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期间，在岗值班。傍晚时，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回家里，一路上掏出手机和阿妈攀谈，问她白天干了什么，晚饭吃了什么？做了几道菜？有没有用到那些伤肝伤胃的佐料？老家有没有下雨？雨水中的山野发生了哪些改变？顺便聊些发生在村子里的小事情。有时候，把自己新了解到的一些生活和健康常识跟她分享。阿妈没有那么多事情需要问我，每次聊到最后，只是在电话里叮嘱我少喝点酒，可能的话，把烟戒了，还要我坚持烧香祈福以求平安。但聊到往事时，阿妈总是会激动地跟我聊上很长时间，有一日我和她提起在我家呆了20多年的老马，她就关不住话匣，跟我把那匹马的一生都聊完了，像是在讲述一名已故亲人的经历。我在街道边的草坪上席地而坐，一直听到太阳落山，阿妈还显得意犹未尽，还要继续讲时，才想起圈里的猪们在等着她喂食，才匆忙挂断了电话。
　　其实，已经很久没有什么好消息可以与阿妈分享了，两年前，阿妈会不断问询我今后的工作和行程，下乡或进城时，我通过电话，跟她分享之前一路上的见闻。现在每次通话时，一旦她问我的行踪，我总是有气无力地说要上班，也没有什么心思跟她详解工作内容了，虽然我从没干过没法跟阿妈解释清楚的工作。阿妈也就不再问这方面的事了。但目前，通话最多的还是阿妈。虽然自认已经百毒不侵了，但总会有疲惫或者失意的时候，这时候最先想到的当然是阿妈，在极力掩藏所有糟糕境遇的同时，和阿妈聊聊花草和家常，总是能让我回到平和状态，又可以用残存的精力投入眼前的繁琐里。所以，我与阿妈的频繁通话，与孝顺是扯不上半点关系的，甚至有些自私的意味。
　　原来的村庄在山腰的盆地里，家门之外尽是田野，勤劳的阿妈，一辈子都在那片山野中不辞劳苦地奔波着，刚开始是为了一家老少的生计，后来家里条件比较好了，全家人劝她放松时，她已经无法停下脚步了，只要身体无碍，不管风吹日晒，都会在田野里，像一块顽强的石头，锻打着坚硬的土地，并且在汗水中收获自己的快乐，因此也落下不少病根。最让她难受的是膝盖关节炎，几十年来反复折磨着她。前几年，我和哥哥姐姐带她来城里诊断，结果让我们都失望了。医生说膝盖关节骨部分坏死，除非做手术，不然只能靠药物镇痛了。因为阿妈六十多岁了，做手术须要承担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风险，医生建议回家休养。我和哥哥面面相觑，心底都清楚已经没法为阿妈分担任何苦痛了，她只能一个人去承受来自骨骼的疼痛。
　　一年前，举村搬迁到江边的谷地里，组织者以隐秘的方式，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无趣却也轻松的生活场景，刚开始，出于很多似是而非的理由，我极力反对搬迁决定。但一年后，看到阿妈手头的活路少了，与她通话时，也听不出以前那种匆忙和劳累，我又觉得搬迁对阿妈来说再好不过，虽然她自己一直认为是被“押送”下来的，但对于她的膝盖来说，确实需要远离那些田地和山野。在新的村庄里，她除了喂食一群猪、做一些不费筋骨的家务，就没有什么辛劳的活路了。一年来，我一直为阿妈的这种境遇暗自庆喜，认为阿妈的晚年，可以在温暖的江风里悠然度过。我甚至祈望她的膝盖关节骨自行修复，让她可以每天去村头的坡顶上烧香祈福，可以加入舞场，领唱起跳那些她喜欢的弦子和锅庄。
　　值班第二天，完成工作后，在辦公室看了世界杯巴西队对决瑞士队的重播视频，比赛结果令我失望。几年来，见证了巴西球员内马尔从初出茅庐到成为世界顶级足球运动员的整个历程，在国际赛事中，因为他而一直支持巴西国家队，以及内马尔服役的俱乐部。我是个只支持个别运动员的伪球迷。但在本次比赛中，两队最终打平了，我不能接受自己支持的球队以这样的成绩收场，要么输，要么赢，打平是在辜负时间。
　　办公室墙上的电视里，正在直播当地民俗节日的活动现场，平时很少见到的领导正在墨镜后面，我无法绕过墨镜看见他的眼神，只好盯着领导的嘴唇和鼻子，但领导一动不动，直到画面切到另外的地方去。现场有形色各异的观众，在主持人的极力调动中，顶着毒辣的阳光振臂欢呼着。
　　电话响了，是姐姐，她语气激动，每次接到这种电话，我的心都会提到嗓子眼里，姐姐说：“阿妈的膝盖发病了，这次不疼痛，而是直接站不起来了，你买些药寄上来。”阿妈慈祥的面庞一下浮现在眼前，这种症状对于要强的阿妈来说，无疑比疼痛更要糟糕。挂掉姐姐的电话后，我用几分钟想了一下，阿妈这次可能真的无法站起来了，两年前，医生明确说过，膝盖关节骨部分坏死了，就像机器里的个别螺丝业已生锈，如果没法拆解后做好处理，只会在继续运转中彻底朽坏，没法在这种显而易见的逻辑里渴望奇迹。如果阿妈真的被命运摁在轮椅上，我能说些什么安慰她？她在晚年里，要靠什么与时间抗衡？但转念一想，我不是学医出身的，没法对阿妈的膝盖做出准确判断，我仍旧希望可以有办法，让阿妈重新拥抱行走的快乐。
　　我心情忐忑，掏出手机时，手在发抖，但最后还是拨了阿妈的电话，铃声响了很久，那首她喜欢的流行弦子歌曲，一遍又一遍唱了很久。第一次没有接通，我更急了。不过一会，她打了过来，阿妈在电话里哭着，重复着对我说：“我今早开始再也站不起来了！”她对这种症状的反应不出我所料，但我还是压不住内心的暗河，那些酸涩的巨浪正涌上喉头。送出几句毫无新意的安慰后，急忙挂了电话。我从来没有看见或听见过阿妈哭泣，不管遭遇怎样的不幸，作为长女的她，早已习惯了在坚毅的微笑中消释一切。作为一家之主，她深知如果自己在风雨交加的岁月中失陷了，那旁边所有人都将无一例外地瘫倒在自己的内心里。她必须强忍着所有伤痛，把我们带离风雪肆虐的现实里，她每走一步，淌下的都是鲜血。这次她哭泣，不是为了疼痛或者是关节骨，她是为了自己摇摇欲坠的生命尊严，这些年来，她拖着自己残破的膝盖，咬牙守住最后一寸领土。她不会愿意做一块被人善待的石头，就算是野草或灌木，她都要凭着自己的根须和枝叶完成自己的命运，她一直无法忍受失去生机的岁月。
　　很多年后，我开始理解阿妈从不哭泣的秉性，这种秉性，最先是由人们念念有词的坚强和乐观精神所致，对我们来说，哭泣似乎意味着向负面境遇缴械投降，它只会让我们溃不成军。忍住哭泣，似乎是我们面对强悍命运时的最后阵线，是我们在狂轰滥炸的阵地上，拼死守住的最后一面残旗。但长此以往，人慢慢会变得真的不会哭泣了，所有泪水都淌向内心的谷地里。我自己也是这样，到现在，已经丧失了哭泣的能力，在我看来，这不是一种本领，而是一种悲哀。丧失了哭泣的能力，就是堵住了生命之河的入海口，我们只得把所有沉重的江河背负在身，被时间慢慢淹没。所以，一直羡慕可以随时哭泣的人们，也为阿妈和我丧失了这种能力而深感不安和悲哀。 　　但这次，挂断电话后，我再也忍不住了，我一个人跑向厕所，把门反锁后大哭起来，我不仅为着阿妈的病痛哭泣，也为她坎坷艰难的一生而哭泣，更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哭泣。我和阿妈双双哭泣，都是因为再也无法平息内心的江河了。任何安慰都不再起效，没有谁有资格去安慰那些认真悲伤的人，只有自己能够把自己送往新的领地。
　　阿妈出生在1954年，共有五个兄弟姊妹，阿妈是长女。阿妈出生前，家里人丁兴旺，属富农阶层，经常会雇佣几个人管理农务，还能把几块田地租给贫农。因为家道兴旺，还召用了几个仆人，与仆人的关系也特别好，直到现在，我家与他们的后裔关系很亲。阿妈的童年可谓是衣食无忧了，但在之后，她也经历了大饥荒、“文革”等多舛的集体命运，受尽困苦。但天性勤劳的阿妈，不管遭遇怎样的窘困，都没有放弃过对劳动的信念。大集体时期，因为我阿妈心灵手巧，跟着邻村的长辈勤学纺织技艺，不多时就掌握了，她开始在集体分工中担任纺织工作，其它社员上山砍柴、下地施肥，做一些粗重的活路时，母亲可以整日坐在纺织架上，轻松优雅地完成一件又一件漂亮的纺织用品。有些时候，她也得跟着其他社员一起上山下地，因为自己身体强壮，总能先于别人完成工作，累积的工分甚至会高于男人们。在完成自己工作后，还去帮助那些做活费劲的人，因此备受村人赞誉。从小至今，阿妈与村里的其他老人一样，一直保持着内心的善良，只要有出手相助的机会，总会欣然相迎。在从前的村子里，人们评价一个人的一生时，更多是从心地开始的，或者看一个人在集体生存历程中的贡献，只有心地纯良的人，才会被给予肯定和赞美。那些为着一家之利，不顾别人而勤奋做活的人，很多时候没人会给予赞美，顶多作为家庭内部激励晚辈的正面教材。从这种评价传统来看，我阿妈是非常成功的。
　　包产到户后，阿妈也20几岁了，在我阿尼（外公）的组织下，我阿爸从另一个村里上门到我家，他是一名出色的木工，不仅能主持藏房建设工作，也能制作工序复杂的小型家具。他长年奔波在附近的村子间挨家盖房，人们以酥油和青稞、家畜等作为报酬。每次父亲从外地回来时，雇主们会让几匹骡马驮着阿爸的酬劳物品，满脸真诚地卸在我家门口。火炉、汽灯、收音机等新奇物什，跟着阿爸第一次来到村子里。在我的童年记忆里，那段时光永远比任何时候都要温暖和闪光。阿爸外出的时间里，每当傍晚时我就会蹲在门前的田埂上，向着远处的垭口眺望着，希望能听见他完工归来的呼喊。希望他解开麻袋的绳子后，又能看到装在里面的新奇东西，我通过这些东西，隐约体认到村庄之外的纷繁世界。
　　阿妈风华正茂，轻松奔走在田间地头，记忆中，没有见过她闲下来的时候，从田野里歇工回家了，她还会利用夜晚的时间捻毛线、缝补衣物等。似乎对她来说，没活可干是一件无法忍受的事情。她还会随时派遣我们姐弟仨，去完成那些没完没了的田间杂活。到后来，受阿妈影响，我也变得没法安心面对空闲时间了，每当无所事事地呆着的时候，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罪惡感。
　　到了我13岁时，阿爸终于不再应承所有工作邀请了，有一天，他开着只有一个频道的收音机，坐在午后的晒粮台上对我们说：“咱家的房子很古旧了，我给你们盖一个有四层高的房子。”我们听后无比惊异，因为村里的所有房子只有三层，如果他成功盖好四层藏房，我家将成首例。三层房子很符合我们的生活方式，我调动自己的想象力，揣测着第四层到底要用来干嘛呢？阿爸从收音机旁边站了起来，用手拍掉屁股上的灰尘，他对着原有的房子结构，开始自言自语般地跟我们解释他的设计构想，他说如果要盖四层，因为承重压力会更大，夯筑土墙时，他要调整原有的收分标准;在基层要用上比一般柱子大两倍的木头。因为这个构想前无先例，如果要成功，他必须重新调整所有原来的设计原则……我听不大懂，开始在午后的阳光下昏昏欲睡了，收音机里播放着唱腔怪异的戏曲节目，阿爸激动地沉醉在自己的设想里。那是一个恍若隔世的、遥远的午后。
　　过不久，他的计划果真开始了，首先在家外的空地上搭了一个简易木板房，直到房子盖完前，我们全家将在那里生活。也将在那里招待所有前来相帮的村民们，一时间，那个逼仄的木板房里人满为患。阿妈也开始忙得不亦乐乎了，早间做好木工团的饭菜后，她会站到家前的核桃树下，接待前来相帮的村民们，等相帮的人都到齐了，人们就在一片欢乐的号子中开始一天的工作。母亲做好所有人的饭菜后，加入人群，背土上墙，跑在所有人前面。
　　两个月后，房子盖到两层了，看上去果然与众不同。但某日傍晚，我阿爸谢过众人后，宣布暂停建设，因为他已用尽木料，他需要花一年时间备好木材，并烦请人们下年继续相助。盖藏房时，每建好一层，就会集群欢庆。阿爸宣布暂停建设后，举办了一场热闹的欢庆活动，人们吃肉喝酒，傍晚时，在我家门前的麦地上生起高高的篝火跳弦子舞，一直跳到翌日清晨。
　　欢庆过后，阿爸终于可以休息了，有好几天，他斟上一杯青稞酒，抽着卷烟整日斜躺在门前的木椅上。阿妈不是大木工，还是得继续奔走在田间地头，我和哥哥姐姐都要去学堂里上学。
　　某日下午放学归来时，阿妈从老远的地方叫我们跑回家里，声音令人惴惴不安。我们到家门口后，听见爷爷在不停地喊着阿爸的名字。阿妈站在门口，呼吸急促地说：“你们的阿爸晕倒了！”并派我们姐弟仨分路请来村里的“智者”和赤脚医生，当我们请来这些人折回家里时，母亲已哭成泪人，我们从房外都能听见阿爸大口呼出的气息！大人们紧张地涌进去。我们打算跟进去时，被一位叔叔制止了。没过多久，听不见呼出的气息了，有一位老爷爷沮丧地走出门口，对阿妈说：“所有人都得死。请看在我的面上，不要过于悲痛！”阿妈悲痛欲绝地在地上来回滚动着。我们姐弟仨被送到亲戚家了。那年我13岁，哥哥比我年长4岁，姐姐比我年长5岁。哥哥和姐姐哭泣时，我其实还不能理解，死亡究竟是个什么？
　　过了几个月后，阿妈已基本平复了，某日夜晚，我们全家坐在忽明忽暗的松明灯下，我问阿妈死是什么东西？这次她没有回避我的问题，说：“就像前面被驴踢死的那只鸡！”
　　阿爸起码不是被驴踢死的！我想。并沉默地对着阿妈笑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