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毫无疑问,《精神领袖:俄罗斯思想家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徐振亚、娄自良等译)是本年度出版界值得推荐的一本书。国内对陀氏感兴趣的读者和研究者大概会觉得,这也是他们期待之中的一本书。收录的论文作者,多为俄国顶尖的学者和作家,像索洛维约夫、别尔嘉耶夫、罗扎诺夫、梅列日科夫斯基、舍斯托夫等人,共有14位作者,24篇演说和论文。有些文章在别种文集中已经读到过了,像别尔嘉耶夫和罗扎诺夫的文论,而有不少文章以前没有见过。此书的性质像是涵盖了英文symposium这个词的几种含义:古希腊的宴饮;座谈会和讨论会;不同作者探讨某个主题的论文集。集子当然是选编的,倒是能够突出这种形式的好处,群贤毕至,条分缕析,却没有讨论会的那种嘈杂或怯场,能够谈得详尽而深入,不妨名之曰“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会饮篇”。
这是一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追述,可以说,是从索洛维约夫的几次演讲拉开的序幕。所谓追述,首先是包含悼念的意思。作家死了,留下未完成的作品(如《卡拉马佐夫兄弟》)和精神遗产。如何来估价这笔遗产的价值和意义?我们看到,俄国的宗教哲学家、创造哲学家、诗人、大主教、神学家、社会批评家、文艺理论家等等,他们在围绕着灵柩的肃穆气氛中努力思考和评估这笔遗产的意义。作家的意义当然已经超越俄国,其实也已超越单纯的文学和宗教,渗入更加文明昌盛的欧洲,但是他的意义毕竟是首先属于俄国,与埋葬他的土地有着密切的联系。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斯拉夫派,东正教的维护者,以他极为透彻的洞察力畏惧即将到来的暴力革命(《群魔》),更以他开阔的视野注视着欧洲,那里蔓延的物质主义和机械主义的虚无浪潮,以至于他在为自己那个混乱的社会“驱魔”的同时,说出“魔鬼比虚无主义要好”这种发人深省的语句。以索洛维约夫为代表的年轻学者,将作家奉为俄国真正的“精神领袖”,他们在阐述他的思想的同时,也在清理自己的认识。对于作家死亡的哀悼,也是更为漫长的追述的开始,是对于作家的认识和定义也是对于自我的认识和定义的开始。因此,阅读这本全是由俄国作者所写成的论文集,获得的感受是与阅读纪德和默里等英法作家的评论集不一样。这倒不是说前者更权威更正宗,而是它的纽带关系更紧密,因而也更具有可供观察的意义。
其次从哲学的角度讲,所谓的追述便是意味着人们在接近于一种终极的理解。如果撇开“终极”这个词,这部论文集也就会丧失它自身的精神定位,恐怕也不能真正地去谈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不管这个词是在哲学还是在宗教的意义上嵌入的。因为,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引领读者去接近一种终极的理解,而这种理解首先是由他来照亮的。阅读这些评论文章而不能从中感觉到一种戏剧性的激动,这似乎是不大可能的。其中一个评论最多的主题,便是来自于《卡拉马佐夫兄弟》的那篇奇文《宗教大法官》。别尔嘉耶夫和罗扎诺夫等人曾有专著论述“大法官”的主题,这些文章都写得很精彩,国内已经有译介了。这方面的英语论文也是不计其数。仿佛这个主题已经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哥德巴赫猜想”。
《宗教大法官》展示魔鬼的三个诱惑:石头变面包;奇迹、秘密、权威;世上的万国。经书上的耶稣基督否认这三个诱惑,而耶稣纪元的15个世纪之后,西班牙天主教的大法官却宣布,他们不但接受了诱惑,而且向大众行使所谓的“奇迹”,给大众提供食粮(面包),提供权威(教会),因而也拥有万国(极盛的天主教势力)。大法官将复活的基督关押起来,明确告诉他,这儿不需要他。因为人民不需要自由,因为他们没有自由的力量,他们恰恰是需要面包和权威,需要羔羊的奴役。听完大法官惊世骇俗的长篇大论,耶稣基督一言不发,默默吻了他的嘴唇。这个吻是什么意思?是嘲讽还是首肯?嘲讽和首肯其实都不会恰当的。在大法官的发言结束后,耶稣却站起来献上一个吻,总之,这个吻很神秘。
《宗教大法官》展示陀氏对于魔鬼的一种理解。社会实证主义,宗教极权主义或世俗极权主义,人的奴役的本质,这些是通过魔鬼的嘴来加以揭示的。任何高深的辩说其实都掩盖不了我们阅读小说所获得的印象,陀氏正是这个魔鬼的代言人,反之亦然。他以恰当的形式揭示社会生活的那个秘密。换言之,魔鬼其实是现实主义(真正的现实主义或高段现实主义)的一个终极支柱。不是纪元的15个世纪,也不是别尔嘉耶夫所说的20个世纪,而是再过15个世纪恐怕仍然如此。耶稣基督对三个诱惑的否定,在陀氏的理解中变成魔鬼对历史的支配和承担。难道这是一种痴人说梦的假说吗?有些文艺学家喜欢把《宗教大法官》的篇章划入“魔幻现实主义”流派。这种划分又如何帮助阐释它所包含的惊世骇俗的真理?
难怪库切在《凶年纪事》中谈到陀氏的这个作品,他要发出类似的惊疑:“一个基督徒,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基督的追随者,怎么能够允许伊凡说出如此富于感染力的言辞……”库切注意到,魔鬼的说服力并非来自于逻辑推理,而是作者的那种“栩栩如生”的传达。也就是说,是陀氏的心灵在清晰无误地作用于我们这些读者,令我们感到震惊。只有当盖子被揭开,真正的秘密暴露出来,人们才会产生那样一种震惊感。这是任何侦探小说和恐怖小说都达不到的哲理性恐怖。我们是在《群魔》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充分领教的。
耶稣基督为何抵制那三个诱惑?如果他知道魔鬼如此成功地破解三个诱惑的含义,难道最后他只是一吻了之?别尔嘉耶夫通过研究,把基督理解为人的本性崇高和绝对自由的化身(这是宗教大法官欲予消灭的东西)。别尔嘉耶夫的读解,尤其是对绝对自由的读解,虽然比许多人的文章都要有启示,毕竟又带着那么一点现代存在论的味道。
话要说回来,陀氏的创作离不开对魔鬼的代言,同样也离不开对基督的注解,用木心的话说,后者的形象是“担当人性的最大可能”。从文学的角度讲,陀氏的“高段现实主义”是在这两个终极之间架构的,因为真理不可能光由魔鬼来照亮,而基督也同样不可能不加注释地来讲述。两者综合在一部作品之中,常常令读者获得不可思议的印象。所以,我们把对陀氏的研究和评论看做是一种追述,一种接近于终极的理解,就像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发生之后人们作出的反应。今天的读者对于那种追述也必然是有兴趣的。
这是一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追述,可以说,是从索洛维约夫的几次演讲拉开的序幕。所谓追述,首先是包含悼念的意思。作家死了,留下未完成的作品(如《卡拉马佐夫兄弟》)和精神遗产。如何来估价这笔遗产的价值和意义?我们看到,俄国的宗教哲学家、创造哲学家、诗人、大主教、神学家、社会批评家、文艺理论家等等,他们在围绕着灵柩的肃穆气氛中努力思考和评估这笔遗产的意义。作家的意义当然已经超越俄国,其实也已超越单纯的文学和宗教,渗入更加文明昌盛的欧洲,但是他的意义毕竟是首先属于俄国,与埋葬他的土地有着密切的联系。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斯拉夫派,东正教的维护者,以他极为透彻的洞察力畏惧即将到来的暴力革命(《群魔》),更以他开阔的视野注视着欧洲,那里蔓延的物质主义和机械主义的虚无浪潮,以至于他在为自己那个混乱的社会“驱魔”的同时,说出“魔鬼比虚无主义要好”这种发人深省的语句。以索洛维约夫为代表的年轻学者,将作家奉为俄国真正的“精神领袖”,他们在阐述他的思想的同时,也在清理自己的认识。对于作家死亡的哀悼,也是更为漫长的追述的开始,是对于作家的认识和定义也是对于自我的认识和定义的开始。因此,阅读这本全是由俄国作者所写成的论文集,获得的感受是与阅读纪德和默里等英法作家的评论集不一样。这倒不是说前者更权威更正宗,而是它的纽带关系更紧密,因而也更具有可供观察的意义。
其次从哲学的角度讲,所谓的追述便是意味着人们在接近于一种终极的理解。如果撇开“终极”这个词,这部论文集也就会丧失它自身的精神定位,恐怕也不能真正地去谈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不管这个词是在哲学还是在宗教的意义上嵌入的。因为,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引领读者去接近一种终极的理解,而这种理解首先是由他来照亮的。阅读这些评论文章而不能从中感觉到一种戏剧性的激动,这似乎是不大可能的。其中一个评论最多的主题,便是来自于《卡拉马佐夫兄弟》的那篇奇文《宗教大法官》。别尔嘉耶夫和罗扎诺夫等人曾有专著论述“大法官”的主题,这些文章都写得很精彩,国内已经有译介了。这方面的英语论文也是不计其数。仿佛这个主题已经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哥德巴赫猜想”。
《宗教大法官》展示魔鬼的三个诱惑:石头变面包;奇迹、秘密、权威;世上的万国。经书上的耶稣基督否认这三个诱惑,而耶稣纪元的15个世纪之后,西班牙天主教的大法官却宣布,他们不但接受了诱惑,而且向大众行使所谓的“奇迹”,给大众提供食粮(面包),提供权威(教会),因而也拥有万国(极盛的天主教势力)。大法官将复活的基督关押起来,明确告诉他,这儿不需要他。因为人民不需要自由,因为他们没有自由的力量,他们恰恰是需要面包和权威,需要羔羊的奴役。听完大法官惊世骇俗的长篇大论,耶稣基督一言不发,默默吻了他的嘴唇。这个吻是什么意思?是嘲讽还是首肯?嘲讽和首肯其实都不会恰当的。在大法官的发言结束后,耶稣却站起来献上一个吻,总之,这个吻很神秘。
《宗教大法官》展示陀氏对于魔鬼的一种理解。社会实证主义,宗教极权主义或世俗极权主义,人的奴役的本质,这些是通过魔鬼的嘴来加以揭示的。任何高深的辩说其实都掩盖不了我们阅读小说所获得的印象,陀氏正是这个魔鬼的代言人,反之亦然。他以恰当的形式揭示社会生活的那个秘密。换言之,魔鬼其实是现实主义(真正的现实主义或高段现实主义)的一个终极支柱。不是纪元的15个世纪,也不是别尔嘉耶夫所说的20个世纪,而是再过15个世纪恐怕仍然如此。耶稣基督对三个诱惑的否定,在陀氏的理解中变成魔鬼对历史的支配和承担。难道这是一种痴人说梦的假说吗?有些文艺学家喜欢把《宗教大法官》的篇章划入“魔幻现实主义”流派。这种划分又如何帮助阐释它所包含的惊世骇俗的真理?
难怪库切在《凶年纪事》中谈到陀氏的这个作品,他要发出类似的惊疑:“一个基督徒,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基督的追随者,怎么能够允许伊凡说出如此富于感染力的言辞……”库切注意到,魔鬼的说服力并非来自于逻辑推理,而是作者的那种“栩栩如生”的传达。也就是说,是陀氏的心灵在清晰无误地作用于我们这些读者,令我们感到震惊。只有当盖子被揭开,真正的秘密暴露出来,人们才会产生那样一种震惊感。这是任何侦探小说和恐怖小说都达不到的哲理性恐怖。我们是在《群魔》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充分领教的。
耶稣基督为何抵制那三个诱惑?如果他知道魔鬼如此成功地破解三个诱惑的含义,难道最后他只是一吻了之?别尔嘉耶夫通过研究,把基督理解为人的本性崇高和绝对自由的化身(这是宗教大法官欲予消灭的东西)。别尔嘉耶夫的读解,尤其是对绝对自由的读解,虽然比许多人的文章都要有启示,毕竟又带着那么一点现代存在论的味道。
话要说回来,陀氏的创作离不开对魔鬼的代言,同样也离不开对基督的注解,用木心的话说,后者的形象是“担当人性的最大可能”。从文学的角度讲,陀氏的“高段现实主义”是在这两个终极之间架构的,因为真理不可能光由魔鬼来照亮,而基督也同样不可能不加注释地来讲述。两者综合在一部作品之中,常常令读者获得不可思议的印象。所以,我们把对陀氏的研究和评论看做是一种追述,一种接近于终极的理解,就像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发生之后人们作出的反应。今天的读者对于那种追述也必然是有兴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