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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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政治学有着共同的出发点:人应选取最好的生活(或幸福),至于如何实现最好的生活,亚氏在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着重从德性阐释和理想政体的建构两个不同的方面给出解答。这两个不同方面的解答其实包含了同一种"好人"的两种景象。在伦理学中,"好人"是以理想的道德人身份出场的,但在政治学中,"好人"是以理想城邦的统治者(或立法者)身份出场的。尽管亚里士多德并没有给好人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通过文本分析我们可推知好人需要满足"知""情""意"和"品质"四个条件,或者以"明智"德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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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洛阳47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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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政治学有着共同的出发点:人应选取最好的生活(或幸福),至于如何实现最好的生活,亚氏在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着重从德性阐释和理想政体的建构两个不同的方面给出解答。这两个不同方面的解答其实包含了同一种"好人"的两种景象。在伦理学中,"好人"是以理想的道德人身份出场的,但在政治学中,"好人"是以理想城邦的统治者(或立法者)身份出场的。尽管亚里士多德并没有给好人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通过文本分析我们可推知好人需要满足"知""情""意"和"品质"四个条件,或者以"明智"德性作为充分必要条件。伦理学中"好人"的景象,为在政治学中"好人"作为理想政体的立法者或政治家的出场做了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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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克列维奇用"遮遣法"或否定法的哲学来改造柏格森思想,并以其作为分析因二战犹太人所遭受的磨难而引发的"宽恕"问题的基本方法。在宽恕行为的静态模式中,事关宽恕行为的当事人与宽恕资格问题,杨克列维奇提出了"宽恕的不可能性"命题,主张对于纳粹罪行的追溯"不受时效约束"。而在记忆、意识与自由参与其中的动态模式中,作为具有创造与生成能力的行动之人,宽恕将永远存在。借助"遮遣法",杨克列维奇提醒我们,宽恕与恶处于永恒的角力之中。这是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伦理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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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词是我们了解世界的一个重要途径,但关于道德证词能否作为我们道德知识的来源或根据,哲学家们却有争议。一些哲学家认为,我们可以依赖非道德证词,但不能依赖道德证词,虽然道德证词能够传递道德知识或正确的道德信念,因为存在一个规范使得依赖道德证词是有问题的,这个规范就是:道德主体应该根据道德理解行动。另一些哲学家则认为,关于道德证词和非道德证词的"非对称性"观点是错误的,道德证词与非道德证词一样,完全没有问题。事实上,某些情况下依赖道德证词是有问题的--道德理解问题,但道德证词不比非道德证词更有问题,或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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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公共危机,伦理学应着力于两个根本问题的思考。第一,这个危机是否因人的行动而成,这直接决定着责任归属问题。如果是可证明其因果关系的,行动者必是责任者;若不能证明其因果关系,也要延迟或事后确定和确证责任归属。第二,公共危机管理中的责任归属问题,在责任判断的类型上,可把相关行为分为出于责任、合乎责任和反乎责任的行为三种。由这样两个根本问题所决定,伦理学的表达方式就应该是理性的,对任何一种与道德责任有关的行为进行判断和推理时,必须给出正当性基础的论证,做到客观因果性和意义妥当性的统一。更为重要的是,在公共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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