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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乔装打扮，因为他们总会认出你；手枪通常只会帮倒忙，还不如和老年人坐在一起喝茶来得有用；最需要记住的一点是“保住脑袋，给家人一个交代”。这就是“9·11”事件后一名意大利“007”在阿富汗的真实特工生活，远不像电影里演得那般刺激和浪漫。
传说伊斯兰教的真主阿拉在七天之内创造了完美的世界。但是在他手上还有一小块土地，他把它扔到地球上，于是就诞生了阿富汗。这个古老的传说被阿富汗人不断传颂。在“9·11”事件后，我被送到阿富汗的喀布尔执行任务。我知道，这是一个神秘的国度，有以自己的法则为荣的部落，有常年处于战争状态的氏族，还有掌控国家经济命脉的贩毒集团。在这里，随时可能遭遇死亡威胁，我很幸运地活了下来，但我的两名同伴却没有做到。
现实总不像电影演得那般浪漫。在阿富汗，我们既没有开过阿斯顿·．马丁这款名车，也没有喝过马丁尼。我们既不像施瓦辛格般孔武有力，更不像詹姆斯·邦德一样十八般武艺俱全。我们全身上下最值钱的就只是自己的脑袋。简单来讲。特工这个职业和演员差不多，你需要不断地背诵他人的台词来扮成不同的角色，“双面人”这个头衔都不足以概括这个职业。
第一条必须做到的就是保密。在被情报局聘为特工的最初一年半里，我没有对妻子透露任何消息。另外，我还必须渐渐地远离和我要好的朋友。最后，我不得不向妻子坦白：我会消失很长一段时间，谁也看不到我。
在前往喀布尔之前，我们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学习，读阿富汗历史书籍、中亚的长篇小说以及英帝国与沙皇为争夺这块土地而发动战争等历史散文，还有关于外交关系、塔利班的情报服务、本·拉丹的恐怖组织基地以及之前穆斯林游击队联盟等方面书籍。同时我还得学说喀布尔当地语言——波斯方言达理语。
。
进入喀布尔机场时我用的是真名。尽管我有外交护照并且名义上在意大利大使馆工作，但我很少去大使馆。在国外，特工要不断与当地人建立联系，你几乎要和所有人聊天，但是你却没有一个朋友，不仅要和自己的国家，甚至要和同伴保持距离。虽然必要时可以彼此分享信息，但在国家利益至上的前提下，所有人都只能顾好自己的那份工作。
到达阿富汗后，首先得给自己找一个住处，最好是安全隐蔽的小屋，装修不用太好，因为得随时准备撤离。最初一段时间最难熬，几乎全天24小时得不到休息。白天出去和当地人“打成一片”，晚上则要回住处聆听上级的最新指示，罗马总部随时都有可能打来电话，还会有情报员莫名其妙地发来紧急通知：“你已暴露，需马上逃离。”每天都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往往就像牵线木偶般对指令执行不误，因为根本没有时间多想，惟一需要担心的是自己不要患上精神病，否则的话判断就容易失误，性命有可能不保。
在三番五次莫名卷铺盖走人后，情报员终于不再发“马上撤离”的通知。家安置好了，下一个该考虑的就是车，最好是一辆不知名的二手车，尽管当我要逃出喀布尔的时候我非常渴望自己能有一辆装甲越野车。我很少乘坐出租车，因为我知道这些出租车司机太不可信。我的同伴们都把自己装扮成当地人，但我从来不，因为我知道当地人还是会把你认出来，然后想尽一切方法偷你的东西，如果你以为小小的乔装就能骗过他们，那你就错了。
至于手枪，虽然每位特工都有配枪，但大多时候，我仍选择不带武器，单身赴会，因为手枪不仅不能带来安全，反而是一种危险、挑衅的表示，极有可能使身份暴露。特工不是暗杀者，我从没有杀过人。另外，还有一点需要补充的是，一旦被当地人察觉你有杀人的意图，下场就是死路一条。我的一位同伴就是因为被人发现随身携带手枪而遭遇自杀式恐怖袭击遇害。
我的任务只有一个：保护意大利武装部队人员、使馆工作人员、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贸易人士、外派到阿富汗的记者等等所有在阿富汗出现的意大利国民。对我来说，最危险的时刻是在2003年上半年。当时，在阿富汗东南地区霍斯特同时出现了塔利班基地组织、当地武装分子和犯罪团伙，频繁发生的袭击事件导致我们维和部队的士兵伤亡惨重。
等到意大利山地狙击兵和空降兵到来时已经是几个月后的事了。几乎所有的当地居民都加入到抵制我们的行列，随时对我们的士兵放暗枪。而那时，我的任务就是以使馆工作人员的身份出面，和当地警察局、政府部门以及最有影响力的部落酋长进行会谈。一开始几周，我磨破了嘴皮却毫无进展可言。直到一批装满民生用品——食品、药品和各种建材的卡车到来后，我的任务才终于变得容易了许多。正是这批物资把当时高度紧张的形式彻底转变过来，当地人看到了我们的善意，逐渐消除了对我们的敌意。这也是之后为什么再没有一人伤亡的原因。期间，我们只经历过一次小袭击，而且也顺利地度过了，我想这是因为两个原因：首先是我们摸清楚了阿富汗的地形，其次是因为我们赢得了民心。能够扳倒恐怖分子是一个巨大的成功，而这件事却要有足够的耐心慢慢完成。天知道我和部落的长者们坐在地上喝了多少茶。
从阿富汗回国后，我经常被人问及这样一个问题：“在提着脑袋做了多年工作之后，难道不会为目前阿富汗局势的急转直下而感到忧心吗?”其实，只有在经历过战争后才会真正懂得和平的可贵。我认为，我们接下来的路不应该靠士兵走出来——虽然他们付出了很多，肩负着维护和平的重任——而应该靠赢得当地居民的民心。而这点只有通过对阿富汗战后重建工作的援助才能做到。
在阿富汗当特工多年，给我留下永远也抹不掉的记忆的是当地两三岁的孩子。几乎每天我都能想起他们光着小脚丫站在喀布尔雪地里的情景。
传说伊斯兰教的真主阿拉在七天之内创造了完美的世界。但是在他手上还有一小块土地，他把它扔到地球上，于是就诞生了阿富汗。这个古老的传说被阿富汗人不断传颂。在“9·11”事件后，我被送到阿富汗的喀布尔执行任务。我知道，这是一个神秘的国度，有以自己的法则为荣的部落，有常年处于战争状态的氏族，还有掌控国家经济命脉的贩毒集团。在这里，随时可能遭遇死亡威胁，我很幸运地活了下来，但我的两名同伴却没有做到。
现实总不像电影演得那般浪漫。在阿富汗，我们既没有开过阿斯顿·．马丁这款名车，也没有喝过马丁尼。我们既不像施瓦辛格般孔武有力，更不像詹姆斯·邦德一样十八般武艺俱全。我们全身上下最值钱的就只是自己的脑袋。简单来讲。特工这个职业和演员差不多，你需要不断地背诵他人的台词来扮成不同的角色，“双面人”这个头衔都不足以概括这个职业。
第一条必须做到的就是保密。在被情报局聘为特工的最初一年半里，我没有对妻子透露任何消息。另外，我还必须渐渐地远离和我要好的朋友。最后，我不得不向妻子坦白：我会消失很长一段时间，谁也看不到我。
在前往喀布尔之前，我们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学习，读阿富汗历史书籍、中亚的长篇小说以及英帝国与沙皇为争夺这块土地而发动战争等历史散文，还有关于外交关系、塔利班的情报服务、本·拉丹的恐怖组织基地以及之前穆斯林游击队联盟等方面书籍。同时我还得学说喀布尔当地语言——波斯方言达理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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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喀布尔机场时我用的是真名。尽管我有外交护照并且名义上在意大利大使馆工作，但我很少去大使馆。在国外，特工要不断与当地人建立联系，你几乎要和所有人聊天，但是你却没有一个朋友，不仅要和自己的国家，甚至要和同伴保持距离。虽然必要时可以彼此分享信息，但在国家利益至上的前提下，所有人都只能顾好自己的那份工作。
到达阿富汗后，首先得给自己找一个住处，最好是安全隐蔽的小屋，装修不用太好，因为得随时准备撤离。最初一段时间最难熬，几乎全天24小时得不到休息。白天出去和当地人“打成一片”，晚上则要回住处聆听上级的最新指示，罗马总部随时都有可能打来电话，还会有情报员莫名其妙地发来紧急通知：“你已暴露，需马上逃离。”每天都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往往就像牵线木偶般对指令执行不误，因为根本没有时间多想，惟一需要担心的是自己不要患上精神病，否则的话判断就容易失误，性命有可能不保。
在三番五次莫名卷铺盖走人后，情报员终于不再发“马上撤离”的通知。家安置好了，下一个该考虑的就是车，最好是一辆不知名的二手车，尽管当我要逃出喀布尔的时候我非常渴望自己能有一辆装甲越野车。我很少乘坐出租车，因为我知道这些出租车司机太不可信。我的同伴们都把自己装扮成当地人，但我从来不，因为我知道当地人还是会把你认出来，然后想尽一切方法偷你的东西，如果你以为小小的乔装就能骗过他们，那你就错了。
至于手枪，虽然每位特工都有配枪，但大多时候，我仍选择不带武器，单身赴会，因为手枪不仅不能带来安全，反而是一种危险、挑衅的表示，极有可能使身份暴露。特工不是暗杀者，我从没有杀过人。另外，还有一点需要补充的是，一旦被当地人察觉你有杀人的意图，下场就是死路一条。我的一位同伴就是因为被人发现随身携带手枪而遭遇自杀式恐怖袭击遇害。
我的任务只有一个：保护意大利武装部队人员、使馆工作人员、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贸易人士、外派到阿富汗的记者等等所有在阿富汗出现的意大利国民。对我来说，最危险的时刻是在2003年上半年。当时，在阿富汗东南地区霍斯特同时出现了塔利班基地组织、当地武装分子和犯罪团伙，频繁发生的袭击事件导致我们维和部队的士兵伤亡惨重。
等到意大利山地狙击兵和空降兵到来时已经是几个月后的事了。几乎所有的当地居民都加入到抵制我们的行列，随时对我们的士兵放暗枪。而那时，我的任务就是以使馆工作人员的身份出面，和当地警察局、政府部门以及最有影响力的部落酋长进行会谈。一开始几周，我磨破了嘴皮却毫无进展可言。直到一批装满民生用品——食品、药品和各种建材的卡车到来后，我的任务才终于变得容易了许多。正是这批物资把当时高度紧张的形式彻底转变过来，当地人看到了我们的善意，逐渐消除了对我们的敌意。这也是之后为什么再没有一人伤亡的原因。期间，我们只经历过一次小袭击，而且也顺利地度过了，我想这是因为两个原因：首先是我们摸清楚了阿富汗的地形，其次是因为我们赢得了民心。能够扳倒恐怖分子是一个巨大的成功，而这件事却要有足够的耐心慢慢完成。天知道我和部落的长者们坐在地上喝了多少茶。
从阿富汗回国后，我经常被人问及这样一个问题：“在提着脑袋做了多年工作之后，难道不会为目前阿富汗局势的急转直下而感到忧心吗?”其实，只有在经历过战争后才会真正懂得和平的可贵。我认为，我们接下来的路不应该靠士兵走出来——虽然他们付出了很多，肩负着维护和平的重任——而应该靠赢得当地居民的民心。而这点只有通过对阿富汗战后重建工作的援助才能做到。
在阿富汗当特工多年，给我留下永远也抹不掉的记忆的是当地两三岁的孩子。几乎每天我都能想起他们光着小脚丫站在喀布尔雪地里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