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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8支1、支2、支6、通州公交14路……好几趟公交车轮番开过来,还是难以疏散不断聚拢的人流。从小区里走出来的男男女女,一个个面无表情,争先恐后地将自己塞进沙丁鱼罐头般的车厢。
这里是距北京城铁八通线终点不远处的太玉园,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上万人口,其中差不多有一半以上在“城里”上班。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城市社区,十年前只有一两千人住这儿,那时它的名字还是京郊农村张湾。
消失的村庄
宁国柱(化名)今年50多岁,是张湾村的老居民。在他的记忆里,十年前的张湾村是个恬淡安静的地方:乡邻们都住在自家建造的平房小院里,鸡犬之声相闻;每家分得一小块土地种菜或者种粮,阡陌交错在田间;农忙的时候,一家人齐动手,呼啦一阵风,用不了几天就完成了收和种;农闲了,家里和地里都交给老人和孩子,成年男女则凭借各自不同的手艺,就近做点小买卖或者外出到别的地方打工。
如今,张湾村早已不再是老母鸡欢叫着生蛋的舞台,楼房林立的太玉园成了宠物狗悠闲遛弯的乐土。宁国柱和他的乡邻们也挥别了耕种生活,搬进“上看不着天、下不接地气”的楼房,跟那些后来陆续住进来的城市新邻居一起,转身做起社区居民。吃菜靠买,用水用电需要提前充卡,每年还得交一定数额的物业费和暖气费,住了几十年的家乡顿时变得陌生起来。
所有这些,都因十年前的那场“旧村改造”运动而起。
大约是在2000年左右的光景,北京东六环和京沈高速在附近施工,村里的很多生产用地被征用,其中一部分做了绿化带,另一部分则被大量取土,用作两条路的路基。眼看复耕还农的希望不大,村干部们便做了一个决定,把由此获得的征地补偿款提留出来,买建材,找施工队,在被取土的地块上盖楼,目的是把先前零散居住的农民们集中到一起,省点地。
宁国柱是瓦工出身,盖第一批楼房的时候,他差不多参与了整个建造过程。具体细节已经有些模糊,留下的大致印象是,刚开始建时只盖了8栋六层高的板楼,每栋大概是4个单元,加起来有300多套房子,用了一年多时间才完工。
2002年,张湾村开始动员村民往楼房里搬,当时村里开出的条件是,“正房一平换一平,厢房两平换一平,村里再补贴十个平方,倘面积不足或有多出,按每平米600元的价格找齐”。很多村民对此并不满意,村干部整天忙着做大家的思想工作,后来拿出了搬家费做奖励,村民才搬了进去。
张湾村大约有2100口人,870户人家,300多套住房显然无法满足所有村民的搬迁需求。第二年,村里又开始盖房了,这次的规模比先前大了很多,大约有二三十栋房子前后脚开工,很快就把原先的空地占得差不多了。2004年,这些房子陆陆续续建成。但问题又来了,即使全村人都搬进去,这些房子也住不完。
多出来的房子怎么办?当然是卖。按照村里当时的政策,本村居民在这里买楼,可以按成本价600元一个平方,外来人员过来买,价格翻倍。不过,从实际的情况看,来这边买楼的人并不算多,宁国柱说,真正过来的大部分还都是附近几个村子的村民,或者是本村村民的亲戚。在农村,向来在盖房娶亲上互有攀比,张湾村率先盖起楼房之后,周围十里八村的农民开始露出羡慕苗头,不少青年男女谈婚论嫁,女方家长开始要求男方,“到张湾买套楼房吧!”余出的房子于是才开始有了一些消化。
真正大量售出是2005年的事情。那一年,整个北京城的房价高歌猛进,新开的楼盘一天一个价,还总是遭到买主的哄抢。主城区的“城中村”拆迁和近郊乡村的“城市化”也开展得如火如荼,大批贫困拆迁户和失地的农民负担不起原有居住地的生活成本,开始涌向更远一些的郊区,张湾村的楼房突然就变得紧俏起来。
这一年,张湾村自己的拆除工作也开始了。先前未搬进楼房时,村民大都聚居在张采路东侧,那是一水儿的平房和农家院,后来村民们搬进了位于张采路西侧的楼房,原有宅基地的用途和归属也就成了悬案。宁国柱说,一开始还有部分村民幻想着村里会分给个人当自留地用,后来得到的消息却是也收归集体了。作为补偿,村里答应向村民发放粮食补贴,每人每年折合人民币1800元,同时解决的还有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村里凡年满51岁的村民,每人每年可领取3600元养老金。
张湾村原本就是方圆几里远近闻名的人口大村,支付这些开销显然需要有稳固的收入来源。然而,在此之前,村里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村办企业,钱从哪里来?张湾村的办法依然是楼盘开发。
2005年,一项总规划80万平方米的太玉园东区住宅工程,在拆除后的平房区基础上开建。次年7月,首期17栋7层板楼建成并对外销售,每平方米售价仅2600元,比周边其他位置的商品房便宜一半还要多。
此举在市场上迅速引发轰动效应,“全国最大小产权房”社区的声名不胫而走,许多买不起正规商品房的都市白领开始把目光转向这里。与此同时,张湾村又顺势在西区开发了沿街的商铺和富含艺术气质的联体叠加别墅群,于是商人、艺术家和老外也住了进来。
一个现代化的城市社区逐渐形成规模,整个村庄上空的乡土气息则被一点一滴地抹去。
都市新生活
置身于今天的太玉园,你已经很难再找到一个乡村的感觉。
水电暖全都入了户,安保、物业、健身器械、休闲乐园等配套设施也一应俱全。沿街一百多家店铺各色招牌林立,不仅先前村民们常见的餐馆、超市和理发店有很多,原来他们一点都用不到的美容院、洗衣房、西饼屋、宠物店和室内羽毛球馆也冒了出来。
以前,村民们走出院子,连接户与户之间的,是一条窄窄的小土道,遇到雨雪天气,往往会有好几天泥泞;现在,社区里到处都是水泥铺就的路面,楼与楼之间不但空间开阔,而且还有长满花花草草的绿地、花园。以前,村子里能买得起私家车的人就那么几户,现在,小区里停满了各种款式和牌子的轿车,连推销车险的小广告也司空见惯起来。
938路公交车开通了由小区直达国贸的支6路专线,去市里自然方便了许多;家乐福和易初莲花都有免费购物班车开进来,去购物只需要在家门口招招手;设在村口的张家湾卫生院也装饰一新,原先破旧低矮的房屋不见了,一座豪华气派的小楼拔地而起,高而大的招牌也换成了“张家湾医院”。
宁国柱说,作为村里的老居民,这些外在环境的变化自然是他们乐意看到的,但具体到家庭生活的细微处,变革却还是让他们有些不适应。刚搬进楼房那会儿,家里的厕所由原来的坑式化粪池变成了坐式抽水马桶,坐在上面无论如何都觉得很别扭。实在没办法,就只好跑下楼,偷到村口僻静的荒草丛里解手。
丢掉熟悉的农耕生活也让他觉得惋惜。“外头买的蔬菜和鸡蛋,总觉得没自己地里种的、自家养的鸡下的吃着有味儿!”但住在楼房里,养鸡养鸭是不可能了。想种菜,也已经没有地。这两年,作为瓦工的宁国柱体力大不如前,再加上一双儿女相继找到了工作,他便不再像以前那样拼命,在村里帮助下,他找到了个看小区大门的营生,虽然月工资只有几百元,但好就好在有大把的空闲时间。他把门岗不远处的花园利用起来,偷偷在里面种了几绺葱,被外围高高的冬青挡着,不探身往里瞧根本看不见。每天交接班之前,他都要跑去看看自己种的这些小玩意儿,浇浇水、薅薅草、逮逮虫,算是多年累计情感的一种释放。
难以释怀的还有邻里关系的变化。以前村民们住在自家院子里,院门白天是敞着的,彼此之间少不得经常串串门子,或借或还交换一些生产器具。搬进楼房后,各家各户都锁紧了房门,交流变得困难起来,只有在楼下遛弯偶然碰到,老街坊们才互相打打招呼,聊上一会儿。
能够敞开聊的话题也不像以前那样多了。由于居住形态的改变,张湾村村民中间催生了很多跟以前不一样的行当,宁国柱现在做的社区安保工作算是一种,其他的职业还包括社区清洁工、小卖铺店主、摩的或黑车司机、房地产中介等等。不同的行业背景加剧了贫富分化,人们彼此之间的陌生感开始加深。大家互相见面时,开始不约而同地都摆出一副很忙的样子,不再像以前那样坐下来一聊就是半天。
外来人员的不断涌入也在刺激着他们。宁国柱说,虽然来这边买房的大都不是太有钱的主儿,但从消费习惯上看,他们到底还是比农村人显得阔气些,像美容院、洗衣房、宠物店等一类的消费场所,几乎永远是从外面搬来的业主,本村村民很少会把自己家的衣服花钱让别人去洗。
财富效应示范下,村民们的心态比先前务实了许多。《中国周刊》记者在太玉园里找他们攀谈,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我给你讲这些,你能给我什么好处?”
无奈的移民
业主李志江是宁国柱口中的“外来人员”之一。这是一个29岁的外省青年,来京工作6年,4年前在太玉园买房。
在一个名为“太玉园业主联盟”的QQ群里,《中国周刊》记者找到他,聊起移民到这里的新生活,小李说,由于是众所周知的“小产权房”,住起来并没有太多归属感。加上除了周末,每天上班下班都在市区,跟社区里的其他居民交流并不太多,太玉园的房子对他,更像是一个长期租来的旅馆。
这样的结局,早在当初决定要在这里买房的时候,就已经料到了。小李在北京西郊的石景山区上班,通州太玉园位于东部郊区,每天上下班,几乎横穿了整个京城,即使是坐地铁,也需要倒三四次车,花两三个小时。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妻子可以相对省力一点。她在国贸卖衣服,柜台一站就是一整天,“选一个离她近点的地方住,也是应该的。”
为何不买附近的大产权房?小李有他自己的苦衷。2006年,当他跟相恋多年的女友准备结婚时,丈母娘提出了一个条件,那就是得给自己女儿买一套房子。当时,小李和女友参加工作时间不长,手里的积蓄加起来也就5万多点,父母替儿子东拼西凑,总算拿出了15万块。
可是,当小两口兴冲冲地奔向售楼处时,却很快被高昂的房价泼了一盆又一盆冷水。那时,通州地铁沿线的商品房均价已到八九千,石景山区八角游乐园附近开价也要一万五,小李手里的15万连首付都不够。
为了寻找便宜房子,小李向单位请了一个月的假,专门往偏远的郊区跑。在交通不便的房山、顺义,的确有几处勉强能够买得起的房子,但如果是商品房,买过来以后仍然要背负二三十年的房贷负担。思虑再三,他和女友决定买下太玉园的小产权房。
这是一个50多平方米的一居室,两个人住正好,一旦有父母亲戚过来,就得打地铺。但好就好在够便宜,按当时张湾村的房价,每平米3000元不到,加上“过户费”,正好15万全都用上了。两个人高高兴兴地结了婚,日子总算是安定了下来。
如今,结婚三年多,两个人仍然没敢要小孩。“一有孩子,花销就大很多,父母过来照看孩子,家里也住不下。”小李说,过几年实在没办法的时候,他可能会在客厅或卧室里隔出一个小间来,当做育婴房用。
换大房子是想也不敢想的事情。太玉园里现在的二手房均价已经涨到了七八千一平,即便是买60多平的小两居,也得将近50万元。而且小产权房交易必须是一次付清,不能贷款,小李月工资只有3000多块,妻子卖衣服赚的钱也很有限,即便是把现在住的一居室卖了,也还是差那么几万块钱。
买大产权房,更是不可能的事情。今年春天,受CBD东扩和新城规划影响,通州区的房价大涨了30%,入夏之后,虽然因为新政调控略有回落,均价仍然在万元以上,对于小李这样的年轻人来说,买房置产,仍然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小产权之惑
即便是花钱买了房子,日子也并没有轻松多少,小产权房政策上的缺失始终像一把利剑,高悬在太玉园业主们心头。
今年5月底,北京怀柔区一处名叫“水岸江南”的在建小产权房小区被强制拆除,媒体惊呼“政府要对小产权房动真格的了!”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消息迅速在太玉园里引发热议,在太玉园社区论坛上,围绕小产权房未来命运的帖子覆盖了整个屏幕。有网友援引新闻资料,贴出了官方部门对此的表态——
早在今年1月底举行的全国国土资源工作会议上,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就曾公开表态:清理“小产权房”是国土资源部2010年要重点打好的一场硬仗。他说,“今年如果不清理小产权房,城镇化进程加快之后,问题会进一步蔓延,范围会进一步扩大。”
6月的一天,李志江看到这些帖子,不安地将其转发到QQ群里,并敲出一句话,“咱们太玉园没事吧?”在线的其他业主纷纷跳出来安慰他,“别担心,那么多人都住在这儿,不可能一下拆掉!”“2007年就闹过一阵儿整顿小产权房的新闻,后来也没见怎么样。”“新闻里说了,拆除的是尚未销售的和2007年12月30日以后新建、续建的小产权房,2007年12月30日以前销售的已建成房屋,还要等到全国小产权房处理政策出台后才处理。”
李志江心里的石头这才落了地,他跟《中国周刊》记者说,如果说以后的政策是让业主们交一点钱,将小产权房身份转正,他和其他业主差不多还能接受,“毕竟这里的房子原来就比别处便宜,现在价格也涨了不少”,但如果说政府将来要强行收回这些房子,像他这样的业主,也只能是重新回到租房的生活中去了。
焦急的还有太玉园里的房产中介们,半年之前通州房价飞涨时,来这里看房、买房的人络绎不绝,4月份国家调控房价政策出台后,市场迅速转为观望,现在怀柔的小产权房一拆,太玉园的房子彻底变成了无人问津。
“我们的门开一天就得交一天的房租,现在没有交易量,连房租都养不起。”见有记者过来采访,一名房产中介老板坐在办公室里抱怨个不停。她是张湾村的老居民,在房价飞涨的2006年和家人开了这家公司,据说收入比以前做农民时多了不老少。可如今,突如其来的“市场寒冬”让她这样的新手感到困惑,“已经有好几家中介都关门了,过一阵再不好,我们也得寻思,还要不要继续做下去。”
太玉园西区西北角,一座宏伟的雕花牌楼高高矗立,由张湾村村长手写的“太玉园”三个大字熠熠生辉。就在这座牌楼边上,三四栋新的居民楼仍在抓紧施工。村里人说,几个月后,那又可能成为新一批待价而沽的小产权房。
它们的命运究竟会发生怎样的转变,现在,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定的答案。
这里是距北京城铁八通线终点不远处的太玉园,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上万人口,其中差不多有一半以上在“城里”上班。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城市社区,十年前只有一两千人住这儿,那时它的名字还是京郊农村张湾。
消失的村庄
宁国柱(化名)今年50多岁,是张湾村的老居民。在他的记忆里,十年前的张湾村是个恬淡安静的地方:乡邻们都住在自家建造的平房小院里,鸡犬之声相闻;每家分得一小块土地种菜或者种粮,阡陌交错在田间;农忙的时候,一家人齐动手,呼啦一阵风,用不了几天就完成了收和种;农闲了,家里和地里都交给老人和孩子,成年男女则凭借各自不同的手艺,就近做点小买卖或者外出到别的地方打工。
如今,张湾村早已不再是老母鸡欢叫着生蛋的舞台,楼房林立的太玉园成了宠物狗悠闲遛弯的乐土。宁国柱和他的乡邻们也挥别了耕种生活,搬进“上看不着天、下不接地气”的楼房,跟那些后来陆续住进来的城市新邻居一起,转身做起社区居民。吃菜靠买,用水用电需要提前充卡,每年还得交一定数额的物业费和暖气费,住了几十年的家乡顿时变得陌生起来。
所有这些,都因十年前的那场“旧村改造”运动而起。
大约是在2000年左右的光景,北京东六环和京沈高速在附近施工,村里的很多生产用地被征用,其中一部分做了绿化带,另一部分则被大量取土,用作两条路的路基。眼看复耕还农的希望不大,村干部们便做了一个决定,把由此获得的征地补偿款提留出来,买建材,找施工队,在被取土的地块上盖楼,目的是把先前零散居住的农民们集中到一起,省点地。
宁国柱是瓦工出身,盖第一批楼房的时候,他差不多参与了整个建造过程。具体细节已经有些模糊,留下的大致印象是,刚开始建时只盖了8栋六层高的板楼,每栋大概是4个单元,加起来有300多套房子,用了一年多时间才完工。
2002年,张湾村开始动员村民往楼房里搬,当时村里开出的条件是,“正房一平换一平,厢房两平换一平,村里再补贴十个平方,倘面积不足或有多出,按每平米600元的价格找齐”。很多村民对此并不满意,村干部整天忙着做大家的思想工作,后来拿出了搬家费做奖励,村民才搬了进去。
张湾村大约有2100口人,870户人家,300多套住房显然无法满足所有村民的搬迁需求。第二年,村里又开始盖房了,这次的规模比先前大了很多,大约有二三十栋房子前后脚开工,很快就把原先的空地占得差不多了。2004年,这些房子陆陆续续建成。但问题又来了,即使全村人都搬进去,这些房子也住不完。
多出来的房子怎么办?当然是卖。按照村里当时的政策,本村居民在这里买楼,可以按成本价600元一个平方,外来人员过来买,价格翻倍。不过,从实际的情况看,来这边买楼的人并不算多,宁国柱说,真正过来的大部分还都是附近几个村子的村民,或者是本村村民的亲戚。在农村,向来在盖房娶亲上互有攀比,张湾村率先盖起楼房之后,周围十里八村的农民开始露出羡慕苗头,不少青年男女谈婚论嫁,女方家长开始要求男方,“到张湾买套楼房吧!”余出的房子于是才开始有了一些消化。
真正大量售出是2005年的事情。那一年,整个北京城的房价高歌猛进,新开的楼盘一天一个价,还总是遭到买主的哄抢。主城区的“城中村”拆迁和近郊乡村的“城市化”也开展得如火如荼,大批贫困拆迁户和失地的农民负担不起原有居住地的生活成本,开始涌向更远一些的郊区,张湾村的楼房突然就变得紧俏起来。
这一年,张湾村自己的拆除工作也开始了。先前未搬进楼房时,村民大都聚居在张采路东侧,那是一水儿的平房和农家院,后来村民们搬进了位于张采路西侧的楼房,原有宅基地的用途和归属也就成了悬案。宁国柱说,一开始还有部分村民幻想着村里会分给个人当自留地用,后来得到的消息却是也收归集体了。作为补偿,村里答应向村民发放粮食补贴,每人每年折合人民币1800元,同时解决的还有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村里凡年满51岁的村民,每人每年可领取3600元养老金。
张湾村原本就是方圆几里远近闻名的人口大村,支付这些开销显然需要有稳固的收入来源。然而,在此之前,村里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村办企业,钱从哪里来?张湾村的办法依然是楼盘开发。
2005年,一项总规划80万平方米的太玉园东区住宅工程,在拆除后的平房区基础上开建。次年7月,首期17栋7层板楼建成并对外销售,每平方米售价仅2600元,比周边其他位置的商品房便宜一半还要多。
此举在市场上迅速引发轰动效应,“全国最大小产权房”社区的声名不胫而走,许多买不起正规商品房的都市白领开始把目光转向这里。与此同时,张湾村又顺势在西区开发了沿街的商铺和富含艺术气质的联体叠加别墅群,于是商人、艺术家和老外也住了进来。
一个现代化的城市社区逐渐形成规模,整个村庄上空的乡土气息则被一点一滴地抹去。
都市新生活
置身于今天的太玉园,你已经很难再找到一个乡村的感觉。
水电暖全都入了户,安保、物业、健身器械、休闲乐园等配套设施也一应俱全。沿街一百多家店铺各色招牌林立,不仅先前村民们常见的餐馆、超市和理发店有很多,原来他们一点都用不到的美容院、洗衣房、西饼屋、宠物店和室内羽毛球馆也冒了出来。
以前,村民们走出院子,连接户与户之间的,是一条窄窄的小土道,遇到雨雪天气,往往会有好几天泥泞;现在,社区里到处都是水泥铺就的路面,楼与楼之间不但空间开阔,而且还有长满花花草草的绿地、花园。以前,村子里能买得起私家车的人就那么几户,现在,小区里停满了各种款式和牌子的轿车,连推销车险的小广告也司空见惯起来。
938路公交车开通了由小区直达国贸的支6路专线,去市里自然方便了许多;家乐福和易初莲花都有免费购物班车开进来,去购物只需要在家门口招招手;设在村口的张家湾卫生院也装饰一新,原先破旧低矮的房屋不见了,一座豪华气派的小楼拔地而起,高而大的招牌也换成了“张家湾医院”。
宁国柱说,作为村里的老居民,这些外在环境的变化自然是他们乐意看到的,但具体到家庭生活的细微处,变革却还是让他们有些不适应。刚搬进楼房那会儿,家里的厕所由原来的坑式化粪池变成了坐式抽水马桶,坐在上面无论如何都觉得很别扭。实在没办法,就只好跑下楼,偷到村口僻静的荒草丛里解手。
丢掉熟悉的农耕生活也让他觉得惋惜。“外头买的蔬菜和鸡蛋,总觉得没自己地里种的、自家养的鸡下的吃着有味儿!”但住在楼房里,养鸡养鸭是不可能了。想种菜,也已经没有地。这两年,作为瓦工的宁国柱体力大不如前,再加上一双儿女相继找到了工作,他便不再像以前那样拼命,在村里帮助下,他找到了个看小区大门的营生,虽然月工资只有几百元,但好就好在有大把的空闲时间。他把门岗不远处的花园利用起来,偷偷在里面种了几绺葱,被外围高高的冬青挡着,不探身往里瞧根本看不见。每天交接班之前,他都要跑去看看自己种的这些小玩意儿,浇浇水、薅薅草、逮逮虫,算是多年累计情感的一种释放。
难以释怀的还有邻里关系的变化。以前村民们住在自家院子里,院门白天是敞着的,彼此之间少不得经常串串门子,或借或还交换一些生产器具。搬进楼房后,各家各户都锁紧了房门,交流变得困难起来,只有在楼下遛弯偶然碰到,老街坊们才互相打打招呼,聊上一会儿。
能够敞开聊的话题也不像以前那样多了。由于居住形态的改变,张湾村村民中间催生了很多跟以前不一样的行当,宁国柱现在做的社区安保工作算是一种,其他的职业还包括社区清洁工、小卖铺店主、摩的或黑车司机、房地产中介等等。不同的行业背景加剧了贫富分化,人们彼此之间的陌生感开始加深。大家互相见面时,开始不约而同地都摆出一副很忙的样子,不再像以前那样坐下来一聊就是半天。
外来人员的不断涌入也在刺激着他们。宁国柱说,虽然来这边买房的大都不是太有钱的主儿,但从消费习惯上看,他们到底还是比农村人显得阔气些,像美容院、洗衣房、宠物店等一类的消费场所,几乎永远是从外面搬来的业主,本村村民很少会把自己家的衣服花钱让别人去洗。
财富效应示范下,村民们的心态比先前务实了许多。《中国周刊》记者在太玉园里找他们攀谈,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我给你讲这些,你能给我什么好处?”
无奈的移民
业主李志江是宁国柱口中的“外来人员”之一。这是一个29岁的外省青年,来京工作6年,4年前在太玉园买房。
在一个名为“太玉园业主联盟”的QQ群里,《中国周刊》记者找到他,聊起移民到这里的新生活,小李说,由于是众所周知的“小产权房”,住起来并没有太多归属感。加上除了周末,每天上班下班都在市区,跟社区里的其他居民交流并不太多,太玉园的房子对他,更像是一个长期租来的旅馆。
这样的结局,早在当初决定要在这里买房的时候,就已经料到了。小李在北京西郊的石景山区上班,通州太玉园位于东部郊区,每天上下班,几乎横穿了整个京城,即使是坐地铁,也需要倒三四次车,花两三个小时。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妻子可以相对省力一点。她在国贸卖衣服,柜台一站就是一整天,“选一个离她近点的地方住,也是应该的。”
为何不买附近的大产权房?小李有他自己的苦衷。2006年,当他跟相恋多年的女友准备结婚时,丈母娘提出了一个条件,那就是得给自己女儿买一套房子。当时,小李和女友参加工作时间不长,手里的积蓄加起来也就5万多点,父母替儿子东拼西凑,总算拿出了15万块。
可是,当小两口兴冲冲地奔向售楼处时,却很快被高昂的房价泼了一盆又一盆冷水。那时,通州地铁沿线的商品房均价已到八九千,石景山区八角游乐园附近开价也要一万五,小李手里的15万连首付都不够。
为了寻找便宜房子,小李向单位请了一个月的假,专门往偏远的郊区跑。在交通不便的房山、顺义,的确有几处勉强能够买得起的房子,但如果是商品房,买过来以后仍然要背负二三十年的房贷负担。思虑再三,他和女友决定买下太玉园的小产权房。
这是一个50多平方米的一居室,两个人住正好,一旦有父母亲戚过来,就得打地铺。但好就好在够便宜,按当时张湾村的房价,每平米3000元不到,加上“过户费”,正好15万全都用上了。两个人高高兴兴地结了婚,日子总算是安定了下来。
如今,结婚三年多,两个人仍然没敢要小孩。“一有孩子,花销就大很多,父母过来照看孩子,家里也住不下。”小李说,过几年实在没办法的时候,他可能会在客厅或卧室里隔出一个小间来,当做育婴房用。
换大房子是想也不敢想的事情。太玉园里现在的二手房均价已经涨到了七八千一平,即便是买60多平的小两居,也得将近50万元。而且小产权房交易必须是一次付清,不能贷款,小李月工资只有3000多块,妻子卖衣服赚的钱也很有限,即便是把现在住的一居室卖了,也还是差那么几万块钱。
买大产权房,更是不可能的事情。今年春天,受CBD东扩和新城规划影响,通州区的房价大涨了30%,入夏之后,虽然因为新政调控略有回落,均价仍然在万元以上,对于小李这样的年轻人来说,买房置产,仍然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小产权之惑
即便是花钱买了房子,日子也并没有轻松多少,小产权房政策上的缺失始终像一把利剑,高悬在太玉园业主们心头。
今年5月底,北京怀柔区一处名叫“水岸江南”的在建小产权房小区被强制拆除,媒体惊呼“政府要对小产权房动真格的了!”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消息迅速在太玉园里引发热议,在太玉园社区论坛上,围绕小产权房未来命运的帖子覆盖了整个屏幕。有网友援引新闻资料,贴出了官方部门对此的表态——
早在今年1月底举行的全国国土资源工作会议上,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就曾公开表态:清理“小产权房”是国土资源部2010年要重点打好的一场硬仗。他说,“今年如果不清理小产权房,城镇化进程加快之后,问题会进一步蔓延,范围会进一步扩大。”
6月的一天,李志江看到这些帖子,不安地将其转发到QQ群里,并敲出一句话,“咱们太玉园没事吧?”在线的其他业主纷纷跳出来安慰他,“别担心,那么多人都住在这儿,不可能一下拆掉!”“2007年就闹过一阵儿整顿小产权房的新闻,后来也没见怎么样。”“新闻里说了,拆除的是尚未销售的和2007年12月30日以后新建、续建的小产权房,2007年12月30日以前销售的已建成房屋,还要等到全国小产权房处理政策出台后才处理。”
李志江心里的石头这才落了地,他跟《中国周刊》记者说,如果说以后的政策是让业主们交一点钱,将小产权房身份转正,他和其他业主差不多还能接受,“毕竟这里的房子原来就比别处便宜,现在价格也涨了不少”,但如果说政府将来要强行收回这些房子,像他这样的业主,也只能是重新回到租房的生活中去了。
焦急的还有太玉园里的房产中介们,半年之前通州房价飞涨时,来这里看房、买房的人络绎不绝,4月份国家调控房价政策出台后,市场迅速转为观望,现在怀柔的小产权房一拆,太玉园的房子彻底变成了无人问津。
“我们的门开一天就得交一天的房租,现在没有交易量,连房租都养不起。”见有记者过来采访,一名房产中介老板坐在办公室里抱怨个不停。她是张湾村的老居民,在房价飞涨的2006年和家人开了这家公司,据说收入比以前做农民时多了不老少。可如今,突如其来的“市场寒冬”让她这样的新手感到困惑,“已经有好几家中介都关门了,过一阵再不好,我们也得寻思,还要不要继续做下去。”
太玉园西区西北角,一座宏伟的雕花牌楼高高矗立,由张湾村村长手写的“太玉园”三个大字熠熠生辉。就在这座牌楼边上,三四栋新的居民楼仍在抓紧施工。村里人说,几个月后,那又可能成为新一批待价而沽的小产权房。
它们的命运究竟会发生怎样的转变,现在,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定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