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荣辱观从七岁起就已经泾渭分明，所有事物都能够被一分为二地看待—那就是有助于成气候的，以及有悖于成气候的。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儿，竟然动不动就学会审视当下，人生一有进展就沾沾自喜，一遇阻塞就愧疚悔恨，唯恐出现偏差，不能成长为命中注定的人才。花无百日红，学习再好，总有掉链子的时候，一掉链子我的情绪就灰暗沮丧，就暗暗不服。
　　回忆起来，我在整个少年时代，都是一个好战、喜胜的小姑娘，玩耍时候亦内心不得放松，时刻充满紧迫感。
　　这份紧迫感真是跟随我太久了，具体来说就是总觉得会的东西不够多，不努力小跑就跟不上大部队，这是往差里说。往好里说就是总想在人群中鹤立鸡群，熠熠闪光。求学时期就表现为考试好争个前几名，大合唱的时候老想当指挥，谁说哪个女同学漂亮我就暗中观察揣摩比对。
　　现在分析事物动辄提及童年阴影，在此也有必要提及我的中学阴影。因为一直到高中之前，我都对“假以时日，我终将成气候”这件事深信不疑。
　　我的中学叫北京八中，是一所著名的市重点中学。我家当时住在二环枢纽西直门，八中在复兴门，方圆一里内还有实验中学、三十五中，这些也都是西城区有头有脸的重点中学，是八中升学率的竞争对手。我每天会沿着西二环的辅路由北向南，骑十五分钟自行车上学。
　　在高三那年的一个早上，我和平时一样捏闸刹车，单脚点地，停在复兴门立交桥北面的武定胡同十字路口等待绿灯。我前后左右布满了上学的男生女生，多如过江之鲫，他们和我一样风尘仆仆，面无表情。
　　人群之中，不知道那时我的心念怎样一转动，整个人瞬间被一种巨大的惶恐吞没，直让我后背发凉，心惊胆战。
　　我突然发现，从七岁起就孜孜不倦读书到今天，十年寒窗都过去了，我却还依然湮没在无数前途未卜的学生当中，在立交桥下等待红绿灯，像等着自己的命运。我曾经沾沾自喜的童年，自以为和大家有什么不同，还不是在众生（对，我当时就是想到“众生”这个词）中间继续挣扎。虽则身在重点中学，但在以后的种种人生测验里，只要稍有闪失，在任何一环上掉了链子，我就会更加惨烈地跌回到“众生”的深渊里。莘莘学子，熙熙攘攘，浩浩荡荡，什么时候才能出头？
　　我第一次怀疑，我能成气候这件事，只是我爸望女成凤的一厢情愿。
　　几年之后，第一次看《霸王别姬》，我在小癞子身上看到了我当年那种惶恐和绝望的重现。对，还有绝望，一个少年面对未知人生和难以企及的偶像的巨大无力感。
　　小癞子第一次溜入戏楼，终于看到京剧名角儿的时候，不可抑制地泪流满面，小癞子说：“他们怎么成的角儿啊？得挨多少打啊？得挨多少打啊？我什么时候才能成角儿啊？”
　　不同的是，小癞子是看到了活生生的“角儿”而震撼和绝望，而那时的我并无真切偶像，只是恐惧湮没，只怕最后成了我爸所说的“平凡人”。
　　好在《霸王别姬》里，师傅还说了一句话：“人得自个儿成全自个儿！”
　　那天的惶恐过后，高考迎面襲来，我决定自个儿成全自个儿。几个月后，我考进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漫长的暑假结束后，我终于神清气爽、踌躇满志地步入大学校园。
　　开学不久，我很快就发现，我以为跳脱出了一个湮没的“众生”，又投入了另一级世界的“众生”里去，离成气候还早着呢，路漫漫，其修远兮。
　　由此可见，我要成气候的早期理想，受我爸的影响而种下，早已贯穿了我的前半生。多亏有了这个自我暗示般的理想，否则我天性中的自由散漫过早地开枝散叶，我今天的境遇就很难说了。
　　我工作几年重返校园读了研究生，年龄大得足够做本科生的小姨，几次遇到临毕业的青春男女们幽怨地向我发问：“理想与现实差距太大怎么办？”理想的美好总是与现实的残酷相提并论，听得多了，好似一对反义词。
　　我一般都如是回答：“理想和现实能没有差距吗？”
　　当然我还会加以解释：“我们国家都建设了六十年了，最高理想也依然没有实现啊！但是我们国家早就提出了现阶段的任务和N个五年计划，分段儿五年五年地实现。理想嘛，当然高高在上，先拟定一个现阶段的任务比较可行。”
　　他们听了，大多都似是而非地点点头，心事重重地走了。
　　我这厢望着他们年轻的背影，还在因心虚而暗暗流汗。
　　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毕竟年龄一大把，好歹证明我没有虚度，总要故作姿态讲一讲道理。但我心里可是清清楚楚地知道，我也才刚刚摆脱前几年的纠结困惑，刚撇下书本一脚踏进红尘那两年，俯仰皆是理想与现实之争，日子当真不好过。
　　我是后来才明白，所谓理想职业与理想伴侣等只是个具体化的载体，人们终极追求的，是附着于这载体上的理想生活方式与心理状态。通俗点儿说，活的就是个得到后的心情。
　　但在想通这个逻辑关系之前，对理想职业的选择，首先就要了我的亲命。
　　上了广播学院以后，我以为人生职业大局已定，日后无论在哪个电视节目中露脸，总是衣冠楚楚、义正词严。人前衣着光鲜，人后面子给足，这份职业不能再理想了。不料大学一年级跑去小剧场看了一出萨特名剧《死无葬身之地》以后，回到宿舍竟然彻夜失眠，无限懊恼自己选错了专业。
　　在此之前，我不知道除了对人之外，对职业也能一见钟情，并且一见钟情的症状同样表现为当即心跳加速、血压升高、瞳孔放大，恨不能早早相逢，立时三刻拥为己有。
　　我当时坐在漆黑的观众席里，看布景结构，看灯光变幻，看话剧演员们铿锵有力地吟诵台词时，起了一阵阵的鸡皮疙瘩，感觉强烈而奇异！那感觉是懊恼与激动混杂，总之认定一生的志向理应在此，我应该生活与战斗在话剧舞台上，不是做导演，也应该是演员，不是演员，也至少是美工吧！ 　　接下来几个月的播音系专业课，我都上得有气无力，只觉得照本宣科的新闻稿干涩不堪，极大地抑制了我的创作激情与自由灵魂;而冰冷坚硬的摄像机也令人难有对象感，远远不能与剧场那一双双热切的眼睛相提并论。
　　上课下课是身不由己，但有空我就跑到各小剧场和中戏去接受艺术熏陶。那一年是孟京辉《恋爱的犀牛》首场，我足足看了三遍，可以大段声情并茂地背诵剧中经典台词，并把剧本翻得烂熟，对其中精彩的人物设定醉心不已。
　　现在看来，我的所作所为绝对是一个十足的文艺女青年，文艺女青年的特点就是少时有些许文艺积淀，恰逢荷尔蒙旺盛的思春期，无限的遐想与激情不得其门，遂寄情于诗词歌赋，显然近几年的文艺女青年都特别青睐戏剧。
　　当然我的戏剧理想之帆最终也没能起航，或者说当我在大四意识到所从事职业至少需要养活自己的时候就彻底搁浅了。但那几年文艺女青年的追求让我搞清楚了一件事，那就是我相当热爱自由的灵魂，同时我又相当热爱战斗的生活。我的理想便是鱼和熊掌能够兼得。
　　如今《恋爱的犀牛》已经上演了将近十年，历次版本我都没有错过。到2009版的时候，我依然能够默默地和演员一起背诵下全剧的经典台词，而内心不再有一点点波澜。
　　虽然如此，我并不认为我的理想遭遇了破碎和陨落，我憧憬中的自由与战斗之灯塔依然高远而明亮，职业类别只是数条船中的一条，一条船不起航，转乘其他船仍然可以挂起风帆，带你驶向彼岸。
　　至于后来我的职业选择，确实真切地反映了我的理想：為了自由灵魂，我放弃了做新闻播音员;为了战斗的生活，我成为一名私企小老板。现在看来，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不是际遇和凑巧，而是我为了理想做出的选择。虽然今日，我依然距离理想状态相去甚远，但我已经走在路上了，一天即使前进一厘米，终归是越来越近。
　　追求理想有点像夸父追日，看得见却追不上，但不知不觉追出了百多里，回身一望早已有了可喜成就。理想当然要够远大，否则轻易就实现了未见得是好事，事成之后再无惦念之目标会有点沮丧，拔剑四顾心茫然;理想又不能够太过梦幻，夸张到走外太空和神话路线，根本就无从下手实践，令人完全没法有念想。因此好的理想，还是需要量身定做的。
　　“现阶段任务”，不是空穴来风，我的确是这样走过来的：设定一个目标，抓紧忙活，直至把目标踩在脚下，然后再定一个。循环往复，以此为乐。
　　同样是抱怨理想没能实现的人，却可以选择两个截然不同的状态，一种是背道而驰，一种是走在路上。如果选了前者，就只好渐行渐远，切莫怨天尤人;如果选了后者，我十二万分地支持你，理想总要用现实一寸寸地走出来，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暂时没实现的理想，只有到临终前，才有资格说它破灭了。
　　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趁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