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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经济社会学已经从与主流经济学的紧密联系过渡到对经济活动做出另类解释的建构的轨道上。这一过渡使得经济社会学家与经济学内部的革新工作、经济学外部的企业分析极大地联系在了一起。日积月累,这些发展对资金和市场做出了进一步的社会解释。
【关键词】经济社会学 经济学 货币 社会关系
在过去的25年中,经济社会学经历了惊人的社会变化。从批判、补充新古典派经济学开始,它已成为一块丰富的可以自我维持的领域,并已经开始产生或将重新替代新古典经济学。这些变化深刻地影响了我对经济社会学的态度和我与经济社会学的关系。
在我探索经济社会学的道路上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在不同的经济领域工作,并著有各个方面的图书。其中包括人寿保险如何变得可以接受、对儿童的评估、人际货币行为,以及最近的关于经济社会的亲密行为,到涉及消费和儿童工作等重要经济议题。但近几年来,包括我在内没有人认为我所研究的就是经济社会学。
从某种角度讲,他们是正确的。经济社会学在二十几年前成长起来的时候,跟主流的经济学是紧密相连的。它要么在冠以社会学话题的名义下扩展自己的主要思想,要么认为是社会背景限制了经济活动,并且很多还是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规则来行事的。它几乎只涉及经济学家喜爱的研究主题,集中于所谓的账户背景和延伸。
理论家把标准的经济模型应用到宗教团体、家庭行为或专业运动团队等非经济过程当中。分析家通过分析标准的经济现象,如劳动力市场、商品市场或公司,来说明在社会组织的大背景下,“经济人”是怎么做出决策的。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主张以上观点的人认为经济现象是“嵌入性”的,而且他们经常提及并且研究人际网络。这种做法使得经济学家做出的由议价或价格制定等经济现象得来的隐性假设是正确的。那么,根据经济社会学家的理论,是什么缺失了呢?强调背景的理论家认为经济学家忽视了相关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例如,以前一直存在的潜在的经济伙伴之间的关系。
在过去的10到15年中,正如别人所看到的一样,我对于自己成为经济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感到惊奇。而这就是我参加这场研讨会的原因。那究竟是为什么呢?部分原因是我了解了很多关于经济社会学各个领域的走向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积极的讨论。在这一块领域中,三个改变起到的作用很大:第一,经济社会学这一领域的创始者们指出,我所研究的领域是经济社会学新思潮的一个范式。第二,我发现自己教授经济社会学扩大了研究生和本科生的人数。第三,前面两个改变迫使我直接面对主流经济社会学的大前提,而不再是学习美国历史和文化的学生了。除了市场和企业以外,经济社会学家都应该关注物资的生产、消费、分配和运输的各种形式。
因此本文有必要把在这个领域中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有争议性的调查和个人的自传联系起来。我首先将对经济过程和方法的长期发展过程的研究做个详细的总结。然后,我们看一下经济社会学最近关注的重点方面,并且讨论这些重点是如何取代先前占主导地位的有关经济生活和人际关系的交互的假设的。本文中的这些观点主要是基于最近的一些分析。最后,本文将以对经济社会学领域内其他思潮走向的一个快速调查作尾。
一、经济过程的重新评估
在经济社会学这块领域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方面都发生了类似的变革。其中的三个变化值得特别关注。
首先,经济学本身发生了改变。这些流派,如行为经济学、女性主义经济学、组织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家庭动力学以及最近的神经经济学等,都展开了对新古典主义模型的批评。这些新形式的经济学都开始创造经济过程的另类解释,而且我也关注了很多年的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随着博弈论被引入到家喻户晓的竞争模型中,有些东西就变得很简单了。例如,为了个人的表现,球员之间做出来的一系列反应的早期模型。
其次,在经济学之外,法律和经济学界的批评家、组织理论家、少数学生以及重要的女权主义者都为我们进一步思考经济和社会过程是如何运行的提供了帮助。他们也坚持认为,要有权力、议价和人际之间的交易。
再次,在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边缘地带,出现了一些新的混合型学科,它们提出了自己的关于经济进程的方案。它们包括社会经济学、共产主义经济学、法国的经济和社会团结以及世界体系分析。
同时,经济学家大量涌现,他们越来越多地从账户的背景和延伸的轨道上偏离开来,转而向制定具有社会基础、描述和解释经济活动的方向上迈进。这种另类分析试图从经济活动的本质出发,解释社会进程和社会关系,包括市场本身这块先前被认为是神圣的、没有探索过的领域。很多这方面的分析家同意哈里森.怀特的申明,他们认为市场不是缺乏社会过程的自发的竞技场,而是深层次的社会创作的结果。
确实,在皮埃尔.布迪厄晚年时期,他也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着。他在其2002年版的《经济的社会结构》一书中提到,“企图‘改正’范例的冗长或者错误,而不质疑范例本身……使我想起了第谷·布拉赫把托勒密的地心模型从哥白尼革命中保留下来的伟大举措。”
总之,另类经济社会学的探索者批评了认为社会过程虽然为经济过程提供了庇护,但这种庇护的实质还包括经济的理性交换体系的嵌入的观点。就像制度经济学家一样,那些开始用社会过程来解释经济活动的经济社会学家对通过市场调节的后社会主义经济的失败感到震惊,于是他们涉足到企业、市场、组织和金融机构的核心。
通过这些变化,我发现我不再站在外延观看经济活动的人际交往方面了。现在,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一进程正在继续扩大。浏览尼尔·斯梅尔瑟和理查德·斯威德伯格的第二版《经济社会学手册》的目录表,可以发现它是一个标志。它主要描述的是十一年前第一版目录表里面没有的学科,如新制度学派、情感、行为经济学和法律。
然而,经济社会学的内涵远不止这些。它包括以下的新的主题和重点:一是多元化市场:早期的经济社会学家几乎只关注生产,但是他们现在正在关注很多别的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消费市场、个人护理用品市场以及他们所谓的非正规经济的方面。二是企业文化:经济社会学家最终褪去了他们关于建构的外衣,来研究丰富的社会关系是如何影响和改变公司之间的交易和结盟的。三是不公平,尤其是性别不平等的生产和再生产:经济社会学家一直在质疑力图解释有偏见的市场选择和个人特性碰撞所导致的不公平的职业地位实现模型。四是家庭密集场所的经济活动:经济社会学家以及他们在经济学和人类学方面的盟友们在这里不仅研究生产、消费和分配的延伸和影响以及资产的转让,而且也研究把表现看成短期现货市场的互动模式。
我最近的工作是研究这些创新带来的影响,特别是对多元化市场和家庭的分析。例如,我2005年出版的《购买亲密》,认真探讨了美国的法律和日常生活规范是如何成功约束经济活动和亲密人际关系之间的交互。这本书表明,在夫妻之间、家庭中间以及个人护理的提供方面,参与者努力去发现经济交易和人际关系之间的合适匹配。为了展示这些匹配过程是如何运作的,我就不得不批判那些在人际关系和经济活动交互方面广泛存在的误解。
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对一个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所承认的假说的批判:我称之为“敌对世界中的孪生故事”。我们假设理性经济活动和人际关系都有着不同的舞台,一个领域是关于计算和效率,另一个领域是关于信心和团结。敌对世界的相关理论宣称,如果这两个领域断绝了联系,那么带来的混乱与错误将是理性经济阻止了亲密的关系,亲密的关系阻碍了效率。
为什么要质疑这个错误的边界问题?因为正是这种边界使得表面上“真实”的市场活动和外显的琐碎的经济之间的分歧长久存在。具体来说,重要的经济现象,如公司、企业或金融市场等和较小的情感经济体,如家庭、小额信贷、地方性经济社区、移民循环储蓄和信贷协会、典当、赠与或汇款等,这之间是存在两分法的,需要区分开来。真正的经济仅仅包括以市场为媒介的交易,就像“真正的”货币是指简单的、同类的、可替代性的法定货币。
这个观点的错误之处在哪里?它错在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这种预想中的小型交易如果合在一起的话,就不是简单的事情了。它有很大的宏观经济方面的影响,例如,从富裕国家向贫穷国家输出大量汇款,把财富一代代传递下去。而且,世代相传的财富说明,亲密的交易也创造或者维持由阶级、种族、族裔甚至性别造成的大规模的不平等。一般来说,单独领域/敌对世界的学说长期以来一直推广以内容为导向的信念,他们认为经济活动有着自己的规律,而社会关系仅是给经济活动提供了限制。
敌对世界理论的反对者不同意这种二元论,他们希望推广社会生活的单一账户原则,他们反对简化的“只不过”的争论:表面现象上人际关系的隔绝“只不过”是普遍原则中的特殊例子。“只不过”原则的倡导者根据三个原则,理性经济简化论、文化简化论、政治简化论,分成三类。因此,提倡经济简化论的人认为,关怀、友谊、性行为、父子或母子等人际关系是理性经济即有条件限制下的个人的最优选择的特殊例子。提倡文化简化论的人认为这些现象是对信仰的明晰表达。而提倡政治简化论的人则更强调这些现象的强制性、剥削性的政治基础。
然而,即便那些经济社会学家是反对“只不过”的简化论,他们仍然认同单独领域敌对世界的概念,尽管概念的差异性正在减小。例如,不应该是意识到每个市场都取决于不断持续的有意义的人际关系,而应该区分各
种各样的市场交易。总之,经济社会学正在远离背景、延伸和单独领域敌对世界,理性地向着对经济活动做出更充分的社会诠释这一方向迈进。
二、争论和结论
我一直在和其他一些理论家在争论我的观点。分析家们强调货币需要有系统的强有力的背景支持。他们甚至提出质疑,我所分析的交易是真正货币层面的。例如,芬恩和拉帕维査斯对于发现我研究的重点是在非均质性上,尤其是对我的明显无视金钱的“均质化影响” 感到费解。他们不得不承认, “必须始终强调双重性质的资金普及,分配均匀的货币为表示社会和具体文化关系创造了机会。”然而,芬恩和拉帕维査斯的理论框架认为,货币的普遍化倾向压制了其社会斗争。芬恩和拉帕维査斯告诉我们,“通过货币表现出来的社会关系的主要层面和意义发现它本身陷入了平凡与普遍的交换当中。”因此,芬恩和拉帕维査斯既强调货币的世界性,又强调货币完全互换性的因果优先。他们坚持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货币,即使它呈现出不同的形式。”
这些批评家虽然知道货币具有社会层面的意义,但是他们仍然坚持着一个内容上更容易被接受的观点,该观点承认货币具有社会控制的重要意义,但是却忽视了其关系的基础。因此,这一观点使得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模型都能够长期存在。单一的货币是实际存在的,而在这个模型里其他货币的内涵,仍然维持着“类似”的定义。
在目前的争论当中,经济社会学家正努力超越对于经济分析的批判以及对经济内容的解释,转而研究构成货币的实际的社会过程。正如布鲁斯.卡拉瑟斯所指出的,对于货币及其双胞胎——信贷的分析的趋势已经不复存在了。在这个过程中,目前的研究正在取代传统的认为现代货币是一个单一的、同质的、液体培养基,而这种媒介又是与其他的连续的、各个种类的货币媒介一起来进行经济交换的观点。
我们来想想奈杰.达德的多元化货币的绘制。达德质疑以前关于真正的货币和他所谓的“瘦弱的款项”以及其他被贴上“准货币”标签的物品的分歧。达德在对货币多元化的介绍当中,提出了一个绝妙的研究方案:解释不同种类货币的差异性,分析确定出现货币新形式的不同的原因的轨道。
达德关于货币多元化形式的分析为他发现的一个重要的当代悖论——国家发行的货币的同质性和异质性是同时增加的,提供了更好的答案。更具体地说,他用自己的分析方法把他所看到的界定为欧元的“混合”性质。他正确地描绘了欧元作为一个循环过程的鲜明实例,在这其中,非流通货币媒介和账户单元的增加使得货币的同质化刺激了货币的多样化。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不再像以前一样只给传统的经济分析提供背景或者批判,因此,在经济社会学里,达德的做法更符合健康的潮流。
然而,即便是达德也没有能够正视把社会关系纳入到货币交易以及把社会交易纳入到货币关系。货币的社会基础并不愿意达到整合,这并不是件小事。这使得达德在他的分析中忽视了两个重要的相互独立的因素:货币的关系分化和货币行为。人们经常把各种货币交换和维持这两方面的关系联系在一起。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利用象征、礼仪、会计制度和各种各样的代币来标识不同的社会关系。
人们在什么时间怎么样采用哪种媒介或者账户单位取决于相关的社会关系的类型。父母和子女、牧师和聚会者、政府福利和接受福利的人、立宪者和选民、相爱的夫妇——有的时候所有这些关系都跟货币交易联系在一起,但是每一个都需要货币媒介和账户单元的不同的结合。当他们计算出在移民浪潮中,谁欠了谁的人情、服务或者礼品时,在这个汇款系统的复杂关系中,参与者经常把货币的原籍国和接受国作为媒介,但是他们通常也建立了自己的混合账户单元。
因此,我们应该在达德的分析基础上更进一步。所有的货币都是具有双重性的;它们既适合普通的流通,又适应小区域内的流通。确实,这种二元性适用于所有的经济交易。从上往下看,经济交易和具有广泛意义的民族象征的机构是相联系的。然而,从下往上看,经济交易是高度分化的,个性化的,地方化的,它对特殊的关系有特殊的意义。因此,统一性和多样性之间是没有矛盾的:他们只是同一个交易中两个不同的方面。就像人们把个人的信息放到会话当中并按照公认的语法方式讲英语一样,经济行为人采用的也是国际化的模式和标准。
最近一些分析家通过用货币取决于会计制度这一不同的说明方式分析了这一点。我同意这一点,但是这个说法得有个前提:会计制度并不仅仅是国家或者银行的自上而下的机制。人们在一个更小的规模范围内创造并且协商自己的会计制度。而这些都囊括并且塑造了社会行为。
传统的分析家也错误的驳斥了家庭和其他不以市场为媒介的经济以及真正的经济中的外围的货币世界。他们是错误的,因为家庭、亲属集团、朋友圈、邻居和表面上非经济的组织,如教堂和志愿协会等,都在广泛的经济活动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以典型的移民汇款系统为例。移民汇款系统在诸如土耳其、墨西哥等国家的经济体系中都是非常庞大的,但是令许多发展经济学家失望的是汇款工作主要通过亲属关系、朋友关系或者邻居关系来完成,而不是通过银行或者其他正式的经济制度。
我为什么选择把重点放在家庭、福利和馈赠上?根据关于市场和人际关系的传统的两分法,这些地方要么就是货币完全不能进入,要么就是合理化本该带来巨大改变的地方:在家庭、友谊、慈善和死亡中的均质化的核心个人、社会关系以及商品化的情感。我的研究表明,压制脆弱社会关系的积极创造性力量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
三、经济社会学将何去何从
我敢肯定的是并非所有有学问的观察者都和我一样对当前经济社会学的趋势怀着同样的热情。回顾这片领域的主要成就,罗勃·福克纳、埃里克.切尼和加斯帕·索伦森为这一领域提供了精确的反方面的批判。福克纳和切尼宣称,经济社会学家已经排除了分析的主要领域,就像早期的社会学家已经有效地处理了罪行和“暗边”的资本主义。索伦森反驳说,这一领域的组织者已经很有包容性,他们冒险使这一领域的智慧变少。确实,每一点都是有原因的。在他们热情地追求经济体制进程的正确性的时候,经济社会学家几乎没有质疑他们所研究的经济制度的合理性。对于相关事项的扩展,我一直很高兴,因为它与当它作为主流经济理论的补充的那段时间相比,减少了这一领域的理论凝聚。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新的、具有挑战性的经济社会学将会出现,新的综合体正在规划当中。
无论如何,在这块领域里,我看到了关注经济进程的学生们采取了三个重要的、有前途的、即便有部分出现矛盾的步骤:第一步,正如我以前建议的,它包括放弃单独的领域和敌对世界的论点有利于分析以下带有独特的会计体系、媒介、经济交易、内涵以及边界的区别性的社会关系。第二步,同样是我先前提到过的,即质疑受到削弱的思想——所有的领域都具有经济活动,但是相对应来讲,有些领域则更类似于市场,更不具有主观性,组织分析师往往把一些情形比喻成“武器长度的交易”。
第三步非常有趣,它与前面两步有些不一致的地方。以米歇尔·卡隆、唐纳德·麦肯齐和金米罗的思想为代表,认为经济学随着企业和市场壮大了,但是同时,由于其本身的发展,它又改变这些企业和市场自身的形象。毕竟,如果理论家用那种方法分析关系和行为,那么,社会生活将在应用了这种理论的领域里变得更“市场化”。
如果是这样,那么第二步的一个新概念能够让人信服以下观点:如果构造论者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也许与其他的一些领域如家庭等相比,由经济理论建构的一些区域按照经济学理论把自己置于优越解释中。如果是这样的话,经济社会学家将不得不认真思索将同时形成和解释其他领域如生产、消费、分配和资产转移等方面的成熟的理论,而不再是思考一度受宠的资本主义企业以及旧的经济社会学市场方面的理论。
对于经济社会学的未来,我想说的是,在这一领域里,曾经和主流经济学有着紧密联系的一些有趣思想的出现,标志着经济社会学是一项重要的、具有前瞻性的学术事业。
(注:本文译自(美)维维安娜·泽利泽尔的原文Pasts and Futures of Economic Sociology,出自《美国行为科学家》2007年4月,第1056-1069页,普林斯顿大学。)
【关键词】经济社会学 经济学 货币 社会关系
在过去的25年中,经济社会学经历了惊人的社会变化。从批判、补充新古典派经济学开始,它已成为一块丰富的可以自我维持的领域,并已经开始产生或将重新替代新古典经济学。这些变化深刻地影响了我对经济社会学的态度和我与经济社会学的关系。
在我探索经济社会学的道路上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在不同的经济领域工作,并著有各个方面的图书。其中包括人寿保险如何变得可以接受、对儿童的评估、人际货币行为,以及最近的关于经济社会的亲密行为,到涉及消费和儿童工作等重要经济议题。但近几年来,包括我在内没有人认为我所研究的就是经济社会学。
从某种角度讲,他们是正确的。经济社会学在二十几年前成长起来的时候,跟主流的经济学是紧密相连的。它要么在冠以社会学话题的名义下扩展自己的主要思想,要么认为是社会背景限制了经济活动,并且很多还是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规则来行事的。它几乎只涉及经济学家喜爱的研究主题,集中于所谓的账户背景和延伸。
理论家把标准的经济模型应用到宗教团体、家庭行为或专业运动团队等非经济过程当中。分析家通过分析标准的经济现象,如劳动力市场、商品市场或公司,来说明在社会组织的大背景下,“经济人”是怎么做出决策的。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主张以上观点的人认为经济现象是“嵌入性”的,而且他们经常提及并且研究人际网络。这种做法使得经济学家做出的由议价或价格制定等经济现象得来的隐性假设是正确的。那么,根据经济社会学家的理论,是什么缺失了呢?强调背景的理论家认为经济学家忽视了相关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例如,以前一直存在的潜在的经济伙伴之间的关系。
在过去的10到15年中,正如别人所看到的一样,我对于自己成为经济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感到惊奇。而这就是我参加这场研讨会的原因。那究竟是为什么呢?部分原因是我了解了很多关于经济社会学各个领域的走向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积极的讨论。在这一块领域中,三个改变起到的作用很大:第一,经济社会学这一领域的创始者们指出,我所研究的领域是经济社会学新思潮的一个范式。第二,我发现自己教授经济社会学扩大了研究生和本科生的人数。第三,前面两个改变迫使我直接面对主流经济社会学的大前提,而不再是学习美国历史和文化的学生了。除了市场和企业以外,经济社会学家都应该关注物资的生产、消费、分配和运输的各种形式。
因此本文有必要把在这个领域中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有争议性的调查和个人的自传联系起来。我首先将对经济过程和方法的长期发展过程的研究做个详细的总结。然后,我们看一下经济社会学最近关注的重点方面,并且讨论这些重点是如何取代先前占主导地位的有关经济生活和人际关系的交互的假设的。本文中的这些观点主要是基于最近的一些分析。最后,本文将以对经济社会学领域内其他思潮走向的一个快速调查作尾。
一、经济过程的重新评估
在经济社会学这块领域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方面都发生了类似的变革。其中的三个变化值得特别关注。
首先,经济学本身发生了改变。这些流派,如行为经济学、女性主义经济学、组织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家庭动力学以及最近的神经经济学等,都展开了对新古典主义模型的批评。这些新形式的经济学都开始创造经济过程的另类解释,而且我也关注了很多年的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随着博弈论被引入到家喻户晓的竞争模型中,有些东西就变得很简单了。例如,为了个人的表现,球员之间做出来的一系列反应的早期模型。
其次,在经济学之外,法律和经济学界的批评家、组织理论家、少数学生以及重要的女权主义者都为我们进一步思考经济和社会过程是如何运行的提供了帮助。他们也坚持认为,要有权力、议价和人际之间的交易。
再次,在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边缘地带,出现了一些新的混合型学科,它们提出了自己的关于经济进程的方案。它们包括社会经济学、共产主义经济学、法国的经济和社会团结以及世界体系分析。
同时,经济学家大量涌现,他们越来越多地从账户的背景和延伸的轨道上偏离开来,转而向制定具有社会基础、描述和解释经济活动的方向上迈进。这种另类分析试图从经济活动的本质出发,解释社会进程和社会关系,包括市场本身这块先前被认为是神圣的、没有探索过的领域。很多这方面的分析家同意哈里森.怀特的申明,他们认为市场不是缺乏社会过程的自发的竞技场,而是深层次的社会创作的结果。
确实,在皮埃尔.布迪厄晚年时期,他也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着。他在其2002年版的《经济的社会结构》一书中提到,“企图‘改正’范例的冗长或者错误,而不质疑范例本身……使我想起了第谷·布拉赫把托勒密的地心模型从哥白尼革命中保留下来的伟大举措。”
总之,另类经济社会学的探索者批评了认为社会过程虽然为经济过程提供了庇护,但这种庇护的实质还包括经济的理性交换体系的嵌入的观点。就像制度经济学家一样,那些开始用社会过程来解释经济活动的经济社会学家对通过市场调节的后社会主义经济的失败感到震惊,于是他们涉足到企业、市场、组织和金融机构的核心。
通过这些变化,我发现我不再站在外延观看经济活动的人际交往方面了。现在,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一进程正在继续扩大。浏览尼尔·斯梅尔瑟和理查德·斯威德伯格的第二版《经济社会学手册》的目录表,可以发现它是一个标志。它主要描述的是十一年前第一版目录表里面没有的学科,如新制度学派、情感、行为经济学和法律。
然而,经济社会学的内涵远不止这些。它包括以下的新的主题和重点:一是多元化市场:早期的经济社会学家几乎只关注生产,但是他们现在正在关注很多别的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消费市场、个人护理用品市场以及他们所谓的非正规经济的方面。二是企业文化:经济社会学家最终褪去了他们关于建构的外衣,来研究丰富的社会关系是如何影响和改变公司之间的交易和结盟的。三是不公平,尤其是性别不平等的生产和再生产:经济社会学家一直在质疑力图解释有偏见的市场选择和个人特性碰撞所导致的不公平的职业地位实现模型。四是家庭密集场所的经济活动:经济社会学家以及他们在经济学和人类学方面的盟友们在这里不仅研究生产、消费和分配的延伸和影响以及资产的转让,而且也研究把表现看成短期现货市场的互动模式。
我最近的工作是研究这些创新带来的影响,特别是对多元化市场和家庭的分析。例如,我2005年出版的《购买亲密》,认真探讨了美国的法律和日常生活规范是如何成功约束经济活动和亲密人际关系之间的交互。这本书表明,在夫妻之间、家庭中间以及个人护理的提供方面,参与者努力去发现经济交易和人际关系之间的合适匹配。为了展示这些匹配过程是如何运作的,我就不得不批判那些在人际关系和经济活动交互方面广泛存在的误解。
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对一个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所承认的假说的批判:我称之为“敌对世界中的孪生故事”。我们假设理性经济活动和人际关系都有着不同的舞台,一个领域是关于计算和效率,另一个领域是关于信心和团结。敌对世界的相关理论宣称,如果这两个领域断绝了联系,那么带来的混乱与错误将是理性经济阻止了亲密的关系,亲密的关系阻碍了效率。
为什么要质疑这个错误的边界问题?因为正是这种边界使得表面上“真实”的市场活动和外显的琐碎的经济之间的分歧长久存在。具体来说,重要的经济现象,如公司、企业或金融市场等和较小的情感经济体,如家庭、小额信贷、地方性经济社区、移民循环储蓄和信贷协会、典当、赠与或汇款等,这之间是存在两分法的,需要区分开来。真正的经济仅仅包括以市场为媒介的交易,就像“真正的”货币是指简单的、同类的、可替代性的法定货币。
这个观点的错误之处在哪里?它错在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这种预想中的小型交易如果合在一起的话,就不是简单的事情了。它有很大的宏观经济方面的影响,例如,从富裕国家向贫穷国家输出大量汇款,把财富一代代传递下去。而且,世代相传的财富说明,亲密的交易也创造或者维持由阶级、种族、族裔甚至性别造成的大规模的不平等。一般来说,单独领域/敌对世界的学说长期以来一直推广以内容为导向的信念,他们认为经济活动有着自己的规律,而社会关系仅是给经济活动提供了限制。
敌对世界理论的反对者不同意这种二元论,他们希望推广社会生活的单一账户原则,他们反对简化的“只不过”的争论:表面现象上人际关系的隔绝“只不过”是普遍原则中的特殊例子。“只不过”原则的倡导者根据三个原则,理性经济简化论、文化简化论、政治简化论,分成三类。因此,提倡经济简化论的人认为,关怀、友谊、性行为、父子或母子等人际关系是理性经济即有条件限制下的个人的最优选择的特殊例子。提倡文化简化论的人认为这些现象是对信仰的明晰表达。而提倡政治简化论的人则更强调这些现象的强制性、剥削性的政治基础。
然而,即便那些经济社会学家是反对“只不过”的简化论,他们仍然认同单独领域敌对世界的概念,尽管概念的差异性正在减小。例如,不应该是意识到每个市场都取决于不断持续的有意义的人际关系,而应该区分各
种各样的市场交易。总之,经济社会学正在远离背景、延伸和单独领域敌对世界,理性地向着对经济活动做出更充分的社会诠释这一方向迈进。
二、争论和结论
我一直在和其他一些理论家在争论我的观点。分析家们强调货币需要有系统的强有力的背景支持。他们甚至提出质疑,我所分析的交易是真正货币层面的。例如,芬恩和拉帕维査斯对于发现我研究的重点是在非均质性上,尤其是对我的明显无视金钱的“均质化影响” 感到费解。他们不得不承认, “必须始终强调双重性质的资金普及,分配均匀的货币为表示社会和具体文化关系创造了机会。”然而,芬恩和拉帕维査斯的理论框架认为,货币的普遍化倾向压制了其社会斗争。芬恩和拉帕维査斯告诉我们,“通过货币表现出来的社会关系的主要层面和意义发现它本身陷入了平凡与普遍的交换当中。”因此,芬恩和拉帕维査斯既强调货币的世界性,又强调货币完全互换性的因果优先。他们坚持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货币,即使它呈现出不同的形式。”
这些批评家虽然知道货币具有社会层面的意义,但是他们仍然坚持着一个内容上更容易被接受的观点,该观点承认货币具有社会控制的重要意义,但是却忽视了其关系的基础。因此,这一观点使得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模型都能够长期存在。单一的货币是实际存在的,而在这个模型里其他货币的内涵,仍然维持着“类似”的定义。
在目前的争论当中,经济社会学家正努力超越对于经济分析的批判以及对经济内容的解释,转而研究构成货币的实际的社会过程。正如布鲁斯.卡拉瑟斯所指出的,对于货币及其双胞胎——信贷的分析的趋势已经不复存在了。在这个过程中,目前的研究正在取代传统的认为现代货币是一个单一的、同质的、液体培养基,而这种媒介又是与其他的连续的、各个种类的货币媒介一起来进行经济交换的观点。
我们来想想奈杰.达德的多元化货币的绘制。达德质疑以前关于真正的货币和他所谓的“瘦弱的款项”以及其他被贴上“准货币”标签的物品的分歧。达德在对货币多元化的介绍当中,提出了一个绝妙的研究方案:解释不同种类货币的差异性,分析确定出现货币新形式的不同的原因的轨道。
达德关于货币多元化形式的分析为他发现的一个重要的当代悖论——国家发行的货币的同质性和异质性是同时增加的,提供了更好的答案。更具体地说,他用自己的分析方法把他所看到的界定为欧元的“混合”性质。他正确地描绘了欧元作为一个循环过程的鲜明实例,在这其中,非流通货币媒介和账户单元的增加使得货币的同质化刺激了货币的多样化。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不再像以前一样只给传统的经济分析提供背景或者批判,因此,在经济社会学里,达德的做法更符合健康的潮流。
然而,即便是达德也没有能够正视把社会关系纳入到货币交易以及把社会交易纳入到货币关系。货币的社会基础并不愿意达到整合,这并不是件小事。这使得达德在他的分析中忽视了两个重要的相互独立的因素:货币的关系分化和货币行为。人们经常把各种货币交换和维持这两方面的关系联系在一起。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利用象征、礼仪、会计制度和各种各样的代币来标识不同的社会关系。
人们在什么时间怎么样采用哪种媒介或者账户单位取决于相关的社会关系的类型。父母和子女、牧师和聚会者、政府福利和接受福利的人、立宪者和选民、相爱的夫妇——有的时候所有这些关系都跟货币交易联系在一起,但是每一个都需要货币媒介和账户单元的不同的结合。当他们计算出在移民浪潮中,谁欠了谁的人情、服务或者礼品时,在这个汇款系统的复杂关系中,参与者经常把货币的原籍国和接受国作为媒介,但是他们通常也建立了自己的混合账户单元。
因此,我们应该在达德的分析基础上更进一步。所有的货币都是具有双重性的;它们既适合普通的流通,又适应小区域内的流通。确实,这种二元性适用于所有的经济交易。从上往下看,经济交易和具有广泛意义的民族象征的机构是相联系的。然而,从下往上看,经济交易是高度分化的,个性化的,地方化的,它对特殊的关系有特殊的意义。因此,统一性和多样性之间是没有矛盾的:他们只是同一个交易中两个不同的方面。就像人们把个人的信息放到会话当中并按照公认的语法方式讲英语一样,经济行为人采用的也是国际化的模式和标准。
最近一些分析家通过用货币取决于会计制度这一不同的说明方式分析了这一点。我同意这一点,但是这个说法得有个前提:会计制度并不仅仅是国家或者银行的自上而下的机制。人们在一个更小的规模范围内创造并且协商自己的会计制度。而这些都囊括并且塑造了社会行为。
传统的分析家也错误的驳斥了家庭和其他不以市场为媒介的经济以及真正的经济中的外围的货币世界。他们是错误的,因为家庭、亲属集团、朋友圈、邻居和表面上非经济的组织,如教堂和志愿协会等,都在广泛的经济活动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以典型的移民汇款系统为例。移民汇款系统在诸如土耳其、墨西哥等国家的经济体系中都是非常庞大的,但是令许多发展经济学家失望的是汇款工作主要通过亲属关系、朋友关系或者邻居关系来完成,而不是通过银行或者其他正式的经济制度。
我为什么选择把重点放在家庭、福利和馈赠上?根据关于市场和人际关系的传统的两分法,这些地方要么就是货币完全不能进入,要么就是合理化本该带来巨大改变的地方:在家庭、友谊、慈善和死亡中的均质化的核心个人、社会关系以及商品化的情感。我的研究表明,压制脆弱社会关系的积极创造性力量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
三、经济社会学将何去何从
我敢肯定的是并非所有有学问的观察者都和我一样对当前经济社会学的趋势怀着同样的热情。回顾这片领域的主要成就,罗勃·福克纳、埃里克.切尼和加斯帕·索伦森为这一领域提供了精确的反方面的批判。福克纳和切尼宣称,经济社会学家已经排除了分析的主要领域,就像早期的社会学家已经有效地处理了罪行和“暗边”的资本主义。索伦森反驳说,这一领域的组织者已经很有包容性,他们冒险使这一领域的智慧变少。确实,每一点都是有原因的。在他们热情地追求经济体制进程的正确性的时候,经济社会学家几乎没有质疑他们所研究的经济制度的合理性。对于相关事项的扩展,我一直很高兴,因为它与当它作为主流经济理论的补充的那段时间相比,减少了这一领域的理论凝聚。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新的、具有挑战性的经济社会学将会出现,新的综合体正在规划当中。
无论如何,在这块领域里,我看到了关注经济进程的学生们采取了三个重要的、有前途的、即便有部分出现矛盾的步骤:第一步,正如我以前建议的,它包括放弃单独的领域和敌对世界的论点有利于分析以下带有独特的会计体系、媒介、经济交易、内涵以及边界的区别性的社会关系。第二步,同样是我先前提到过的,即质疑受到削弱的思想——所有的领域都具有经济活动,但是相对应来讲,有些领域则更类似于市场,更不具有主观性,组织分析师往往把一些情形比喻成“武器长度的交易”。
第三步非常有趣,它与前面两步有些不一致的地方。以米歇尔·卡隆、唐纳德·麦肯齐和金米罗的思想为代表,认为经济学随着企业和市场壮大了,但是同时,由于其本身的发展,它又改变这些企业和市场自身的形象。毕竟,如果理论家用那种方法分析关系和行为,那么,社会生活将在应用了这种理论的领域里变得更“市场化”。
如果是这样,那么第二步的一个新概念能够让人信服以下观点:如果构造论者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也许与其他的一些领域如家庭等相比,由经济理论建构的一些区域按照经济学理论把自己置于优越解释中。如果是这样的话,经济社会学家将不得不认真思索将同时形成和解释其他领域如生产、消费、分配和资产转移等方面的成熟的理论,而不再是思考一度受宠的资本主义企业以及旧的经济社会学市场方面的理论。
对于经济社会学的未来,我想说的是,在这一领域里,曾经和主流经济学有着紧密联系的一些有趣思想的出现,标志着经济社会学是一项重要的、具有前瞻性的学术事业。
(注:本文译自(美)维维安娜·泽利泽尔的原文Pasts and Futures of Economic Sociology,出自《美国行为科学家》2007年4月,第1056-1069页,普林斯顿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