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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60年前抗美援朝战争这段历史,每当我们提到成功预测仁川登陆,提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内幕,提到志愿军入朝纪律,提到中苏朝之间的军事合作,以及开城和谈时,就不能不提及中国首任驻朝鲜大使倪志亮。
临危受命
1950年初,中南军事大学副校长兼武汉警备区副司令员倪志亮,接到来自中组部的一纸调令,要他到北京做外交工作。对此,他委实有些犯难:自己参加革命20年来一直是从事军事工作,担任军政大学的主要领导工作已有两年,工作局面刚打开,有些舍不得。外交工作从未搞过,很难发挥过去的经验和特长。再说年龄不饶人,已50岁了,长期的战争环境让他患上了肺气肿,身体需要疗养。对此,他曾诙谐地对老部下胡奇才说:“中央要我当大使,是拿着黄牛当马骑,难啊!”但出于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他立即服从了组织上的安排,之后,他以老黄牛精神一马当先驰骋在朝鲜战争中的外交疆场。
此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半年多,有十多个国家同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毛泽东、周恩来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派遣十位兵团级将军担任大使。倪志亮是其中为数不多的军事指挥员之一,其他大多是政工干部。倪志亮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曾任红四方面军参谋长、八路军一二九师首任参谋长、晋冀豫军区司令、东北军政大学副校长等职,朝鲜人民军中不少来自四野的朝鲜籍干部就曾是倪志亮的学生。让倪志亮担任驻朝大使,这是周恩来精心选择的结果,考虑到与中国唇齿相依的朝鲜,由于南北分治,政见不同,矛盾很深,面临着战争爆发的危险,所以,选一位具有良好军事素养的将军担任驻朝大使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此,十位将军大使中年龄最大、资历最老的倪志亮被派到了朝鲜战场。外交部专门为这批将军大使办了培训班。培训期间,由于战争年代的战伤和哮喘病复发,倪志亮不得不停止外交学习,经周总理批准,回到武汉休养,准备康复后赴朝鲜正式上任。休养期间,他到外交部图书馆借来有关朝鲜的资料进行阅读和分析,力求对朝鲜有个更清楚的了解。他边养病,边收集资料,了解朝鲜南北双方的矛盾,密切关注朝鲜南北双方的局势变化。
就在他养病期间,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顿时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热点。中国作为朝鲜唇齿相依的友好邻邦,需要及时掌握朝鲜战争的动态情况,搞好对朝鲜的国际援助,派出中国驻朝鲜特命全权大使,成为当务之急。但是,倪志亮大使仍在病中。有鉴于此,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向周总理推荐了正准备派到驻东德使团担任公使的柴军武(后改名柴成文)担任临时代办入驻朝鲜。柴军武于是转而以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政务参赞、临时代办的身份,先于倪志亮启程,率领5名干部先期到达平壤,正式建馆办公。
7月5日,倪志亮被正式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朝鲜大使。7月8日,周恩来特地向即将先期奔赴朝鲜的柴军武等外交官叮嘱:“现在朝鲜人民处在斗争的第一线,你们要向朝鲜同志表示,看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做,请他们提出来,我们一定尽力去做;当前使馆的主要任务是保持两党两军之间的联系并及时了解战场的变化。”这番话不仅是交代给柴军武等外交官的,其实也是给整个驻朝大使馆的任务。此后,倪志亮担任大使期间正是忠实地履行这一职责,悉心保持中朝两党、两军、两国之间的联系,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
赴朝之前,倪志亮受到了毛泽东的专门宴请,周恩来总理也参加了,这是其他将军大使们所没有的殊荣,令他们深感羡慕,足见赴朝使命在最高领袖心目中之重要。
8月12日,倪志亮携大使馆二等秘书吴晓达及随员等一行9人,抵达平壤。
成功预测仁川登陆
倪志亮到任时,正是朝鲜人民军打击南朝鲜军队的作战势如破竹、捷报频传之时。战至1950年8月中旬,朝鲜人民军解放了南朝鲜百分之九十的地区,将美军和南朝鲜军压缩到洛东江以东一万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域,战局随即呈胶着状态。
这时美军正暗中策劃登陆朝鲜人民军侧后,企图一举切断朝鲜人民军的退路,进而占领朝鲜全境。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密切关注着朝鲜战争的进程,急需来自当地的准确情报。因此,周恩来要倪志亮注意观察朝鲜战局的最新动向,一旦有情况随时报告。
9月初,倪志亮大使和柴军武参赞经商议,合写了一份《目前朝鲜战争局势报告提纲》,详细阐明了朝鲜战场的态势和朝鲜后方的主要情况。凭着多年的军事指挥经验和卓越的军事素养,倪志亮和柴军武洞察了人民军胜利中面临的巨大隐忧,在这份报告中敏锐地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就是美军正在积极准备反攻,很可能会在朝鲜人民军的侧后实施登陆作战,而地点“估计可能在仁川或其他地区”。9月7日,倪志亮派柴军武火速回国,赶回北京,向总参谋部和外交部汇报。8日,柴向聂荣臻代总参谋长汇报,并于当日经聂荣臻将报告呈报毛泽东。
倪志亮、柴军武判断仁川登陆的的理由是:仁川是汉城的门户,占领仁川可以直捣汉城,一举切断人民军的后勤补给线,同时又可以和釜山防御圈里的美军相互呼应。另外,情报显示,美军最近在仁川港外的活动十分频繁,显系在为登陆准备有利的条件。聂荣臻当天将这个汇报提纲呈送毛泽东,毛泽东阅后当即批示:“周阅后,刘、朱、任阅,退聂。请周约柴军武一谈,指示任务和方法。第十三兵团同柴去的军事人员是否要来京与柴一道面授机宜,请周酌定。”这个报告提纲是当时中国掌握的关于朝鲜战局的第一手资料。周恩来听完柴军武当面报告后,感觉倪、柴汇报的情况很重要,遂立即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
历史已经证明,倪志亮和柴军武的判断是极富战略远见的。9月15日,麦克阿瑟指挥美军在仁川进行了著名的“百年大赌”,登陆成功。根据俄国解密的档案材料,对仁川登陆,毛泽东早在此前的7月就已预测出来了。7月2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给莫斯科的电报说,周恩来在与他的谈话中抱怨北朝鲜人对美国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估计不足,忽视了毛泽东早在1949年和1950年5月就提出的警告。周恩来还转达了毛泽东对北朝鲜人的建议:鉴于美国军队可能在仁川登陆,要在仁川后方建立一条坚强的防线。会谈中,周恩来答应如果美国人越过三八线,中国军队将装扮成朝鲜人进行抵抗,还说中国的3个军总计12万人已经集中在沈阳地区。
中国驻朝大使馆在7月12日也曾以“柴、倪”名义向国内报告:朝鲜后方并不巩固,存在着美军在北朝鲜登陆的可能。
倪、柴两人站在战火第一线作出的预见与毛泽东之前的预测不谋而合,进一步印证了毛泽东的判断,为我军进行抗美援朝作出提前预警,为党中央作出抗美援朝的重大战略决策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参考。
帮助人民军调整战略
朝鲜人民军对美作战的战略指导思想到底是速决战还是持久战?美军在仁川登陆的事实,已经给出了答案:朝鲜战争势必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持久战。
战初,朝鲜人民军估计一个月最迟40天可以解决战争。等到美军参战后,人民军意识到必须要做长期打算,但仍然提出“一个月解决问题”、“两个月解决问题”、“八一五前解决问题”“八月要成为胜利月”等号召。倪志亮、柴军武在向中央的报告中已一再指出了这种速胜论的危害。
中共中央对朝鲜战争的局势高度关注,对战争的前景作了两种估计,一种是人民军一鼓作气解放全朝鲜,结束战争;一种是美国投入更多的军力,人民军进攻受阻,战局呈僵持状态,从而变成持久战。还在人民军作战顺利的7月初,周恩来就指出:“不经过反复多次较量,不消灭美军的力量到不能支持的时候,朝鲜战争是不可能轻易结束的。这个战争将是一个持久复杂的斗争。”到8月中旬,朝鲜战事在洛东江出现僵局后,更加坚定了中共中央对持久战的判断,因而命令东北边防军加紧作战准备。
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乘朝鲜人民军主力集中在朝鲜南部的洛东江地区作战,后方力量空虚之机,以美国第十军在朝鲜人民军侧后实施仁川登陆,将人民军主力隔断在三八线以南,以美国第八集团军和南朝鲜军从釜山防御圈向北实施反攻,对朝鲜人民军构成南北夹击之势,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处境险恶,损失急剧攀升,朝鲜战争形势急转直下。
美军仁川登陆之后,9月18日,金日成召见倪志亮大使,介绍了美军仁川登陆以来三天的战况,估计美军仁川登陆部队有1个师,人民军只有两个新组建的团,无作战经验,战斗力弱,增援部队又未及时赶到,登陆美军已迫近汉城,人民军已准备长期作战,并已着手动员10—15个新兵师。倪志亮于当日致电周恩来、聂荣臻,转报了金日成介绍的情况。
在接到倪志亮电报后,周恩来起草了回电,并经毛泽东阅改后,以周恩来的名义站在朋友和同志的立场,就人民军作战指导问题,向金日成提出了“唯有以持久战争取胜”的建议,于9月20日发给倪志亮转告金日成。
9月21日,倪志亮拜见金日成,转交了周恩来的电报。金日成对中国同志的建议表示感谢,并说:在眼下战局严重的情势之下,甚望中共中央能继续提供意见。
9月27日,金日成发表《暂时的战略撤退与党组织的任务》讲话,指出:“现阶段,我们党的战略方针是:最大限度地阻缓敌人的进攻速度,争取时间营救出人民军主力部队,组建新的后备部队来组成强大的反攻力量,并进行有计划的撤退。”
10月8日,倪志亮在给周恩来、聂荣臻的电报中,担忧地报告“劳动党持久方针仍未明确”。电报中谈道:“据郑律成谈:最近劳动党一次干部会中报告了一般情况,最后只称战争性质不变,但对持久方针与如何持久问题,仍未提及。报告后部分干部直问战争指导与敌情估计有无错误,部分干部会后议论,只学苏联办法不行,中国经验适合目前具体情况。”
协调志愿军入朝参战
在志愿军入朝参战前后重大历史关头,倪志亮每一份报告、电文,传递的每一份信息,都直接牵动着中朝两国最高领导人的心。
9月27日中午,金日成召见倪志亮大使,向他介绍朝鲜战场最新情况和人民军的应对措施,告之三八线以及以北地区,目前尚无部队驻守。9月30日,金日成再次召见倪志亮,称人民军主力第一方面军8个师已经被美军和南朝鲜军切断退路,第二方面军尚未到达指挥位置,部队与敌军呈插花状。金日成要求倪志亮将此情况转告中国领导人。
周恩来接到倪志亮的电报后,于9月29日以《朝鲜军情甚为严重》为题,报告毛泽东。10月1日夜,周恩来向倪志亮发来一封经毛泽东阅改后的电报,要他立即转交金日成首相,建议人民军迅速北撤。
第二天,周恩来再次致电倪志亮,强调:请告金日成,除照前电精神“尽可能将被敌人切断的军队分路北撤外,凡无法撤退的军队,应在原地坚持打游击”,“如此就有希望,就会胜利”。
10月2日凌晨2时,毛泽东立即致电邓华,令边防军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参加援朝作战。10月2日晚,金日成再次向倪志亮大使介绍了朝鲜战场的情况,说:人民军主力仍基本隔绝于三八线以南地区,三八线和三八线以北目前多为新建的部队,而南朝鲜军已经突入到三八线以北的襄阳。在人民军主力尚未北撤集结、防御部署没有完成之前,如果美军和南朝鲜军采取两翼伸展,强取元山、海州,同时正面向北进攻,则局势万分危急。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朝鲜劳动党中央和政府恐怕非向中国求援不可。
10月3日,金日成首相再次紧急召见倪志亮大使,希望中国尽快出兵,支援朝鲜作战。倪志亮大使也立即将金日成首相的意见报告国内。10月4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由彭德怀率志愿军入朝作战。为及时了解和掌握朝鲜境内的作战情况,周恩来于10月5日给倪志亮拍来电报,要他经常注视美伪军北进及人民军北撤和在敌后活动之情况。
10月8日,毛泽东发出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与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同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发给倪志亮大使转金日成关于中国决定派遣志愿军到朝鲜的特急电报。
当天深夜,倪志亮驱车前往设在牡丹峰的金日成首相办公地点。当倪志亮向金日成首相转达了北京的来电后,金首相高兴地站了起来,笑着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接着,他又说:“请你向毛主席、向中共中央转达我及朝鲜党和人民的衷心感谢。”金日成拉着倪志亮的手一起来到大厅。金日成拿起一瓶酒,给倪大使斟了一杯,说:“来,干一杯!为中国军队旗开得胜!”倪志亮也回应说:“过去我们并肩作战,打败了一个日本帝国主义。现在让我们并肩战斗,再打败一个美帝国主义。为夺取新的胜利而干杯!”
为志愿军制定入朝注意事项
志愿军部队入朝前夕,倪志亮特地拟制了11条《部队进入朝鲜应注意事项》,上报给周恩来、聂荣臻、彭德怀、高岗,提出志愿军入朝后,要按照朝鲜风俗习惯,注意以下各点:
(一)供房屋家具均按系统找各该面里洞的委员长(区村长)交涉。
(二)所有民房进门就是炕,故进门必须脱鞋,并不准进厨房与内屋。
(三)尊重长者,老头称爷爷(哈拉波吉),老太太称奶奶(哈拉末尼),在老年人面前最好不吸烟、不饮酒。
(四)禁止叫朝鲜人为高丽人或高麗棒子。
(五)不与青年妇女讲话。
(六)尊重神主(祖先牌位),不要移动它。尊重坟墓,一般不动坟墓周围的地(当然作战时挖工事是会被原谅的)。
(七)使用群众的劳动力要计划工资(如做饭、带路等),少数人外出遇到困难时,也可以给点,不求群众帮助。
(八)群众习惯不饮开水只喝冷水,部队须带相当药品以防肚痛。
(九)群众多识汉字,没翻译时可以汉字进行笔谈。
(十)一般群众对公务人员与军队害怕讨厌,但服从性好,所以须避免过多动员人力。
(十一)群众未受过长期战争锻炼,所以民工接近前线必须有干部掌握,以免混乱与逃跑。
根据这些情况,志愿军第十三兵团政治部专门向部队发出了入朝后群众纪律守则和公约。其中特别规定:“除更严格执行我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持我党、我军的荣誉,要遵守当地风俗。”如:“有事到老乡家时,要经主人允许后,再进到屋,不准穿鞋上炕和在女人面前脱衬衣。”“尊重屋中神位,坟地除作战必须挖工事外,不准动其周围土木。”“人民惯喝凉水,最好每人能带点药品,以免肚痛,并少吃用大粪种的生白菜,以免生病。”
我志愿军具有人民军队长期形成的优良传统,加上入朝前各部队进行政策纪律教育,部队入朝后更是严格维护群众纪律,充分尊重朝鲜各级政府和人民群众,帮助朝鲜人民积极进行各项建设工作,赢得了朝鲜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戴。朝鲜群众称赞“志愿军真同大姑娘一样的规矩,为甲午战争以来所没有见过的军队”,是“模范军队”、“仁义之师”、“天下少有的好军队”。朝鲜百姓竭诚援助志愿军,让房、送柴草、借粮、帮助救扶伤员等。志愿军与朝鲜人民患难与共,军民亲如一家,从而保证了抗美援朝作战的顺利进行。
率驻朝使馆安全转移
10月1日和9日,麦克阿瑟两次向朝鲜人民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朝鲜人民军部队“不管位于朝鲜什么地方,都放下武器,停止敌对行动”。随即,美军越过三八线,兵分多路,直逼平壤,大举北进。
10月9日,朝鲜政府决定江界为临时首都,机关、学校、团体一律从平壤撤退,最高军事指挥机关移驻德川,政府和各国使节移驻新义州,总后方设在江界。为此,中国驻朝大使馆在倪志亮的领导下,在报经中央批准后,决定分两部分转移,一部由参赞薛宗华、二等秘书刘白文带领转移至新义州,必要时过江往安东,在中国境内经辑安(今集安)到达朝鲜北部城市满浦;另一部分由倪志亮、柴军武等随金日成首相驻德川,以便继续开展工作。
中国驻朝使馆具体进行撤退工作时,倪志亮抱病组织指挥,亲自选择撤退路线,详细了解行动的每一个细节,连使馆人员的食宿、车辆的调配都亲自安排。撤退期间,他经常连续工作,几天几夜不合眼是很平常的事。撤至熙川的一个小村时,敌机飞来轰炸,投下的一枚炸弹落在院子里,将坐在门槛上看护倪大使的警卫员炸伤,倪志亮也受了伤,成为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方受伤级别最高的干部。
由于在战火中不断奔走和协调两党两军事务,劳累过度,倪志亮病情加重了。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十分关心,考虑到倪志亮大使的病情和伤情不便在当时所处的恶劣环境中治疗,于是决定让他回国治病,休养一段时间后再返馆。在此期间,由柴军武临时代办中国驻朝鲜使馆的一切事务。第一次和第二次战役胜利后,中国驻朝鲜大使馆迁回平壤。不久,倪志亮不等身体康复,就返回平壤,主持使馆工作。
协调中朝苏三方空军合作
从1951年1月起,年轻的志愿军空军在朝鲜战场上浴血奋战,战果累累,取得了令世界惊叹的战绩。但志愿军毕竟飞机少、兵力单薄,无法单独与实力雄厚的美国空军抗衡。
经毛泽东、周恩来亲自交涉,斯大林于3月15日同意派苏联空军入朝作战。中、朝、苏三方可入朝作战的空军部队达到17个团、作战飞机599架。与美军2000多架飞机相比,中、朝、苏三方空军兵力十分有限,加上苏联方面空战顾虑较多,因此无法配合地面部队作战,只能重点用于集中保护中朝军队的后方运输线。
3月15日,志愿军空军司令部在安东宣告成立。同时,志愿军空军和朝鲜人民军空军联合指挥机构——空军联合司令部成立。司令员由当时的东北空军司令刘震将军兼任,司令员苏联顾问即曾在远东战役捕获了末代皇帝溥仪的苏军指挥官戈卢诺夫将军。当时,朝方有一个空军团参战。尽管空军联合司令部成立了,但要用好中、朝、苏三方空军却殊非易事。三方可用于朝鲜战场的空力资源实在有限,这么宝贵的战略资源单靠空军将领来协调已无法完成,常常需要三国的领导人直接出面协调,而倪志亮在其中再次担负了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
3月31日周恩来致电倪志亮转金日成:为了保证中、朝、苏空军准时入朝担负掩护交通运输的任务,“关键在于尽一切力量,克服一切困难修建朝境机场。修建机场的方针,应是有计划地分区把它建立起来”。苏方使用的機场定为六个,先修四个,由我方“定期修好”;我方使用的四个机场和朝中双方合用的三个机场,均拟请朝方负责修建。
4月5日,就苏方只有喷气式飞机,在迎击美机时进行低空作战有困难,而中方驱逐机部队尚未完成训练任务不能出动一事,周恩来向倪志亮发来电报,让他转告金日成,因为苏联空军喷气式战斗机难于遂行低空掩护任务,建议朝鲜人民军空军配合苏联空军掩护铁路运输。第5次战役时间紧迫,运输任务繁重,加之敌机反复轰炸,辑安、长甸河口两江桥均被炸坏,修复需五日至半月。为此,周恩来建议朝鲜空军在新义州的部队,以20架拉九和雅克式飞机,配合安东苏方空军,进行安东经安州至平壤线的掩护。另请由延吉调20架拉九机,以通化机场为基地,负责对辑安、江界、球场线的掩护。
4月16日,为了改变朝鲜境内铁路管理和运输中存在的问题,周恩来致电倪志亮即转金日成:“提议为适应战争急需,朝鲜铁路必须立即置于统一的军事管制之下。”即“在联司领导下,设立中朝联合的军运司令部,统一朝鲜铁路的管理、运输、修复与保护事宜。”以中国同志任司令,朝中各出一人任副司令;下属各级组织均由中朝两国同志分任正副职。联合军运司令部暂设沈阳,其下设铁道军事管理总局设于朝鲜境内,中国铁道兵团及朝鲜铁道修复机构均归属军运司令部统一管辖。5月5日,中朝两国政府代表正式达成《中朝两国关于朝鲜铁路战时军事管制的协议》。
4月23日,周恩来再次就空中掩护问题,致电倪志亮,要他转告金日成,告之苏方可出动喷气式飞机与朝鲜空军协同掩护运输的消息,请即下令朝鲜空军执行掩护运输线任务,并令其与现驻安东之中朝空军联司刘震联络。
4月26日,周恩来致电倪志亮即转金日成,告以向苏联增订的喷气式飞机钢板跑道已获苏联政府批准,并于5月份交货。请督促有关方面迅速勘定另外两个钢板跑道机场的地址,以便早日动工,争取能与平壤以北苏联空军所使用的四个机场同时完工……
周恩来让倪志亮转发这一系列电报的心血没有白费,到1951年春,以苏联空军为主,中朝苏空军完成了掩护鸭绿江大桥的任务,对中朝联军的运输线也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在朝鲜西北部鸭绿江至清川江地区的上空,美军惊呼:“米格-15歼击机已成为美国飞行员越来越感到恐惧可怕的敌人。”三方空军中,苏联空军作用最大,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苏联空军先后投入了12个师作战,轮战人员达7.2万人,以损失335架飞机和120名飞行员的代价共击落1097架敌机(不含高射炮兵击落的212架敌机)。
为开展停战谈判而奔走
美军遭受一系列的失败后,杜鲁门政府不得不寻找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途径。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通过倪志亮大使邀请金日成首相于1951年6月3日来北京磋商。中朝两国领导人进行了研究、商讨,最后决定:同意进行停战谈判。中、朝、美、苏等于是就开始谈判展开了多方外交磋商。
倪志亮经过多方奔走,弄清朝、美两方关于谈判的有关时间、地点、人数等细节后,遂于1951年7月3日致电毛泽东请示派遣涉外军官名额及和谈日期。
毛主席:
(一)据李奇微涉外局本日午后一时卅五分发表李奇微之通知称:关于停战谈判,希望能在七月十日或以前,在开城举行,并提议双方各派涉外军官三人于七月五日在开城接洽举行预备会议。
(二)金首相的意见,对此拟同意七月十日举行谈判,惟对双方各派涉外军官三名于七月五日举行之预备会议拟改在七日举行。
(三)我方应派之涉外三人、朝鲜二人、志愿军一人。
以上意见,特此转报,请您指示。
倪志亮
1951年6月底,周恩来亲自点将,指定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和乔冠华参加停战谈判,组建一个工作班子,进行谈判准备,柴军武被推荐为联络官人选。很快,毛泽东给倪志亮发来一份电报,同意驻朝鲜使馆公使衔参赞柴军武以中校名义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联络官,参加停战谈判。
7月5日在倪志亮、柴军武的陪同下,李克农、乔冠华会见了金日成首相,双方商量了中朝代表团的组成。7月10日,停战谈判即正式拉开帷幕。
以上仅是倪志亮担任驻朝大使的几大亮点,他的工作远非这几个方面,更多的时间只是默默无闻地工作,发挥桥梁纽带的作用,受到朝鲜人民和金日成首相的高度赞扬,1951年9月29日被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勋章——一级国旗勋章。
1952年3月,周恩来考虑到倪志亮的身体状况,决定让倪志亮回国休养。倪志亮患有肺气肿、哮喘病,加上多年征战留下的创伤,不适合在山区生活。金日成对倪大使离任表示惋惜,并说,由于战争环境的限制,大使在此工作期间,没有受到应有的照顾,给大使同志工作增加了不少困难。倪志亮向首相表示了惜别之情后,金日成请倪大使回国后代他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致以衷心的问候,感谢他在任期间的热情服务,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无私援助。离开时,金日成把倪志亮一直送到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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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危受命
1950年初,中南军事大学副校长兼武汉警备区副司令员倪志亮,接到来自中组部的一纸调令,要他到北京做外交工作。对此,他委实有些犯难:自己参加革命20年来一直是从事军事工作,担任军政大学的主要领导工作已有两年,工作局面刚打开,有些舍不得。外交工作从未搞过,很难发挥过去的经验和特长。再说年龄不饶人,已50岁了,长期的战争环境让他患上了肺气肿,身体需要疗养。对此,他曾诙谐地对老部下胡奇才说:“中央要我当大使,是拿着黄牛当马骑,难啊!”但出于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他立即服从了组织上的安排,之后,他以老黄牛精神一马当先驰骋在朝鲜战争中的外交疆场。
此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半年多,有十多个国家同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毛泽东、周恩来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派遣十位兵团级将军担任大使。倪志亮是其中为数不多的军事指挥员之一,其他大多是政工干部。倪志亮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曾任红四方面军参谋长、八路军一二九师首任参谋长、晋冀豫军区司令、东北军政大学副校长等职,朝鲜人民军中不少来自四野的朝鲜籍干部就曾是倪志亮的学生。让倪志亮担任驻朝大使,这是周恩来精心选择的结果,考虑到与中国唇齿相依的朝鲜,由于南北分治,政见不同,矛盾很深,面临着战争爆发的危险,所以,选一位具有良好军事素养的将军担任驻朝大使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此,十位将军大使中年龄最大、资历最老的倪志亮被派到了朝鲜战场。外交部专门为这批将军大使办了培训班。培训期间,由于战争年代的战伤和哮喘病复发,倪志亮不得不停止外交学习,经周总理批准,回到武汉休养,准备康复后赴朝鲜正式上任。休养期间,他到外交部图书馆借来有关朝鲜的资料进行阅读和分析,力求对朝鲜有个更清楚的了解。他边养病,边收集资料,了解朝鲜南北双方的矛盾,密切关注朝鲜南北双方的局势变化。
就在他养病期间,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顿时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热点。中国作为朝鲜唇齿相依的友好邻邦,需要及时掌握朝鲜战争的动态情况,搞好对朝鲜的国际援助,派出中国驻朝鲜特命全权大使,成为当务之急。但是,倪志亮大使仍在病中。有鉴于此,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向周总理推荐了正准备派到驻东德使团担任公使的柴军武(后改名柴成文)担任临时代办入驻朝鲜。柴军武于是转而以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政务参赞、临时代办的身份,先于倪志亮启程,率领5名干部先期到达平壤,正式建馆办公。
7月5日,倪志亮被正式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朝鲜大使。7月8日,周恩来特地向即将先期奔赴朝鲜的柴军武等外交官叮嘱:“现在朝鲜人民处在斗争的第一线,你们要向朝鲜同志表示,看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做,请他们提出来,我们一定尽力去做;当前使馆的主要任务是保持两党两军之间的联系并及时了解战场的变化。”这番话不仅是交代给柴军武等外交官的,其实也是给整个驻朝大使馆的任务。此后,倪志亮担任大使期间正是忠实地履行这一职责,悉心保持中朝两党、两军、两国之间的联系,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
赴朝之前,倪志亮受到了毛泽东的专门宴请,周恩来总理也参加了,这是其他将军大使们所没有的殊荣,令他们深感羡慕,足见赴朝使命在最高领袖心目中之重要。
8月12日,倪志亮携大使馆二等秘书吴晓达及随员等一行9人,抵达平壤。
成功预测仁川登陆
倪志亮到任时,正是朝鲜人民军打击南朝鲜军队的作战势如破竹、捷报频传之时。战至1950年8月中旬,朝鲜人民军解放了南朝鲜百分之九十的地区,将美军和南朝鲜军压缩到洛东江以东一万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域,战局随即呈胶着状态。
这时美军正暗中策劃登陆朝鲜人民军侧后,企图一举切断朝鲜人民军的退路,进而占领朝鲜全境。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密切关注着朝鲜战争的进程,急需来自当地的准确情报。因此,周恩来要倪志亮注意观察朝鲜战局的最新动向,一旦有情况随时报告。
9月初,倪志亮大使和柴军武参赞经商议,合写了一份《目前朝鲜战争局势报告提纲》,详细阐明了朝鲜战场的态势和朝鲜后方的主要情况。凭着多年的军事指挥经验和卓越的军事素养,倪志亮和柴军武洞察了人民军胜利中面临的巨大隐忧,在这份报告中敏锐地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就是美军正在积极准备反攻,很可能会在朝鲜人民军的侧后实施登陆作战,而地点“估计可能在仁川或其他地区”。9月7日,倪志亮派柴军武火速回国,赶回北京,向总参谋部和外交部汇报。8日,柴向聂荣臻代总参谋长汇报,并于当日经聂荣臻将报告呈报毛泽东。
倪志亮、柴军武判断仁川登陆的的理由是:仁川是汉城的门户,占领仁川可以直捣汉城,一举切断人民军的后勤补给线,同时又可以和釜山防御圈里的美军相互呼应。另外,情报显示,美军最近在仁川港外的活动十分频繁,显系在为登陆准备有利的条件。聂荣臻当天将这个汇报提纲呈送毛泽东,毛泽东阅后当即批示:“周阅后,刘、朱、任阅,退聂。请周约柴军武一谈,指示任务和方法。第十三兵团同柴去的军事人员是否要来京与柴一道面授机宜,请周酌定。”这个报告提纲是当时中国掌握的关于朝鲜战局的第一手资料。周恩来听完柴军武当面报告后,感觉倪、柴汇报的情况很重要,遂立即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
历史已经证明,倪志亮和柴军武的判断是极富战略远见的。9月15日,麦克阿瑟指挥美军在仁川进行了著名的“百年大赌”,登陆成功。根据俄国解密的档案材料,对仁川登陆,毛泽东早在此前的7月就已预测出来了。7月2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给莫斯科的电报说,周恩来在与他的谈话中抱怨北朝鲜人对美国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估计不足,忽视了毛泽东早在1949年和1950年5月就提出的警告。周恩来还转达了毛泽东对北朝鲜人的建议:鉴于美国军队可能在仁川登陆,要在仁川后方建立一条坚强的防线。会谈中,周恩来答应如果美国人越过三八线,中国军队将装扮成朝鲜人进行抵抗,还说中国的3个军总计12万人已经集中在沈阳地区。
中国驻朝大使馆在7月12日也曾以“柴、倪”名义向国内报告:朝鲜后方并不巩固,存在着美军在北朝鲜登陆的可能。
倪、柴两人站在战火第一线作出的预见与毛泽东之前的预测不谋而合,进一步印证了毛泽东的判断,为我军进行抗美援朝作出提前预警,为党中央作出抗美援朝的重大战略决策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参考。
帮助人民军调整战略
朝鲜人民军对美作战的战略指导思想到底是速决战还是持久战?美军在仁川登陆的事实,已经给出了答案:朝鲜战争势必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持久战。
战初,朝鲜人民军估计一个月最迟40天可以解决战争。等到美军参战后,人民军意识到必须要做长期打算,但仍然提出“一个月解决问题”、“两个月解决问题”、“八一五前解决问题”“八月要成为胜利月”等号召。倪志亮、柴军武在向中央的报告中已一再指出了这种速胜论的危害。
中共中央对朝鲜战争的局势高度关注,对战争的前景作了两种估计,一种是人民军一鼓作气解放全朝鲜,结束战争;一种是美国投入更多的军力,人民军进攻受阻,战局呈僵持状态,从而变成持久战。还在人民军作战顺利的7月初,周恩来就指出:“不经过反复多次较量,不消灭美军的力量到不能支持的时候,朝鲜战争是不可能轻易结束的。这个战争将是一个持久复杂的斗争。”到8月中旬,朝鲜战事在洛东江出现僵局后,更加坚定了中共中央对持久战的判断,因而命令东北边防军加紧作战准备。
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乘朝鲜人民军主力集中在朝鲜南部的洛东江地区作战,后方力量空虚之机,以美国第十军在朝鲜人民军侧后实施仁川登陆,将人民军主力隔断在三八线以南,以美国第八集团军和南朝鲜军从釜山防御圈向北实施反攻,对朝鲜人民军构成南北夹击之势,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处境险恶,损失急剧攀升,朝鲜战争形势急转直下。
美军仁川登陆之后,9月18日,金日成召见倪志亮大使,介绍了美军仁川登陆以来三天的战况,估计美军仁川登陆部队有1个师,人民军只有两个新组建的团,无作战经验,战斗力弱,增援部队又未及时赶到,登陆美军已迫近汉城,人民军已准备长期作战,并已着手动员10—15个新兵师。倪志亮于当日致电周恩来、聂荣臻,转报了金日成介绍的情况。
在接到倪志亮电报后,周恩来起草了回电,并经毛泽东阅改后,以周恩来的名义站在朋友和同志的立场,就人民军作战指导问题,向金日成提出了“唯有以持久战争取胜”的建议,于9月20日发给倪志亮转告金日成。
9月21日,倪志亮拜见金日成,转交了周恩来的电报。金日成对中国同志的建议表示感谢,并说:在眼下战局严重的情势之下,甚望中共中央能继续提供意见。
9月27日,金日成发表《暂时的战略撤退与党组织的任务》讲话,指出:“现阶段,我们党的战略方针是:最大限度地阻缓敌人的进攻速度,争取时间营救出人民军主力部队,组建新的后备部队来组成强大的反攻力量,并进行有计划的撤退。”
10月8日,倪志亮在给周恩来、聂荣臻的电报中,担忧地报告“劳动党持久方针仍未明确”。电报中谈道:“据郑律成谈:最近劳动党一次干部会中报告了一般情况,最后只称战争性质不变,但对持久方针与如何持久问题,仍未提及。报告后部分干部直问战争指导与敌情估计有无错误,部分干部会后议论,只学苏联办法不行,中国经验适合目前具体情况。”
协调志愿军入朝参战
在志愿军入朝参战前后重大历史关头,倪志亮每一份报告、电文,传递的每一份信息,都直接牵动着中朝两国最高领导人的心。
9月27日中午,金日成召见倪志亮大使,向他介绍朝鲜战场最新情况和人民军的应对措施,告之三八线以及以北地区,目前尚无部队驻守。9月30日,金日成再次召见倪志亮,称人民军主力第一方面军8个师已经被美军和南朝鲜军切断退路,第二方面军尚未到达指挥位置,部队与敌军呈插花状。金日成要求倪志亮将此情况转告中国领导人。
周恩来接到倪志亮的电报后,于9月29日以《朝鲜军情甚为严重》为题,报告毛泽东。10月1日夜,周恩来向倪志亮发来一封经毛泽东阅改后的电报,要他立即转交金日成首相,建议人民军迅速北撤。
第二天,周恩来再次致电倪志亮,强调:请告金日成,除照前电精神“尽可能将被敌人切断的军队分路北撤外,凡无法撤退的军队,应在原地坚持打游击”,“如此就有希望,就会胜利”。
10月2日凌晨2时,毛泽东立即致电邓华,令边防军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参加援朝作战。10月2日晚,金日成再次向倪志亮大使介绍了朝鲜战场的情况,说:人民军主力仍基本隔绝于三八线以南地区,三八线和三八线以北目前多为新建的部队,而南朝鲜军已经突入到三八线以北的襄阳。在人民军主力尚未北撤集结、防御部署没有完成之前,如果美军和南朝鲜军采取两翼伸展,强取元山、海州,同时正面向北进攻,则局势万分危急。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朝鲜劳动党中央和政府恐怕非向中国求援不可。
10月3日,金日成首相再次紧急召见倪志亮大使,希望中国尽快出兵,支援朝鲜作战。倪志亮大使也立即将金日成首相的意见报告国内。10月4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由彭德怀率志愿军入朝作战。为及时了解和掌握朝鲜境内的作战情况,周恩来于10月5日给倪志亮拍来电报,要他经常注视美伪军北进及人民军北撤和在敌后活动之情况。
10月8日,毛泽东发出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与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同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发给倪志亮大使转金日成关于中国决定派遣志愿军到朝鲜的特急电报。
当天深夜,倪志亮驱车前往设在牡丹峰的金日成首相办公地点。当倪志亮向金日成首相转达了北京的来电后,金首相高兴地站了起来,笑着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接着,他又说:“请你向毛主席、向中共中央转达我及朝鲜党和人民的衷心感谢。”金日成拉着倪志亮的手一起来到大厅。金日成拿起一瓶酒,给倪大使斟了一杯,说:“来,干一杯!为中国军队旗开得胜!”倪志亮也回应说:“过去我们并肩作战,打败了一个日本帝国主义。现在让我们并肩战斗,再打败一个美帝国主义。为夺取新的胜利而干杯!”
为志愿军制定入朝注意事项
志愿军部队入朝前夕,倪志亮特地拟制了11条《部队进入朝鲜应注意事项》,上报给周恩来、聂荣臻、彭德怀、高岗,提出志愿军入朝后,要按照朝鲜风俗习惯,注意以下各点:
(一)供房屋家具均按系统找各该面里洞的委员长(区村长)交涉。
(二)所有民房进门就是炕,故进门必须脱鞋,并不准进厨房与内屋。
(三)尊重长者,老头称爷爷(哈拉波吉),老太太称奶奶(哈拉末尼),在老年人面前最好不吸烟、不饮酒。
(四)禁止叫朝鲜人为高丽人或高麗棒子。
(五)不与青年妇女讲话。
(六)尊重神主(祖先牌位),不要移动它。尊重坟墓,一般不动坟墓周围的地(当然作战时挖工事是会被原谅的)。
(七)使用群众的劳动力要计划工资(如做饭、带路等),少数人外出遇到困难时,也可以给点,不求群众帮助。
(八)群众习惯不饮开水只喝冷水,部队须带相当药品以防肚痛。
(九)群众多识汉字,没翻译时可以汉字进行笔谈。
(十)一般群众对公务人员与军队害怕讨厌,但服从性好,所以须避免过多动员人力。
(十一)群众未受过长期战争锻炼,所以民工接近前线必须有干部掌握,以免混乱与逃跑。
根据这些情况,志愿军第十三兵团政治部专门向部队发出了入朝后群众纪律守则和公约。其中特别规定:“除更严格执行我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持我党、我军的荣誉,要遵守当地风俗。”如:“有事到老乡家时,要经主人允许后,再进到屋,不准穿鞋上炕和在女人面前脱衬衣。”“尊重屋中神位,坟地除作战必须挖工事外,不准动其周围土木。”“人民惯喝凉水,最好每人能带点药品,以免肚痛,并少吃用大粪种的生白菜,以免生病。”
我志愿军具有人民军队长期形成的优良传统,加上入朝前各部队进行政策纪律教育,部队入朝后更是严格维护群众纪律,充分尊重朝鲜各级政府和人民群众,帮助朝鲜人民积极进行各项建设工作,赢得了朝鲜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戴。朝鲜群众称赞“志愿军真同大姑娘一样的规矩,为甲午战争以来所没有见过的军队”,是“模范军队”、“仁义之师”、“天下少有的好军队”。朝鲜百姓竭诚援助志愿军,让房、送柴草、借粮、帮助救扶伤员等。志愿军与朝鲜人民患难与共,军民亲如一家,从而保证了抗美援朝作战的顺利进行。
率驻朝使馆安全转移
10月1日和9日,麦克阿瑟两次向朝鲜人民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朝鲜人民军部队“不管位于朝鲜什么地方,都放下武器,停止敌对行动”。随即,美军越过三八线,兵分多路,直逼平壤,大举北进。
10月9日,朝鲜政府决定江界为临时首都,机关、学校、团体一律从平壤撤退,最高军事指挥机关移驻德川,政府和各国使节移驻新义州,总后方设在江界。为此,中国驻朝大使馆在倪志亮的领导下,在报经中央批准后,决定分两部分转移,一部由参赞薛宗华、二等秘书刘白文带领转移至新义州,必要时过江往安东,在中国境内经辑安(今集安)到达朝鲜北部城市满浦;另一部分由倪志亮、柴军武等随金日成首相驻德川,以便继续开展工作。
中国驻朝使馆具体进行撤退工作时,倪志亮抱病组织指挥,亲自选择撤退路线,详细了解行动的每一个细节,连使馆人员的食宿、车辆的调配都亲自安排。撤退期间,他经常连续工作,几天几夜不合眼是很平常的事。撤至熙川的一个小村时,敌机飞来轰炸,投下的一枚炸弹落在院子里,将坐在门槛上看护倪大使的警卫员炸伤,倪志亮也受了伤,成为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方受伤级别最高的干部。
由于在战火中不断奔走和协调两党两军事务,劳累过度,倪志亮病情加重了。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十分关心,考虑到倪志亮大使的病情和伤情不便在当时所处的恶劣环境中治疗,于是决定让他回国治病,休养一段时间后再返馆。在此期间,由柴军武临时代办中国驻朝鲜使馆的一切事务。第一次和第二次战役胜利后,中国驻朝鲜大使馆迁回平壤。不久,倪志亮不等身体康复,就返回平壤,主持使馆工作。
协调中朝苏三方空军合作
从1951年1月起,年轻的志愿军空军在朝鲜战场上浴血奋战,战果累累,取得了令世界惊叹的战绩。但志愿军毕竟飞机少、兵力单薄,无法单独与实力雄厚的美国空军抗衡。
经毛泽东、周恩来亲自交涉,斯大林于3月15日同意派苏联空军入朝作战。中、朝、苏三方可入朝作战的空军部队达到17个团、作战飞机599架。与美军2000多架飞机相比,中、朝、苏三方空军兵力十分有限,加上苏联方面空战顾虑较多,因此无法配合地面部队作战,只能重点用于集中保护中朝军队的后方运输线。
3月15日,志愿军空军司令部在安东宣告成立。同时,志愿军空军和朝鲜人民军空军联合指挥机构——空军联合司令部成立。司令员由当时的东北空军司令刘震将军兼任,司令员苏联顾问即曾在远东战役捕获了末代皇帝溥仪的苏军指挥官戈卢诺夫将军。当时,朝方有一个空军团参战。尽管空军联合司令部成立了,但要用好中、朝、苏三方空军却殊非易事。三方可用于朝鲜战场的空力资源实在有限,这么宝贵的战略资源单靠空军将领来协调已无法完成,常常需要三国的领导人直接出面协调,而倪志亮在其中再次担负了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
3月31日周恩来致电倪志亮转金日成:为了保证中、朝、苏空军准时入朝担负掩护交通运输的任务,“关键在于尽一切力量,克服一切困难修建朝境机场。修建机场的方针,应是有计划地分区把它建立起来”。苏方使用的機场定为六个,先修四个,由我方“定期修好”;我方使用的四个机场和朝中双方合用的三个机场,均拟请朝方负责修建。
4月5日,就苏方只有喷气式飞机,在迎击美机时进行低空作战有困难,而中方驱逐机部队尚未完成训练任务不能出动一事,周恩来向倪志亮发来电报,让他转告金日成,因为苏联空军喷气式战斗机难于遂行低空掩护任务,建议朝鲜人民军空军配合苏联空军掩护铁路运输。第5次战役时间紧迫,运输任务繁重,加之敌机反复轰炸,辑安、长甸河口两江桥均被炸坏,修复需五日至半月。为此,周恩来建议朝鲜空军在新义州的部队,以20架拉九和雅克式飞机,配合安东苏方空军,进行安东经安州至平壤线的掩护。另请由延吉调20架拉九机,以通化机场为基地,负责对辑安、江界、球场线的掩护。
4月16日,为了改变朝鲜境内铁路管理和运输中存在的问题,周恩来致电倪志亮即转金日成:“提议为适应战争急需,朝鲜铁路必须立即置于统一的军事管制之下。”即“在联司领导下,设立中朝联合的军运司令部,统一朝鲜铁路的管理、运输、修复与保护事宜。”以中国同志任司令,朝中各出一人任副司令;下属各级组织均由中朝两国同志分任正副职。联合军运司令部暂设沈阳,其下设铁道军事管理总局设于朝鲜境内,中国铁道兵团及朝鲜铁道修复机构均归属军运司令部统一管辖。5月5日,中朝两国政府代表正式达成《中朝两国关于朝鲜铁路战时军事管制的协议》。
4月23日,周恩来再次就空中掩护问题,致电倪志亮,要他转告金日成,告之苏方可出动喷气式飞机与朝鲜空军协同掩护运输的消息,请即下令朝鲜空军执行掩护运输线任务,并令其与现驻安东之中朝空军联司刘震联络。
4月26日,周恩来致电倪志亮即转金日成,告以向苏联增订的喷气式飞机钢板跑道已获苏联政府批准,并于5月份交货。请督促有关方面迅速勘定另外两个钢板跑道机场的地址,以便早日动工,争取能与平壤以北苏联空军所使用的四个机场同时完工……
周恩来让倪志亮转发这一系列电报的心血没有白费,到1951年春,以苏联空军为主,中朝苏空军完成了掩护鸭绿江大桥的任务,对中朝联军的运输线也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在朝鲜西北部鸭绿江至清川江地区的上空,美军惊呼:“米格-15歼击机已成为美国飞行员越来越感到恐惧可怕的敌人。”三方空军中,苏联空军作用最大,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苏联空军先后投入了12个师作战,轮战人员达7.2万人,以损失335架飞机和120名飞行员的代价共击落1097架敌机(不含高射炮兵击落的212架敌机)。
为开展停战谈判而奔走
美军遭受一系列的失败后,杜鲁门政府不得不寻找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途径。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通过倪志亮大使邀请金日成首相于1951年6月3日来北京磋商。中朝两国领导人进行了研究、商讨,最后决定:同意进行停战谈判。中、朝、美、苏等于是就开始谈判展开了多方外交磋商。
倪志亮经过多方奔走,弄清朝、美两方关于谈判的有关时间、地点、人数等细节后,遂于1951年7月3日致电毛泽东请示派遣涉外军官名额及和谈日期。
毛主席:
(一)据李奇微涉外局本日午后一时卅五分发表李奇微之通知称:关于停战谈判,希望能在七月十日或以前,在开城举行,并提议双方各派涉外军官三人于七月五日在开城接洽举行预备会议。
(二)金首相的意见,对此拟同意七月十日举行谈判,惟对双方各派涉外军官三名于七月五日举行之预备会议拟改在七日举行。
(三)我方应派之涉外三人、朝鲜二人、志愿军一人。
以上意见,特此转报,请您指示。
倪志亮
1951年6月底,周恩来亲自点将,指定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和乔冠华参加停战谈判,组建一个工作班子,进行谈判准备,柴军武被推荐为联络官人选。很快,毛泽东给倪志亮发来一份电报,同意驻朝鲜使馆公使衔参赞柴军武以中校名义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联络官,参加停战谈判。
7月5日在倪志亮、柴军武的陪同下,李克农、乔冠华会见了金日成首相,双方商量了中朝代表团的组成。7月10日,停战谈判即正式拉开帷幕。
以上仅是倪志亮担任驻朝大使的几大亮点,他的工作远非这几个方面,更多的时间只是默默无闻地工作,发挥桥梁纽带的作用,受到朝鲜人民和金日成首相的高度赞扬,1951年9月29日被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勋章——一级国旗勋章。
1952年3月,周恩来考虑到倪志亮的身体状况,决定让倪志亮回国休养。倪志亮患有肺气肿、哮喘病,加上多年征战留下的创伤,不适合在山区生活。金日成对倪大使离任表示惋惜,并说,由于战争环境的限制,大使在此工作期间,没有受到应有的照顾,给大使同志工作增加了不少困难。倪志亮向首相表示了惜别之情后,金日成请倪大使回国后代他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致以衷心的问候,感谢他在任期间的热情服务,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无私援助。离开时,金日成把倪志亮一直送到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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