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法西斯理论教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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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川周明,二战期间日本惟一的一名未曾担任过军政要职的甲级战犯。他是种族主义、沙文主义的疯狂宣传者及煽动者,毕生的精力都用于狂热鼓吹法西斯主义。他曾参与策划“九·一八”事变,始终如一地为推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奔走呼号,并极力支持发动太平洋战争。大川周明一生著述几乎全都是在鼓吹他那一套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和理论,是所谓的“大东亚共荣甲”和“八纮一宇”侵略理论的谋划者。战后,他被定为甲级战犯实属罪有应得。
  
  法西斯理论的鼓吹者与实践者
  
  大川周明是山形县酒田市郊区人, 1886年出生于一个自,室町幕府时代就世代行医的殷实家庭。1904年,大川周明考入熊本市第五高等学校。其间,他拜鹤冈市著名汉学家角田俊次为师,寄宿在角。田俊次家中攻读汉学,打下了坚实的汉学基础。1907年,大川周明进入日本的名牌大学——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专攻印度哲学,经过大学阶段的哲学训练,为他日后成为陕西斯理论家准备了必要的素质?而且在此期间,大川周明还自学并能熟练使用英、法、德、希腊、阿拉伯等多国语言文字,毕业后,他先是从事了一段时期时印度哲学研究,其后开始对殖民制度及殖民政策产生了浓厚兴趣。从大学时代起,他便受军部的委托翻译德文资料,与日本陆军的中坚军官小矶国昭、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河本大作等人很早就建立起了联系。39岁时,大川周明以一篇题为《特许殖民公司制度之研究》的论文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在此前后,大川周明就已经开始从事写作及讲演,拼命鼓哗大日本主义、大亚细亚主义之类的法西斯学说。
  1918年,大川周明来到中国东北,进入“南满州铁路株式会社”,在中国东北工作了10年之久,在仕途上可谓一帆风顺。1919年,仅仅在他进入“满铁”的第二年,便被提拔为“东亚经济调查局”的编辑课课长,后又转任调查课课长。到了1928年,大川周明“荣升”东亚经济调查局局长之高位。呼风唤雨的大川周明一时间踌躇满志。
  1929年,东亚调查局从、“满铁”剥离,独霸一方的大川周明更加有恃无恐地将其触角从中国东北伸向全中国。在此期间,他与,白本军部往来甚密,并积极参与策划了侵略中国东北地区的“九·一八”事变。
  在日本政坛上,大川周明也是一个不容小觑的人物。作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家和吹鼓手,他不仅与日本另一位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家北一辉齐名,同时也是日本右翼法西斯运动的积极推动者,曾先后参与组织过各种右翼团体。1919年,他组织成立了早期右翼法西斯团体“犹存社”,并曾与北一辉沆瀣一气。其后,大川周明与北一辉分道扬镳,于1922年又创办了“社会教育研究所”,后改名为“大学寮”。在得到众多朝中显贵的支持后,招收了许多青年人接受法西斯主义教育。大川周明亲自参与授课,在其中大肆宣扬他所主张的所谓“日本精神”。从这所“大学寮”里走出的学生,后来多被大川周朋介绍到日本军政界,充当了日本法西斯的马前卒。
  大川周明与日本军部的关系素来十分密切。 1930年,日本军队中的法西斯团体“樱会”成立后,大川周明很快便与他们勾结起来。“九·一八”事变后,大川周明又组织成立了当时日本最大的法西斯团体“神武会”,其中同谋者之一便是曾经参与过皇姑屯爆炸事件的河本大作。“神武会”成立后,大川周明为了兜仟其“国家改造”理论,利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民众对国际形势的普遍关注,纠集党羽一道在日本各地进行游说,鼓吹侵略中国,建立所谓日本占领下的“王道乐土”。这一时期,大川周明的法西斯宣传活动达到了鼎盛期。
  大川周明对于政党政治,特别是自大正时期以来的民主运动十分仇视。他主张毁灭共产党组织,镇压无产阶级的劳工运动,以建立日本在资产阶级的天皇制法西斯政体。这是大川周明毕生所追求的目标。
  
  大川周明的法西斯理论代表作
  
  纵观大川周明的法西斯主义生涯,大致可以其1932年因“五,一五”事件被捕为界,分为前后两个主要阶段。在前一个阶段里,大川周明始终站在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的最前列,组织建立了若干个法西斯主义团体,并使之成为日本法西斯运动的核心。与此同时,他还参与策划并发动了一系列军事政变,但均以失败告终。在后一个时期,随着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的主导权转移至日本军部,大川周明更多的是以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家”身份,“专心致志”地为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提供“理论”依据。
   大川周明一生中曾先后写有几十本书,几乎每本都是极力鼓吹在日本实施法西斯主义理论。其中,在他被捕入狱前发表的主要“理论”著作有两本:一本是1922年6月出版的《复兴亚细亚的诸问题》,另外一本是1931年出版的《国史读本》。
  《复兴亚细亚的诸问题》是大川周明的早期代表作,正是靠着这本书,使大川周明一跃成为日本所谓的“亚细亚主义”的权威人物。在书中,大川周明以评介亚洲近代民族领袖人手,主张亚洲各民族应努力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寻求解放复兴,而日本则理当成为这场伟大运动的领袖。这一观点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一时间蒙蔽了许多日本青年。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大川周明袒露了他内心难以抑制的野心:
  “使整个亚细亚都来加强日本,为实现亚细亚的复兴而合作!这实为我日日夜夜所祈求的。……吾等之正义必须是一贯彻底之正义。吾等手中之剑是双刃之剑。此剑,对于弥漫亚细亚之不义极为严厉,同时对于盘踞日本的邪恶更为如烈日之于秋霜。这样,复兴亚细亚之战士又必须是改造日本之战士。时机‘已到,机不可失,建设大乘日本,正是真亚细亚之诞生。”
  大川周明声嘶力竭叫嚣的所谓“复兴亚细亚”,其实质就是要“整个亚细亚都来加强日本”,拥戴日本为“领袖”,因为只有日本才能够带领亚洲走向复兴,否则,亚洲就只能永远在黑暗中痛苦地煎熬。听起来是多么的狂妄!
  然而,实质上,大川周明只不过是以这种时髦的口号作为幌子,他内心的真正企图则是要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以及争夺殖民地的行径套上“正义”的光环。把英美等老牌帝国主义赶出亚洲的目的绝不是所谓的为了“解放亚洲人民”,而是要确立日本在亚洲的霸权地位与法西斯主义统治。大川周明宣扬的所谓“改造日本”,其实质是欺骗并利用广大日本民众的不满心理,为实行独裁专制鸣锣开道。
  大川周明拼命地鼓吹建立日本、朝鲜、中国和印度等国组成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并且提出能够领导这个“共荣圈”的只有日本。他毫不掩饰地声称:“大东亚共荣圈要以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作为必然的前提。假若不是让有领导能力者行使领导权的话,秩序就会发生混乱。”为此他大言不惭地叫嚣:“日本掌握其领导权,可以说是对于东亚新秩序的确立和发展极其自然而必要的事情。不能为了缓和第三国的嫉视,或者为了顾虑东亚各民族的感情而表现出过分的谦让。”
  《国史读本》一书,是大川周明以他于1921年10月发表的《日本文明史》为基础增删修改而成。在这本书中,大川周明自始至终鼓吹的便是所谓的“日本精神”。他叫嚣恢复并发挥日本人心中所固有的这种“日本精神”,并以此去改造日本,征服亚洲,征服全世界。
  大川周明曾经声嘶力竭地叫嚣:“日本呵!是1年后,10年后,还是30年之后,那只有天知道。说不定什么时候,天将命你赴战,要一刻也不能大意地充分做好准备啊!”到底要做好什么准备呢?就是以“日本精神”去霸占中国,霸占亚洲乃至全世界。   那么,大川周明所狂热宣扬的所谓“日本精神”究竟是何种货色呢?
  首先,是所谓的“神国”思想和天皇中心主义。大川周明声称: “吾国是名实相符的神国,天皇即为现神”,“天皇所御之者便为神者。”为此,他号召日本民众应“崇戴着永远无穷的一系连绵的天皇”。
  其次,大川周明狂妄自大地叫嚣什么日本民族是优越于其他任何民族的“天照大神的皇孙”, “日本国实为万国之元本,万国之太宗”,因此,日本必须有统治万邦的思想。在书中,大川周明重点介绍了佐藤信渊的《宇内混同秘策》,并概括佐藤的主张说:“日本为皇统之国,亦即万国之根源,所以日本应当善于发挥其国家之本质,若发挥了国体之精华,则万邦悉可成为日本的分国,当万邦的君主都臣服于日本时,字内的统一也便得以实现了。”
  第三,大川周明极力宣扬绝对效忠天皇的封建理念,其中包括军国主义思想和武士道精神;大川鼓噪:“日本国民之与天皇,一如子女之与父母。子女对父母应尽之道谓为孝,同样日本国民对天皇应尽之责则为忠。惟其如此,我国自古以来便称忠孝一体。”大川认为武士道精神应成为国民道德生活的核心,声称“武士道以对君主的纯一热烈之忠诚为经,至死不失自己体面之凛然之自尊为纬”。“镰仓时代的武士所表现的这种悲壮严肃的道德,其后即名武士道,发达成一种伟大的道德体系,亘700年之久,作为白本国民的道德生活之中心生命”。大川在书中还极力歌颂德川幕府时代所推行的封建性军国主义制度,认为这种军国主义制度“予日本国民以森严的精神训练”,“是极值得我们感谢的。”
  《国史读本》是一本法西斯主义伪史书。在其出版后,时间曾在日本社会广为流传,影响甚大。1939年 6月,大川周明又在其基础上,撰写了《日本二千六百年史》,开于1940年9月修订再版,发行量更加扩大。
  
  三次策划军事政变
  
  从1931年3月到1932年5月,日本曾先后发生三次法西斯军事政变,即“三月事件”、“十月事件”和“五·一五”事件。每次事件,大川周明都义无反顾地投身其中,直接参与策划。
  1928年6、月,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炸死之后,东北军在张学良的率领下易帜。从此后,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运动日益高涨。紧随着1927年金融危机,1929年10月纽约股市暴跌,一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爆发了。日本自然也难幸免,社会陷入严重动荡,罢工潮一浪高过一浪,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当时的滨口内阁由于受局势所迫,不得不签署了伦敦海军裁军条约。然而,此举却引起了激进的日本青年军官和法西斯分子的强烈不满,他们“愤然”将滨口刺成重伤。这样一来,日本国内的形势更加混乱不堪。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日本法西斯军部策划了1931年的“三月事件”。
  此次事件的主谋有时任军务局长的小矶国昭、参谋本部第2部长建川美次、中国课长重藤千秋、“樱会”头目桥本欣五郎、参谋本部第2部俄国班班长长勇等,大川周明则以“行地社”首脑身份参与了,密谋策划。
  在举事前的碰头会上,大川周明积极建言,他提出应事先动员民众包围议会,并成立“拔刀队”以排除前来阻止的警察,同时秘密对包括首相官邸和民-哮党、政友会总部等在内的政治中枢实施爆破。此后;紧急动员驻扎在东京的第 1师团及近担师团包围议会,迫使内阁辞职,并解散议会。随后,拥立宇垣一成大将组阁,成立军政府,借以实现他心中描绘已久的“国家改造”计划。大川周明自告奋勇要求去说服宇垣出马。
  然而,尽管大川周明拼命鼓动,宇垣一成却始终拒绝明确表态。面对这一,局面,小矶国昭、建川美次、重藤千秋的态度开始出现动摇,加之军部内的许多重量级人物,诸如永田铁山、冈村宁次、山下奉文、铃木贞一等均认为时机不够成熟而持反对态度。在僵持中,这一阴谋终告败露,大川寄予厚望的这场法西斯军事政变不得不胎死腹中。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法西斯主义分子变得更加猖狂,不甘心于“三月事件”失败的桥本欣五郎、长勇等一伙人再度策划了又一场军事政变一“十月事件”。
  这次军事政变从策划之初便较之“三月事件”周密,同时参加者也明显扩大,,仅茌东京加盟军官就有120,余人,且范围遍及陆军和海军。具体行动方案为:首先由长勇指挥一支部队,袭击首相酋邸,刺杀首相及内阁大臣,随后占领警视厅;包围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强制当权方认可其政变行动;请东乡元帅进宫,奏请天皇降旨同意其做法;同时派人游说闲院宫和西园寺公望等章量级人物,以争取他们同意组成军事独裁内阁。在政变计划中,他们甚至已经内定好了内阁班底:首相兼陆相荒木贞夫、内务大臣桥本欣五郎、外务大臣建川美次、大藏大臣大川周明、警视总监长勇等。
  在政变的策划过程中,一些骨干分子以酒馆为秘密活动场所,花天酒地,胡作非为。他们的这种行为引起了许多准备参与政变的下级军官的不满,一部分参加者变了卦。这样一来,政变阴谋便很快不胫而走,消息传到了警视厅厂引起了警方高度重视。在接到警视厅的通报后,政变分子们欲拥立的首相、时任教育总监的荒木贞夫立即招来桥本欣五郎,要求其立即停止政变行动;但桥本拒绝接受劝告。 10月17日,宪兵司令部提前行动,对为首的12个人进行“隔离保护”,这其中就包括正在梦想担任大藏大臣的大川周明。就此, “十月事件”同样以失败的结局告终。
  两次阴谋政变的失败并未使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团体死心,他们又开始重整旗鼓。1932年5月,皇道派军人、海军的占贺清志与中村义雄等策划了新一轮的军事政变行动。5月13日古贺与中村召集全体参加政变人员集会,商定在5月15日采取行动。参加这次行动的有海军15名青年军官以及12名陆军士官候补生,此外,另有右翼团体“爱乡塾”和“血盟团”的成员也参与举事。时为神武会头目的大川周明作为后援,为这次行动提供了手枪5支、子弹125发,以及经费 4500日元。按照计划,由军人组成的行动队兵分4组,分别袭击首相官邸、内大臣府、政友会本部和三菱银行,得逞后,4组行动队联手袭击警视厅。由右翼团体组成的民间行动队则负责袭击变电所,企图造成东京全城断电,促使军部发布戒严令,建立军政府,以便“假军政府之手肃清政党及财阀势力”,实现国家改造。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以天皇的名义,清除君侧之奸”,“建设明朗维新之日本”。这正与大川周明所拼命鼓吹的“国家改造”计划不谋而合。
  5月15日,政变按计划开始。结果,首相犬养毅被暗杀,内大臣牧野伸显则得以幸免,据说负责此项行动的军人小组事先得到大川周明的指示,只是象征性地把炸弹扔进府内了事。对政友会和三菱银行的袭击,由于炸弹没有准备好而失败。完成任务后的军人行动队随后赴宪兵队自首,等待东京陷入—片黑暗后军部发布戒严令。未料想,民间行动队的成员由于缺乏足够的电气常识,致使对变电所的袭击失败,其成员因害怕事后祸及其身,纷纷作鸟兽散。至此,虎头蛇尼的“五·一五”事件亦宣告破产。6月25日,大川周明因之而锒铛入狱,其他政变参与者电逐一落网。
  “五一·五”事件发生后,军部上层人物对此事件始终持同情态度,日本社会亦有许多人为事件参加者鸣怨叫屈。在大川周明等人被捕后,近一年的时间里,要求为他们减刑的请愿书竟然多达355万封,可见当时法西斯主义思潮在日本社会的影响之大。在此期间,神武会以及其他法西斯团体电借组织营救大川周明之名展开了疯狂的宣传活动。但是,终因大川周明罪大恶极,仍于1932年10月被判处五年徒刑。   在大川周明服刑期间,1936年又发生了由皇道派青年尉级军官策划的“二·二六”事件。这次军事政变规模更大,有近1500名正规军参加,他们占领了首相官邸、陆相官邸、陆军省和警视厅,占据了东京麴町地区,切断了内外交通。刺杀了藏相高桥是清、内大臣斋藤实、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刺伤了侍从长铃木贯太郎,首相冈田启介因政变军人误杀他人而得以幸免。这一政变直到2月29日经军部上层分化劝说,才告终结。随后,军部中的统制派立即大举肃清皇道派分子,开始走上建立军部独裁的道路。臼此,军部成为日本的法西斯主义运动的核心,大批民间法西斯团体转而成为协助支持军部的外围组织。
  
  甲级战犯中的“疯子”
  
  1937年10月,大川周明出狱后,再度回到东亚经济调查局工作,并被聘为法政大学大陆部部长。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他主要从事研究和著书立说活动,特别是为日本军国土义发动所谓的“大东亚战争”积极主动地提供“理论”根据。大川周明这——时期的主要著作有《日本二千六百年史》及其修订版、《亚细亚建设者》、《告亚细亚民族书》、《美英侵略东亚史》、《大东亚秩序建设》等。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成功,太平洋战争爆发。被初战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日本法西斯分子们奔走相告,欣喜若狂。大川周明自然不会放过这样一个宣扬其法西斯理论的大好时机。从12月14日至25日,大川周明连续11天在日本无线广播电台发表讲演,用他那固有的尖噪声嘶力竭地鼓吹这场“大东亚战争”将是一场“解放亚细亚”、“复兴亚细亚”的“正义战争”,号召全日本民众都起来支持这场战争。
  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日本军国主义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最终不得不落了个“搬起石头硒自己脚”的可耻下场。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发布诏书,承认日本战败,并宣布无条件投降。
  有如五雷轰顶的大川周明不禁喟然长叹:
  “夏天的太阳,光芒万丈,
  我们却吃了败仗!”
  大川周明心中的那个所谓“光芒万丈”的“神国”之梦已经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他终于不得不承认:“看来我的工作也同战争的失败而一起结束了。”
  1945年12月他被盟军以甲级战犯的名义逮捕,送往东京巢鸭监狱。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大川周明作为首批28名甲级战犯之一进入位于东京市谷的审判大厅。在审判开始前,包括被告在内的许多人都对大川周明寄予很大的期望,期待着他能够利用如簧之舌为日本军国主义诡辩。
  这一天的大川周明似乎并未有负众望。只见走进审判厅的大川周明身着一件破旧白色睡袍,脚蹬一双木屐,萨然不是来接受审判,倒像是来洗温泉。
  待众被告落座后。恰巧坐在东条英机身后的大川周明便开始了他的表演。他故意把木屐踢在一边,伸着他那鹅一般的细长脖颈,东张西望,准备寻衅闹事。
  下午3时37分,正当审判长即将宣读完起诉书时,突然,从被,告席上传来了“啪”的一声,众人循声望去,果然,大川周明开始了他的“恶作剧”——趁众人不注意时,他伸出手中卷成筒状的起诉书照着东条英机的秃头重重地打了一下。
  一脸严肃表情的东条英机正在埋头记笔记,这突如其来的一击令他猛地一惊。他回过头去,冲着大川周明露出了一丝苦笑。安静的法庭顿时随之笑作一团。
  被这突如其来的事件吸引过来的外国记者纷纷跑到东条英机面前,举起相机。在闪光灯一片闪烁当中,大川周明再次平静地伸出他那只又细又长的手臂,用卷成筒状的起诉书在东条英机的头上又是一击。这时法庭内的宪兵迅速赶到大川周明身旁,将他紧紧地按,住。
  大川周明挣扎着怪声怪气地用德语喊了一句:“德国人过来,,其他人滚蛋!”接着又是一句英语:“坐下!”
  审判长韦勃命令宪兵将大川周明架出审判厅。伴随着“嗒嗒嗒”的木屐声,太川周明还在歇斯底里地叫嚷着:“放开我,我比你们都正常!”
  第二天,大川周明在开庭的同时被强行带出审判厅,在被告候审毒里受到严密监视。美国记者闻讯赶到候审室,要大川周明重新表演一遍前一天击打东条英机脑袋的一幕。大川周明兴奋异常地用手势示意后,用英语高声叫道:“东条是个大笨蛋,我应该杀死他!我支持民主。但美国不是民主国家,我不想到美国去。因为,美国是‘疯子’。明白吗?我说的是‘疯子’!”
  在当天返回巢鸭监狱的路上,大川周明一边拍着坐在他身旁的烟俊六的肩膀,一边高声宣布:“今天的午餐已经。在新桥的新喜乐备好了。天皇也要参加的,大家—道去吧。我请客。”烟俊六连看都没看他一眼,惟恐被他纠缠上后难以解脱。
  随后的汰川周朋,发“疯”的症状,越来越严重了:连着一个多月不好好吃饭,在囚室里随地便溺,吃自己拉下的大便,还故意向别人碗里吐唾沫。
  东京国际法庭根据大川周朋的症状,决定将他送到东京国立松泽压院,检查其是隙的患上了精神病。负责为其诊断的内村教授认为大川周明具有典型的脑梅毒症状。但当即有人对此表示怀疑,认为大川周明是故意装疯卖傻,企图蒙混过关。盟军司令部为了慎重起见,遂命令美国军医用精密仪器对大川周明进行了反复测试,又请来神经科专家对其进行了严格的精神鉴定。最后,得出的结果竟然是“大川周明真的疯了”。无奈之下,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只得宣布对其免予起诉。
  大川周明是否真的患上了精神病,这里我们不想再去深究,但有一点却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在东京审判结束后不久,大川周明的病便“奇迹”般地好了起来。
  1948年12月24日他被释放出狱。死里逃生的大川周明复又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他开始闭门不出,专心致志地从事起《古兰经》的翻译工作。这项艰难的工作,对于一个曾经患过“精神病”的人来讲,无疑是十分困难的,但大川周朋却川页利地完成了。
  直到大川周明临死前,他才透露了隐藏在心中的秘密:
  “在当时,我是以嘲弄正常人的心理,按照疯人的逻辑伪装自己,美国军医才被我骗过的。”
  谜底终于揭开了!,
  1957年12月24日,以装疯卖傻、牺牲人格为代价苟且偷生的大川周明终于在孤寂中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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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美国《外交政策》杂志2003年12月刊,作者史蒂芬,费奇为美国资深国际关系与民族学专家,他长期研究苏联解体后形成的独联体中亚国家的社会及政治问题。本文所提及福尔加纳山谷地区一度是受本·拉丹影响的中亚极端势力训练培养各国恐怖分子的温床,近年来已在全世界反恐怖斗争的大环境下土崩瓦解。作者在本文中所介绍的情况只是代表了他个人的观点,本刊编译此文并不表示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材料的可靠性,仅供读者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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