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艾哈迈达巴德(Ahmedabad)，位于印度西部古吉拉特平原上，海拔55米，距阿拉伯海东北肯帕德湾96公里，是印度古吉拉特邦第一大城市。艾哈迈达巴德在古代曾因商业和手工业发展而繁盛，近代因圣雄甘地在此建立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不合作运动组织而成为印度近现代历史上著名的城市。20世纪末，艾哈迈达巴德因大批科技企业的迁入而逐渐成为西印度仅次于孟买的中心城市。
艾哈迈达巴德城的建立归功于古吉拉特苏丹阿默达·沙。他于1411年将其王国的首都从帕坦(Patan)迁至位于萨巴尔马蒂河畔的阿沙瓦尔印度教村落，并在原本分散的农业村庄外修建城墙，形成城市。在其后600年的时间里，该城共经历了4个朝代的更迭。从15世纪到16世纪上半叶，艾哈迈达巴德曾作为古吉拉特独立苏丹王国的首都。但其后在与北方莫卧儿王朝的冲突中，该城不战而败，投降给了当时的莫卧儿王朝的皇帝阿克巴(Akbar)。之后的几个吐纪中，艾哈迈达巴德的城市文化获得了空前的繁荣。1753年马拉特入(Marathas)继莫卧儿王朝之后统治了该城，但因时局动荡、国力衰弱，艾哈迈达巴德城市衰败。1817年东印度公司接管该市，并在1858年建立起殖民政府。此时，城市的城墙才得以重建。鸦片贸易促使城市资本积累、工业发展。到19世纪后半叶，大量的纺织厂兴建，城市第一次跨过萨巴尔马蒂河向西发展，河西岸的大量土地被城市化。快速的工业发展使得城市繁荣，学校、医院、铁路、城市雨污排放系统建成。原本被城墙围绕的艾哈迈达巴德老城区被新城区包围，成为城市的核心区。直到20世纪中期，老城完全淹没在城市化进程之中。政府推进了一项老城交通规划，旨在改善老城的交通状况，但新建的道路直插进老城区，致使老城内机动车交通大幅增加，历史街区的城市肌理受到破坏。
1987年《华盛顿宪章》中提出所谓历史街区，即“不论大小，包括城市、镇、历史中心区和居住区，也包括其自然和人造的环境，……它们不仅可以作为历史的见证，也体现了城镇传统文化的价值。”在历史街区中，建筑和街道是一个整体。建筑既独立又相互依托，呈丝状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街区的特殊肌理，街道如缝隙一样起到分割建筑群、联系建筑间交通的作用。历史街区中的道路网配置、建筑物分布以及散布在街区中不同尺度的小广场，无不体现了城市居民共同建设家园的努力。因此，历史街区所呈现的形态，即城市肌理是一种城市生活的掠影。艾哈迈达巴德历史街区的城市肌理呈现出的是一种密实而多孔的平面形态，这主要归因于一种叫“波尔”(Pol)的传统居住组团模式(类似于现代的居住小区)。“波尔”一词来自于梵语普拉托利“Pratoli”，意思是进入一个封闭的世界。每一个“波尔”就是一个自成体系、独立的居住单元。“波尔”通常由大门、民居、神龛(Mohalla Mata)、水井和鸟类喂食亭(Chabutro)等组成。大门通常为过街门廊，是进出“波尔”的唯一通道，起到沟通居住单元内部交通与外部街道交通的作用，艾哈迈达巴德典型的传统民居平面呈长方形，窄而深，面宽5～8米、进深12～18米，采用砖木混合结构。建筑通常为三层，层高2.5～3米，由带人口柱廊的底层和其上两层楼构成，传统民居在建筑中部有天井，将建筑物分为前后两部分，天井一侧有祈祷室和储水间，通过天井，建筑内部的通风和后部房间的采光得到了保证。古吉拉特邦是一个地震灾害频发的地区，艾哈迈达巴德传统民居虽然形体窄长，不利于抗震，但通过建筑山墙彼此相连，接连成片，形成了一种良好的抗震体系。传统民居十分注重建筑装饰，建筑的外表如同印度服饰一样色彩浓烈、装饰感极强。底层人口柱廊的柱身和柱头及其上部的檐口通常是装饰的重点。繁复而精美的木雕、石雕是这里民居的一大特色。虽然由于建筑年代、建筑风格不同，雕刻的式样也不尽相同，但不论是描红画绿的雕像，还是色彩剥落的木雕都体现了浓浓的印度风格。传统民居的窗户也颇具特色，窗户多为落地窗，窗下设有护栏。窗扇通体为木质，不镶嵌用于采光的玻璃，只在气窗部位釆光，其外观如同建筑中的门。传统民居窗户的样式完全适应了当地的气候特点。艾哈迈达巴德的白天气温，暑季可高达摄氏50多度，冬季也在摄氏30度左右。厚重的墙壁和封闭的窗户可有效减少白天室内的热辐射，到了晚上打开落地窗则可增加通风面积，减少房间的闷热感。
在封闭的“波尔”中也有民居共享社区生活的开放空间。一方面民居底层人口处的柱廊和平台是市井生活中妇女们的好去处，她们可以在此洗衣、熨衣、做家务，或在此休憩、读报、闲聊。另一方面，在“波尔”的街巷交汇或转折处会有以水井或鸟类喂食亭为中心的社区小型广场(chowk)。居民在此展开社会及商业、手工业活动，如摆摊卖东西或进行室外手工染棉线等工作，是“波尔”中最具有生活气息的场所。
在艾哈迈达巴德的一个传统纺织业“波尔”——兰拜士瓦“波尔”(Lambeshwar ni Pol)中有一处专为古吉拉特著名诗人、著名社会改革家纳纳拉尔·格维迦(Nanalal Dalpatram Kavi)设置的小广场。纳纳拉尔·格维迦生于1877年3月16日，逝于1946年1月9日，是家中的第四个儿子。他是20世纪上半叶印度杰出的诗人、古吉拉特现代诗歌的先驱，其作品涵盖了戏剧、诗歌以及散文，多达80多部。他的诗歌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是古吉拉特诗歌的瑰宝。由于艾哈迈达巴德政府缺少详细的故居复原资料，仅凭一张1881年保存的故居平面草图是很难复建出纳纳拉尔·格维迦故居的。因此，纳纳拉尔·格维迦纪念馆通过建设不到一个开间的房屋来象征其住所，以完整的建筑山墙面和室外广场来营造这位著名诗人的生活环境。他的故居参考了典型的19世纪艾哈迈达巴德民居形式，房屋木结构柱头上的雕刻也参考了周围房屋的雕刻式样，力求与邻里环境融合。广场上还立有诗人的铜坐像，他盘腿坐在屋前平台的台阶之上，神态安详，举目眺望，若有所思，仿佛仍坐在自家门前读书、思考。室外广场设计简洁，仅在平台前的小广场边缘安置一盏路灯和一张坐凳。这种简洁的广场设计是为了不让多余的物体阻塞空间，从而营造出一种氛围来传达诗人那宽广而激荡的思想空间。这个纪念性广场平时供热爱他的人瞻仰、凭吊，也常作为各种纪念诗人的集会以及表演的场地。
漫步在艾哈迈达巴德的历史街区，浓厚的宗教氛围扑面而来。印度第一座斯瓦米纳拉扬神庙(Swaminarayan Mandir)就位于艾哈迈达巴德历史街区的中心位置。该寺庙反映了古吉拉特社会、宗教和历史文化特点，是艾哈迈达巴德城的一个重要文化遗产。寺庙建于1822年，由当时斯瓦米纳拉扬 的追随者、英国殖民统治者将其官邸献出，在其院落中间建造起来。官邸建筑为红色屋顶、白色墙身，形态方正的建筑群。虽然官邸建筑从体量和造型上与周围的印度传统民居形成鲜明的对比，但从建筑装饰风格上却体现了浓厚的古吉拉特风格。印度建筑善用浮雕来表现历史事件或歌颂某种精神。在官邸人口城门的墙面上塑有色彩艳丽、形态逼真的动物和人物雕像。墙面下部的男人们或摔跤，或手持弯刀、长枪保护家园；上部的女人们则或怀抱儿童、或偏偏起舞，一幅祥和的景象，而墙身的动物图案有守护官邸的狮子图腾，以及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大象、骏马、猴子等。原来的官邸用房现在已经成为寺庙中用于教育、培训、住宿的场所。这座斯瓦米纳拉扬寺庙，屋顶由多个坡度很陡的穹顶组合而成，其外观如山。在印度人看来，寺庙巨大的山形屋顶是一种山的隐喻，寺庙建筑的柱子是世界轴心的象征。寺庙只有通过建筑下部的柱子支撑其上部的山形穹顶，才能与神圣的修行之地——山产生联系。
艾哈迈达巴德历史街区的斯瓦米纳拉扬神庙，平面上看前部为开敞的柱厅，后部为小开间密室的建筑形式，密室中安置了供人崇拜的神像。神庙建筑内部的地面是光洁的拼花大理石，建筑的柱身、柱头以及柱间拱券装饰了大量色彩浓艳的浮雕，给人以清爽但浓艳的感觉。寺庙的大殿中聚集了大量的善男信女，当钟鼓齐鸣法会开始时，人们纷纷伫立，手拈念珠，口诵经文。在印度寺庙内男女有别，在靠近神像的过道上安置了一排铜制的栏杆和木隔栅门，男士可以进入木隔栅门，在神像前近距离诵经，而妇女则只能在隔栅之后，手扶铜制的立柱，翘首诵经。
艾哈迈达巴德的历史街区中不仅有这种大型的印度教庙宇，还在“波尔”中散布着许多小型的修行场所，善男信女们在其中居住生活，修行环境较大型寺院幽静很多。有的寺院入口非常隐蔽，人口巷道只有1米多宽。寺院由信众供养，所以建筑物维护的状况也较“波尔”中普通民居要好很多。不仅如此，在“波尔”中也会有用于露天祈祷的神龛，通常位于印度教或耆那教“波尔”的人口处，供居民祈祷，或提供日常供奉之用。当我们在历史街区中参观时，常见到虔诚的祈祷人，赤足立于神龛之前，默默祷告，并不避讳过往的行人。
印度教由于宗教信仰的原因，讲究慈爱终生，因此动物在印度历史街区中拥有良好的生存环境。在“波尔”的广场上就建有专门供鸟类休憩、取食的鸟类喂食亭，以弥补在高密度的城市环境中因缺乏树木而给鸟类生存造成的困境。这种鸟类喂食亭一般以立柱支撑一个平台，上面覆盖拱顶或雨篷，为鸟类提供遮风蔽雨的场所。在印度教寺庙的广场上，甚至会有专人定时给鸟类喂食玉米、谷物。因此，在印度的历史街区上空飞翔的鸽子、乌鸦等鸟类非常的多。牛在印度教中被视为神物，牛可以在街头随意漫步，而不理会过往的行人和车辆。松鼠也是历史街区建筑物中的常客，它们在斑驳的墙面上穿梭，给古老的历史街区增添了许多生气。
漫步在艾哈迈达巴德的历史街区，近距离感受到印度精美的传统建筑、虔诚的宗教和活跃的市井生活。它们传达出了丰富的文化与艺术内涵，体现出历史街区的综合魅力。今天的艾哈迈达巴德历史街区仍在不断地衰落，除了街区内人口密度过大、新交通方式介入、商品房建设、富人搬迁到河西岸等因素之外，缺少全面的保护和修复政策是导致艾哈迈达巴德历史街区保护状态不佳的主要原因。
艾哈迈达巴德城的建立归功于古吉拉特苏丹阿默达·沙。他于1411年将其王国的首都从帕坦(Patan)迁至位于萨巴尔马蒂河畔的阿沙瓦尔印度教村落，并在原本分散的农业村庄外修建城墙，形成城市。在其后600年的时间里，该城共经历了4个朝代的更迭。从15世纪到16世纪上半叶，艾哈迈达巴德曾作为古吉拉特独立苏丹王国的首都。但其后在与北方莫卧儿王朝的冲突中，该城不战而败，投降给了当时的莫卧儿王朝的皇帝阿克巴(Akbar)。之后的几个吐纪中，艾哈迈达巴德的城市文化获得了空前的繁荣。1753年马拉特入(Marathas)继莫卧儿王朝之后统治了该城，但因时局动荡、国力衰弱，艾哈迈达巴德城市衰败。1817年东印度公司接管该市，并在1858年建立起殖民政府。此时，城市的城墙才得以重建。鸦片贸易促使城市资本积累、工业发展。到19世纪后半叶，大量的纺织厂兴建，城市第一次跨过萨巴尔马蒂河向西发展，河西岸的大量土地被城市化。快速的工业发展使得城市繁荣，学校、医院、铁路、城市雨污排放系统建成。原本被城墙围绕的艾哈迈达巴德老城区被新城区包围，成为城市的核心区。直到20世纪中期，老城完全淹没在城市化进程之中。政府推进了一项老城交通规划，旨在改善老城的交通状况，但新建的道路直插进老城区，致使老城内机动车交通大幅增加，历史街区的城市肌理受到破坏。
1987年《华盛顿宪章》中提出所谓历史街区，即“不论大小，包括城市、镇、历史中心区和居住区，也包括其自然和人造的环境，……它们不仅可以作为历史的见证，也体现了城镇传统文化的价值。”在历史街区中，建筑和街道是一个整体。建筑既独立又相互依托，呈丝状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街区的特殊肌理，街道如缝隙一样起到分割建筑群、联系建筑间交通的作用。历史街区中的道路网配置、建筑物分布以及散布在街区中不同尺度的小广场，无不体现了城市居民共同建设家园的努力。因此，历史街区所呈现的形态，即城市肌理是一种城市生活的掠影。艾哈迈达巴德历史街区的城市肌理呈现出的是一种密实而多孔的平面形态，这主要归因于一种叫“波尔”(Pol)的传统居住组团模式(类似于现代的居住小区)。“波尔”一词来自于梵语普拉托利“Pratoli”，意思是进入一个封闭的世界。每一个“波尔”就是一个自成体系、独立的居住单元。“波尔”通常由大门、民居、神龛(Mohalla Mata)、水井和鸟类喂食亭(Chabutro)等组成。大门通常为过街门廊，是进出“波尔”的唯一通道，起到沟通居住单元内部交通与外部街道交通的作用，艾哈迈达巴德典型的传统民居平面呈长方形，窄而深，面宽5～8米、进深12～18米，采用砖木混合结构。建筑通常为三层，层高2.5～3米，由带人口柱廊的底层和其上两层楼构成，传统民居在建筑中部有天井，将建筑物分为前后两部分，天井一侧有祈祷室和储水间，通过天井，建筑内部的通风和后部房间的采光得到了保证。古吉拉特邦是一个地震灾害频发的地区，艾哈迈达巴德传统民居虽然形体窄长，不利于抗震，但通过建筑山墙彼此相连，接连成片，形成了一种良好的抗震体系。传统民居十分注重建筑装饰，建筑的外表如同印度服饰一样色彩浓烈、装饰感极强。底层人口柱廊的柱身和柱头及其上部的檐口通常是装饰的重点。繁复而精美的木雕、石雕是这里民居的一大特色。虽然由于建筑年代、建筑风格不同，雕刻的式样也不尽相同，但不论是描红画绿的雕像，还是色彩剥落的木雕都体现了浓浓的印度风格。传统民居的窗户也颇具特色，窗户多为落地窗，窗下设有护栏。窗扇通体为木质，不镶嵌用于采光的玻璃，只在气窗部位釆光，其外观如同建筑中的门。传统民居窗户的样式完全适应了当地的气候特点。艾哈迈达巴德的白天气温，暑季可高达摄氏50多度，冬季也在摄氏30度左右。厚重的墙壁和封闭的窗户可有效减少白天室内的热辐射，到了晚上打开落地窗则可增加通风面积，减少房间的闷热感。
在封闭的“波尔”中也有民居共享社区生活的开放空间。一方面民居底层人口处的柱廊和平台是市井生活中妇女们的好去处，她们可以在此洗衣、熨衣、做家务，或在此休憩、读报、闲聊。另一方面，在“波尔”的街巷交汇或转折处会有以水井或鸟类喂食亭为中心的社区小型广场(chowk)。居民在此展开社会及商业、手工业活动，如摆摊卖东西或进行室外手工染棉线等工作，是“波尔”中最具有生活气息的场所。
在艾哈迈达巴德的一个传统纺织业“波尔”——兰拜士瓦“波尔”(Lambeshwar ni Pol)中有一处专为古吉拉特著名诗人、著名社会改革家纳纳拉尔·格维迦(Nanalal Dalpatram Kavi)设置的小广场。纳纳拉尔·格维迦生于1877年3月16日，逝于1946年1月9日，是家中的第四个儿子。他是20世纪上半叶印度杰出的诗人、古吉拉特现代诗歌的先驱，其作品涵盖了戏剧、诗歌以及散文，多达80多部。他的诗歌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是古吉拉特诗歌的瑰宝。由于艾哈迈达巴德政府缺少详细的故居复原资料，仅凭一张1881年保存的故居平面草图是很难复建出纳纳拉尔·格维迦故居的。因此，纳纳拉尔·格维迦纪念馆通过建设不到一个开间的房屋来象征其住所，以完整的建筑山墙面和室外广场来营造这位著名诗人的生活环境。他的故居参考了典型的19世纪艾哈迈达巴德民居形式，房屋木结构柱头上的雕刻也参考了周围房屋的雕刻式样，力求与邻里环境融合。广场上还立有诗人的铜坐像，他盘腿坐在屋前平台的台阶之上，神态安详，举目眺望，若有所思，仿佛仍坐在自家门前读书、思考。室外广场设计简洁，仅在平台前的小广场边缘安置一盏路灯和一张坐凳。这种简洁的广场设计是为了不让多余的物体阻塞空间，从而营造出一种氛围来传达诗人那宽广而激荡的思想空间。这个纪念性广场平时供热爱他的人瞻仰、凭吊，也常作为各种纪念诗人的集会以及表演的场地。
漫步在艾哈迈达巴德的历史街区，浓厚的宗教氛围扑面而来。印度第一座斯瓦米纳拉扬神庙(Swaminarayan Mandir)就位于艾哈迈达巴德历史街区的中心位置。该寺庙反映了古吉拉特社会、宗教和历史文化特点，是艾哈迈达巴德城的一个重要文化遗产。寺庙建于1822年，由当时斯瓦米纳拉扬 的追随者、英国殖民统治者将其官邸献出，在其院落中间建造起来。官邸建筑为红色屋顶、白色墙身，形态方正的建筑群。虽然官邸建筑从体量和造型上与周围的印度传统民居形成鲜明的对比，但从建筑装饰风格上却体现了浓厚的古吉拉特风格。印度建筑善用浮雕来表现历史事件或歌颂某种精神。在官邸人口城门的墙面上塑有色彩艳丽、形态逼真的动物和人物雕像。墙面下部的男人们或摔跤，或手持弯刀、长枪保护家园；上部的女人们则或怀抱儿童、或偏偏起舞，一幅祥和的景象，而墙身的动物图案有守护官邸的狮子图腾，以及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大象、骏马、猴子等。原来的官邸用房现在已经成为寺庙中用于教育、培训、住宿的场所。这座斯瓦米纳拉扬寺庙，屋顶由多个坡度很陡的穹顶组合而成，其外观如山。在印度人看来，寺庙巨大的山形屋顶是一种山的隐喻，寺庙建筑的柱子是世界轴心的象征。寺庙只有通过建筑下部的柱子支撑其上部的山形穹顶，才能与神圣的修行之地——山产生联系。
艾哈迈达巴德历史街区的斯瓦米纳拉扬神庙，平面上看前部为开敞的柱厅，后部为小开间密室的建筑形式，密室中安置了供人崇拜的神像。神庙建筑内部的地面是光洁的拼花大理石，建筑的柱身、柱头以及柱间拱券装饰了大量色彩浓艳的浮雕，给人以清爽但浓艳的感觉。寺庙的大殿中聚集了大量的善男信女，当钟鼓齐鸣法会开始时，人们纷纷伫立，手拈念珠，口诵经文。在印度寺庙内男女有别，在靠近神像的过道上安置了一排铜制的栏杆和木隔栅门，男士可以进入木隔栅门，在神像前近距离诵经，而妇女则只能在隔栅之后，手扶铜制的立柱，翘首诵经。
艾哈迈达巴德的历史街区中不仅有这种大型的印度教庙宇，还在“波尔”中散布着许多小型的修行场所，善男信女们在其中居住生活，修行环境较大型寺院幽静很多。有的寺院入口非常隐蔽，人口巷道只有1米多宽。寺院由信众供养，所以建筑物维护的状况也较“波尔”中普通民居要好很多。不仅如此，在“波尔”中也会有用于露天祈祷的神龛，通常位于印度教或耆那教“波尔”的人口处，供居民祈祷，或提供日常供奉之用。当我们在历史街区中参观时，常见到虔诚的祈祷人，赤足立于神龛之前，默默祷告，并不避讳过往的行人。
印度教由于宗教信仰的原因，讲究慈爱终生，因此动物在印度历史街区中拥有良好的生存环境。在“波尔”的广场上就建有专门供鸟类休憩、取食的鸟类喂食亭，以弥补在高密度的城市环境中因缺乏树木而给鸟类生存造成的困境。这种鸟类喂食亭一般以立柱支撑一个平台，上面覆盖拱顶或雨篷，为鸟类提供遮风蔽雨的场所。在印度教寺庙的广场上，甚至会有专人定时给鸟类喂食玉米、谷物。因此，在印度的历史街区上空飞翔的鸽子、乌鸦等鸟类非常的多。牛在印度教中被视为神物，牛可以在街头随意漫步，而不理会过往的行人和车辆。松鼠也是历史街区建筑物中的常客，它们在斑驳的墙面上穿梭，给古老的历史街区增添了许多生气。
漫步在艾哈迈达巴德的历史街区，近距离感受到印度精美的传统建筑、虔诚的宗教和活跃的市井生活。它们传达出了丰富的文化与艺术内涵，体现出历史街区的综合魅力。今天的艾哈迈达巴德历史街区仍在不断地衰落，除了街区内人口密度过大、新交通方式介入、商品房建设、富人搬迁到河西岸等因素之外，缺少全面的保护和修复政策是导致艾哈迈达巴德历史街区保护状态不佳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