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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进入21世纪，战后处理的“历史遗留问题”导致中日关系陷入危机。日本的出版人和學者利用“信息公开法”实施的机遇编辑刊布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和平友好条约两次谈判的外交记录，有学者从中发现相关内容被删改，中日关系问题开始得到实证历史学分析;之后，一批青年学者组织大规模的外交口述史采访，形成战后中日关系史料和研究成果的出版繁荣期。这种学术出版努力推动可持续知识对话，在追究中日关系危机原理以期有益于历史和解的方向上开辟了新的国际传播空间。
关键词：学术出版;知识对话;中日关系;国际传播
近几年来，研究战后日本人中国观的马场公彦不仅成为日本的学术新星，其论著在中国也受到好评并被翻译出版;他频繁演讲于中国学术论坛，发表汉语论文，甚至是新闻报刊深度专访的对象，堪称中日关系遭遇危机以来维系学术文化交流的重要标志性人物。
马场公彦引起中国的学术反响和新闻效应，得益于他既是专业学者，又居于日本学术出版最负盛名的岩波书店之总编辑要职。这种双重身份经历使其见解富有知识生产、国际传播、文化主体间外交等多维度启发意义，与中国学术界、媒体形成了建设性的知识对话和文化互动。而如果把日本的战后中日关系研究谱系和出版史纳入学术视野，则可以发现“马场公彦现象”其实是中日关系“脱正常化”而发生“危机化”变态之后日本的出版社与学术界共有问题意识、协调一体行动的表征，即存在着应对中日关系危机化新常态的日本学术出版——能出版的学术、有学术的出版，激发了日本社会的思想活力，也担当起知识对话、国际传播的时代使命。本文考察这一出版史过程，由此理解日本学术出版的思想逻辑和传播功能，无疑可构成中国的文化镜鉴。
一、刊布外交档案：思想、知识、方法的原点确认
所谓中日关系的“脱正常化”而“危机化”，从新近印象的深刻性、冲击反应的剧烈性而言，似乎当指2012年9月发生的日本政府否认存在“搁置钓鱼岛争议”共识而釆取“国有化购岛”契约措施之重大事变。搁置“钓鱼岛问题”是中日之间达成的有待于继续交涉的战后处理过程中协议，日本单方面否认协议之异动事实上是单方面改变现状谋略的一部分，所以触发了空前长期化的高层互访断绝、海防前线对峙、民族情绪对抗等中日关系危机事态。不过，早在2001年4月日本产生“公约”参拜靖国神社的小泉纯一郎首相之后，中日关系就曾经形成了因其不顾中国抗议而每年厉行参拜导致首脑互访机制瘫痪多年的“小泉冰川期”——此前，发生“历史问题”之类冲突，总是作为侵略战争加害者的日本以某种妥协姿态化解僵局;但小泉当政后一改照顾邻国反应的惯例，坚持进攻性参拜而无惧色、不动摇，任中国抗议、愤怒，中日关系就形成尴尬无解、难料所终的政治对抗性危机结构了。2006年10月，继任首相安倍晋三做出疑似终结“小泉冰川期”的“参拜与否就是不说”暧昧承诺，使其得以访华而成就轰动一时的“破冰之旅”。但令人意外的是，乘2012年“钓鱼岛危机”再次当选自民党总裁并经国会选举取代民主党而再次执政的安倍首相，不仅在领土问题上坚持强硬姿态，竟还唾弃前言公然参拜靖国神社，造成了中日关系危机更加深重化的“安倍冰川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罕见地指名谴责安倍“虚伪性暴露无遗”，强调“中国人民不欢迎他，中国领导人也不可能同他对话”①，人民日报社子报评论甚至斥安倍为“小丑”②。总之，从小泉到安倍，日本的对华政策有着一致对抗的连续性和越发大胆的谋略性，中日关系反复呈现实质问题无解、正常复位困难的危机化特征。对此，日本学者认为已经发生“结构转换”，提出了“危险的新时代”③“新的对抗时代”④概念。
日本表示谦逊反省而中国表示慷慨宽恕的“正常化”友好关系，演变为显在化、固定化的民族主义立场对抗，当然首先是政治、外交遭遇的挑战，但其实更意味着深层的文化危机——传统的“友好论”作为中日关系的价值观和知识范式失效了，这是严峻的学术课题。而就是在小泉首相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的冲锋姿态与中国政府的愤怒谴责形成政治对抗俨然无解的时候，日本的学术出版做出果敢的专业应对，民间地位的岩波书店罕见地刊布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两次谈判的日本官方外交记录。该书由时任岩波书店学术书编辑部主任的马场公彦策划，以东京大学石井明教授为代表的两名日本学者、一名在日的中国学者、一名中国学者共同编辑，2003年8月出版，题为《记录与考证：日中邦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谈判》，其内容包括：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保存、基于2001年4月实施的《关于行政机关保有信息公开的法律》（信息公开法）而解禁开示的两次外交谈判记录，双方谈判参加者和历史见证者的回忆或访谈录，以及四位编者的专题研究论文。在隐喻化为“历史认识”冲突的“战争责任问题”已经激起民族情绪对抗的舆论环境下，日本的学术出版釆取组织两国学者合作、把政府外交置于实证历史审查地位的行动，学术独立、出版自由、知识对话的批判立场、思想尊严和专业理性得到彰显，直观上就构成了对现实中日关系危机的回应。
而考察历史和比较研究则可以更确切地使人认识到，内容结构独特的《记录与考证：日中邦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谈判》问世是日本出版史上的创举，推动了中日关系研究的革命性转折，也反映着日本知识精英阶层的国际传播主体性意识。
战后日本标榜自己处于西方民主国家阵营，其民主主义进化潮流之一是解禁政府档案以供学术研究、国民利用的信息公开，使政府档案作为公共财产能够被主权者国民掌握用作监督政府、解明真相、维护个人权利和辩证国家利益的工具，这种“国民知情权”机制对政府垄断信息、密室决策构成了挑战。美国有所谓“民主外交”的传统，基于信息公开相关法律，其外交档案在30年以内公开。日本仿效美国，外务省从1970年代开始在外交史料馆自主解禁战后外交档案;2001年4月“信息公开法”实施以后，国民可以申请要求外务省开示档案;而2009年9月上台的民主党政权通过追究自民党政权时期与美国订有向日本运入核武器的“密约”问题，推行原则上公开全部30年以上的外交档案，即确立了所谓“30年规则”。解禁档案由外交史料馆向读者提供实物调阅服务，并编纂成以年为序的《日本外交文书》刊行。在战后日本出版史上，学者编辑的外交史料基本上限于即时公开的非秘密文件和新闻报刊资料，集大成者如中野好夫编《战后资料冲绳》（日本评论社1969年）、石川忠雄等编《战后资料日中关系》（日本评论社1970年）、竹内实编《日中邦交基本文献集》（苍苍社1993年）等。而岩波书店和相关学者利用“信息公开法”实施这一国民信息主权开始得到法律保障的历史转折机会，打破官方机构编纂、刊行政府档案的权威垄断地位，以刊布现实关心度最高的中日外交谈判记录这种牵动新闻神经、鼓舞实证学术的行动，铭记了国民获得信息解放的新时代意义：政府放弃信息独占权而接受知识生产和舆论扩大再生产规范的历史审查。 有日本学者指出：一直到1980年代，日本没有条件根据外交记录进行战后中日关系的实证历史学分析，长期流行着新闻记者观点的叙事或政治学手法的推论;1990年代有所改观，但重大变化发生在基于“信息公开法”解禁邦交正常化、和平友好条约谈判时期的外交文件之后。⑤新闻观察叙事容易受信息控制权力者的诱导，政治学推论更失去过程实证根据，都不能构成真正意义的知识生产;而实证历史研究的资料条件不具备导致知识生产荒废的可能，知识短缺则使社会失去公共思想资源。所谓知识生产和舆论扩大再生产规范的历史审查，就是明确知识方法的实证条件规范、思想方法的知识前提规范，即有了规范的知识生产、舆论扩大再生产，才可能对政府行为做出有独立思想权威性的判断和评价。《记录与考证：日中邦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谈判》的出版正是“靖国神社问题”把中日关系推向政治对抗悬崖、日本民意调查的反感中国指标也超过半数而陡然攀升之际，编者表明了以本书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5周年的继承性和解立场，指出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是为“起点”即历史和解的长期过程性，强调了谈判记录显示当前两国争执的“问题”在谈判时就已经成为“论争点”的事实，并谈到由于条件限制而不能“对照中国方面同一记录文件加以注释”的遗憾。⑥这种编者前言与谈判记录、历史证言、研究论文三部分构成作为一种相互砥砺的国际知识对话，确认了思想、知识、方法的原点;而确认原点是为了对话的可持续性——共同作业、收集双方资料并期待中国档案解密、从共有史料导向共同研究，这种以学术出版为引擎的跨国知识生产和价值共识机制，在追究国家间政治危机原理、推进历史和解的方向上开辟了新的中日关系空间。
二、口述史采访：在场权威性的可视化
一般而论，日本政府解禁外交档案，目的在于通过积极回应国内外学者的史料期待以赢得政治公开性伦理形象和传播全球化时代的信息战略主动。在这种意义上，《记录与考证：日中邦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谈判》的出版可谓日本实施“信息公开法”、开放外交档案的学术广告。但正是由于这一广告的学术性设计，问题意识敏锐的现代中国研究专家矢吹晋（横滨市立大学教授）对比书中的首脑会谈记录与谈判在场的外务省中国课长桥本恕访谈录，惊人地发现了外交记录被篡改的痕迹;再通过与中国方面有使用档案授权的研究机构交流，探访历史证言和外交记录，确证了日本所公开文本的缺失内容。于是，导致中日关系危机的“历史问题”和“钓鱼岛问题”有了外务省隐瞒交涉真相的实证路线图，其公开档案的权威性更因此蒙羞。事实上，日本公开的中日邦交正常化首脑会谈记录标注有“1988年9月打印稿”，是失去了历史现场信息原始性的改编文本，不能充作档案;但外务省不作足以解惑释疑的回应。之后，一批青年学者得到退休的外交枢要人士合作，积数年釆访之功整理出系列“外交证言录”，日本的学术出版迎来了堪称外交口述史运动和战后中日关系研究高潮的繁荣期。
矢吹晋生于1938年，东京大学毕业后经过新闻社、研究机构职历和香港大学留学而任教于横滨市立大学，与《记录与考证：日中邦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谈判》的编者代表石井明（1945年生）大致是同代学者，有“畏友”之谊。⑦石井明在书中前言里谈道：所收录的历史证言有助于“理解谈判的背景并发现潜在于外交文件字里行间的真实”。⑧而果然，矢吹晋发现了过于骇人听闻的“真实”——根据1972年9月27日田中角荣与周恩来的“第三次首脑会谈记录”，田中询问对“尖阁诸岛问题”的看法，周恩来以“这次不想谈”回应，仅此一问一答而并无结论;但在桥本恕访谈录中，相关内容是田中以“还有”即追加议程的方式提出了“尖阁诸岛问题”，周恩来答称“那谈起来可就没完了”“这次姑且不涉及这个问题”之后，田中肯定地得出“以后再说”的结论，显示存在“搁置”共识。注意到外交记录和桥本证言的不一致，矢吹晋又对照中国方面以外交部顾问身份参加谈判的张香山在1998年发表的回忆文章，从中找到了田中与周恩来反復问答并相互确认“以后再说”“正常化问题先解决”之后再解决“其他问题”即达成了“搁置钓鱼岛问题”共识的记录。由此他断定，桥本恕本人删去了会谈中达成共识的部分，但可能是在看到张香山的完整叙述之后就又以访谈的形式对删除部分做出弥补。矢吹晋还尖锐地指出：外交记录没有恢复原貌，故而日本人就一直误以为不存在“搁置钓鱼岛问题”共识;这意味着被篡改外交记录的行为所欺骗才是中日关系问题的核心，桥本恕、外务省对此负有必须纠正的重大责任。⑨
另一处至为要害的删改是关于侵略战争“谢罪”的部分。长期以来人们了解，田中首相在初到北京的晚宴上以所谓“添了麻烦”表示战争责任反省，现场气氛尴尬，第二天首脑会谈时周恩来总理提出了批评。但奇怪的是，《记录与考证：日中邦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谈判》所收的外交记录显示，田中对这一批评竟无反应。目睹1990年代以来中日“历史问题”摩擦不断，特别是小泉纯一郎当政后更成对抗之势，矢吹晋一直在思考原因。他参加“日中交流研究会”而往返于东京、北京，抱着对外务省公开的首脑会谈记录的怀疑，在2003年9月访问北京时，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文献研究室的学者一起探讨问题所在，最终从首脑会谈在场的姬鹏飞外交部部长回忆录和中方的同一会谈记录里得以确认：田中当时回应了周恩来的批评，承认自己“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⑩矢吹晋把史料探访和考证过程写作成文，汉语版发表于中共党史学会主办的《百年潮》杂志（2004年第2期），显示所引用中国方面资料的权威性和准确性。鉴于田中所谓“添了麻烦”的晚宴祝酒词起草人是桥本恕，而田中对周恩来澄清了“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的态度，可见事实上存在着田中“谢罪”与外务省“添了麻烦”两种不同立场;但作为流行于世的权威史料，外交记录和桥本证言都没有“田中谢罪”的内容，所以桥本的“添了麻烦”就升格为日本政府的正式立场，“不为战争谢罪的日本”之说固定下来。矢吹晋因此批判说：桥本恕“负有篡改会谈记录的责任”，中日两国的隔阂、相互不信任早已潜在于“正常化的原点”，而篡改外交记录则使之扩大化了。? 邦交正常化时把田中“谢罪”及其与周恩来达成“搁置钓鱼岛问题”共识的事实抑制于中日正式协议文本之外，1988年又整理出删除这两部分的印刷版外交记录，而于2001年实施“信息公开法”后作为史料解禁，日本外交的精神分裂和外交行政欺瞒被矢吹晋确证，不仅中日关系由于“历史问题”和“钓鱼岛问题”周期性恶化的责任在于日本政府，连日本的国家信用、外交档案权威性也受到折损。而可以想象更严峻的危机是，如果不加以及时补救，发生了国际性、扩大化的追究，必将损及象征国家的历史话语体系权威性和学术合法性。在这种背景下，日本的年轻新生代学者行动起来，他们在利用解禁档案进行系统的战后外交史、战后中日关系史研究过程中，展开了大规模的口述史釆访，已经出版的有：栗山尚一（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时任外务省条约课长）的《外交证言录冲绳返还、日中邦交正常化、日美“密约”》（岩波书店2010年），中岛敏次郎（1989年任驻中国大使）的《外交证言录日美安保、冲绳返还、天安门事件》（岩波书店2012年），谷野作太郎（1978年任外务省中国课长、1998年任日本驻中国大使）的《外交证言录亚洲外交回顾与思考》（岩波书店2015年），中江要介（1984年任日本驻中国大使）的《亚洲外交的动与静——原驻中国大使中江要介的口述历史》（苍天社2010年），中曾根康弘（1982年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谈战后日本外交》（新潮社2012年）等。对桥本恕（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时任外务省中国课长、2014年4月去世）的釆访虽然没有出版，但在釆访者的著作中有所呈现。通过口述史釆访，矢吹晋所追究的“田中谢罪”和“搁置钓鱼岛问题”共识被删除之说基本上得到确证。桥本恕在2008年11月8日的釆访中表示：关于“添了麻烦”，田中本人在周恩来发言之后“作了很好的回应”。?栗山尚一在接受釆访时（2008年9月至2010年4月）还没有发生“钓鱼岛危机”，出版的“外交证言录”未涉及“搁置钓鱼岛问题”共识;但在日本政府实施“国有化购岛”而引发中日关系危机之后，他反复接受新闻记者釆访，强调从1972年邦交正常化到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达成了“搁置”争议的“默契共识”。他确切指出：当时日本没表示异议，没要求承认主权，“否则就会失去1972年的邦交正常化与1978年的和平友好条约”;如此“就未达成共识而形成了共识”，含义是“不改变现状”;为了避免对抗，双方必须回到“1972年的原点”并构建新的“妥协可能的协议框架”。?
至此，2003年出版《记录与考证：日中邦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谈判》引起老一代学者发现外务省篡改外交记录的风波平息或不了了之了。所谓“平息”，是指参加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日本外交官本人通过口述史釆访重现于社会视野，他们提供的符合历史逻辑和学术期待的“外交证言”重建了人们对于“历史真相”的信心;所谓“不了了之”，是指虽然外务省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篡改”外交记录，但退休外交官的非官非民、亦官亦民“两义性”身份使得他们的历史证言能够化解国家的权威性危机——至少被追究的问题已经不再被“问题化”了。而化解国家的权威性危机的原理，在于口述史釆访及其一体化的学术出版使得退休外交官的历史在场权威性可视化，这与矢吹晋写作所呈现的中国权威性构成了对话和竞争。并且，釆访的现场性可视化也使得新生代学者能够借用历史在场者的权威性，实现自身学术的实证性增殖以及对老一代学者的权威性超越。
三、新生代论著：“关系”史消失，政治史、观念史崛起
所谓对老一代学者的权威性超越，并非比较学术水平的本质主义评价，而是根据新生代学者取得了社会话语秩序的知识权威地位所作出的判断。2003年《记录与考证：日中邦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谈判》出版以来，日本的战后中日关系研究开始形成从未有过的学术繁荣期，并且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获奖盛况：早稻田大学教授毛里和子的《日中关系——从战后到新时代》（岩波书店2006年）获石桥湛山纪念财团“石桥湛山奖”，香川大学副教授井上正也的《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政治史》（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0年）获吉田茂国际基金“吉田茂奖”和另一文化财团的学艺奖，中央大学教授服部龙二的《日中邦交正常化——田中角荣、大平正芳、官僚们的挑战》（中央公论新社2011年）获朝日新闻“大佛次郎论坛奖”和亚洲调查会“亚洲太平洋奖”特别奖，岩波书店总编辑马场公彦的《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从日本战败到文化大革命、日中复交》（新曜社2010年）获大平正芳纪念财团“大平正芳纪念奖”特别奖。在这些获奖论著的作者中，只有毛里和子较为年长属老一代学者，其他三人都是引起很大社会反响的新生代学者。新生代学者对老一代学者的“权威性超越”就是指他们的学术研究获得了日本社会主流精英阶层的共鸣和权威性仪式认定，这意味着其知识生产将为“中日关系新时代”的新闻舆论生产提供核心思想资源。
比较于日本的战后中日关系研究学术史，新生代學者的最明显特征就是不再执着于与中国的“关系”，从代表性学者的论著题目就可以看出不存在“关系”二字，这象征性地宣告了“关系”史的消失，取而代之是政治史、观念史的崛起。在这种意义上，毛里和子的《日中关系——从战后到新时代》虽然题为“关系”，但事实上并未特别着力于利用新史料进行“关系”史的知识生产，而是更多地引用学者主张、大众舆论以及观察“民族主义显著化”等象征对抗现象所形成的关于中日“关系结构”的国际政治论，所以书中提醒中国人不要通过“侵略国家”的眼镜而要“即使不喜欢”也必须“客观地”看待“实际存在的日本”，特别强调建立中日“危机管理机制”，有着鲜明的现实主义政治学基调。?也就是说，《日中关系——从战后到新时代》正可谓“关系”史消失的过渡性著作，其后新生代的战后中日关系史研究则转型为政治史、观念史了。
所谓“关系”史研究，理想的状况是利用双方的史料，在厘定“战后”原点——交战国应该首先进行清算战争责任、处置领土问题、缔结和平条约的战后处理外交——的前提下，实证解析中日关系偏离战后处理外交主题而寻求“友好”或“政治经济分离”之类实用主义目标的原因，建立由于战后处理延迟化、暧昧化导致所谓“历史遗留问题”进而引发1990年代以来“民族主义对抗”的历史连续性逻辑。老一代学者如矢吹晋，既有战后处理外交的问题意识，在中国也有较多的学术交流关系和史料信息来源，所以其研究坚持战后中日关系史的本来问题意识和过程实证路线，激烈批判服部龙二在《日中邦交正常化——田中角荣、大平正芳、官僚们的挑战》里得出的“中国事实上放弃了钓鱼岛”、存在“日中和解精神”的结论，认为：服部龙二仅依据日本外务省“篡改”过的外交记录和退休外交官的一面之词而不了解或“无视”中方资料，这导致其结论错误，甚至“让人怀疑研究者的道德”。?不过，服部龙二本人在书中有所说明，他为其研究预设了存在“日中和解精神”的前提，强调其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分析“政治领导能力”和探索“应有的政治领导形态”。?可见，他本来就不是做中日“关系”史的研究，而是在日本对中国交涉过程中寻求日本主体性的政治学原理。并且，矢吹晋所说的他“无视”或不了解中国方面的资料，也决定了其研究并非“关系”史而是日本中心主义的政治史趣味。还应该注意到，正如石井明在《记录与考证：日中邦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谈判》的前言中已经指出的，中国方面的外交史资料短缺，与研究需要、学者期待差距很大。这种中国史料短缺而日本史料相对丰富的现实，难免导致日本学者趋于日本资料偏向和脱“关系”史而研究日本对中国交涉的政治史转向。 “关系”史研究关注中日之间的“问题”，当然就在战后处理即谢罪问题、赔偿问题、领土问题、台湾问题的生成与演变的方向上展开叙事。但日本对中国交涉的政治史就忽视这种“关系”性问题，而关注国际政治的权力所在和国内政治的动力学，其代表性著作如井上正也的《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政治史》。?因为战后美国对日本有着至高无上的“占领”权力，所以日本不得不服从美国而选择“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为议和对象，于是形成了日本国内的“中国问题”;但日本选择与台湾议和之后就掌握了压迫蒋介石政权放弃赔偿要求的权力，而在中美关系解冻之后日本政界的“亲中国派”壮大，“中国问题”转化为与大陆新中国交涉时有压迫性的“台湾问题”，所以中日邦交正常化交涉就成了“日华断交”与放弃赔偿的相互确认。于是可以看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政治史》中几乎不存在“战争责任问题”和“钓鱼岛问题”的讨论，似乎中日关系只存在“台湾问题”——事实上日本拿与台湾断交换了其他问题。不过，在他人主编的《日中关系史》执笔“邦交正常化”部分时，井上正也就当然地重视“关系”而讨论“谢罪问题”“钓鱼岛问题”了，并参考矢吹晋的研究和中国学者的研究，强调两国对“战争反省与赔偿要求放弃”的逻辑关系并无共识、战后处理流于暧昧形式、“历史认识”冲突必然发生的“问题”连续性。?这证明，改变中日关系研究的日本中心主义偏向其实有待于中国的史料开放和学术繁荣，以使日本学者能够充分利用中国档案资料、参考中国学者的研究。
战后中日关系研究的观念史代表作是马场公彦的《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从日本战败到文化大革命、日中复交》，它与续篇《现代日本人的中国观——从日中邦交正常化到天安门事件、天皇访华》构成了对1945年到1990年代日本人中国观演变的历史考察。观念史的研究对象是话语，日本人的中国观在日本学者研究中国的知识生产和媒体的舆论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形成，作为民意则关系到投票行动和政策选择。因此可以理解，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变迁与中日关系发展有着惊心动魄的相关性：战后初期，投射着日本变革愿望的左派理想主义中国话语控制论坛，但随着中国的政治运动引起争议而分化出支持派和批评派;再经过中苏分裂和中国的政治经济挫折，亲华的理想主义中国论不断萎缩而仅剩下极少数崇拜毛泽东的“新左翼”，1970年代初的“林彪事件”和中美关系解冻更使曾经支持中国的日本知识分子陷于沉默;之后，崛起于论坛并占据主流的是以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学和权力斗争论为分析工具的“现代中国研究者”群体，他们摆脱中日关系的特殊历史性质而认为中国是“没有价值的研究对象”，其批判研究传播了专制的、落后的、冷酷权谋的负面中国观。而在这一时期，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临近使得战争责任成为论坛的一大主题。但“无价值中国论”作为学术话语已然成立，为逃避赔偿而否认战争责任和加害事实之更极端蔑视中国的“反华话语”就得以传播，从现实主义外交逻辑讨论得失的“功利主义派”与主张承担战争责任的“道义主义派”两种中日复交论势均力敌。?这种对抗格局其实是反华、反共话语的成功，意味着日本对中国的战争责任伦理政治不能成立。于是，日本外交团队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时回避战争性质、逃避加害责任，准确地折射着居于舆论主流的蔑视中国观。蔑视中国观在资本进军中国市场的1980年代还有所顾虑，但到中国陷于国际政治孤立的1990年代就公然制造“历史认识”对抗了，而随着中国的GDP数字膨胀以及领土争议摩擦，蔑视中国观与中国威胁论相辅相成。?于是，民意调查的嫌恶中国指标陡然上升，日本政府的强硬对华外交就成了常态。
通过对这种崇敬与友好、批判与蔑视、敌视与对抗的中国观的梳理，自然使中国处于被观察、被审视对象地位的叙事结构，形成了强大的日本文化主体性及其中日关系话语权力。但应该注意到，这是由日本学者利用日本史料研究日本人认识中国的知识生产和国际传播主体地位造成的，所以马场公彦在其著作的中文译本前言中非常遗憾地谈到战后中国人日本观研究的空白状况，他希望其著作在中國翻译出版，能成为促使中国学者研究中国人日本观的一个契机。21这足以提示人们，经过两次世界大战追究战争犯罪的国际法实践并形成大国警察联盟和平体制之后，在选举政治的国家和平秩序中，共识过程可视化的传播政治学取代了暴力决定论的强权政治学，知识、舆论、民意、投票的信息流程已经可以观察和监测。因此，任何国家欲主张国际秩序，必须以自我认识、国际认识的民族知识生产与他国学术、媒体构成有条理的对话，这种象征互动已经成为全球传播时代外交的前提，也是所谓“公民外交”的构成部分。22
从2003年作为岩波书店编辑策划出版《记录与考证：日中邦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谈判》，到2015年作为学者在中国出版《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译本，作为日本学术出版的代表性人物，马场公彦一直期待、推动中日两国的知识对话，不断开辟着可持续知识对话的中日关系空间。新时代的中日关系需要中国的学术、出版具有相应的知识生产能力和国际传播主体性，这种能力对称和主体性平衡决定信息化时代国家间政治的正常和对等。
注释：
①安倍自己关闭了同中国领导人对话的大门[N].人民日报，2013-12-31（2）.
②为中国政府同安倍“绝交”鼓掌[N].环球时报，2013-12-31（14）.
③毛里和子.日中漂流——グローバル·ぱわ一はどこへ向かうか[M].东京：岩波书店，2017：i.
④『第5の文書』策定急務[N].每日新聞，2018-8-15.
⑤笔者对东京大学副校长田中明彦教授的采访（2009年12月22日于北京）[Z]//李廷江，刘建平，主编.战后中日关系口述史.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2014：196-197.
⑥石井明，等，编.記録と考証日中国交正常化·日中平和友好条約締結交涉[M].东京：岩波书店，2003：i-ix.
⑦矢吹晋·尖閣問題の核心——日中関係はどうなる[M].花伝社，2013：42. ⑧石井明，等，编.記録と考証日中国交正常化·日中平和友好条約締結交涉[M].东京：岩波书店，2003：viii.
⑨矢吹晋.尖閣問題の核心——日中関係はどうなる[M].花伝社，2013：28-29.张香山.中日复交谈判回顾[J].日本学刊，1998（1）：47//石丼明，等，编.記録と考証日中国交正常化·日中平和友好条約締結交渉.东京：岩波书店，2003：68，224.
⑩矢吹晋.田中角荣与毛泽东谈判的真相[J].百年潮，2004（2）：26-29.姬鹏飞饮水不忘掘井人”——中日建交纪实[M]//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290.
?矢吹晋.尖閣問題の核心——日中関係はどうなる[M].花伝社，2013：12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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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学术出版;知识对话;中日关系;国际传播
近几年来，研究战后日本人中国观的马场公彦不仅成为日本的学术新星，其论著在中国也受到好评并被翻译出版;他频繁演讲于中国学术论坛，发表汉语论文，甚至是新闻报刊深度专访的对象，堪称中日关系遭遇危机以来维系学术文化交流的重要标志性人物。
马场公彦引起中国的学术反响和新闻效应，得益于他既是专业学者，又居于日本学术出版最负盛名的岩波书店之总编辑要职。这种双重身份经历使其见解富有知识生产、国际传播、文化主体间外交等多维度启发意义，与中国学术界、媒体形成了建设性的知识对话和文化互动。而如果把日本的战后中日关系研究谱系和出版史纳入学术视野，则可以发现“马场公彦现象”其实是中日关系“脱正常化”而发生“危机化”变态之后日本的出版社与学术界共有问题意识、协调一体行动的表征，即存在着应对中日关系危机化新常态的日本学术出版——能出版的学术、有学术的出版，激发了日本社会的思想活力，也担当起知识对话、国际传播的时代使命。本文考察这一出版史过程，由此理解日本学术出版的思想逻辑和传播功能，无疑可构成中国的文化镜鉴。
一、刊布外交档案：思想、知识、方法的原点确认
所谓中日关系的“脱正常化”而“危机化”，从新近印象的深刻性、冲击反应的剧烈性而言，似乎当指2012年9月发生的日本政府否认存在“搁置钓鱼岛争议”共识而釆取“国有化购岛”契约措施之重大事变。搁置“钓鱼岛问题”是中日之间达成的有待于继续交涉的战后处理过程中协议，日本单方面否认协议之异动事实上是单方面改变现状谋略的一部分，所以触发了空前长期化的高层互访断绝、海防前线对峙、民族情绪对抗等中日关系危机事态。不过，早在2001年4月日本产生“公约”参拜靖国神社的小泉纯一郎首相之后，中日关系就曾经形成了因其不顾中国抗议而每年厉行参拜导致首脑互访机制瘫痪多年的“小泉冰川期”——此前，发生“历史问题”之类冲突，总是作为侵略战争加害者的日本以某种妥协姿态化解僵局;但小泉当政后一改照顾邻国反应的惯例，坚持进攻性参拜而无惧色、不动摇，任中国抗议、愤怒，中日关系就形成尴尬无解、难料所终的政治对抗性危机结构了。2006年10月，继任首相安倍晋三做出疑似终结“小泉冰川期”的“参拜与否就是不说”暧昧承诺，使其得以访华而成就轰动一时的“破冰之旅”。但令人意外的是，乘2012年“钓鱼岛危机”再次当选自民党总裁并经国会选举取代民主党而再次执政的安倍首相，不仅在领土问题上坚持强硬姿态，竟还唾弃前言公然参拜靖国神社，造成了中日关系危机更加深重化的“安倍冰川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罕见地指名谴责安倍“虚伪性暴露无遗”，强调“中国人民不欢迎他，中国领导人也不可能同他对话”①，人民日报社子报评论甚至斥安倍为“小丑”②。总之，从小泉到安倍，日本的对华政策有着一致对抗的连续性和越发大胆的谋略性，中日关系反复呈现实质问题无解、正常复位困难的危机化特征。对此，日本学者认为已经发生“结构转换”，提出了“危险的新时代”③“新的对抗时代”④概念。
日本表示谦逊反省而中国表示慷慨宽恕的“正常化”友好关系，演变为显在化、固定化的民族主义立场对抗，当然首先是政治、外交遭遇的挑战，但其实更意味着深层的文化危机——传统的“友好论”作为中日关系的价值观和知识范式失效了，这是严峻的学术课题。而就是在小泉首相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的冲锋姿态与中国政府的愤怒谴责形成政治对抗俨然无解的时候，日本的学术出版做出果敢的专业应对，民间地位的岩波书店罕见地刊布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两次谈判的日本官方外交记录。该书由时任岩波书店学术书编辑部主任的马场公彦策划，以东京大学石井明教授为代表的两名日本学者、一名在日的中国学者、一名中国学者共同编辑，2003年8月出版，题为《记录与考证：日中邦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谈判》，其内容包括：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保存、基于2001年4月实施的《关于行政机关保有信息公开的法律》（信息公开法）而解禁开示的两次外交谈判记录，双方谈判参加者和历史见证者的回忆或访谈录，以及四位编者的专题研究论文。在隐喻化为“历史认识”冲突的“战争责任问题”已经激起民族情绪对抗的舆论环境下，日本的学术出版釆取组织两国学者合作、把政府外交置于实证历史审查地位的行动，学术独立、出版自由、知识对话的批判立场、思想尊严和专业理性得到彰显，直观上就构成了对现实中日关系危机的回应。
而考察历史和比较研究则可以更确切地使人认识到，内容结构独特的《记录与考证：日中邦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谈判》问世是日本出版史上的创举，推动了中日关系研究的革命性转折，也反映着日本知识精英阶层的国际传播主体性意识。
战后日本标榜自己处于西方民主国家阵营，其民主主义进化潮流之一是解禁政府档案以供学术研究、国民利用的信息公开，使政府档案作为公共财产能够被主权者国民掌握用作监督政府、解明真相、维护个人权利和辩证国家利益的工具，这种“国民知情权”机制对政府垄断信息、密室决策构成了挑战。美国有所谓“民主外交”的传统，基于信息公开相关法律，其外交档案在30年以内公开。日本仿效美国，外务省从1970年代开始在外交史料馆自主解禁战后外交档案;2001年4月“信息公开法”实施以后，国民可以申请要求外务省开示档案;而2009年9月上台的民主党政权通过追究自民党政权时期与美国订有向日本运入核武器的“密约”问题，推行原则上公开全部30年以上的外交档案，即确立了所谓“30年规则”。解禁档案由外交史料馆向读者提供实物调阅服务，并编纂成以年为序的《日本外交文书》刊行。在战后日本出版史上，学者编辑的外交史料基本上限于即时公开的非秘密文件和新闻报刊资料，集大成者如中野好夫编《战后资料冲绳》（日本评论社1969年）、石川忠雄等编《战后资料日中关系》（日本评论社1970年）、竹内实编《日中邦交基本文献集》（苍苍社1993年）等。而岩波书店和相关学者利用“信息公开法”实施这一国民信息主权开始得到法律保障的历史转折机会，打破官方机构编纂、刊行政府档案的权威垄断地位，以刊布现实关心度最高的中日外交谈判记录这种牵动新闻神经、鼓舞实证学术的行动，铭记了国民获得信息解放的新时代意义：政府放弃信息独占权而接受知识生产和舆论扩大再生产规范的历史审查。 有日本学者指出：一直到1980年代，日本没有条件根据外交记录进行战后中日关系的实证历史学分析，长期流行着新闻记者观点的叙事或政治学手法的推论;1990年代有所改观，但重大变化发生在基于“信息公开法”解禁邦交正常化、和平友好条约谈判时期的外交文件之后。⑤新闻观察叙事容易受信息控制权力者的诱导，政治学推论更失去过程实证根据，都不能构成真正意义的知识生产;而实证历史研究的资料条件不具备导致知识生产荒废的可能，知识短缺则使社会失去公共思想资源。所谓知识生产和舆论扩大再生产规范的历史审查，就是明确知识方法的实证条件规范、思想方法的知识前提规范，即有了规范的知识生产、舆论扩大再生产，才可能对政府行为做出有独立思想权威性的判断和评价。《记录与考证：日中邦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谈判》的出版正是“靖国神社问题”把中日关系推向政治对抗悬崖、日本民意调查的反感中国指标也超过半数而陡然攀升之际，编者表明了以本书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5周年的继承性和解立场，指出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是为“起点”即历史和解的长期过程性，强调了谈判记录显示当前两国争执的“问题”在谈判时就已经成为“论争点”的事实，并谈到由于条件限制而不能“对照中国方面同一记录文件加以注释”的遗憾。⑥这种编者前言与谈判记录、历史证言、研究论文三部分构成作为一种相互砥砺的国际知识对话，确认了思想、知识、方法的原点;而确认原点是为了对话的可持续性——共同作业、收集双方资料并期待中国档案解密、从共有史料导向共同研究，这种以学术出版为引擎的跨国知识生产和价值共识机制，在追究国家间政治危机原理、推进历史和解的方向上开辟了新的中日关系空间。
二、口述史采访：在场权威性的可视化
一般而论，日本政府解禁外交档案，目的在于通过积极回应国内外学者的史料期待以赢得政治公开性伦理形象和传播全球化时代的信息战略主动。在这种意义上，《记录与考证：日中邦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谈判》的出版可谓日本实施“信息公开法”、开放外交档案的学术广告。但正是由于这一广告的学术性设计，问题意识敏锐的现代中国研究专家矢吹晋（横滨市立大学教授）对比书中的首脑会谈记录与谈判在场的外务省中国课长桥本恕访谈录，惊人地发现了外交记录被篡改的痕迹;再通过与中国方面有使用档案授权的研究机构交流，探访历史证言和外交记录，确证了日本所公开文本的缺失内容。于是，导致中日关系危机的“历史问题”和“钓鱼岛问题”有了外务省隐瞒交涉真相的实证路线图，其公开档案的权威性更因此蒙羞。事实上，日本公开的中日邦交正常化首脑会谈记录标注有“1988年9月打印稿”，是失去了历史现场信息原始性的改编文本，不能充作档案;但外务省不作足以解惑释疑的回应。之后，一批青年学者得到退休的外交枢要人士合作，积数年釆访之功整理出系列“外交证言录”，日本的学术出版迎来了堪称外交口述史运动和战后中日关系研究高潮的繁荣期。
矢吹晋生于1938年，东京大学毕业后经过新闻社、研究机构职历和香港大学留学而任教于横滨市立大学，与《记录与考证：日中邦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谈判》的编者代表石井明（1945年生）大致是同代学者，有“畏友”之谊。⑦石井明在书中前言里谈道：所收录的历史证言有助于“理解谈判的背景并发现潜在于外交文件字里行间的真实”。⑧而果然，矢吹晋发现了过于骇人听闻的“真实”——根据1972年9月27日田中角荣与周恩来的“第三次首脑会谈记录”，田中询问对“尖阁诸岛问题”的看法，周恩来以“这次不想谈”回应，仅此一问一答而并无结论;但在桥本恕访谈录中，相关内容是田中以“还有”即追加议程的方式提出了“尖阁诸岛问题”，周恩来答称“那谈起来可就没完了”“这次姑且不涉及这个问题”之后，田中肯定地得出“以后再说”的结论，显示存在“搁置”共识。注意到外交记录和桥本证言的不一致，矢吹晋又对照中国方面以外交部顾问身份参加谈判的张香山在1998年发表的回忆文章，从中找到了田中与周恩来反復问答并相互确认“以后再说”“正常化问题先解决”之后再解决“其他问题”即达成了“搁置钓鱼岛问题”共识的记录。由此他断定，桥本恕本人删去了会谈中达成共识的部分，但可能是在看到张香山的完整叙述之后就又以访谈的形式对删除部分做出弥补。矢吹晋还尖锐地指出：外交记录没有恢复原貌，故而日本人就一直误以为不存在“搁置钓鱼岛问题”共识;这意味着被篡改外交记录的行为所欺骗才是中日关系问题的核心，桥本恕、外务省对此负有必须纠正的重大责任。⑨
另一处至为要害的删改是关于侵略战争“谢罪”的部分。长期以来人们了解，田中首相在初到北京的晚宴上以所谓“添了麻烦”表示战争责任反省，现场气氛尴尬，第二天首脑会谈时周恩来总理提出了批评。但奇怪的是，《记录与考证：日中邦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谈判》所收的外交记录显示，田中对这一批评竟无反应。目睹1990年代以来中日“历史问题”摩擦不断，特别是小泉纯一郎当政后更成对抗之势，矢吹晋一直在思考原因。他参加“日中交流研究会”而往返于东京、北京，抱着对外务省公开的首脑会谈记录的怀疑，在2003年9月访问北京时，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文献研究室的学者一起探讨问题所在，最终从首脑会谈在场的姬鹏飞外交部部长回忆录和中方的同一会谈记录里得以确认：田中当时回应了周恩来的批评，承认自己“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⑩矢吹晋把史料探访和考证过程写作成文，汉语版发表于中共党史学会主办的《百年潮》杂志（2004年第2期），显示所引用中国方面资料的权威性和准确性。鉴于田中所谓“添了麻烦”的晚宴祝酒词起草人是桥本恕，而田中对周恩来澄清了“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的态度，可见事实上存在着田中“谢罪”与外务省“添了麻烦”两种不同立场;但作为流行于世的权威史料，外交记录和桥本证言都没有“田中谢罪”的内容，所以桥本的“添了麻烦”就升格为日本政府的正式立场，“不为战争谢罪的日本”之说固定下来。矢吹晋因此批判说：桥本恕“负有篡改会谈记录的责任”，中日两国的隔阂、相互不信任早已潜在于“正常化的原点”，而篡改外交记录则使之扩大化了。? 邦交正常化时把田中“谢罪”及其与周恩来达成“搁置钓鱼岛问题”共识的事实抑制于中日正式协议文本之外，1988年又整理出删除这两部分的印刷版外交记录，而于2001年实施“信息公开法”后作为史料解禁，日本外交的精神分裂和外交行政欺瞒被矢吹晋确证，不仅中日关系由于“历史问题”和“钓鱼岛问题”周期性恶化的责任在于日本政府，连日本的国家信用、外交档案权威性也受到折损。而可以想象更严峻的危机是，如果不加以及时补救，发生了国际性、扩大化的追究，必将损及象征国家的历史话语体系权威性和学术合法性。在这种背景下，日本的年轻新生代学者行动起来，他们在利用解禁档案进行系统的战后外交史、战后中日关系史研究过程中，展开了大规模的口述史釆访，已经出版的有：栗山尚一（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时任外务省条约课长）的《外交证言录冲绳返还、日中邦交正常化、日美“密约”》（岩波书店2010年），中岛敏次郎（1989年任驻中国大使）的《外交证言录日美安保、冲绳返还、天安门事件》（岩波书店2012年），谷野作太郎（1978年任外务省中国课长、1998年任日本驻中国大使）的《外交证言录亚洲外交回顾与思考》（岩波书店2015年），中江要介（1984年任日本驻中国大使）的《亚洲外交的动与静——原驻中国大使中江要介的口述历史》（苍天社2010年），中曾根康弘（1982年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谈战后日本外交》（新潮社2012年）等。对桥本恕（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时任外务省中国课长、2014年4月去世）的釆访虽然没有出版，但在釆访者的著作中有所呈现。通过口述史釆访，矢吹晋所追究的“田中谢罪”和“搁置钓鱼岛问题”共识被删除之说基本上得到确证。桥本恕在2008年11月8日的釆访中表示：关于“添了麻烦”，田中本人在周恩来发言之后“作了很好的回应”。?栗山尚一在接受釆访时（2008年9月至2010年4月）还没有发生“钓鱼岛危机”，出版的“外交证言录”未涉及“搁置钓鱼岛问题”共识;但在日本政府实施“国有化购岛”而引发中日关系危机之后，他反复接受新闻记者釆访，强调从1972年邦交正常化到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达成了“搁置”争议的“默契共识”。他确切指出：当时日本没表示异议，没要求承认主权，“否则就会失去1972年的邦交正常化与1978年的和平友好条约”;如此“就未达成共识而形成了共识”，含义是“不改变现状”;为了避免对抗，双方必须回到“1972年的原点”并构建新的“妥协可能的协议框架”。?
至此，2003年出版《记录与考证：日中邦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谈判》引起老一代学者发现外务省篡改外交记录的风波平息或不了了之了。所谓“平息”，是指参加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日本外交官本人通过口述史釆访重现于社会视野，他们提供的符合历史逻辑和学术期待的“外交证言”重建了人们对于“历史真相”的信心;所谓“不了了之”，是指虽然外务省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篡改”外交记录，但退休外交官的非官非民、亦官亦民“两义性”身份使得他们的历史证言能够化解国家的权威性危机——至少被追究的问题已经不再被“问题化”了。而化解国家的权威性危机的原理，在于口述史釆访及其一体化的学术出版使得退休外交官的历史在场权威性可视化，这与矢吹晋写作所呈现的中国权威性构成了对话和竞争。并且，釆访的现场性可视化也使得新生代学者能够借用历史在场者的权威性，实现自身学术的实证性增殖以及对老一代学者的权威性超越。
三、新生代论著：“关系”史消失，政治史、观念史崛起
所谓对老一代学者的权威性超越，并非比较学术水平的本质主义评价，而是根据新生代学者取得了社会话语秩序的知识权威地位所作出的判断。2003年《记录与考证：日中邦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谈判》出版以来，日本的战后中日关系研究开始形成从未有过的学术繁荣期，并且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获奖盛况：早稻田大学教授毛里和子的《日中关系——从战后到新时代》（岩波书店2006年）获石桥湛山纪念财团“石桥湛山奖”，香川大学副教授井上正也的《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政治史》（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0年）获吉田茂国际基金“吉田茂奖”和另一文化财团的学艺奖，中央大学教授服部龙二的《日中邦交正常化——田中角荣、大平正芳、官僚们的挑战》（中央公论新社2011年）获朝日新闻“大佛次郎论坛奖”和亚洲调查会“亚洲太平洋奖”特别奖，岩波书店总编辑马场公彦的《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从日本战败到文化大革命、日中复交》（新曜社2010年）获大平正芳纪念财团“大平正芳纪念奖”特别奖。在这些获奖论著的作者中，只有毛里和子较为年长属老一代学者，其他三人都是引起很大社会反响的新生代学者。新生代学者对老一代学者的“权威性超越”就是指他们的学术研究获得了日本社会主流精英阶层的共鸣和权威性仪式认定，这意味着其知识生产将为“中日关系新时代”的新闻舆论生产提供核心思想资源。
比较于日本的战后中日关系研究学术史，新生代學者的最明显特征就是不再执着于与中国的“关系”，从代表性学者的论著题目就可以看出不存在“关系”二字，这象征性地宣告了“关系”史的消失，取而代之是政治史、观念史的崛起。在这种意义上，毛里和子的《日中关系——从战后到新时代》虽然题为“关系”，但事实上并未特别着力于利用新史料进行“关系”史的知识生产，而是更多地引用学者主张、大众舆论以及观察“民族主义显著化”等象征对抗现象所形成的关于中日“关系结构”的国际政治论，所以书中提醒中国人不要通过“侵略国家”的眼镜而要“即使不喜欢”也必须“客观地”看待“实际存在的日本”，特别强调建立中日“危机管理机制”，有着鲜明的现实主义政治学基调。?也就是说，《日中关系——从战后到新时代》正可谓“关系”史消失的过渡性著作，其后新生代的战后中日关系史研究则转型为政治史、观念史了。
所谓“关系”史研究，理想的状况是利用双方的史料，在厘定“战后”原点——交战国应该首先进行清算战争责任、处置领土问题、缔结和平条约的战后处理外交——的前提下，实证解析中日关系偏离战后处理外交主题而寻求“友好”或“政治经济分离”之类实用主义目标的原因，建立由于战后处理延迟化、暧昧化导致所谓“历史遗留问题”进而引发1990年代以来“民族主义对抗”的历史连续性逻辑。老一代学者如矢吹晋，既有战后处理外交的问题意识，在中国也有较多的学术交流关系和史料信息来源，所以其研究坚持战后中日关系史的本来问题意识和过程实证路线，激烈批判服部龙二在《日中邦交正常化——田中角荣、大平正芳、官僚们的挑战》里得出的“中国事实上放弃了钓鱼岛”、存在“日中和解精神”的结论，认为：服部龙二仅依据日本外务省“篡改”过的外交记录和退休外交官的一面之词而不了解或“无视”中方资料，这导致其结论错误，甚至“让人怀疑研究者的道德”。?不过，服部龙二本人在书中有所说明，他为其研究预设了存在“日中和解精神”的前提，强调其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分析“政治领导能力”和探索“应有的政治领导形态”。?可见，他本来就不是做中日“关系”史的研究，而是在日本对中国交涉过程中寻求日本主体性的政治学原理。并且，矢吹晋所说的他“无视”或不了解中国方面的资料，也决定了其研究并非“关系”史而是日本中心主义的政治史趣味。还应该注意到，正如石井明在《记录与考证：日中邦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谈判》的前言中已经指出的，中国方面的外交史资料短缺，与研究需要、学者期待差距很大。这种中国史料短缺而日本史料相对丰富的现实，难免导致日本学者趋于日本资料偏向和脱“关系”史而研究日本对中国交涉的政治史转向。 “关系”史研究关注中日之间的“问题”，当然就在战后处理即谢罪问题、赔偿问题、领土问题、台湾问题的生成与演变的方向上展开叙事。但日本对中国交涉的政治史就忽视这种“关系”性问题，而关注国际政治的权力所在和国内政治的动力学，其代表性著作如井上正也的《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政治史》。?因为战后美国对日本有着至高无上的“占领”权力，所以日本不得不服从美国而选择“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为议和对象，于是形成了日本国内的“中国问题”;但日本选择与台湾议和之后就掌握了压迫蒋介石政权放弃赔偿要求的权力，而在中美关系解冻之后日本政界的“亲中国派”壮大，“中国问题”转化为与大陆新中国交涉时有压迫性的“台湾问题”，所以中日邦交正常化交涉就成了“日华断交”与放弃赔偿的相互确认。于是可以看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政治史》中几乎不存在“战争责任问题”和“钓鱼岛问题”的讨论，似乎中日关系只存在“台湾问题”——事实上日本拿与台湾断交换了其他问题。不过，在他人主编的《日中关系史》执笔“邦交正常化”部分时，井上正也就当然地重视“关系”而讨论“谢罪问题”“钓鱼岛问题”了，并参考矢吹晋的研究和中国学者的研究，强调两国对“战争反省与赔偿要求放弃”的逻辑关系并无共识、战后处理流于暧昧形式、“历史认识”冲突必然发生的“问题”连续性。?这证明，改变中日关系研究的日本中心主义偏向其实有待于中国的史料开放和学术繁荣，以使日本学者能够充分利用中国档案资料、参考中国学者的研究。
战后中日关系研究的观念史代表作是马场公彦的《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从日本战败到文化大革命、日中复交》，它与续篇《现代日本人的中国观——从日中邦交正常化到天安门事件、天皇访华》构成了对1945年到1990年代日本人中国观演变的历史考察。观念史的研究对象是话语，日本人的中国观在日本学者研究中国的知识生产和媒体的舆论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形成，作为民意则关系到投票行动和政策选择。因此可以理解，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变迁与中日关系发展有着惊心动魄的相关性：战后初期，投射着日本变革愿望的左派理想主义中国话语控制论坛，但随着中国的政治运动引起争议而分化出支持派和批评派;再经过中苏分裂和中国的政治经济挫折，亲华的理想主义中国论不断萎缩而仅剩下极少数崇拜毛泽东的“新左翼”，1970年代初的“林彪事件”和中美关系解冻更使曾经支持中国的日本知识分子陷于沉默;之后，崛起于论坛并占据主流的是以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学和权力斗争论为分析工具的“现代中国研究者”群体，他们摆脱中日关系的特殊历史性质而认为中国是“没有价值的研究对象”，其批判研究传播了专制的、落后的、冷酷权谋的负面中国观。而在这一时期，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临近使得战争责任成为论坛的一大主题。但“无价值中国论”作为学术话语已然成立，为逃避赔偿而否认战争责任和加害事实之更极端蔑视中国的“反华话语”就得以传播，从现实主义外交逻辑讨论得失的“功利主义派”与主张承担战争责任的“道义主义派”两种中日复交论势均力敌。?这种对抗格局其实是反华、反共话语的成功，意味着日本对中国的战争责任伦理政治不能成立。于是，日本外交团队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时回避战争性质、逃避加害责任，准确地折射着居于舆论主流的蔑视中国观。蔑视中国观在资本进军中国市场的1980年代还有所顾虑，但到中国陷于国际政治孤立的1990年代就公然制造“历史认识”对抗了，而随着中国的GDP数字膨胀以及领土争议摩擦，蔑视中国观与中国威胁论相辅相成。?于是，民意调查的嫌恶中国指标陡然上升，日本政府的强硬对华外交就成了常态。
通过对这种崇敬与友好、批判与蔑视、敌视与对抗的中国观的梳理，自然使中国处于被观察、被审视对象地位的叙事结构，形成了强大的日本文化主体性及其中日关系话语权力。但应该注意到，这是由日本学者利用日本史料研究日本人认识中国的知识生产和国际传播主体地位造成的，所以马场公彦在其著作的中文译本前言中非常遗憾地谈到战后中国人日本观研究的空白状况，他希望其著作在中國翻译出版，能成为促使中国学者研究中国人日本观的一个契机。21这足以提示人们，经过两次世界大战追究战争犯罪的国际法实践并形成大国警察联盟和平体制之后，在选举政治的国家和平秩序中，共识过程可视化的传播政治学取代了暴力决定论的强权政治学，知识、舆论、民意、投票的信息流程已经可以观察和监测。因此，任何国家欲主张国际秩序，必须以自我认识、国际认识的民族知识生产与他国学术、媒体构成有条理的对话，这种象征互动已经成为全球传播时代外交的前提，也是所谓“公民外交”的构成部分。22
从2003年作为岩波书店编辑策划出版《记录与考证：日中邦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谈判》，到2015年作为学者在中国出版《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译本，作为日本学术出版的代表性人物，马场公彦一直期待、推动中日两国的知识对话，不断开辟着可持续知识对话的中日关系空间。新时代的中日关系需要中国的学术、出版具有相应的知识生产能力和国际传播主体性，这种能力对称和主体性平衡决定信息化时代国家间政治的正常和对等。
注释：
①安倍自己关闭了同中国领导人对话的大门[N].人民日报，2013-12-31（2）.
②为中国政府同安倍“绝交”鼓掌[N].环球时报，2013-12-31（14）.
③毛里和子.日中漂流——グローバル·ぱわ一はどこへ向かうか[M].东京：岩波书店，2017：i.
④『第5の文書』策定急務[N].每日新聞，2018-8-15.
⑤笔者对东京大学副校长田中明彦教授的采访（2009年12月22日于北京）[Z]//李廷江，刘建平，主编.战后中日关系口述史.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2014：196-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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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矢吹晋·尖閣問題の核心——日中関係はどうなる[M].花伝社，2013：42. ⑧石井明，等，编.記録と考証日中国交正常化·日中平和友好条約締結交涉[M].东京：岩波书店，2003：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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