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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中国爱乐的前十年,靠的是拼和敢;那么在纷繁复杂的当下,智谋和实力,应是这个“为小众服务的团体”更重要的武器
一个乐团的诞生有时充满着偶然性,亦或许有很多命运的巧合。
1999年底,中国广播交响乐团前任首席指挥林克昌写信给李岚清,请他带转给第三代中央最高领导人。信中说,40多年前,我应周总理邀请,来指挥中国广播交响乐团,水平很差。40年后,我再来指挥,还是那个水平。中国作为泱泱大国,怎就没有一个像样的交响乐团呢?林克昌是一位比小泽征尔出道更早的亚洲指挥家,这位香港管弦乐团前任音乐总监,台湾媒体称其为“东方卡拉扬”,他的傳记作者杨忠衡则以“黄土地上的贝多芬”形容之。
信寄出后半年,2000年5月25日,中国爱乐乐团宣布成立。这也许是个巧合。新乐团的成员中一半来自广播交响乐团,一半来自中国交响乐团。
1996年,老牌的中央乐团改制成为中国交响乐团。乐团改制之风从此兴起。中国爱乐乐团于世纪之交横空出世之后,“国交”乐师纷纷倒戈,第二任音乐总监陈佐湟因此远走美国。
由“国交”而来老员工组成了中国爱乐乐团的核心力量,包括如今仍在爱乐任要职的李南及王纪宴等人,亦曾是“国交”员工。中国爱乐也由此成了一支不可忽视的国内乐团中坚。
中国爱乐乐团走到今天,全然是在于这支乐团是由“冒险家”打造,如今这俨然是冒险家的乐园。冒险家的特点是爱拼、爱赢,有理想有憧憬有手段。建团之初,乐团便领下了“国内一流、亚洲前列、世界著名”的宏大目标。乐团创始人之一、艺术总监余隆拥有很好的社会关系,副团长李南身兼保利文化艺术公司总经理,他们给乐团在资金和演出场所方面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另外,余隆亦爱才如命,以真诚和执著感化众人,将大批怀揣同样理想和愿景的音乐家招募门下,并将乐团纳入同是自己创建的北京国际音乐节,使其获得较频繁演出的机会。
随后便是2005年2～4月的环球巡演,刚成立5年的中国爱乐乐团开始了中国交响乐团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巡演。乐团履及美国、加拿大、意大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英国、德国等国家的22个城市,其巡演时间之长,涉足地域之广,演出场次之多,不仅在中国乐团出访史上前所未有,在世界的交响乐团中亦属罕见。这单在后勤保障方面便是没有先例可循的“豪赌”。
此次世界巡演,德国《明镜》周刊(Spiegel)的评价为“暴发户似的乐队”,美国《纽约时报》对乐团大张旗鼓的纽约首演不予评论。普列特涅夫在与中国爱乐合作后,私下对林克昌评价说,自己“就好像在一条空荡荡的大船体内演出”。
基于同样的冒险精神,乐团勇于踏及政策性极强的宗教和民族话题,2006年,适逢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诞辰250周年纪念,在10月北京音乐节上,主办人余隆别出心裁地带着中国爱乐在王府井天主教堂上演了莫扎特的《安魂曲》;2007年10月,余隆安排大提琴演奏家王健在王府井天主教堂演奏被誉为“西方音乐之父”、德国作曲大师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该组曲被奉为大提琴演奏圣经,巴赫本人也与改教先驱马丁·路德关系密切。2008年4月8日,余隆指挥中国爱乐乐团和上海歌剧院合唱团在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演出莫扎特《安魂曲》。
之后5月,中国爱乐赴梵蒂冈保罗六世大厅为教皇演出,曲目为莫扎特《安魂曲》和中国民乐《茉莉花》,演出受到包括教皇本笃十六世在内的8000余名听众的热烈欢迎。德裔的本笃十六世本人就是造诣极深的莫扎特专家,且弹得一手好琴。在他面前演奏莫扎特,而且是天主教的安魂弥撒,无疑是个“疯狂”的主意,但收效巨大。此行被国内外媒体称为音乐外交的“破冰之旅”。
但历经十年,中国的大环境已今非昔比。90年代末“中图”古典音乐唱片展门庭若市,和如今的唱片市场门可罗雀,甚至连唱片门店都难觅踪迹形成强烈反差; 90年代,古典音乐的音乐会门票一票难求,而现今常规音乐会售票6成便已算佳绩。人们往往怪罪于日显浮躁与功利的社会人心,却忽略了古典音乐的存在必要性已经日渐衰微。那些需要正襟危坐和高保真音源且消耗大块时间又昂贵的艺术品种已与世风格格不入。
逆流而行自是困难重重,可顺流直下又辜负了推广古典的至高使命。一位指挥家曾经提议,将一些无人问津的地方戏曲“礼送”进博物馆,他认为比“拯救”更有意义,正如万千物种总有淘汰,艺术门类也同样如此。然而这位指挥家绝不会想到,倘若现场演出的交响乐有朝一日被中国“礼送”进博物馆,为其掉泪的,也许不会比为地方剧掉泪的人多。
2010年与上海清口演员周立波的合作则让人预见了古典音乐的未来。周立波在舞台上指挥中国爱乐乐团演出,用自己的笑料包装古典音乐。而顺流而行的“明星效应”和“跨界”,或许是古典音乐未来的“出路”。
如果说十年来的成绩让中国爱乐证明了在逆流存在的必要性,那今后,爱乐的重点则需要进一步树立其无可取代的独一无二地位。
然而,在如今权力决定艺术的时代,乐团的艺术性所扮演的往往却是可有可无的角色——中国当下,艺术质量的高低已经成为被艺术创造者的话语权、地位、关系和金钱所左右的变量。中国乐界一大批专家、权威人士为现已入狱的“作曲家”王益所作的《神州颂》写下的溢美之词,仍赫然列印在该曲唱片的内页上;《留声机》网站去年评出的全球十支“最鼓舞人心”的乐团中,中国爱乐乐团与街头艺人创建的南非巴斯凯合奏团、从事和平宣言的西东合集乐团和“无冕之王”柏林爱乐乐团均在其列。而当年因国交“集体出走”黯然离开的艺术总监陈佐湟,如今的新职是国家大剧院艺术总监。
十年之后,中国爱乐乐团当下的业界处境,相较于创团之初,已有了诸多变化。如今单在北京,已有至少九支职业乐团,包括中国爱乐强大的竞争对手、由昔日“宿敌”陈佐湟组建的大剧院管弦乐团,以及大量国字号的伴奏乐团。而全国范围内,新建乐团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它们既享有地方政策和财政的优厚待遇,又享有高新科技带来的便捷,还可以参考许多前车之鉴少走弯路。
在僧多粥少的演出市场,过完十周年生日的中国爱乐,需要靠大胆的策划和坚定的落实,方才能杀出重围。过去十年只是开端,有勇更有谋的“冒险者”才有明天。★
一个乐团的诞生有时充满着偶然性,亦或许有很多命运的巧合。
1999年底,中国广播交响乐团前任首席指挥林克昌写信给李岚清,请他带转给第三代中央最高领导人。信中说,40多年前,我应周总理邀请,来指挥中国广播交响乐团,水平很差。40年后,我再来指挥,还是那个水平。中国作为泱泱大国,怎就没有一个像样的交响乐团呢?林克昌是一位比小泽征尔出道更早的亚洲指挥家,这位香港管弦乐团前任音乐总监,台湾媒体称其为“东方卡拉扬”,他的傳记作者杨忠衡则以“黄土地上的贝多芬”形容之。
信寄出后半年,2000年5月25日,中国爱乐乐团宣布成立。这也许是个巧合。新乐团的成员中一半来自广播交响乐团,一半来自中国交响乐团。
1996年,老牌的中央乐团改制成为中国交响乐团。乐团改制之风从此兴起。中国爱乐乐团于世纪之交横空出世之后,“国交”乐师纷纷倒戈,第二任音乐总监陈佐湟因此远走美国。
由“国交”而来老员工组成了中国爱乐乐团的核心力量,包括如今仍在爱乐任要职的李南及王纪宴等人,亦曾是“国交”员工。中国爱乐也由此成了一支不可忽视的国内乐团中坚。
中国爱乐乐团走到今天,全然是在于这支乐团是由“冒险家”打造,如今这俨然是冒险家的乐园。冒险家的特点是爱拼、爱赢,有理想有憧憬有手段。建团之初,乐团便领下了“国内一流、亚洲前列、世界著名”的宏大目标。乐团创始人之一、艺术总监余隆拥有很好的社会关系,副团长李南身兼保利文化艺术公司总经理,他们给乐团在资金和演出场所方面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另外,余隆亦爱才如命,以真诚和执著感化众人,将大批怀揣同样理想和愿景的音乐家招募门下,并将乐团纳入同是自己创建的北京国际音乐节,使其获得较频繁演出的机会。
随后便是2005年2～4月的环球巡演,刚成立5年的中国爱乐乐团开始了中国交响乐团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巡演。乐团履及美国、加拿大、意大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英国、德国等国家的22个城市,其巡演时间之长,涉足地域之广,演出场次之多,不仅在中国乐团出访史上前所未有,在世界的交响乐团中亦属罕见。这单在后勤保障方面便是没有先例可循的“豪赌”。
此次世界巡演,德国《明镜》周刊(Spiegel)的评价为“暴发户似的乐队”,美国《纽约时报》对乐团大张旗鼓的纽约首演不予评论。普列特涅夫在与中国爱乐合作后,私下对林克昌评价说,自己“就好像在一条空荡荡的大船体内演出”。
基于同样的冒险精神,乐团勇于踏及政策性极强的宗教和民族话题,2006年,适逢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诞辰250周年纪念,在10月北京音乐节上,主办人余隆别出心裁地带着中国爱乐在王府井天主教堂上演了莫扎特的《安魂曲》;2007年10月,余隆安排大提琴演奏家王健在王府井天主教堂演奏被誉为“西方音乐之父”、德国作曲大师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该组曲被奉为大提琴演奏圣经,巴赫本人也与改教先驱马丁·路德关系密切。2008年4月8日,余隆指挥中国爱乐乐团和上海歌剧院合唱团在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演出莫扎特《安魂曲》。
之后5月,中国爱乐赴梵蒂冈保罗六世大厅为教皇演出,曲目为莫扎特《安魂曲》和中国民乐《茉莉花》,演出受到包括教皇本笃十六世在内的8000余名听众的热烈欢迎。德裔的本笃十六世本人就是造诣极深的莫扎特专家,且弹得一手好琴。在他面前演奏莫扎特,而且是天主教的安魂弥撒,无疑是个“疯狂”的主意,但收效巨大。此行被国内外媒体称为音乐外交的“破冰之旅”。
但历经十年,中国的大环境已今非昔比。90年代末“中图”古典音乐唱片展门庭若市,和如今的唱片市场门可罗雀,甚至连唱片门店都难觅踪迹形成强烈反差; 90年代,古典音乐的音乐会门票一票难求,而现今常规音乐会售票6成便已算佳绩。人们往往怪罪于日显浮躁与功利的社会人心,却忽略了古典音乐的存在必要性已经日渐衰微。那些需要正襟危坐和高保真音源且消耗大块时间又昂贵的艺术品种已与世风格格不入。
逆流而行自是困难重重,可顺流直下又辜负了推广古典的至高使命。一位指挥家曾经提议,将一些无人问津的地方戏曲“礼送”进博物馆,他认为比“拯救”更有意义,正如万千物种总有淘汰,艺术门类也同样如此。然而这位指挥家绝不会想到,倘若现场演出的交响乐有朝一日被中国“礼送”进博物馆,为其掉泪的,也许不会比为地方剧掉泪的人多。
2010年与上海清口演员周立波的合作则让人预见了古典音乐的未来。周立波在舞台上指挥中国爱乐乐团演出,用自己的笑料包装古典音乐。而顺流而行的“明星效应”和“跨界”,或许是古典音乐未来的“出路”。
如果说十年来的成绩让中国爱乐证明了在逆流存在的必要性,那今后,爱乐的重点则需要进一步树立其无可取代的独一无二地位。
然而,在如今权力决定艺术的时代,乐团的艺术性所扮演的往往却是可有可无的角色——中国当下,艺术质量的高低已经成为被艺术创造者的话语权、地位、关系和金钱所左右的变量。中国乐界一大批专家、权威人士为现已入狱的“作曲家”王益所作的《神州颂》写下的溢美之词,仍赫然列印在该曲唱片的内页上;《留声机》网站去年评出的全球十支“最鼓舞人心”的乐团中,中国爱乐乐团与街头艺人创建的南非巴斯凯合奏团、从事和平宣言的西东合集乐团和“无冕之王”柏林爱乐乐团均在其列。而当年因国交“集体出走”黯然离开的艺术总监陈佐湟,如今的新职是国家大剧院艺术总监。
十年之后,中国爱乐乐团当下的业界处境,相较于创团之初,已有了诸多变化。如今单在北京,已有至少九支职业乐团,包括中国爱乐强大的竞争对手、由昔日“宿敌”陈佐湟组建的大剧院管弦乐团,以及大量国字号的伴奏乐团。而全国范围内,新建乐团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它们既享有地方政策和财政的优厚待遇,又享有高新科技带来的便捷,还可以参考许多前车之鉴少走弯路。
在僧多粥少的演出市场,过完十周年生日的中国爱乐,需要靠大胆的策划和坚定的落实,方才能杀出重围。过去十年只是开端,有勇更有谋的“冒险者”才有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