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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跨文化教育的目的在于使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尊重自身文化，理解其他文化，增强彼此间的理解、宽容与合作，以开放的心态面对文化差异。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价值观差异是影响跨文化教育的重要因素。测量各国各地区的文化价值观差异，并探讨由价值观差异引起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距离，是跨文化教育的理论基础之一。文章以文化距离理论为基础，介绍了文化维度模型，用此模型分析文化距离在教育领域的体现，分析该理论对跨文化教育的启示。
关键词：文化距离；文化维度；跨文化教育
一、研究问题
跨文化教育的实践历史悠久。从古至今，世界各国一直在进行着不同方式、不同层次的文化交流和学习，如国际旅游、访问、留学、研究、移居等。跨文化教育的目的在于使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尊重自身文化，理解其他文化，增强彼此间的理解、宽容与合作，以开放的心态面对文化差异。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价值观差异是影响跨文化教育的重要因素。测量各国各地区的文化价值观差异，并探讨由价值观差异引起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距离，是跨文化教育的研究方向之一。本文以文化距离理论为基础，介绍文化维度模型，用此模型分析文化距离在教育上的体现，分析该理论对跨文化教育的启示。
二、文化距离理论
（一）核心概念
科格特（Kogut）和辛格（Singh）于1988年将文化距离（Cultural Distance）定义为“共享规范与价值观在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之间的差异程度”[1]。科格特和辛格还提出了文化距离假说，即旅居者的文化与东道国的文化距离越大，其跨文化适应就越困难，反之亦然。
文化距离的测量方法大致分为三种：基于文化维度分值计算的文化距离、文化群距离以及感知文化距离。其中，基于文化维度分值计算的文化距离是在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collectivism and individualism）、阳刚气质与阴柔气质（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4个文化维度基础上提出的指数计算法（Cultural Distance Index）。文化群距离（Cultural Cluster Distance）则是由克拉克（Clark）和皮尤（Pugh）提出的一种聚类方法。他们根据母国所在的文化组别与目标国所在的文化组别之间的文化差异程度，把世界上的国家分为五类文化群。感知文化距离（Perceived Cultural Distance）指的是調研对象对母国和目标国之间文化差异程度的主观感知，主要通过对调研对象感知到的文化差异进行测量。
（二）文化距离的测量
文化距离是探讨跨文化背景下组织与个体行为研究的重要概念之一。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学者们除了研究探讨文化距离的概念以外，对如何测量文化距离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基于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指数的测量方法应用最为广泛。
在跨文化研究领域中，荷兰人类学家吉尔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提出了文化维度理论，从国家、地区、民族等宏观层面对不同文化进行概述。霍夫斯泰德构建了文化维度模型，从权力距离、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阳刚气质与阴柔气质、不确定性规避4个维度表现文化特征的异同。
“权力距离”一词来自莫得（Mulder）的理论，霍夫斯泰德将这一概念引入文化维度理论中，他认为在工作组织中，权力距离主要体现在上级能够决定下属行为的程度以及下级能够影响上级行为的程度。这种程度上的差异体现了权力距离的差距。由于在组织中保持不同的文化距离可以反映出不同的文化，霍夫斯泰德认为权力距离作为一个文化维度可以反映出不同文化的特点。霍夫斯泰德将权力距离定义为“一个国家的社会组织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群对权力分配不平等的接受程度。这些组织包括社会、学校、家庭、工作单位等”[2]。在权力距离小的国家，上下级之间的依赖程度较低，上下级倾向于平等商讨后再做决定。同时上下级之间情感距离较近，下级更容易接近上级或与之产生矛盾。在权力距离大的国家，下级对上级的依赖程度高，主要反映在上级的专制或家长作风中，同时上下级之间的情感距离较远，下级不接近上级，也不直接和上级产生矛盾。具体表现为：在权力距离越小的国家，人们越不看重社会阶层的差异，社会普遍强调人人机会均等；在权利距离大的国家，人们对社会阶层的差异认同较高，人们的层级意识较强。
霍夫斯泰德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对来自75个国家（地区）①的11.6万名员工进行文化价值观的调查，之后，他将调查延伸到更大的群体，包括来自75个国家（地区）的公司客户、学校学生、家庭主妇等，通过分析权力距离和社会阶层、职业、受教育程度的相关性来分析各个国家（地区）的权力距离维度体现的文化特点。计算方法为计算母国（地区）与目标国（地区）在不同文化维度指数上的算术平均数的差异，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CDj代表在国家（地区）j与母国（地区）之间的文化距离，Iij代表国家（地区）j在第i个文化维度上的指数，Iih代表母国（地区）在第i个文化维度上的指数，vi代表第i个文化维度指数的方差，n代表文化维度的数量。
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统计，霍夫斯泰德按照各国家（地区）人员权力距离的得分进行列表，得分越高的说明权力距离越大，得分越低的说明权力距离越小（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权力距离得分较高的国家（地区）主要集中在亚洲、东欧、拉美和阿拉伯地区。这意味着在这些地方，人们对社会阶层的差异认同较高，人们的层级意识较强，对不平等的社会地位有较高的接纳性和容忍度。在这样的文化中，各自组织中的下级很可能对上级的依赖程度高，上级多采用专制或家长作风，下级往往不接近上级，也不直接和上级产生矛盾。
霍夫斯泰德用“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作为另一个文化维度。他将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社会定义为集体主义，将个人利益高于集体利益的社会定义为个人主义。霍夫斯泰德认为“个人主义的社会中个体之间关系松散，个体通常只顾及自己的事务或只顾及自己小家庭的事务。集体主义社会中的个体从出生就融入到了一些强大而有凝聚力的团体中，在个体一生中都通过对团体的绝对忠诚而受到团体的保护”[3]。通过对数据的分析统计，霍夫斯泰德按照各国家（地区）人员个人主义的得分进行列表，得分越高的越倾向于个人主义，得分越低的越倾向于集体主义（见表2）。 “阳刚气质与阴柔气质”是霍夫斯泰德提出的第三个文化维度。性别角色非常分明的社会被称为具有阳刚气质，即“男性应该是自信、坚强，注重物质成功，而女性应该是谦逊、温柔，注重社会生活品质”；性别角色相似的社会被称为具有阴柔气质，即“男性和女性都谦逊、温柔，注重生活品质”[4]。通过对数据的分析统计，霍夫斯泰德按照各国家（地区）人员阳刚气质的得分进行列表，得分越高的越倾向于阳刚气质，得分越低的越倾向于阴柔气质（见表3）。
“不确定性规避”从美国组织社会学中借用，由詹姆斯·马奇（James G. March）提出，霍夫斯泰德将不确定性规避定义为“同一文化中的成员感到未知情况对自身威胁的程度”。不同文化中的人对不确定性采用不同的适应方式。应对不确定的方法反映了不同文化中的价值观，通过家庭、学校、国家等组织传递给个体，并加以强化[5]。霍夫斯泰德整理了来自75个国家（地区）的11.2万余人的数据，按照得分从高到低进行排序，可以看出得分越高的不确定性规避越强，得分越低的不确定性规避越低（见表4）。
霍夫斯泰德对各个国家（地区）文化距离的测量对于跨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西方学界产生了深远影響，他的研究成果引领了后人对跨文化的研究。
（三）其他维度划分
在霍夫斯泰德提出了文化的维度之后，施瓦茨（Schwartz） 于1994年对文化维度展开了理论和实证的研究，最终提出“由10个维度组成的文化价值系统：权力、成就、享乐主义、刺激、自我指向、普遍主义、仁爱、遵循传统、一致性、安全”[6]。施瓦茨在数据和数量技术分析的基础上，对各个国家或地区进行分组，确定它们在整体文化上的类似性。
特朗皮纳斯（Trompenaars）和特纳（Turner） 于1996年对54个国家的3万多个个案进行调研之后，提出了国家或地区文化的7个基本方面作为文化分析与比较的工具，包括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普遍性与具体性、特殊性与扩散性、中立性与情感性、成就与归因、时间导向、环境导向。特朗皮纳斯和特纳认为，文化只存在差异性，而没有对与错、好与坏之分。文化的差异性在于不同文化所选择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同。
霍尔（Hall）于1976年根据个体看待与周边环境、关系等社会性因素联接的紧密程度，将文化划分为高情境文化与低情境文化[7]。高情境文化中的生活充满了相互交织的社会关系，社会分群、社会分层现象非常明显；低情境文化中，人们自我独立，通过正式契约和具体规则进行沟通、交易，社会分群、社会分层现象不明显。高情境文化中人们的沟通过程常常是含蓄的，沟通中重视的是“情境”，而不是“内容”；而低情境文化的沟通过程中，“内容”备受重视，沟通常常是直接的，不太重视个体之间的关系。
在霍尔提出的高情境文化与低情境文化理论基础上，金（Kim）于1998年进一步将文化维度扩展为社会导向、义务性、责任性、对抗性、沟通、应对新情况6个方面。
豪斯（House）等人于2002年发起的“全球领导力和组织行为效率”项目（GLOBE），是一个由来自62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研究者组成的研究网络。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大量的数据搜集与分析研究，研究者从多个文化中分析概念的涵义和抽取测量条目，构建了GLOBE文化系统，将文化划分为不确定性规避、权力距离、公共集体主义、群体集体主义、性别平等主义、决断性、未来导向、绩效导向、人本导向9个方面。[8]
三、文化距离理论在教育领域的体现
霍夫斯泰德提出了文化的维度之后，也用文化维度对教育展开了理论和实证研究，并有如下发现。
（一）权力距离差异在教育领域的体现
在权力距离大的国家，教师是主导教育过程的中心，教师规划学生学习方式，学生不能公开质疑或批评教师的教学方式。教师可以惩罚学生，并认为惩罚有利于学生成长。在课堂上，教师掌握话语权，没有教师许可，学生不能讲话。教育过程具有强烈个人化色彩，在高校某些学科中，一些科学真理甚至被认为是教师的个人智慧。学生学习质量对教师优秀程度具有高度依赖性。
在权力距离小的国家，教师与学生平等相待。教育过程以学生为中心，由学生规划自己的学习方式。教师不能惩罚学生，惩罚被看作对学生的虐待，学生的父母可提起投诉。在课堂上，如果有不理解的地方，学生可以提问，甚至与教师争论，表达自己的不同见解或意见。教育过程不具有私人色彩，科学真理独立存在。学生的有效学习取决于学生和教师之间能否进行有效的双向交流，学生的学习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优秀的程度。
（二）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差异在教育领域的体现
在个人主义倾向的社会中，教育的目的是使个体为进入一个由不同个体组成的社会做准备，个体需要学习如何应对未知的、不可预测的新情况，因此，学生对新事物持有积极态度。在集体主义倾向的社会中，教育的目的是让个体学习一些品质和技能，让社会接纳自己，成为社会成员，因此个体注重学习如何参与社会活动，并看重传统文化的传承。
在课堂活动中，来自集体主义国家的学生愿意保持和谐的课堂气氛，避免争论和针锋相对的讨论，尽量不让其他同学感到“丢面子”或感到受伤害，并愿意和文化背景相似的同学结成小组。来自个人主义国家的学生愿意根据课堂任务进行分组，不在乎同组同学的文化背景差异，公开的争论甚至针锋相对被认为是有益于学习的，几乎没有“丢面子”的想法。
（三）阳刚气质和阴柔气质差异在教育领域的体现
在阳刚气质显著的国家，优等生被认为是学业标准，学生在学校彼此公开竞争，学生希望因学业优秀而在班级内占上风。学业失败会对学生产生巨大影响。在阴柔气质显著的国家，中等生被认为是学业标准，学业失败只是生活中的平常事。
在对教师和学生的评价方面，在阳刚气质显著的国家，教师的学术声誉和学生的学业表现是主要的标准，学生的学业选择有明显的职业导向。在阴柔气质明显的国家，教师的亲和力和沟通能力是评价教师的主要标准，学生的社会适应性是主要标准，学生在学业选择上更倾向于从自己的内在兴趣出发。 （四）不确定性规避差异在教育领域的体现
在不确定性规避强的国家，学生期待教师是无所不知的专家，教师使用晦涩艰深的语言会备受学生尊重，学生将自己的学业成绩归功于学习环境。在不确定性规避弱的国家，学生接受教师不是无所不知的，教师用简单的语言解释艰深的问题会受到学生尊重，学生将自己的学业成绩归功于自己的能力。
四、文化距离理论对跨文化教育的启示
目前，文化距离理论广泛应用在企业海外拓展决策和商务外派人员绩效考查中，在教育方面的应用虽然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但多数用于验证文化距离理论模型，在跨文化教育领域的应用较少，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文化距离理论量表对跨文化教育适应性研究不足。文化距离理论的量表研制多数基于商务背景，较多关注跨国企业中多元文化背景员工的文化距离测量，量表中与工作相关的问题占比较大，尽管一些学者尝试修订量表用于教育测量，但修订量表的信效度有待验证，尚未形成专门用于跨文化教育测量的文化距离量表。第二，文化距离理论在跨文化教育领域实证研究不足。近年来，有一些学者将文化距离理论应用在跨文化教育领域研究，如留学生教育、移民教育、少数民族教育等，但案例和样本均有较明显的局限性，使文化距离理论应用在跨文化教育中出现一定的“水土不服”现象。
基于以上研究，笔者认为应加强文化距离理论在跨文化教育中的适应性研究，使文化距离理论更好地应用到跨文化教育中，通过理论模型在跨文化教育中的实证研究，将文化距离理论应用到跨文化教育的教学策略、课程设计等方面。
注释：
①调查在不同时期进行，被调查的75个国家（地区）不完全重合。
参考文献：
[1]Kogut， B.
关键词：文化距离；文化维度；跨文化教育
一、研究问题
跨文化教育的实践历史悠久。从古至今，世界各国一直在进行着不同方式、不同层次的文化交流和学习，如国际旅游、访问、留学、研究、移居等。跨文化教育的目的在于使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尊重自身文化，理解其他文化，增强彼此间的理解、宽容与合作，以开放的心态面对文化差异。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价值观差异是影响跨文化教育的重要因素。测量各国各地区的文化价值观差异，并探讨由价值观差异引起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距离，是跨文化教育的研究方向之一。本文以文化距离理论为基础，介绍文化维度模型，用此模型分析文化距离在教育上的体现，分析该理论对跨文化教育的启示。
二、文化距离理论
（一）核心概念
科格特（Kogut）和辛格（Singh）于1988年将文化距离（Cultural Distance）定义为“共享规范与价值观在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之间的差异程度”[1]。科格特和辛格还提出了文化距离假说，即旅居者的文化与东道国的文化距离越大，其跨文化适应就越困难，反之亦然。
文化距离的测量方法大致分为三种：基于文化维度分值计算的文化距离、文化群距离以及感知文化距离。其中，基于文化维度分值计算的文化距离是在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collectivism and individualism）、阳刚气质与阴柔气质（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4个文化维度基础上提出的指数计算法（Cultural Distance Index）。文化群距离（Cultural Cluster Distance）则是由克拉克（Clark）和皮尤（Pugh）提出的一种聚类方法。他们根据母国所在的文化组别与目标国所在的文化组别之间的文化差异程度，把世界上的国家分为五类文化群。感知文化距离（Perceived Cultural Distance）指的是調研对象对母国和目标国之间文化差异程度的主观感知，主要通过对调研对象感知到的文化差异进行测量。
（二）文化距离的测量
文化距离是探讨跨文化背景下组织与个体行为研究的重要概念之一。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学者们除了研究探讨文化距离的概念以外，对如何测量文化距离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基于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指数的测量方法应用最为广泛。
在跨文化研究领域中，荷兰人类学家吉尔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提出了文化维度理论，从国家、地区、民族等宏观层面对不同文化进行概述。霍夫斯泰德构建了文化维度模型，从权力距离、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阳刚气质与阴柔气质、不确定性规避4个维度表现文化特征的异同。
“权力距离”一词来自莫得（Mulder）的理论，霍夫斯泰德将这一概念引入文化维度理论中，他认为在工作组织中，权力距离主要体现在上级能够决定下属行为的程度以及下级能够影响上级行为的程度。这种程度上的差异体现了权力距离的差距。由于在组织中保持不同的文化距离可以反映出不同的文化，霍夫斯泰德认为权力距离作为一个文化维度可以反映出不同文化的特点。霍夫斯泰德将权力距离定义为“一个国家的社会组织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群对权力分配不平等的接受程度。这些组织包括社会、学校、家庭、工作单位等”[2]。在权力距离小的国家，上下级之间的依赖程度较低，上下级倾向于平等商讨后再做决定。同时上下级之间情感距离较近，下级更容易接近上级或与之产生矛盾。在权力距离大的国家，下级对上级的依赖程度高，主要反映在上级的专制或家长作风中，同时上下级之间的情感距离较远，下级不接近上级，也不直接和上级产生矛盾。具体表现为：在权力距离越小的国家，人们越不看重社会阶层的差异，社会普遍强调人人机会均等；在权利距离大的国家，人们对社会阶层的差异认同较高，人们的层级意识较强。
霍夫斯泰德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对来自75个国家（地区）①的11.6万名员工进行文化价值观的调查，之后，他将调查延伸到更大的群体，包括来自75个国家（地区）的公司客户、学校学生、家庭主妇等，通过分析权力距离和社会阶层、职业、受教育程度的相关性来分析各个国家（地区）的权力距离维度体现的文化特点。计算方法为计算母国（地区）与目标国（地区）在不同文化维度指数上的算术平均数的差异，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CDj代表在国家（地区）j与母国（地区）之间的文化距离，Iij代表国家（地区）j在第i个文化维度上的指数，Iih代表母国（地区）在第i个文化维度上的指数，vi代表第i个文化维度指数的方差，n代表文化维度的数量。
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统计，霍夫斯泰德按照各国家（地区）人员权力距离的得分进行列表，得分越高的说明权力距离越大，得分越低的说明权力距离越小（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权力距离得分较高的国家（地区）主要集中在亚洲、东欧、拉美和阿拉伯地区。这意味着在这些地方，人们对社会阶层的差异认同较高，人们的层级意识较强，对不平等的社会地位有较高的接纳性和容忍度。在这样的文化中，各自组织中的下级很可能对上级的依赖程度高，上级多采用专制或家长作风，下级往往不接近上级，也不直接和上级产生矛盾。
霍夫斯泰德用“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作为另一个文化维度。他将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社会定义为集体主义，将个人利益高于集体利益的社会定义为个人主义。霍夫斯泰德认为“个人主义的社会中个体之间关系松散，个体通常只顾及自己的事务或只顾及自己小家庭的事务。集体主义社会中的个体从出生就融入到了一些强大而有凝聚力的团体中，在个体一生中都通过对团体的绝对忠诚而受到团体的保护”[3]。通过对数据的分析统计，霍夫斯泰德按照各国家（地区）人员个人主义的得分进行列表，得分越高的越倾向于个人主义，得分越低的越倾向于集体主义（见表2）。 “阳刚气质与阴柔气质”是霍夫斯泰德提出的第三个文化维度。性别角色非常分明的社会被称为具有阳刚气质，即“男性应该是自信、坚强，注重物质成功，而女性应该是谦逊、温柔，注重社会生活品质”；性别角色相似的社会被称为具有阴柔气质，即“男性和女性都谦逊、温柔，注重生活品质”[4]。通过对数据的分析统计，霍夫斯泰德按照各国家（地区）人员阳刚气质的得分进行列表，得分越高的越倾向于阳刚气质，得分越低的越倾向于阴柔气质（见表3）。
“不确定性规避”从美国组织社会学中借用，由詹姆斯·马奇（James G. March）提出，霍夫斯泰德将不确定性规避定义为“同一文化中的成员感到未知情况对自身威胁的程度”。不同文化中的人对不确定性采用不同的适应方式。应对不确定的方法反映了不同文化中的价值观，通过家庭、学校、国家等组织传递给个体，并加以强化[5]。霍夫斯泰德整理了来自75个国家（地区）的11.2万余人的数据，按照得分从高到低进行排序，可以看出得分越高的不确定性规避越强，得分越低的不确定性规避越低（见表4）。
霍夫斯泰德对各个国家（地区）文化距离的测量对于跨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西方学界产生了深远影響，他的研究成果引领了后人对跨文化的研究。
（三）其他维度划分
在霍夫斯泰德提出了文化的维度之后，施瓦茨（Schwartz） 于1994年对文化维度展开了理论和实证的研究，最终提出“由10个维度组成的文化价值系统：权力、成就、享乐主义、刺激、自我指向、普遍主义、仁爱、遵循传统、一致性、安全”[6]。施瓦茨在数据和数量技术分析的基础上，对各个国家或地区进行分组，确定它们在整体文化上的类似性。
特朗皮纳斯（Trompenaars）和特纳（Turner） 于1996年对54个国家的3万多个个案进行调研之后，提出了国家或地区文化的7个基本方面作为文化分析与比较的工具，包括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普遍性与具体性、特殊性与扩散性、中立性与情感性、成就与归因、时间导向、环境导向。特朗皮纳斯和特纳认为，文化只存在差异性，而没有对与错、好与坏之分。文化的差异性在于不同文化所选择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同。
霍尔（Hall）于1976年根据个体看待与周边环境、关系等社会性因素联接的紧密程度，将文化划分为高情境文化与低情境文化[7]。高情境文化中的生活充满了相互交织的社会关系，社会分群、社会分层现象非常明显；低情境文化中，人们自我独立，通过正式契约和具体规则进行沟通、交易，社会分群、社会分层现象不明显。高情境文化中人们的沟通过程常常是含蓄的，沟通中重视的是“情境”，而不是“内容”；而低情境文化的沟通过程中，“内容”备受重视，沟通常常是直接的，不太重视个体之间的关系。
在霍尔提出的高情境文化与低情境文化理论基础上，金（Kim）于1998年进一步将文化维度扩展为社会导向、义务性、责任性、对抗性、沟通、应对新情况6个方面。
豪斯（House）等人于2002年发起的“全球领导力和组织行为效率”项目（GLOBE），是一个由来自62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研究者组成的研究网络。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大量的数据搜集与分析研究，研究者从多个文化中分析概念的涵义和抽取测量条目，构建了GLOBE文化系统，将文化划分为不确定性规避、权力距离、公共集体主义、群体集体主义、性别平等主义、决断性、未来导向、绩效导向、人本导向9个方面。[8]
三、文化距离理论在教育领域的体现
霍夫斯泰德提出了文化的维度之后，也用文化维度对教育展开了理论和实证研究，并有如下发现。
（一）权力距离差异在教育领域的体现
在权力距离大的国家，教师是主导教育过程的中心，教师规划学生学习方式，学生不能公开质疑或批评教师的教学方式。教师可以惩罚学生，并认为惩罚有利于学生成长。在课堂上，教师掌握话语权，没有教师许可，学生不能讲话。教育过程具有强烈个人化色彩，在高校某些学科中，一些科学真理甚至被认为是教师的个人智慧。学生学习质量对教师优秀程度具有高度依赖性。
在权力距离小的国家，教师与学生平等相待。教育过程以学生为中心，由学生规划自己的学习方式。教师不能惩罚学生，惩罚被看作对学生的虐待，学生的父母可提起投诉。在课堂上，如果有不理解的地方，学生可以提问，甚至与教师争论，表达自己的不同见解或意见。教育过程不具有私人色彩，科学真理独立存在。学生的有效学习取决于学生和教师之间能否进行有效的双向交流，学生的学习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优秀的程度。
（二）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差异在教育领域的体现
在个人主义倾向的社会中，教育的目的是使个体为进入一个由不同个体组成的社会做准备，个体需要学习如何应对未知的、不可预测的新情况，因此，学生对新事物持有积极态度。在集体主义倾向的社会中，教育的目的是让个体学习一些品质和技能，让社会接纳自己，成为社会成员，因此个体注重学习如何参与社会活动，并看重传统文化的传承。
在课堂活动中，来自集体主义国家的学生愿意保持和谐的课堂气氛，避免争论和针锋相对的讨论，尽量不让其他同学感到“丢面子”或感到受伤害，并愿意和文化背景相似的同学结成小组。来自个人主义国家的学生愿意根据课堂任务进行分组，不在乎同组同学的文化背景差异，公开的争论甚至针锋相对被认为是有益于学习的，几乎没有“丢面子”的想法。
（三）阳刚气质和阴柔气质差异在教育领域的体现
在阳刚气质显著的国家，优等生被认为是学业标准，学生在学校彼此公开竞争，学生希望因学业优秀而在班级内占上风。学业失败会对学生产生巨大影响。在阴柔气质显著的国家，中等生被认为是学业标准，学业失败只是生活中的平常事。
在对教师和学生的评价方面，在阳刚气质显著的国家，教师的学术声誉和学生的学业表现是主要的标准，学生的学业选择有明显的职业导向。在阴柔气质明显的国家，教师的亲和力和沟通能力是评价教师的主要标准，学生的社会适应性是主要标准，学生在学业选择上更倾向于从自己的内在兴趣出发。 （四）不确定性规避差异在教育领域的体现
在不确定性规避强的国家，学生期待教师是无所不知的专家，教师使用晦涩艰深的语言会备受学生尊重，学生将自己的学业成绩归功于学习环境。在不确定性规避弱的国家，学生接受教师不是无所不知的，教师用简单的语言解释艰深的问题会受到学生尊重，学生将自己的学业成绩归功于自己的能力。
四、文化距离理论对跨文化教育的启示
目前，文化距离理论广泛应用在企业海外拓展决策和商务外派人员绩效考查中，在教育方面的应用虽然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但多数用于验证文化距离理论模型，在跨文化教育领域的应用较少，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文化距离理论量表对跨文化教育适应性研究不足。文化距离理论的量表研制多数基于商务背景，较多关注跨国企业中多元文化背景员工的文化距离测量，量表中与工作相关的问题占比较大，尽管一些学者尝试修订量表用于教育测量，但修订量表的信效度有待验证，尚未形成专门用于跨文化教育测量的文化距离量表。第二，文化距离理论在跨文化教育领域实证研究不足。近年来，有一些学者将文化距离理论应用在跨文化教育领域研究，如留学生教育、移民教育、少数民族教育等，但案例和样本均有较明显的局限性，使文化距离理论应用在跨文化教育中出现一定的“水土不服”现象。
基于以上研究，笔者认为应加强文化距离理论在跨文化教育中的适应性研究，使文化距离理论更好地应用到跨文化教育中，通过理论模型在跨文化教育中的实证研究，将文化距离理论应用到跨文化教育的教学策略、课程设计等方面。
注释：
①调查在不同时期进行，被调查的75个国家（地区）不完全重合。
参考文献：
[1]Kogut，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