,灰色收入会进一步加剧经济结构发展不均衡。
5 治理灰色收入的建议
5.1 加强道德建设
从灰色收入的特殊性出发,现有的制度模本收效并不大,要想根治公务员的灰色收入,治本之策在于唤起其道德、良知,提高其道德水准,从“不敢”到“不想”,以无处不在的道德约束来防治这一公开的秘密这也是尊重公务员人格的要求,将其作为完整的道德存在来看待,而非一颗螺丝钉去被动地适应政府机器。
5.2 健全和完善法律制度建设
只有建立起完善的维护市场经济运行的法律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转型时期的灰色收入。法律制度是提高资源的优化配置、降低交易成本、维护社会公正,从而促进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制度环境。法律制度的建设贯穿于立法、司法制度建设和守法观念提高的整个过程,是保证市场机制高效而又有序地进行,保证经济比较稳定而持续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因此司法建设与守法意识的提高,应该成为我国当前完善经济制度建设中的首要任务。
5.3 加强新闻媒体的监督
新闻舆论监督是现代国家遏制腐败的杀手锏。如果一个官员的腐败行为在媒体上被披露,不仅要提出辞呈,而且要受到法律的追究。我国的新闻媒体承担着宣传教育的功能,着力反映社会的本质和主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新闻媒体对官员没有监督的功能。“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扞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为实现腐败的“零容忍”,我们应当借鉴人类的文明成果,积极支持舆论监督,使新闻媒体在法治的轨道上不断发挥监督的作用。目前,我国的信息网络对腐败的监督已经初见成效。可以预见,进一步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必能大力推进我国的反腐倡廉建设。
5.4 提高待遇,杜绝灰色收入
要真正预防和减少灰色收入,适当加大干部的待遇,如收入应有适当的差距,加大住房的补贴额或实行官邸制,放宽用车标准等。同时,严格杜绝任何形式的灰色收入,一旦查出,给予严厉的纪律处分,把大门开大一点,把后门堵得紧一点。
例如,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调节和监督,限制垄断行业收入水平;完善工资标准制度,形成合理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完善职工工资统计调查,建立有关的信息发布和共享制度,健全高收入人群和公务人员的收入申报制度;推进行政事业单位福利货币化改革,规范和完善津补贴制度;加强税收征管,严厉打击偷税逃税行为。
总之,构建和谐社会,努力形成“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重在解决收入的合法性、公平性问题。“灰色收入”是破坏社会和谐、激化社会矛盾主因。如果我们在取缔“灰色收入”方面乏力,避开主要问题,那么,这样的改革,很难在“规范个人收入分配秩序”、缓和贫富矛盾、化解社会冲突、构建和谐社会方面取得重大成效。
参考文献
［1］刘丽.浅议政府信息寻租的危害及其制约措施［J］.工作探讨,2011，（8）.
［2］陈宗胜,周云波.再论改革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3］隋佰玲.农村社会“权力寻租”与农民“话语权”的丢失［J］.黑河学刊,2010，（6）.
［4］陈宗胜,周云波.再论改革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5］邓云天.剖析“灰色收入”［J］.经济研究,2010，（8）.
［6］丹青.论政府官员的寻租性腐败［J］.现代商贸工业,2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