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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3月5日上午，人民大会堂二楼的记者席里，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李慧玲是神态最专注的一个。11点钟，同事约她到休息室喝茶休息，李慧玲谢绝了。
“不是拿了文字稿吗，政府工作报告还能有什么发挥不成?”同事很不理解。
“机会太难得了，我每年都要从头听到尾。”李慧玲说。
在她看来，每位总理的个性都在两个多小时的报告过程中显露无遗。“他的音色如何，他的语调在什么地方舒缓，什么地方激昂，重音强调放在何处……这都是了解他和他的工作最难得的机会。”
李慧玲说，既然受命做中国新闻，就要想办法了解治理这个国家的是什么样的人，接近大国首脑的机会总是那么少，怎能不加倍珍惜。
每年一次的近距离接触
实际上，在这方面，李慧玲比大多数记者幸运得多。不少记者认为，一年中能够近距离接触中国总理的最佳时机有两个：一是在“两会”上他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一是“两会”后的总理答中外记者问。
只有不到3000名记者有幸到人民大会堂现场听总理作报告，李慧玲是其中之一；而出席记者招待会的机会更难得，请柬总共只有600张，每年有机会向总理发问的记者不超过20位，2004年“两会”，李慧玲不仅接到了记者招待会的请柬，还得到了向温家宝总理提问的机会。
说到今年被选中提问的几率，李慧玲表示希望不大。去年，他们向外交部新闻司提了意见：2003年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时，东南亚媒体没有得到一个提问机会。所以2004年终于有了机会提问，但今年，3月6日李肇星外长的记者会上，《联合早报》已经得到了一个提问机会。
“幸运之神不会总在我们头顶转吧。”
尽管李慧玲承认自己比大多数同行幸运，还是仍不免为了解中国领导人的渠道太少感到遗憾。她经常向中国新闻官员提的一个问题是：“你们能不能多安排几次总理的记者招待会，我们想了解他更多一些。”
在现场感受总理的个性
在人民大会堂三层“金色大厅”服务过的小尹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再没有见过比总理与中外记者见面更紧张的场面了，到了那天，不管多“大牌”的记者，都要提前几个小时来占座位。
总理答记者问能够征服记者，并不仅仅因为参与机会的稀缺。一些向总理提过问的记者事后追忆，在现场，一问一答所包含的信息固然十分重要，而同样吸引记者们的，还有总理们充满个性的表述。
新华社记者翟伟在2004年的总理记者招待会上第三个站起来发问，一口气向总理提了两个问题。翟伟说；温家宝总理在记者会上说的“你违反规定，问了两个问题”，批评的就是我。
翟伟问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宏观调控，一个是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的问题。这第二个问题，翟伟是有感而发。
“两会”前，他在外采访途中，发现了农民工欠薪问题很普遍，农民向有关部门反映问题，往往没有回音，于是他向总理提问：
“去年您为农民熊德明讨公道的事经新华社报道后，掀起了追讨民工工资的高潮，但是全国并没有很多的人像熊德明那样有这么好的运气。所以我们说如果群众有了困难得不到解决，就可能选择上访和信访，请问您怎么看群众上访的问题?您平时的工作中是否接触过群众上访的事?您又是怎么处理的?”
翟伟说，“虽然总理批评我违反了一个记者只能问一个问题的规定，但是，他还是回答了，并且告诉人们，‘我还是想回答!’这实际上表明了农民增收问题在总理心中的分量。”
事隔整整一年，翟伟仍然清晰地记得温总理的回答：“至于第二个问题我还是想回答，但是我用很简短的话来回答。解决涉及群众利益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要靠制度，靠政策，靠法律。”
翟伟说，现场的记者能够在这一问一答中，体验到温总理的确如他本人所总结的那样，“是个温和的人，但又是个有信念、有主见、敢负责的人。”
透明从坦率开始
2004年的记者招待会上，在新华社记者翟伟之后得到提问机会的就是《联合早报》的李慧玲，她问了一个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问题。有些出乎她意料的是，温总理是那样的条分缕析，从5个方面详尽地回答了她的问题。
李慧玲说，她当时的感觉是，“这是一个一步一个脚印，解决实际问题的人”。中国总理的记者招待会，让李慧玲见识了中国领导人的不同风格。
李慧玲第一次见识中国总理的记者招待会是在电视上，她当时还在新加坡本土工作，每次CNN转播中国总理的记者招待会，同仁们就会放下手中的工作围拢在电视机前争相观看。
她说，她记得温家宝总理引用了一个妙趣横生的比喻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中国是一头温和的大象，虽然很大，但不可怕。
通过记者招待会，这位生长于中西文化交汇之地的新加坡记者发现，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朱镕基喜欢引用最新出版的英文报刊，有时还纠正翻译和记者的外语错误；而温家宝喜欢引用中国古典诗词。
英文杂志与古典诗词，幽默与温情。总理和普通人一样，有自己的性格，有自己的爱好。李慧玲认为，记者招待会将这些领导人的个性展现在公众面前，揭去萦绕在领导人身上的神秘面纱。一旦迈开这一步，决策的透明度也就更大了。
另一方面，领导人个性化表述的政策内容往往更能深人人心，“地雷阵”、“死而后已”这样的说法比仅仅讲几条措施、几个手段，更容易向公众显示政府的反腐败决心。
记者招待会也是一种“软力量”
总理答记者问在公众中引起的巨大反响也引起了新闻传播学者的关注。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指出，新闻发布会也是一种“软力量”。
在这个意义上，喻国明认为，国务院总理，政府的第一负责人，他的话最具有权威性，某项政策从他嘴里说出来，尤其是相对个性化的表述，这种传播方式是其他方式取代不了的，能够增强人们对文件精神对会议精神对相关政策的理解深度。
喻国明认为，如果希望以“软力量”来管理社会，中国政府与公众间的信息传播机制还应当进一步理顺。总理答记者问应该向下延展，部委、省市区等各级部门都应该有完善的新闻发言人制度。这个制度一方面要保障公众的知情权，更重要的还要主动沟通政府和公众间的信息。
“不是拿了文字稿吗，政府工作报告还能有什么发挥不成?”同事很不理解。
“机会太难得了，我每年都要从头听到尾。”李慧玲说。
在她看来，每位总理的个性都在两个多小时的报告过程中显露无遗。“他的音色如何，他的语调在什么地方舒缓，什么地方激昂，重音强调放在何处……这都是了解他和他的工作最难得的机会。”
李慧玲说，既然受命做中国新闻，就要想办法了解治理这个国家的是什么样的人，接近大国首脑的机会总是那么少，怎能不加倍珍惜。
每年一次的近距离接触
实际上，在这方面，李慧玲比大多数记者幸运得多。不少记者认为，一年中能够近距离接触中国总理的最佳时机有两个：一是在“两会”上他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一是“两会”后的总理答中外记者问。
只有不到3000名记者有幸到人民大会堂现场听总理作报告，李慧玲是其中之一；而出席记者招待会的机会更难得，请柬总共只有600张，每年有机会向总理发问的记者不超过20位，2004年“两会”，李慧玲不仅接到了记者招待会的请柬，还得到了向温家宝总理提问的机会。
说到今年被选中提问的几率，李慧玲表示希望不大。去年，他们向外交部新闻司提了意见：2003年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时，东南亚媒体没有得到一个提问机会。所以2004年终于有了机会提问，但今年，3月6日李肇星外长的记者会上，《联合早报》已经得到了一个提问机会。
“幸运之神不会总在我们头顶转吧。”
尽管李慧玲承认自己比大多数同行幸运，还是仍不免为了解中国领导人的渠道太少感到遗憾。她经常向中国新闻官员提的一个问题是：“你们能不能多安排几次总理的记者招待会，我们想了解他更多一些。”
在现场感受总理的个性
在人民大会堂三层“金色大厅”服务过的小尹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再没有见过比总理与中外记者见面更紧张的场面了，到了那天，不管多“大牌”的记者，都要提前几个小时来占座位。
总理答记者问能够征服记者，并不仅仅因为参与机会的稀缺。一些向总理提过问的记者事后追忆，在现场，一问一答所包含的信息固然十分重要，而同样吸引记者们的，还有总理们充满个性的表述。
新华社记者翟伟在2004年的总理记者招待会上第三个站起来发问，一口气向总理提了两个问题。翟伟说；温家宝总理在记者会上说的“你违反规定，问了两个问题”，批评的就是我。
翟伟问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宏观调控，一个是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的问题。这第二个问题，翟伟是有感而发。
“两会”前，他在外采访途中，发现了农民工欠薪问题很普遍，农民向有关部门反映问题，往往没有回音，于是他向总理提问：
“去年您为农民熊德明讨公道的事经新华社报道后，掀起了追讨民工工资的高潮，但是全国并没有很多的人像熊德明那样有这么好的运气。所以我们说如果群众有了困难得不到解决，就可能选择上访和信访，请问您怎么看群众上访的问题?您平时的工作中是否接触过群众上访的事?您又是怎么处理的?”
翟伟说，“虽然总理批评我违反了一个记者只能问一个问题的规定，但是，他还是回答了，并且告诉人们，‘我还是想回答!’这实际上表明了农民增收问题在总理心中的分量。”
事隔整整一年，翟伟仍然清晰地记得温总理的回答：“至于第二个问题我还是想回答，但是我用很简短的话来回答。解决涉及群众利益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要靠制度，靠政策，靠法律。”
翟伟说，现场的记者能够在这一问一答中，体验到温总理的确如他本人所总结的那样，“是个温和的人，但又是个有信念、有主见、敢负责的人。”
透明从坦率开始
2004年的记者招待会上，在新华社记者翟伟之后得到提问机会的就是《联合早报》的李慧玲，她问了一个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问题。有些出乎她意料的是，温总理是那样的条分缕析，从5个方面详尽地回答了她的问题。
李慧玲说，她当时的感觉是，“这是一个一步一个脚印，解决实际问题的人”。中国总理的记者招待会，让李慧玲见识了中国领导人的不同风格。
李慧玲第一次见识中国总理的记者招待会是在电视上，她当时还在新加坡本土工作，每次CNN转播中国总理的记者招待会，同仁们就会放下手中的工作围拢在电视机前争相观看。
她说，她记得温家宝总理引用了一个妙趣横生的比喻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中国是一头温和的大象，虽然很大，但不可怕。
通过记者招待会，这位生长于中西文化交汇之地的新加坡记者发现，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朱镕基喜欢引用最新出版的英文报刊，有时还纠正翻译和记者的外语错误；而温家宝喜欢引用中国古典诗词。
英文杂志与古典诗词，幽默与温情。总理和普通人一样，有自己的性格，有自己的爱好。李慧玲认为，记者招待会将这些领导人的个性展现在公众面前，揭去萦绕在领导人身上的神秘面纱。一旦迈开这一步，决策的透明度也就更大了。
另一方面，领导人个性化表述的政策内容往往更能深人人心，“地雷阵”、“死而后已”这样的说法比仅仅讲几条措施、几个手段，更容易向公众显示政府的反腐败决心。
记者招待会也是一种“软力量”
总理答记者问在公众中引起的巨大反响也引起了新闻传播学者的关注。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指出，新闻发布会也是一种“软力量”。
在这个意义上，喻国明认为，国务院总理，政府的第一负责人，他的话最具有权威性，某项政策从他嘴里说出来，尤其是相对个性化的表述，这种传播方式是其他方式取代不了的，能够增强人们对文件精神对会议精神对相关政策的理解深度。
喻国明认为，如果希望以“软力量”来管理社会，中国政府与公众间的信息传播机制还应当进一步理顺。总理答记者问应该向下延展，部委、省市区等各级部门都应该有完善的新闻发言人制度。这个制度一方面要保障公众的知情权，更重要的还要主动沟通政府和公众间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