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社会将写它的历史，我只能当它的书记。”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这句名言，一方面体现了他“严格摹写现实”的特征，另一方面也以谦逊的语调，显示了他在写作上的勃勃野心：“编制恶行和德行的清册，搜集情欲的主要事实，刻画性格，选择社会的主要事件，结合几个本质相同的人的特点糅成典型人物，这样我也许能写出许多历史学家没有想起写的那种历史，即风俗史。”（《〈人间喜剧〉前言》，陈占元译）当一位作家心存“照世界本来的样子表现世界”的写作意图的时候，他实际上给自己定下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目标：既需要对法国暨巴黎的历史与现实有广泛而深刻的观察与体验，也必须有大刀阔斧又精细入微的艺术才能和技巧，同时，对一位小说家来说，旺盛的创作欲望和激情必须有健康的体魄作保障，或者说，都是以对强健身体的自我迫害乃至摧毁为代价的——按照茨威格的说法，巴尔扎克也许是“唯一一个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一直干活干到死的人”（《巴尔扎克传》，张玉书译）。但是，巴尔扎克深信历史将这一使命交付到了他的手上和肩上，是对他的垂青，他只能义无反顾地、不计任何代价地走下去。
　　构架庞大的、由90余部作品组成的《人间喜剧》，是巴尔扎克文学写作的野心和欲望的体现。1834年创作的《高老头》，被他归入《风俗研究》中的《私人生活场景》系列，堪称其中的典范之作，其艺术水准和价值超过了同一时期创作的《欧也妮·葛朗台》（1833）。不过，高老头并非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他由一个暴发户到寄寓在寒酸破败的伏盖公寓里，直到被两个珠光宝气、贪得无厌的女儿榨干最后一滴汁液，像一片柠檬皮一样被抛弃的悲剧，也不是小说的真正主题。小说的核心人物是拉斯蒂涅，一位有贵族血统，从外省来到巴黎学习法律的贫穷大学生。是他把位于拉丁区和圣玛尔索城关之间的牢狱、墓穴一般的伏盖公寓，与圣日耳曼区金碧辉煌、车水马龙的贵族府邸，与他的淳朴的家乡，串联在一起，给我们展示了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法国暨巴黎社会。而他一改初衷，想尽一切手段跻身上流社会的社交圈，目睹高老头凄凉死去而认清这个社会的丑恶本质后，毅然决然地向它发起挑战的故事，则构成小说的叙事脉络。有人认为，小说真正的主题是拉斯蒂涅“学习社会”，因此作家才将小说放在《私人生活场景》中“入世之初”部分。实际上，作家有着更深远的抱负，那就是向我们揭示一位青年在19世纪20年代的巴黎的大熔炉和大染缸中，如何寻找、发现和确认自我的身份和角色。而文学的价值，正如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土耳其作家帕慕克所说，体现在它是“人类在探索和了解自身过程中积累的最有价值的宝藏”，哪怕是从反面的意义上。小说中塑造得最成功、最丰满的人物形象有三位：拉斯蒂涅、伏脱冷和高老头。
　　拉斯蒂涅虽有贵族血统，但家境贫寒。全家每年三千法郎的收入，要拿出将近一半来供他到巴黎读书。与所有涉世未深的、想出人头地的年轻人一样，他想凭自己的本领闯出一片天地。很快他意识到在巴黎人际关系的重要，需要征服几位贵妇人作为保护人。他与德·鲍赛昂子爵夫人、德·雷斯托伯爵夫人攀上了亲戚、扯上了关系。两位贵妇人的富丽堂皇的府邸与肮脏的、散发着臭味的地狱般的伏盖公寓所形成的鲜明对比，坚定了他不择手段往上爬的信念。德赛昂夫人、伏脱冷和高老头三位，在这位外省青年的人生征途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前者明白无误地告诫他：“……对付这个世界您绝不能手软。……您越没有心肝，就越能步步高升。您心狠手辣，人家就怕你。您得把男男女女都当做驿马，把他们骑得筋疲力尽，到了站便扔下，这样您就能到达欲望的巅峰。……您一定能得到女人的欢心，而在巴黎，这就意味着得到一切，掌握打开权势之门的钥匙。……您会发现，社会是骗子和受骗人的集合体。”（张冠尧译。下同）作为过来人的伏脱冷则“看透了他的七情六欲和内心的想法”，直言不讳地对他说：“人生就是这样，跟厨房一样腥臭。要想捞油水就不能怕弄脏手，只要事后洗干净就行；我们这个时代的全部道德仅此而已。”“世界上没有原则，只有事件；没有法律，只有机遇。高明的人能驾驭事件，抓住机遇而因势利导。”而为了两个宝贝女儿献出了一切的高老头的死，让拉斯蒂涅彻底看清了这个以金钱为中心的社会的冷漠、邪恶和无耻之尤，也让他在追名逐利的野心家的道路上一去不回头。
　　倘若说，拉斯蒂涅是法国复辟时期渴望融入社会，因而不得不抛弃良知与正义的外省青年的典型形象，那么，伏脱冷则是那个时代政客与野心家形象的翻版，只不过，他的真实身份是黑道老大，越狱逃跑、隐姓埋名的苦役犯。最初在拉斯蒂涅的眼中，这个“奇怪的人物”可以一眼看穿他人，“自己本人则心扉紧闭，莫测高深，宛如无所不知，无所不见，却又一言不发的斯芬克司”。伏脱冷对这个社会有自己的“真知灼见”，并且毫不避讳地在众人面前大放厥词：巴黎“是个千奇百怪的臭水塘。这里凡是坐车的都算是正人君子，拖着两条腿走路的就是小人。你不幸扒窃一点什么东西，就给拉到法院广场上去示众，让人拿你当把戏看。若是偷了一百万，交际场上就说你功德无量”。他对拉斯蒂涅的友好和对他摆脱底层社会的努力的指点、帮助，乃至出手为他和泰伊番小姐的婚姻道路清除障碍，很难说究竟是出于真诚还是伪善。不过，拉斯蒂涅确实意识到，“仿佛命中注定似的，生活中的一切鸡毛蒜皮的事都促使他进入伏脱冷说的境界，人生如战场，你不杀人就被人杀，你不骗人就被人骗”。伏脱冷有他自己的人生哲学，这套哲学从他嘴里说出来义正辞严，几乎无懈可击，其实不过是为自己和同道的罪恶行径做辩护。此外，这一人物形象的神秘性，为小说带来了很强的悬念性。
　　巴尔扎克对巴黎“上流社会”的拜金主义、道德堕落、生活奢靡、鲜廉寡耻的深刻揭露与批判，集中表现在高老头和他两个女儿的故事上，而又通过拉斯蒂涅的穿针引线，让人物之间相互交集，演绎出一场人生的悲剧。高老头是一位在法国大革命暴乱期间发家的面条商，也为政府服务过。由于妻子早逝，他把全部的情感倾注在两个女儿身上，有求必应，溺爱有加。他先后把两个女儿嫁给了一位贵族和一位银行家，为她们各自奉上将近八十万法郎的嫁妆。随着自己钱财的日益缩水，两位女儿和女婿对他逐渐冷淡，直至扫地出门。他不得不独自居住在伏盖公寓，但仍然时时挂念着女儿，屡屡在她们深陷困境的时刻，变卖金银器具、首饰等，而只求能看上她们一眼，能听到她们说话。直到临终前，他才醒悟到，一切罪过都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而罪过却因爱而生；是金钱让他获得女儿的欢心，也是金钱让他失去了女儿的爱：“钱能给人一切，甚至女儿。……她们两个真是铁石心肠，我太爱她们了，到头来她们反而不爱我了。做父亲的应该永远有钱，应该紧紧攥住儿女的缰绳，像对付劣马一样，可我却向她们下跪。”垂死前的高老头的绝望呐喊和真诚忏悔，充分体现了金钱对社会和人心的腐蚀、毒害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然而，亲眼目睹了这一切的拉斯蒂涅，并没有因此幡然醒悟，反而更加坚定了与这个丑陋不堪的社会去较量一番的决心。他对和他一同照料着高老头的同伴、医学大学生毕训安说：“……我已经身在地狱，而且非留在地狱不可了。不论别人说上流社会怎么坏，你尽管相信就是，没有一个讽刺作家，能写尽金银珠宝掩盖下的丑恶。”
　　小说中，作家借叙事人的口说：“如果把可怜的大学生和巴黎社会的搏斗好好描绘出来，那一定是我们现代文明最有戏剧性的题材。”这一写作意图应该说是近乎完美地达成了。尽管同时代和后时代的不少作家、评论家认为，巴尔扎克不是一位出色的“文体家”，文笔显得粗糙，不够精雕细刻；但是，《高老头》在不长的篇幅内（中文译本约18万字），能够有如此深广的现实视野，有如此众多的极具个性的人物形象及其盘根错节的关系，不啻于一幅巴黎社会的“全景画卷”，展现了巴尔扎克作为具有惊人创造力的作家的天赋和才能。茨威格在《巴尔扎克传》中说：“巴尔扎克总是居于时代之上，不取悦于他的时代……”可以说，也只有不取悦于时代的文学，才会在作家死后，其生命的脉搏依然在强有力地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