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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仰南，山西永济人，1926年出生，1948年参加革命工作，历任晋绥边区十一专署文工团编导，中央建工部文工团创作员。50年代末，29岁的李仰南从北京来到朔风连绵的包头，当时的他，已经在戏剧创作方面有了一些成绩。来到包头后，与内蒙文联来的玛拉沁夫先生等几位文艺骨干迅速投入到市文联的初创工作当中。李仰南任当时文联的支部书记，以及创研室主任。
准备采访李老之前，我先与李老的儿子联系，这段时间李老的大儿子李建中老师一直在陪伴照顾李老。电话里李老师告诉我，父亲今年九十五岁了，很多事情记不清了，听力不好，语言表达上也有一些不顺畅，回答不了我太多问题，我把自己的问题压缩再压缩，从七个减到了三个。采访前一夜，我心里一直忐忑着与李老的对话是否能顺利进行。
第二天，我们如约到达李老家中，李建中老师接待了我们，随后他到里屋去唤李老出来。对话的声音我们都听得真切，李老是用了好几遍才听明白是“鹿鸣”的人来采访了。我也下意识地清了清嗓子。从里屋缓步走出的李老穿着一件蓝白碎格子的衬衫，外搭着一件红色毛衫，浅色的长裤干净整洁，见到我们，笑容满面地与我们点头。我想起之前见过的李老年轻时期的照片，眉宇之间似凝着一股锐气，老年时期，他的眉宇却要比年轻时舒展了不少，更加多了几分慈爱和温和。
我们在客厅的桌子边坐下来，将要展开第一个问题。李建中老师提醒我大声点，他到厨房里去给我们倒水。
“李老，您能跟我们聊一下最初的刊名‘钢城火花’是如何诞生的吗？您和几位初创者对这本刊物又有着怎样的寄予呢？”
我的问题讲了三遍，每一遍都将声音提高了一些，李老认真地看着我的脸，试图从嘴型的变化分辨出我的问题，但最终，我们还是都把希望寄托于李建中老师。李老师走过来，像辅导孩子作业的父亲，拿起刊物，指向刊名，将我的问题分解成几段给李老。李老仰头听着，认真的样子又像是个正在接受辅导的孩子。
李老获知了问题，点点头，开始思考。
“我们是在58年的时候开始筹备文联，我们几个筹备者：张佩青、玛拉沁夫、戈非、姜华……当时，我们从很多名字中选择了‘钢城火花’，因为包头是三大钢都之一，‘火花’就是钢铁锻造时迸发出的钢花，我们希望刊物能体现钢城的特点，在组稿时也突出了钢城的特点……”
一旦开始叙述，李老的思维是清晰的，说得也比较清楚，我大多都能听懂，他看着我在笔记本上写下一个个人物的名字，见我偶尔顿笔，还会将上一句再说一遍，或者停下来等我。这样，我们的对话就顺利了许多，我把问题写到本子上，然后给李老看。李老叙述，我记录。
“50年代末，包头的文学创作还是一片空白，那个时候，我经常跑企业、厂矿，去鼓励一些业余作者的创作……创刊号那一期，稿件不足，我们文联的几个人就赶紧拿自己的作品出来。玛拉沁夫一夜完成小说《迷路》，还有乐拓、戈非、许淇都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了。我的话剧《白衣红心》已经给西安的一家刊物了，又拍了加急电报将作品追回。”
创刊号是1959年第一期，共40页，封面用了胡申得的套色木刻作品《出铁》，两个钢铁工人手拿钢钎正在操作，火光照亮了整个画面。创刊号共发表了23篇文章，其中，有当时的副市长孟琦的诗歌作品《成长吧，包钢》，有当时的文联主席张佩青同志的《钢城火花颂》，玛拉沁夫先生的小说《迷路》，乐拓先生的《小高炉起死回生记》，戈非先生的诗歌《唱不完的歌》，许淇先生的《白云鄂博诗话》，还有李老的独幕话剧《白衣红心》。剩下的文章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源于包钢、二机的工人，我想，这些作者中应该就有李老和同仁们发掘和培养出的创作者。
这段时光在李老记忆深处珍藏，时隔七十年，那些年轻的人们和意气风发的往事依然光鲜如昨。
“李老，我在您的文章中看到刊物刚刚创立的时候，面临很多方面的困难，在那样的情况下，您内心是抱有怎样的想法坚持办刊的呢？”
李老看完了问题，头微微低下，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那些尘封的往事此刻正在被一双苍老的手轻轻翻检，我静静地望着李老，他头顶稀疏的白发梳理得整整齐齐，镜片后面的一双眼睛定格在我的笔记本上，他的思维还在顺着时光缓缓地走向深处。许久，李老抬头望了我一眼，张开了嘴，但只一瞬间，他又闭上了嘴，继续回到了思考的状态。时间如同海浪，潮涨潮落，将记忆冲刷成零碎的片段。李老也许刚刚找到了一些东西，正欲展示给我，却一不留神又掉落在了堆叠的往事中，他只好再回去寻找。
“那时候，我们真的是白手起家，没有办公场所，是借了一处地方作为临时办公场所，我们花了几十块买了一辆平板车，冬天能拉煤，印刷时，联系好了印刷厂，编辑推着纸过去……”
白手起家，用来形容创刊时的《钢城火花》，应当是再恰当不过。刚开始，刊物没有编辑，几经努力，解决了编辑的问题，却没有办公场所，编辑人员真的只有一双手和一支笔，他们要把稿子拿回家里去编。后来，借了中苏友好馆的二楼作为办公地点，连桌椅板凳也是人家的。李老提到的这一辆平板车，在《鹿鸣》的回忆中也被频繁地提起过。刚开始订阅量少，编辑们还曾推着刊物去街头叫卖。
“李老，您能聊聊您当时内心的想法吗？”
李老又一次返回到他深深的记忆中去。
过了一会儿，李老抬头看向我，摆摆手，说，“我的记忆现在不好了……我说不太清了……”
我握了握李老的手，“不，您说得很清楚了，我都记下来了。”
我看着在记忆深处努力翻捡的李老，内心中有些愧疚，对于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而言，我找了七十多年前的事来询问，真的不是一道好解的题，李老不是想随便聊聊，他知道我的來意，他想找最准确的答案给我。所以，他要反复地确认。因而，几次张口欲言，却又谨慎地中止。
我看向李建中老师，他说，要不就这样吧。我和同事点点头说好的。我再次握住李老的手，说，我们就聊到这里吧，我们要走了。李老双手依然捧着我笔记本上的那个问题，他张张嘴，似乎还想说什么，但还是没有说出来。我跟李老再次握手告辞，我说，祝您身体健康！李老张开嘴笑出了声，他缓慢地站起身来，跟我们告别，我才意识到，李老跟我们坐下来到现在一直没有变换姿势。
文革期间，《钢城火花》停刊，1978年又重新复刊，后更名为《包头文艺》，那时，李老已经52岁，担任了刊物的副主编。1980年《包头文艺》正式更名为《鹿鸣》，刊名由茅盾先生题写。80年代，《鹿鸣》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也迎来了文学事业的辉煌。李老大概在85年左右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
我翻阅李老的简历，他的著作颇丰，小说、戏剧及杂文作品若干，几部小说和剧本后来还拍成了电影。李老从50年代开始创作，笔耕不辍，直到我来到编辑部，依然见到80多岁的李老拿着自己的手写稿过来。文学对于李老，是一条长且宽阔的道路，作为创作者，他用文字关照世间百态，人生冷暖，同时作为文学编辑，努力成就更多的作者，成就这一本刊物。
李老曾写过一篇回忆文章叫《精心合力创文坛》，发表在《鹿鸣》五百期的纪念专刊上，他在文章最后一句说道：“精心合作，征程万里，路子很长啊！”我想，这便是我没有问出口的第三个问题的答案。我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想问李老对现在的《鹿鸣》和现在的编辑有什么想表达的吗？而这篇文章的题目也是对李老与同仁们在创刊之初排除万难一路向前的坚定力量最精确的概括吧，——“精心合力创文坛！”
我的面前是一群青年，他们谈笑有声，推着平板车，车上是他们的文学事业，亦是他们的梦想，他们用平板车将这本刊物推向她的美好未来。
准备采访李老之前，我先与李老的儿子联系，这段时间李老的大儿子李建中老师一直在陪伴照顾李老。电话里李老师告诉我，父亲今年九十五岁了，很多事情记不清了，听力不好，语言表达上也有一些不顺畅，回答不了我太多问题，我把自己的问题压缩再压缩，从七个减到了三个。采访前一夜，我心里一直忐忑着与李老的对话是否能顺利进行。
第二天，我们如约到达李老家中，李建中老师接待了我们，随后他到里屋去唤李老出来。对话的声音我们都听得真切，李老是用了好几遍才听明白是“鹿鸣”的人来采访了。我也下意识地清了清嗓子。从里屋缓步走出的李老穿着一件蓝白碎格子的衬衫，外搭着一件红色毛衫，浅色的长裤干净整洁，见到我们，笑容满面地与我们点头。我想起之前见过的李老年轻时期的照片，眉宇之间似凝着一股锐气，老年时期，他的眉宇却要比年轻时舒展了不少，更加多了几分慈爱和温和。
我们在客厅的桌子边坐下来，将要展开第一个问题。李建中老师提醒我大声点，他到厨房里去给我们倒水。
“李老，您能跟我们聊一下最初的刊名‘钢城火花’是如何诞生的吗？您和几位初创者对这本刊物又有着怎样的寄予呢？”
我的问题讲了三遍，每一遍都将声音提高了一些，李老认真地看着我的脸，试图从嘴型的变化分辨出我的问题，但最终，我们还是都把希望寄托于李建中老师。李老师走过来，像辅导孩子作业的父亲，拿起刊物，指向刊名，将我的问题分解成几段给李老。李老仰头听着，认真的样子又像是个正在接受辅导的孩子。
李老获知了问题，点点头，开始思考。
“我们是在58年的时候开始筹备文联，我们几个筹备者：张佩青、玛拉沁夫、戈非、姜华……当时，我们从很多名字中选择了‘钢城火花’，因为包头是三大钢都之一，‘火花’就是钢铁锻造时迸发出的钢花，我们希望刊物能体现钢城的特点，在组稿时也突出了钢城的特点……”
一旦开始叙述，李老的思维是清晰的，说得也比较清楚，我大多都能听懂，他看着我在笔记本上写下一个个人物的名字，见我偶尔顿笔，还会将上一句再说一遍，或者停下来等我。这样，我们的对话就顺利了许多，我把问题写到本子上，然后给李老看。李老叙述，我记录。
“50年代末，包头的文学创作还是一片空白，那个时候，我经常跑企业、厂矿，去鼓励一些业余作者的创作……创刊号那一期，稿件不足，我们文联的几个人就赶紧拿自己的作品出来。玛拉沁夫一夜完成小说《迷路》，还有乐拓、戈非、许淇都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了。我的话剧《白衣红心》已经给西安的一家刊物了，又拍了加急电报将作品追回。”
创刊号是1959年第一期，共40页，封面用了胡申得的套色木刻作品《出铁》，两个钢铁工人手拿钢钎正在操作，火光照亮了整个画面。创刊号共发表了23篇文章，其中，有当时的副市长孟琦的诗歌作品《成长吧，包钢》，有当时的文联主席张佩青同志的《钢城火花颂》，玛拉沁夫先生的小说《迷路》，乐拓先生的《小高炉起死回生记》，戈非先生的诗歌《唱不完的歌》，许淇先生的《白云鄂博诗话》，还有李老的独幕话剧《白衣红心》。剩下的文章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源于包钢、二机的工人，我想，这些作者中应该就有李老和同仁们发掘和培养出的创作者。
这段时光在李老记忆深处珍藏，时隔七十年，那些年轻的人们和意气风发的往事依然光鲜如昨。
“李老，我在您的文章中看到刊物刚刚创立的时候，面临很多方面的困难，在那样的情况下，您内心是抱有怎样的想法坚持办刊的呢？”
李老看完了问题，头微微低下，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那些尘封的往事此刻正在被一双苍老的手轻轻翻检，我静静地望着李老，他头顶稀疏的白发梳理得整整齐齐，镜片后面的一双眼睛定格在我的笔记本上，他的思维还在顺着时光缓缓地走向深处。许久，李老抬头望了我一眼，张开了嘴，但只一瞬间，他又闭上了嘴，继续回到了思考的状态。时间如同海浪，潮涨潮落，将记忆冲刷成零碎的片段。李老也许刚刚找到了一些东西，正欲展示给我，却一不留神又掉落在了堆叠的往事中，他只好再回去寻找。
“那时候，我们真的是白手起家，没有办公场所，是借了一处地方作为临时办公场所，我们花了几十块买了一辆平板车，冬天能拉煤，印刷时，联系好了印刷厂，编辑推着纸过去……”
白手起家，用来形容创刊时的《钢城火花》，应当是再恰当不过。刚开始，刊物没有编辑，几经努力，解决了编辑的问题，却没有办公场所，编辑人员真的只有一双手和一支笔，他们要把稿子拿回家里去编。后来，借了中苏友好馆的二楼作为办公地点，连桌椅板凳也是人家的。李老提到的这一辆平板车，在《鹿鸣》的回忆中也被频繁地提起过。刚开始订阅量少，编辑们还曾推着刊物去街头叫卖。
“李老，您能聊聊您当时内心的想法吗？”
李老又一次返回到他深深的记忆中去。
过了一会儿，李老抬头看向我，摆摆手，说，“我的记忆现在不好了……我说不太清了……”
我握了握李老的手，“不，您说得很清楚了，我都记下来了。”
我看着在记忆深处努力翻捡的李老，内心中有些愧疚，对于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而言，我找了七十多年前的事来询问，真的不是一道好解的题，李老不是想随便聊聊，他知道我的來意，他想找最准确的答案给我。所以，他要反复地确认。因而，几次张口欲言，却又谨慎地中止。
我看向李建中老师，他说，要不就这样吧。我和同事点点头说好的。我再次握住李老的手，说，我们就聊到这里吧，我们要走了。李老双手依然捧着我笔记本上的那个问题，他张张嘴，似乎还想说什么，但还是没有说出来。我跟李老再次握手告辞，我说，祝您身体健康！李老张开嘴笑出了声，他缓慢地站起身来，跟我们告别，我才意识到，李老跟我们坐下来到现在一直没有变换姿势。
文革期间，《钢城火花》停刊，1978年又重新复刊，后更名为《包头文艺》，那时，李老已经52岁，担任了刊物的副主编。1980年《包头文艺》正式更名为《鹿鸣》，刊名由茅盾先生题写。80年代，《鹿鸣》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也迎来了文学事业的辉煌。李老大概在85年左右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
我翻阅李老的简历，他的著作颇丰，小说、戏剧及杂文作品若干，几部小说和剧本后来还拍成了电影。李老从50年代开始创作，笔耕不辍，直到我来到编辑部，依然见到80多岁的李老拿着自己的手写稿过来。文学对于李老，是一条长且宽阔的道路，作为创作者，他用文字关照世间百态，人生冷暖，同时作为文学编辑，努力成就更多的作者，成就这一本刊物。
李老曾写过一篇回忆文章叫《精心合力创文坛》，发表在《鹿鸣》五百期的纪念专刊上，他在文章最后一句说道：“精心合作，征程万里，路子很长啊！”我想，这便是我没有问出口的第三个问题的答案。我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想问李老对现在的《鹿鸣》和现在的编辑有什么想表达的吗？而这篇文章的题目也是对李老与同仁们在创刊之初排除万难一路向前的坚定力量最精确的概括吧，——“精心合力创文坛！”
我的面前是一群青年，他们谈笑有声，推着平板车，车上是他们的文学事业，亦是他们的梦想，他们用平板车将这本刊物推向她的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