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我乘公共汽车去农村。农村青壮年大都打工去了，沿途停车上来的多是走亲访友的蹒跚老人。这些老人乘车大都以同样奇怪的姿态：他们蜷进座位的角落，枯瘦的手紧紧锁住边上的栏杆。
　　那几个坐在过道包袱上的老太太神色更加紧张，她们尽量把自己的身体蜷缩到最小，眼睛不安地盯在地板上，一旦有谁上下车从她们身边经过时，她们都毫无必要地颤颤微微地把小脚盘起来让路，人过去许久才小心翼翼地放下来。
　　这就是传统的中国农民的典型神态：在自己熟悉的一亩三分地之外，他们永远是紧张的、怯懦的，似乎周围充满不可测的危险。
　　我想起了作家关仁山讲过一个故事：在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在河北滦县进行扫荡。他们把一个村子三百多口人集中起来，叫他们挖一个大坑。村民们知道这个坑是用来埋自己的，然而还是一锹一镐，认认真真地挖好了这个坑。然后，三百多人全部被枪杀，埋在这个坑里。
　　抗日战争过去五十多年了，我们还是能看到这样的新闻：一个歹徒，两天之内，仅凭手里的一把小小的水果刀，就能在长途客车上，当着大家的面连续强奸几个女孩，全车乘客，包括其中一个女孩的亲哥哥，一言不发。
　　汉语里有一个独特的词——“顺民”，我不知道还有哪个民族的语言里有。那些农村老太太的神态，就是“顺民神态”。这种“顺民神态”告诉你，无论什么时候，他们都会选择顺从。
　　是什么，造就了中国人的“顺民性格”？
　　是中国独特的历史和独特的政治文化。
　　黑格尔说中国是个“停滞的帝国”，汤因比说中国几千年里处于“僵化状态”。如果因此而认为中国的传统社会没有发展，那无疑是错误的。几千年的中国史其实就是一部专制技术发展史。
　　因此，中华民族最大的发明创造不是“四大发明”，而是专制技术。这一技术，有高深的理论，有精密的设计，有庞大的体系。
　　从韩非子到董仲舒，它背后有许多理论提供者。秦始皇在全国范围内确立郡县制度，是这一技术大规模应用的开始。汉武帝“独尊儒术”给秦始皇创立的硬制度，配合上了非常适用的意识形态体系。
　　唐太宗完善了科举制度，把社会的智力资源统一到“皓首穷经”这一条路上来，有力地从制度上控制住了知识分子的头脑。清代诸君，则大兴文字狱，在人们头脑里直接建立监狱，终于把专制制度推上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峰。
　　专制技术发展史的另一面，或者说这种技术成果的体现，就是一部漫长曲折的国民性演变史。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新旧交汇的河口，传统与现代，在各个层次交错重叠。从表面上看，或者用一句学术术语，从“器物层面”上看，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是全面西化了。西服领带早已取代了长袍马褂，大巴和小汽车取代了马车和轿子。在把“四旧”破坏殆尽的基础上，我们再以现代化的名义，扫荡掉古老民居，建起一幢幢面目雷同的钢筋水泥大厦。但是，这仅仅是表象。
　　在现代化的外衣之下，传统中国的内核正在如几千年前一样安详地、可怕地静静旋转。这种传统与现代的交错，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变幻莫测，光怪陆离。这种错综复杂，不但让外国人迷惑，也让中国人眩晕。世界诸多重要国家中，只有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最为崎岖曲折，多次重复交纳高昂的学费，却依然在同一个地方不断跌倒。
　　到现在为止，在中国人与中国人的面对面斗争中，成功者无一不是更“中国”的人。在晚清，慈禧太后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斗争中，那个深懂中國权力运作机要的老太太胜了。在民国初，从海外回来的孙中山被土生土长的官僚袁世凯轻而易举地打败了。
　　因此，认识清楚古老中国的内核，是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必须做的事。这是我们走下去的前提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