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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自然是人类社会产生和延续的基础与保障，人与自然的关系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新冠肺炎疫情将大众的视线再次拉回到人与自然何以相处的传统命题上。本文试图从英国人类学家英格尔德提出的“栖居视角”出发，以生物与环境的动态协同弥合自然与文化的分裂阻隔，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特殊背景下，树立生态文明理念、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以及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是构建“生命共同体”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栖居视角;新冠肺炎疫情;生命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164（2021）29-0107-06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愈演愈烈，对世界各国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影响。我国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各地方政府组织力量积极抗疫，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坚决遏制新冠肺炎疫情扩散蔓延势头。这场新冠肺炎疫情引起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有学者从古代“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思想出发，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二者关系的核心价值[1];有学者借由西方语境下个人理性与共同体秩序的探讨，反思个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改变把自然当作手段的工具理性思维，充分认识到“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2]。“栖居视角”则从人类学的路径思考，将个体嵌入环境中与环境融为一体，由于世界的整体性在人对环境的感知和实践中得到呈现，因此“生命共同体”是人与自然关系最好的注解。
一、“栖居视角”的提出
（一）英格尔德的思想起源
英国人类学家英格尔德出生于1948年，本科就读于剑桥大学生物学专业，后来转而攻读人类学并取得博士学位[3]。英格尔德目前在英国阿伯丁大学执教并担任社会人类学系主任。
英格尔德转向人类学研究起于西方传统的世界观对自然人事都有二元对立的思维倾向，这种倾向一方面在人与自然之间形成了一道鸿沟，另一方面则是在人类内部将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本地人”或“土著”与所谓文明的西方人之间进行区分，形成了西方社会科学中“文化”与“自然”，“主体”和“客体”二分的传统格局。主客二分思想限制了“自然”与“文化”的统一融合，使社会科学研究陷入对立矛盾的困境中。
（二）英格尔德的人类学思想
英格尔德力图超越传统人类学视野下“自然”与“文化”的思想分裂，寻找一种可以化解人与自然、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二元对立的途径[4]。“自然”和“文化”作为分隔的“两个世界”，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各成体系，互不关联。“自然”关注物质世界的结构和组成，“文化”围绕人类思想及其各种语言、社会和文化产品。人类学受此影响分隔为社会文化和生物自然两个部分，关注社会文化的人类学家多借鉴历史学、语言学、哲学和文学等学科的理论和观点，探究生物自然的人类学家更关注生物学或生物医学领域的研究成果。英格尔德由此提出，“人究竟是作为生物有机体存在还是社会文化的产物而存在，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是对立局面形成的根源”[5]。
英格尔德的人类学思想始终围绕着如何去弥合人文与自然二分造成的分裂。他在早期提出人类生存的生物遗传学和社会文化研究之间存在必不可少的互补性，这种互补性表现为人类拥有“遗传”和“文化”两个主要的信息系统，人类作为生物体，其生命和繁殖取决于与其他生物物种以及环境中的非生物体的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生态领域。人类在文化传播的历史中发展出人与人互相联结的社会领域。人类学的关键任务是理解社会和生态两个领域之间的相互影响。
英格尔德在1986年出版的《进化与社会生活》一书中试图建立这种互补论，又在随后出版的论文集《自然的利用》中对互补论进行补充和完善，但他的论证仍然无法統合生物学理论和社会文化理论，互补论内含的二元性成为英格尔德思考的障碍。在同事和朋友的建议下，他把思考转向吉布森的生态心理学研究，并结合发展生物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点，提出“栖居视角”（dwelling perspective），重新考察生物与环境的关系以及人类生活的方式。
社会和文化人类学的观点通常认为人们居住在既定的世界中，世界之形式和意义已经存在。栖居者必须先在头脑中重建世界，然后才能进行有意义的介入或采取行动。英格尔德在考察了人类与其他动物为自身创造生存环境的方式之后，将这种观点称之为建造视角（building perspective）[5]。
他提出的栖居视角将生物体沉浸在环境或生活世界中作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存在条件，“人们关于世界的观念，是在与环境积极而持续的互动中逐渐形成的”[5]。生活世界不是预定规划的实现，而是不断发展的过程。人们在特定环境中生活的长期实践建立起身体上的适应并积累相关的“技能”，文化传播的机制在人们技能习得的过程中不停运转，生态领域和社会领域中的各要素共同经历着发展变化，始终进行着相互建构。
栖居视角深受海德格尔的哲学影响，海德格尔在题为Building Dwelling Thinking的文章中探究了建造和栖居的意义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通过追溯动词“建造”（build）的词源，海德格尔从古老的语义中解读出“栖居”的含义。“栖居”既包含了建造的内容，在空间上覆盖了人群的活动范围，也囊括了人们在地球上生活的整个方式。“栖居”的内涵随着时代变迁也逐渐脱离原意，现代社会已经忘记了栖居是建造的基础，将栖居置于建造之后。
可以看出，海德格尔承认人类（也许是动物中唯一的一种）具有在行动之前预想的能力，但是这种预想本身既是人在现实环境中的活动过程，也是人实际参与特定关系中的结果。英格尔德因此指出，只要人在环境中栖居，建造就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不会有预先的设计而从某处开始，也不会作为人类的制造物而在某处结束。 二、“栖居视角”的思想来源
“栖居视角”下人类生存的本质即栖居于世界中，人类对环境的感知和实践统合了生态和社会两个领域，实现了自然和文化的融合。“栖居视角”综合了发展生物学、吉布森的生态心理学、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的现象学哲学的观点，并结合人类学的“关系性思考”，突破了人与自然、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二元对立的格局[5]。
（一）发展生物学
发展生物学的研究认为，生物有机体的特征并不是基因程序的简单复制和表达，而是生物在特定环境中的活动与周围建立起一种关系领域，在这个过程中生物的形态与能力得到展现。发展生物学的观点与现代达尔文主义的“群体性观点”相异。
“群体性观点”自从达尔文理论和群体遗传的现代综合建立以来就已经存在，倾向于将其科学原理归因于生物体本身，主张人作为有机体与其他人截然分开，其构成的群体，也像独立的物体那样与周围环境无关。有机体的形式和能力已经通过自然选择建立，通过基因程序传递给下一代。
英格尔德指出，“群体性思考”（population thinking）的框架凸显了人和环境的分隔，而发展生物学将人的发育成长置于环境中的“关系性思考”（relational thinking），与人类学同样以“关系性思考”理解人的方式一致。社会文化人类学认为，人的性格和特征并不是在个人进入社会之前就定型的，而是通过参与社会关系形成的。思考、感知、记忆和学习等过程必须在人与环境之间相互联系的背景中进行研究。在“关系性思考”的框架下，有机生活是积极的而不是被动的，整个关系领域的创造力正在不断发展，人作为有机体在这些领域中以特定形式出现并相互联系，是生态因素和社会因素的融合与呈现。
（二）吉布森的生态心理学
吉布森的生态心理学同样启发了英格尔德对人类与环境关系问题的重新思考。作为一种理解感知和行动的方法，生态心理学与心理学领域的认知主义取向完全不同。认知主义受到数字计算机发展的影响，认为大脑配备了构成人类内部表征的程序，通过“心理模型”在头脑中表示出外在环境，这种表示是人们对接收到的感觉数据进行处理的结果，人们以此为基础制订适当的行动计划。
吉布森抛弃了这一观点，认为感知不在于思想对感觉数据的心理操作，而在于完整的人（不可分割的身体和思想）在其环境中的有意运动。例如在视觉感知中，人直接看到环境中的物体，并不需要借助进入视觉系统的感光刺激在大脑中建构物体图像。环境是提供物体图像的直接现场，物体的意义通过人们在日常活动中对环境的直接感知而得以呈现。从吉布森的观点出发，世界显然不是按照某种正式设计的方式进行建造，而是人们居于其中才使世界成为有意义的场所。
（三）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的现象学哲学
在这一点上，生态心理学与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的现象学哲学联系在一起。正如吉布森以人是环境中的感知者为出发点，海德格尔反对笛卡尔传统下的本体论将自足的主体（与客体分化）作为出发点。西方现代思想对事物的理解遵从这样一种规律，即感知者先要通过分类、赋予功能与意义等方式来理解事物最纯粹的真实性，之后才能对事物加以利用。
海德格尔坚持认为，对于以栖居在世界中作为基本存在条件的人来说，事物可利用的资源是人们试图揭示各种事件发生的基础，事物最初只能以其可用性被遭遇，因为它们已经被整合到人们的实践活动中。世界的出现与感知者的出现同步，自我在栖居中与世界融合在一起。
像海德格尔一样，梅洛·庞蒂把“身体”视为存在于世界中的工具，人们从一开始就完全沉浸在环境中，用身体感知世界并确认自己的存在。因为沉浸在这个世界中，人们才能想象自己与世界分离。因此，英格尔德认为人们无法脱离世界去探寻自己对世界的创造性参与的方法，人类学需要以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来思考人与环境的关系，这就是重新回到生活世界。
尽管以上三种理论独立发展，但是它们的思想演进倒转了西方思想史中形式优先的顺序而遵循过程优先的原則，认为生命不是预先存在的形式，而是形成和保持形式的过程。此外，它们都以人“存在于世界中”为前提和出发点，而不是将人置于“存在于外面”的世界。这种栖居的视角，把人嵌入环境，重新定义了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反思。
三、“栖居视角”下的新冠肺炎疫情
（一）相关背景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NCP），简称新冠肺炎，病原体为新型冠状病毒。WHO已将该疾病正式命名为2019冠状病毒病（coronavirus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新冠肺炎疫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8月5日，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过2亿例，达200014602例，累计死亡病例4252873例。当下疫情仍在全球肆虐，变异新冠病毒具有更强的传染性和攻击性。疫情迫使全球多个国家边境关闭、航班停航、交通中断、工商业停摆，全球经济出现了几十年来最大幅度的负增长。我国也深受疫情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受到沉重打击。目前，虽然疫情在我国基本得到控制，但仍在部分地区出现反扑势头，防控形势依然十分严峻，这场疫情对我国及世界的影响还远远没有结束。
（二）从“栖居视角”看疫情
从“栖居视角”看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是在人类学视域下理解疫情的发生发展，进一步加深大众对人与环境关系的思考。一方面，当下社会一再强调人的“优先性”，凸显了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背离了栖居视角以“人浸入环境或生活世界中”为出发点。
栖居视角下的“环境”有以下三层意义：
第一，环境是一个相对术语，即环境相对人而存在，离开环境的人也失去意义，人和环境共生共存。
第二，环境永远都不完整。环境通过人类的活动而形成，环境的特征与功能在人类的持续活动中得到体现和发挥，并和人们相互影响，彼此渗透和形塑对方。人与环境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体现的不是一个有界的实体，而是一个成长或发展的实时的过程。 第三，先辈活动的轨迹营造出个体的成长环境，个体在对环境的感知中逐渐培养特定技能、感觉和性情，将栖居形式融入身体，“栖居”既是个体成长的路径，也是生活的方式。
人作为栖居者同其他生物一起在栖居中和环境互动，共同经历发展和更新。源于古代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在近代哲学和科学的影响下，发展为以理性和科学主义为基础的人统治自然的思想和实践，颠覆了栖居视角下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们利用科学技术满足自身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科技以工具的形态进入人类日常生活，各类产品层出不穷，已然成为人类制造垃圾的主要方式。人类一方面从自然中无限度地攫取资源，另一方面却又远离自然。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可以证明，人类中心主义是一把双刃剑[6]。促进了工业文明的兴起和蓬勃发展，加快了全球现代化的步伐并实现了物质充裕经济发展，但是不可避免地把释放人类个性的自我意识推向极致，把人对自然的征服推向史无前例的高峰。人类长期违背自然规律导致人和环境从统一走向对立，人和环境的割裂必然引发一系列危机。
例如，蝙蝠作为多种类型冠状病毒的源头宿主，它们的种群动态与环境变化密切相关，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反映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蝙蝠种群已严重减少，威胁这些哺乳动物生存的主要因素是栖息地的丧失和破碎化、农业集约化、污染、传说和迷信引起的捕杀以及全球气候变化，所有这些都与人类活动紧密关联。
在这样一个不断变化的环境中，蝙蝠的身体适应和活动模式随之发生改变，迫使蝙蝠对生存环境进行改造，为自身及后代创造更适合的生存条件[7]。蝙蝠与环境的互动不断在代际间发生传递，然而，人类活动不只对蝙蝠这一种群产生影响，其他生物种群在人类活动所波及的地方也在对环境进行着改造，以谋求生存空間。
因此，无论是人类在与环境的直接互动中形塑环境，还是人类活动对其他生物种群产生影响从而间接地形塑环境，环境的变化终将对人类自身的生存产生重大影响。“栖居视角”下的环境是人类和其他生物种群共同生活的家园，它们与环境的互动形塑出家园的面貌，形成人与自然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
当人类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存方式占据主导时，这一“生命共同体”内部的平衡必将被打破。野生动物种群被迫离开最初的栖息地而向人类的生活区逼近;各种微生物比如冠状病毒在传播的过程中发生变异，出现更具攻击性的特质;人类面对环境变化时难以迅速作出反应与调适，各种因素相互交织，各类疫情交错出现，这是人类打破自然平衡所必然要承受的后果。
另一方面，通过个体对环境的感知和实践，人类生活世界的整体性（即自然与文化相融合）得以实现。个体深入环境进行持续不断的探索，个体的生命轨迹呈现出自然与文化的双重意义。在人和环境全面、持久、深刻的互动中，人们形成相应的身体上的适应，积累相关的技能。熟练的技能需要感知和行动的协调，体现了人与环境构成的整个关系领域（自然和文化）的属性，人和环境和谐共生取决于人们是否拥有敏锐的感知和行动技能。
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暴露出人们阻击疫情的“技能”明显不足。受2003年SARS疫情推动，我国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对冠状病毒有过一轮研究高潮，但之后一直未有大的投入和跟进。面对这次疫情，虽然国内多家科研单位和医疗卫生机构迅速集结力量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但是面对大规模人口流动和疫情快速蔓延的状况，疫情防控阻击“技能”还是略显滞后。大众只能通过媒体报道和所在单位、社区的宣传，建立起对新冠肺炎的基本认知和防护知识。
尽管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和卫生部门三令五申呼吁大家居家抗疫，科学防护，从现实生活和媒体报道中依然可以看到部分人群不顾病毒传播风险，不隔离不防护，继续参加各类聚集性活动;或是采取各种不科学的预防手段造成新的风险，比如大量使用酒精消毒引发家庭火灾、盲目服用药物预防肺炎导致身体脏器受损等。大众面对疫情的慌乱和盲从，暴露出国内针对冠状病毒的基础研究不充分以及传染病预防知识在全社会的普及力度不够。
人们习得技能是为了更好地在世界中生活，应对疫情的技能离不开相应的文化知识体系作支撑，而这种知识体系只有在人们对环境持续的感知和探索中才能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历史是整个有机世界发展进程的一部分，人类不仅在与环境互动中形成的广泛的关系领域内发展，还通过感知和实践从时间和空间上延伸和拓展这一关系领域。每一代人对下一代的贡献，不是要为他们制订行为规则和纲领，而是要在对环境的持续探索中为下一代获得成长所需的具体技能创造条件。
四、人类学的反思——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栖居视角”下的环境是人类和其他生物种群共同生活的家园，生物与环境在互动中形塑出家园的面貌。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打破了生活世界的秩序，人们身处家园却感到危机重重，而人类长久以来力图对自然的超越和主宰正是危机产生的根源，人类的发展欲望导致人与自然的关系失衡。但与此同时，人不仅仅是“有需求要满足”的生命体，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可帮助其在一定价值观的指引下，指导其行为，为某一目标而共同推动社会变革。因此，疫情之下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既是人们应对危机的必然选择，也是人们回归生活世界的必经之路。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论述，为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引。“生命共同体”理念包含两层基本含义，即“‘生命共同体’由自然生态系统以及自然和人类社会形成的生态系统共同构成，即‘自然的生命共同体’和‘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的合成体”[8]。人与自然的各种互动关系，要求人这个主动性主体在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同时，正视自然界之于人类的多重价值，认识到人与自然界的辩证统一关系。“生命共同体”理念消解了长期以来人与自然的对立和冲突，找回人在环境中的“栖居”状态，通过重新设计和变革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由人类所创造的“物质世界”运行以及自然环境的自我修复机能之间实现平衡。 （一）树立生态文明理念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需要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人类历史的发展演进证明，人类只要善待自然，自然便会馈赠人类;人类若肆意征服自然，自然便会报复人类，生态兴衰关系文明兴衰。自然界本身是一个包含着各个要素的复杂生态系统，生态系统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几乎战胜了所有可以想象的挑战，发展演进有独特规律。
因此，人类改造自然界的前提在于深刻地把握各内部要素构成及其运行规律，主动遵循自然规律，保证人类的社会行为运行限度。人类社会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进程已经给自然界带来巨大创伤，面对自然界遭遇的破坏，人类必须时刻对生命和自然保持敬畏，人类活动不应突破生态许可的限度，应当以维护生态系统整体性为原则[9]。
对于生态承受力较弱，自然资源较为缺乏的地区，坚持限制开发;对于环境污染较为严重的地区，坚持保护优先的原则，利用先进合理的科学技术积极促进自然的自我修复，严禁对自然的二次伤害;对于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一定要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立足于人类最高的福祉，而不是更多的生产和消费。人们通过掌握如何充分运用当地资源的知识来满足基本需求，尽可能科学地、理性地界定生态控制线或生态红线。
可见，生态文明既是一种发展理念，也是一条发展道路，保障了人的自由发展，维护了自然在永续循环的过程中与人类共同生存、共同发展的权利，实现人与自然的互利共赢。
（二）践行“绿色化”的发展理念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需要践行“绿色化”的发展理念。“生命共同体”体现的是人与自然之间一种协同、协调、适应的状态。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为了大力发展生产力所采取的粗放式发展方式，造成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不计入环境危害的成本，意味着已经满目疮痍的自然会被加速消耗，于是人们砍伐树木、污染水源、枯竭湿地，在所不惜。只要有买家，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开采便如火如荼，人与自然的关系陷入紧张和对立。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提到，“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资源过度开发、粗放利用、奢侈消费造成的”[10]，践行“绿色化”的发展理念正是遏制不合理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有效手段。
在疫情的影响下，我国乃至世界都在经历深刻的变化。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不断扩张的重工业、一味追求规模的制造业和积极的出口都面临巨大阻力。因此，一方面要推动传统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调整产业结构体系以绿色环保为目标，积极发展新业态，引导传统“原料—产品—使用—废料—处置”的线性流动模式向循环经济、低碳经济转变，以绿色化生产带动绿色化消费，将整个生态文明的发展深入到工业园区和从城市到乡村的聚落中。另一方面，人们要克服“消费主义”的根本性局限，让绿色融入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全社会应自觉践行绿色饮食、绿色穿戴、绿色办公、绿色出行。生活方式绿色化对生产方式绿色化具有倒逼作用，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融合发展。
（三）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需要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 健全生态保护制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和地方高度重视生态保护工作，陆续出台了多项制度和措施，但是国内部分地区依然出现一些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的行为，个别地区更存在屡查屡犯、屡禁不止的情况。这与生态保护制度规定过于原则不够细化分不开，现行制度在实际操作层面难以对违规违法行为进行严惩和有效遏制。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长期工程，是面向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转型，是对当前社会的价值观体系的一次重塑，因此必须建立严格完备的生态法律体系，大力培养和提高公眾的生态法律意识，只有在全社会达成保护生态的共识，生态文明建设才可能取得成功，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才可能从理论走向实践。
2. 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
2016年开始的“十三五”规划，为我国所制定的可再生能源目标及进一步提高能源效率、减少碳依赖铺好了道路，这也符合中国对2015年《巴黎协定》的承诺，资源效率必然在循环经济的大框架下得到充分的重视。具体来说，应通过积极推动自然资源资产统一管理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健全自然资源产权制度，落实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实行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在全国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制度等，以资源开发与资源节约并存为目标，实现资源高利用率和低排放率的有机统一，构建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格局。
3. 建立社会资本，形成生态保护与治理的多方协作机制
在由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的进程中，政府和企业或许都有各自的经济层面的考虑，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应该是公民社会。公民社会不是单一的组织，而且大多力量微薄。要想发挥公民社会的优势，就需要以社会目标激励公众，通过各行各业各部门的协作才能获得成功。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公众对于生态问题的关注持续增强，如何将公民纳入公共事务的管理与决议过程则是形成多方协作的重要一环。通过公民社会、政府和企业的合作，才能创造出新形式的社会资本，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目标的发展道路需要构建这三个相互关联的系统之间的长期协作机制。
五、结语
人类创造并历经的每一个文明形态，既是与自然的紧密合作，期间又不乏对抗与破坏。人类在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过程中，已经出现多次违反自然法则、客观规律并使自身陷入灾难的状况。
新冠肺炎疫情引燃了人类与病毒之间的疫战，是大自然对人类的又一次警告。随着变异新冠病毒的不断蔓延，影响力也将持续扩大，重大疫情危机防控已经成为全球常态。
人类在应对疫情的同时必须进行深刻反思，在从工业文明迈入生态文明的过程中，只有尊重人与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恪守人与其他物种的生存边界并积极维护“生命共同体”的整体性，才能切实保障人类生命安全和全球生态安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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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丽丽. 重大疫情背景下的个人理性与共同体秩序：溯源与当代回响[J]. 云南社会科学，2020（03）：166-172+189.
[3] 白美妃. 超越自然与人文的一种努力——论英格尔德的“栖居视角”[J]. 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3（04）：5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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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Ingold，T.. 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0.
[6] 余谋昌. 走出人类中心主义[J]. 自然辩证法研究，1994（07）：8-1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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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邓玲，王芳. 习近平“生命共同体”重要论述的理论内蕴及时代意义[J].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9，35（02）12-18.
[9] 王金南，田仁生，洪亚雄. 中国环境政策：第1卷[M].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4.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荐稿人：俞世伟，宁夏大学回族研究院博士生导师，教授）
（责任编辑：邹宇铭）
关键词：栖居视角;新冠肺炎疫情;生命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164（2021）29-0107-06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愈演愈烈，对世界各国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影响。我国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各地方政府组织力量积极抗疫，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坚决遏制新冠肺炎疫情扩散蔓延势头。这场新冠肺炎疫情引起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有学者从古代“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思想出发，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二者关系的核心价值[1];有学者借由西方语境下个人理性与共同体秩序的探讨，反思个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改变把自然当作手段的工具理性思维，充分认识到“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2]。“栖居视角”则从人类学的路径思考，将个体嵌入环境中与环境融为一体，由于世界的整体性在人对环境的感知和实践中得到呈现，因此“生命共同体”是人与自然关系最好的注解。
一、“栖居视角”的提出
（一）英格尔德的思想起源
英国人类学家英格尔德出生于1948年，本科就读于剑桥大学生物学专业，后来转而攻读人类学并取得博士学位[3]。英格尔德目前在英国阿伯丁大学执教并担任社会人类学系主任。
英格尔德转向人类学研究起于西方传统的世界观对自然人事都有二元对立的思维倾向，这种倾向一方面在人与自然之间形成了一道鸿沟，另一方面则是在人类内部将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本地人”或“土著”与所谓文明的西方人之间进行区分，形成了西方社会科学中“文化”与“自然”，“主体”和“客体”二分的传统格局。主客二分思想限制了“自然”与“文化”的统一融合，使社会科学研究陷入对立矛盾的困境中。
（二）英格尔德的人类学思想
英格尔德力图超越传统人类学视野下“自然”与“文化”的思想分裂，寻找一种可以化解人与自然、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二元对立的途径[4]。“自然”和“文化”作为分隔的“两个世界”，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各成体系，互不关联。“自然”关注物质世界的结构和组成，“文化”围绕人类思想及其各种语言、社会和文化产品。人类学受此影响分隔为社会文化和生物自然两个部分，关注社会文化的人类学家多借鉴历史学、语言学、哲学和文学等学科的理论和观点，探究生物自然的人类学家更关注生物学或生物医学领域的研究成果。英格尔德由此提出，“人究竟是作为生物有机体存在还是社会文化的产物而存在，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是对立局面形成的根源”[5]。
英格尔德的人类学思想始终围绕着如何去弥合人文与自然二分造成的分裂。他在早期提出人类生存的生物遗传学和社会文化研究之间存在必不可少的互补性，这种互补性表现为人类拥有“遗传”和“文化”两个主要的信息系统，人类作为生物体，其生命和繁殖取决于与其他生物物种以及环境中的非生物体的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生态领域。人类在文化传播的历史中发展出人与人互相联结的社会领域。人类学的关键任务是理解社会和生态两个领域之间的相互影响。
英格尔德在1986年出版的《进化与社会生活》一书中试图建立这种互补论，又在随后出版的论文集《自然的利用》中对互补论进行补充和完善，但他的论证仍然无法統合生物学理论和社会文化理论，互补论内含的二元性成为英格尔德思考的障碍。在同事和朋友的建议下，他把思考转向吉布森的生态心理学研究，并结合发展生物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点，提出“栖居视角”（dwelling perspective），重新考察生物与环境的关系以及人类生活的方式。
社会和文化人类学的观点通常认为人们居住在既定的世界中，世界之形式和意义已经存在。栖居者必须先在头脑中重建世界，然后才能进行有意义的介入或采取行动。英格尔德在考察了人类与其他动物为自身创造生存环境的方式之后，将这种观点称之为建造视角（building perspective）[5]。
他提出的栖居视角将生物体沉浸在环境或生活世界中作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存在条件，“人们关于世界的观念，是在与环境积极而持续的互动中逐渐形成的”[5]。生活世界不是预定规划的实现，而是不断发展的过程。人们在特定环境中生活的长期实践建立起身体上的适应并积累相关的“技能”，文化传播的机制在人们技能习得的过程中不停运转，生态领域和社会领域中的各要素共同经历着发展变化，始终进行着相互建构。
栖居视角深受海德格尔的哲学影响，海德格尔在题为Building Dwelling Thinking的文章中探究了建造和栖居的意义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通过追溯动词“建造”（build）的词源，海德格尔从古老的语义中解读出“栖居”的含义。“栖居”既包含了建造的内容，在空间上覆盖了人群的活动范围，也囊括了人们在地球上生活的整个方式。“栖居”的内涵随着时代变迁也逐渐脱离原意，现代社会已经忘记了栖居是建造的基础，将栖居置于建造之后。
可以看出，海德格尔承认人类（也许是动物中唯一的一种）具有在行动之前预想的能力，但是这种预想本身既是人在现实环境中的活动过程，也是人实际参与特定关系中的结果。英格尔德因此指出，只要人在环境中栖居，建造就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不会有预先的设计而从某处开始，也不会作为人类的制造物而在某处结束。 二、“栖居视角”的思想来源
“栖居视角”下人类生存的本质即栖居于世界中，人类对环境的感知和实践统合了生态和社会两个领域，实现了自然和文化的融合。“栖居视角”综合了发展生物学、吉布森的生态心理学、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的现象学哲学的观点，并结合人类学的“关系性思考”，突破了人与自然、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二元对立的格局[5]。
（一）发展生物学
发展生物学的研究认为，生物有机体的特征并不是基因程序的简单复制和表达，而是生物在特定环境中的活动与周围建立起一种关系领域，在这个过程中生物的形态与能力得到展现。发展生物学的观点与现代达尔文主义的“群体性观点”相异。
“群体性观点”自从达尔文理论和群体遗传的现代综合建立以来就已经存在，倾向于将其科学原理归因于生物体本身，主张人作为有机体与其他人截然分开，其构成的群体，也像独立的物体那样与周围环境无关。有机体的形式和能力已经通过自然选择建立，通过基因程序传递给下一代。
英格尔德指出，“群体性思考”（population thinking）的框架凸显了人和环境的分隔，而发展生物学将人的发育成长置于环境中的“关系性思考”（relational thinking），与人类学同样以“关系性思考”理解人的方式一致。社会文化人类学认为，人的性格和特征并不是在个人进入社会之前就定型的，而是通过参与社会关系形成的。思考、感知、记忆和学习等过程必须在人与环境之间相互联系的背景中进行研究。在“关系性思考”的框架下，有机生活是积极的而不是被动的，整个关系领域的创造力正在不断发展，人作为有机体在这些领域中以特定形式出现并相互联系，是生态因素和社会因素的融合与呈现。
（二）吉布森的生态心理学
吉布森的生态心理学同样启发了英格尔德对人类与环境关系问题的重新思考。作为一种理解感知和行动的方法，生态心理学与心理学领域的认知主义取向完全不同。认知主义受到数字计算机发展的影响，认为大脑配备了构成人类内部表征的程序，通过“心理模型”在头脑中表示出外在环境，这种表示是人们对接收到的感觉数据进行处理的结果，人们以此为基础制订适当的行动计划。
吉布森抛弃了这一观点，认为感知不在于思想对感觉数据的心理操作，而在于完整的人（不可分割的身体和思想）在其环境中的有意运动。例如在视觉感知中，人直接看到环境中的物体，并不需要借助进入视觉系统的感光刺激在大脑中建构物体图像。环境是提供物体图像的直接现场，物体的意义通过人们在日常活动中对环境的直接感知而得以呈现。从吉布森的观点出发，世界显然不是按照某种正式设计的方式进行建造，而是人们居于其中才使世界成为有意义的场所。
（三）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的现象学哲学
在这一点上，生态心理学与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的现象学哲学联系在一起。正如吉布森以人是环境中的感知者为出发点，海德格尔反对笛卡尔传统下的本体论将自足的主体（与客体分化）作为出发点。西方现代思想对事物的理解遵从这样一种规律，即感知者先要通过分类、赋予功能与意义等方式来理解事物最纯粹的真实性，之后才能对事物加以利用。
海德格尔坚持认为，对于以栖居在世界中作为基本存在条件的人来说，事物可利用的资源是人们试图揭示各种事件发生的基础，事物最初只能以其可用性被遭遇，因为它们已经被整合到人们的实践活动中。世界的出现与感知者的出现同步，自我在栖居中与世界融合在一起。
像海德格尔一样，梅洛·庞蒂把“身体”视为存在于世界中的工具，人们从一开始就完全沉浸在环境中，用身体感知世界并确认自己的存在。因为沉浸在这个世界中，人们才能想象自己与世界分离。因此，英格尔德认为人们无法脱离世界去探寻自己对世界的创造性参与的方法，人类学需要以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来思考人与环境的关系，这就是重新回到生活世界。
尽管以上三种理论独立发展，但是它们的思想演进倒转了西方思想史中形式优先的顺序而遵循过程优先的原則，认为生命不是预先存在的形式，而是形成和保持形式的过程。此外，它们都以人“存在于世界中”为前提和出发点，而不是将人置于“存在于外面”的世界。这种栖居的视角，把人嵌入环境，重新定义了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反思。
三、“栖居视角”下的新冠肺炎疫情
（一）相关背景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NCP），简称新冠肺炎，病原体为新型冠状病毒。WHO已将该疾病正式命名为2019冠状病毒病（coronavirus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新冠肺炎疫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8月5日，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过2亿例，达200014602例，累计死亡病例4252873例。当下疫情仍在全球肆虐，变异新冠病毒具有更强的传染性和攻击性。疫情迫使全球多个国家边境关闭、航班停航、交通中断、工商业停摆，全球经济出现了几十年来最大幅度的负增长。我国也深受疫情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受到沉重打击。目前，虽然疫情在我国基本得到控制，但仍在部分地区出现反扑势头，防控形势依然十分严峻，这场疫情对我国及世界的影响还远远没有结束。
（二）从“栖居视角”看疫情
从“栖居视角”看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是在人类学视域下理解疫情的发生发展，进一步加深大众对人与环境关系的思考。一方面，当下社会一再强调人的“优先性”，凸显了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背离了栖居视角以“人浸入环境或生活世界中”为出发点。
栖居视角下的“环境”有以下三层意义：
第一，环境是一个相对术语，即环境相对人而存在，离开环境的人也失去意义，人和环境共生共存。
第二，环境永远都不完整。环境通过人类的活动而形成，环境的特征与功能在人类的持续活动中得到体现和发挥，并和人们相互影响，彼此渗透和形塑对方。人与环境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体现的不是一个有界的实体，而是一个成长或发展的实时的过程。 第三，先辈活动的轨迹营造出个体的成长环境，个体在对环境的感知中逐渐培养特定技能、感觉和性情，将栖居形式融入身体，“栖居”既是个体成长的路径，也是生活的方式。
人作为栖居者同其他生物一起在栖居中和环境互动，共同经历发展和更新。源于古代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在近代哲学和科学的影响下，发展为以理性和科学主义为基础的人统治自然的思想和实践，颠覆了栖居视角下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们利用科学技术满足自身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科技以工具的形态进入人类日常生活，各类产品层出不穷，已然成为人类制造垃圾的主要方式。人类一方面从自然中无限度地攫取资源，另一方面却又远离自然。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可以证明，人类中心主义是一把双刃剑[6]。促进了工业文明的兴起和蓬勃发展，加快了全球现代化的步伐并实现了物质充裕经济发展，但是不可避免地把释放人类个性的自我意识推向极致，把人对自然的征服推向史无前例的高峰。人类长期违背自然规律导致人和环境从统一走向对立，人和环境的割裂必然引发一系列危机。
例如，蝙蝠作为多种类型冠状病毒的源头宿主，它们的种群动态与环境变化密切相关，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反映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蝙蝠种群已严重减少，威胁这些哺乳动物生存的主要因素是栖息地的丧失和破碎化、农业集约化、污染、传说和迷信引起的捕杀以及全球气候变化，所有这些都与人类活动紧密关联。
在这样一个不断变化的环境中，蝙蝠的身体适应和活动模式随之发生改变，迫使蝙蝠对生存环境进行改造，为自身及后代创造更适合的生存条件[7]。蝙蝠与环境的互动不断在代际间发生传递，然而，人类活动不只对蝙蝠这一种群产生影响，其他生物种群在人类活动所波及的地方也在对环境进行着改造，以谋求生存空間。
因此，无论是人类在与环境的直接互动中形塑环境，还是人类活动对其他生物种群产生影响从而间接地形塑环境，环境的变化终将对人类自身的生存产生重大影响。“栖居视角”下的环境是人类和其他生物种群共同生活的家园，它们与环境的互动形塑出家园的面貌，形成人与自然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
当人类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存方式占据主导时，这一“生命共同体”内部的平衡必将被打破。野生动物种群被迫离开最初的栖息地而向人类的生活区逼近;各种微生物比如冠状病毒在传播的过程中发生变异，出现更具攻击性的特质;人类面对环境变化时难以迅速作出反应与调适，各种因素相互交织，各类疫情交错出现，这是人类打破自然平衡所必然要承受的后果。
另一方面，通过个体对环境的感知和实践，人类生活世界的整体性（即自然与文化相融合）得以实现。个体深入环境进行持续不断的探索，个体的生命轨迹呈现出自然与文化的双重意义。在人和环境全面、持久、深刻的互动中，人们形成相应的身体上的适应，积累相关的技能。熟练的技能需要感知和行动的协调，体现了人与环境构成的整个关系领域（自然和文化）的属性，人和环境和谐共生取决于人们是否拥有敏锐的感知和行动技能。
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暴露出人们阻击疫情的“技能”明显不足。受2003年SARS疫情推动，我国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对冠状病毒有过一轮研究高潮，但之后一直未有大的投入和跟进。面对这次疫情，虽然国内多家科研单位和医疗卫生机构迅速集结力量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但是面对大规模人口流动和疫情快速蔓延的状况，疫情防控阻击“技能”还是略显滞后。大众只能通过媒体报道和所在单位、社区的宣传，建立起对新冠肺炎的基本认知和防护知识。
尽管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和卫生部门三令五申呼吁大家居家抗疫，科学防护，从现实生活和媒体报道中依然可以看到部分人群不顾病毒传播风险，不隔离不防护，继续参加各类聚集性活动;或是采取各种不科学的预防手段造成新的风险，比如大量使用酒精消毒引发家庭火灾、盲目服用药物预防肺炎导致身体脏器受损等。大众面对疫情的慌乱和盲从，暴露出国内针对冠状病毒的基础研究不充分以及传染病预防知识在全社会的普及力度不够。
人们习得技能是为了更好地在世界中生活，应对疫情的技能离不开相应的文化知识体系作支撑，而这种知识体系只有在人们对环境持续的感知和探索中才能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历史是整个有机世界发展进程的一部分，人类不仅在与环境互动中形成的广泛的关系领域内发展，还通过感知和实践从时间和空间上延伸和拓展这一关系领域。每一代人对下一代的贡献，不是要为他们制订行为规则和纲领，而是要在对环境的持续探索中为下一代获得成长所需的具体技能创造条件。
四、人类学的反思——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栖居视角”下的环境是人类和其他生物种群共同生活的家园，生物与环境在互动中形塑出家园的面貌。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打破了生活世界的秩序，人们身处家园却感到危机重重，而人类长久以来力图对自然的超越和主宰正是危机产生的根源，人类的发展欲望导致人与自然的关系失衡。但与此同时，人不仅仅是“有需求要满足”的生命体，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可帮助其在一定价值观的指引下，指导其行为，为某一目标而共同推动社会变革。因此，疫情之下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既是人们应对危机的必然选择，也是人们回归生活世界的必经之路。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论述，为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引。“生命共同体”理念包含两层基本含义，即“‘生命共同体’由自然生态系统以及自然和人类社会形成的生态系统共同构成，即‘自然的生命共同体’和‘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的合成体”[8]。人与自然的各种互动关系，要求人这个主动性主体在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同时，正视自然界之于人类的多重价值，认识到人与自然界的辩证统一关系。“生命共同体”理念消解了长期以来人与自然的对立和冲突，找回人在环境中的“栖居”状态，通过重新设计和变革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由人类所创造的“物质世界”运行以及自然环境的自我修复机能之间实现平衡。 （一）树立生态文明理念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需要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人类历史的发展演进证明，人类只要善待自然，自然便会馈赠人类;人类若肆意征服自然，自然便会报复人类，生态兴衰关系文明兴衰。自然界本身是一个包含着各个要素的复杂生态系统，生态系统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几乎战胜了所有可以想象的挑战，发展演进有独特规律。
因此，人类改造自然界的前提在于深刻地把握各内部要素构成及其运行规律，主动遵循自然规律，保证人类的社会行为运行限度。人类社会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进程已经给自然界带来巨大创伤，面对自然界遭遇的破坏，人类必须时刻对生命和自然保持敬畏，人类活动不应突破生态许可的限度，应当以维护生态系统整体性为原则[9]。
对于生态承受力较弱，自然资源较为缺乏的地区，坚持限制开发;对于环境污染较为严重的地区，坚持保护优先的原则，利用先进合理的科学技术积极促进自然的自我修复，严禁对自然的二次伤害;对于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一定要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立足于人类最高的福祉，而不是更多的生产和消费。人们通过掌握如何充分运用当地资源的知识来满足基本需求，尽可能科学地、理性地界定生态控制线或生态红线。
可见，生态文明既是一种发展理念，也是一条发展道路，保障了人的自由发展，维护了自然在永续循环的过程中与人类共同生存、共同发展的权利，实现人与自然的互利共赢。
（二）践行“绿色化”的发展理念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需要践行“绿色化”的发展理念。“生命共同体”体现的是人与自然之间一种协同、协调、适应的状态。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为了大力发展生产力所采取的粗放式发展方式，造成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不计入环境危害的成本，意味着已经满目疮痍的自然会被加速消耗，于是人们砍伐树木、污染水源、枯竭湿地，在所不惜。只要有买家，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开采便如火如荼，人与自然的关系陷入紧张和对立。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提到，“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资源过度开发、粗放利用、奢侈消费造成的”[10]，践行“绿色化”的发展理念正是遏制不合理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有效手段。
在疫情的影响下，我国乃至世界都在经历深刻的变化。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不断扩张的重工业、一味追求规模的制造业和积极的出口都面临巨大阻力。因此，一方面要推动传统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调整产业结构体系以绿色环保为目标，积极发展新业态，引导传统“原料—产品—使用—废料—处置”的线性流动模式向循环经济、低碳经济转变，以绿色化生产带动绿色化消费，将整个生态文明的发展深入到工业园区和从城市到乡村的聚落中。另一方面，人们要克服“消费主义”的根本性局限，让绿色融入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全社会应自觉践行绿色饮食、绿色穿戴、绿色办公、绿色出行。生活方式绿色化对生产方式绿色化具有倒逼作用，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融合发展。
（三）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需要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 健全生态保护制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和地方高度重视生态保护工作，陆续出台了多项制度和措施，但是国内部分地区依然出现一些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的行为，个别地区更存在屡查屡犯、屡禁不止的情况。这与生态保护制度规定过于原则不够细化分不开，现行制度在实际操作层面难以对违规违法行为进行严惩和有效遏制。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长期工程，是面向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转型，是对当前社会的价值观体系的一次重塑，因此必须建立严格完备的生态法律体系，大力培养和提高公眾的生态法律意识，只有在全社会达成保护生态的共识，生态文明建设才可能取得成功，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才可能从理论走向实践。
2. 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
2016年开始的“十三五”规划，为我国所制定的可再生能源目标及进一步提高能源效率、减少碳依赖铺好了道路，这也符合中国对2015年《巴黎协定》的承诺，资源效率必然在循环经济的大框架下得到充分的重视。具体来说，应通过积极推动自然资源资产统一管理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健全自然资源产权制度，落实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实行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在全国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制度等，以资源开发与资源节约并存为目标，实现资源高利用率和低排放率的有机统一，构建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格局。
3. 建立社会资本，形成生态保护与治理的多方协作机制
在由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的进程中，政府和企业或许都有各自的经济层面的考虑，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应该是公民社会。公民社会不是单一的组织，而且大多力量微薄。要想发挥公民社会的优势，就需要以社会目标激励公众，通过各行各业各部门的协作才能获得成功。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公众对于生态问题的关注持续增强，如何将公民纳入公共事务的管理与决议过程则是形成多方协作的重要一环。通过公民社会、政府和企业的合作，才能创造出新形式的社会资本，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目标的发展道路需要构建这三个相互关联的系统之间的长期协作机制。
五、结语
人类创造并历经的每一个文明形态，既是与自然的紧密合作，期间又不乏对抗与破坏。人类在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过程中，已经出现多次违反自然法则、客观规律并使自身陷入灾难的状况。
新冠肺炎疫情引燃了人类与病毒之间的疫战，是大自然对人类的又一次警告。随着变异新冠病毒的不断蔓延，影响力也将持续扩大，重大疫情危机防控已经成为全球常态。
人类在应对疫情的同时必须进行深刻反思，在从工业文明迈入生态文明的过程中，只有尊重人与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恪守人与其他物种的生存边界并积极维护“生命共同体”的整体性，才能切实保障人类生命安全和全球生态安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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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王金南，田仁生，洪亚雄. 中国环境政策：第1卷[M].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4.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荐稿人：俞世伟，宁夏大学回族研究院博士生导师，教授）
（责任编辑：邹宇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