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要天天重申基本的批评权利!
　　
　　鄢烈山(知名评论家)
　　读完傅国涌兄的《重建批评之道=》，不禁一声长叹，借句名言表达感受就是“毕竟是书生”，太善良太忠厚了!综观傅文所谓“批评之道”，重点不是在论道而是在论“术”，即讲批评的修辞形态和手法。这种“反求诸己”(批评者)当然可以是一个立论角度，但未免舍本逐末。
　　事实上，强调批评的“善意”非常危险，这是有惨痛历史教训的。毛泽东讲过“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甚至说过很有自信和肚量的话，“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可是，为什么将那么多人打成“右派”呢?因为他们是恶意的批评，目的在于“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篡党夺权”，所以“性质”变了，成了“人民”的敌人，不配享有言论自由，应当专政!“善意”论、“诚意”论无疑通向“动机论”、“阴谋论”的陷阱；从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到所谓“章罗联盟”(他俩量反动的右派言论分别不过是建议中央成立“平反委员会”和“政治设计院”)，到邓拓吴晗廖沫沙的所谓“三家村”“反党说黑话”，本来正常的进言、批评与写作者，无不栽倒其中。
　　所以，我们应当一再重申批评的权利，天天重申公民的批评权利。虽然这很可悲可怜，温家宝总理这两年不是也一再讲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吗?批评的权利是公民自由与民主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只要不违法不侵权。我的批评动机是什么，用什么腔调和风格讲话并不那么重要。在这样的现代法治环境中，不论是搞“引蛇出洞”的阴谋也罢，还是搞振振有词的“阴谋”也罢，掌权者都根本不可能陷批评者于罪。
　　我同意周泽先生的观点，保护新闻舆论监督的相关法律法规，中国并不缺乏，保护公民批评监督政府的权利的《宪法》条款有的比美国还先进，有无《新闻法》实无关宏旨，关键在于司法是否能保证它们的公正实施。现实的问题，正如赵义文章所说，关键在于“公权力的变异”，反仆为主。这么多年来，天天在号召“讲真话”，“讲真话”为什么这么难?官权恃强发威懒得讲理，民意难于表达滋生怨愤。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写此文当天，看到黑龙江伊春市政府“被要求派出大量警力清查记者”，不许他们采访空难死者家属，强令死者家属不谈赔偿先签尸体移交表。这样的“世道”。怎么可能产生温情敦厚的“批评之道”?(评《南风窗》2010年第18期《批评的权利》)
　　
　　“选举改革”如何有前途?
　　
　　吕元礼(深圳南山区政协委员、深圳大学教授)
　　政协委员历来由协商推荐产生。深圳市率先在部分市政协委员推荐名单的产生上引入选举机制，其实是在“协商民主”的土壤中，注入“选举民主”的因素。曾有记者询问：一党长期执政有没有前途?对于这个也许让人左右为难的问题，笔者却寻思到至少让自己确信无疑的答案。
　　这一答案是：社会主义必须吸收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才能成功。当年被革命领袖批判为“腐朽”、“垂死”的资本主义之所以“腐而不朽”、“垂而不死”，是因为它们吸收了社会主义的合理因素，如对贫困线以下的民众给予救济等。否则，纯而又纯的资本主义必然走向两极分化，并最终导致自己的灭亡。同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在改革开放之后的30年来获得成功，是因为吸收了资本主义的合理因素。邓小平说：“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就是对这种相互吸收的最佳解读。人民政协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基本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选举民主”的吸纳，实际上是在改善党的领导。而只有改善党的领导，才能真正坚持党的领导。
　　“选举民主”作为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它虽然盛行于西方，但未必不适应于东方。当然，国情不同，不能照搬。
　　前苏联流行过一则政治笑话，说的是当社会主义号火车因铁路断了而停下来时，列车长问怎么办、时任苏共最高领导的勃列日涅夫回答说：“找几个人下车摇摇火车就行了，乘客感到车在动，就以为列车在前进。”这形象地说明了什么叫“勃列日涅夫停滞期”。这种停滞也因带来体制的僵化而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有人担心中国一些地方的政治改革是否也有点像勃氏所说的“摇摇火车”——其实并没有动，也不想动。但是，看到深圳政协委员产生所实行的真刀真枪的改革，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能够在党的领导下，切实有效地加以推进。(评《南风窗》2010年第18期《改革的关键是扩大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