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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德国大哲学家康德一辈子没离开过他的出生地哥尼斯堡，但却能凭借极强的记忆力和想象力，生动地讲授地理课，引人入胜地描绘异邦景色。笔者无能，虽则去过希腊数次，见过地中海，但要讲起对地中海的观感，唯有“蔚蓝”和“宁静”。
希腊人公元前八世纪就生活在地中海岸和海岛上，但却没有用这个名字叫它。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历史》（希腊波斯战争史）中几处提到地中海，但用的名称却是“北海”。“我们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到，除去与亚细亚接壤的地方之外，利比亚的各方面都是被海环绕着的。据我们所知道的，第一个证实了这件事的，便是埃及的国王涅科斯。当他把从尼罗河到阿拉伯湾的运河挖掘完毕时，他便派腓尼基人乘船出发，命令他们在回航的时候要通过海拉克列斯柱，最后进入北海，再回到埃及。”（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281页）同期其他典籍也是这种情况，都没有用过“地中海”这个名称。
给地中海命名的是罗马人。“地中海”在拉丁文中写作“Mare Mediterraneum”。“Mare”的意思是“海”。“Mediterraneum”是个合成词，由“medius”和“terra”合成。“medius”的意思是“在中间”、“内部的”、“内陆的”，“terra”的意思是“陆地”、“土地”。合在一起，整个名称的意思就是“陆地间的大海”。公元前二十七年，罗马帝国建立，地中海成了帝国的一个“内湖”。罗马历史学家阿庇安（约九十五——一六五）在他的《罗马史》序言开篇花了五节文字来描述罗马帝国的疆域。他说：“从赫丘利石柱进入地中海，并环海航行的时候，我们发现海中所有的岛屿和沿海的大陆都是在他们统治之下。”（阿庇安：《罗马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五年版，9页）“他们统治了整个地中海和所有海中的岛屿以及海洋中的不列颠。”（同上，15页）看起来，在罗马帝国建立以后的一个世纪里，地中海已经作为一个地理名称在使用了。
研究古希腊哲学的人对“爱琴海”情有独钟（爱琴海是地中海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可以理解，因為希腊哲学最早诞生在爱琴海东岸的海港城市米利都。哲学发达以后，哲学家们聚到雅典活动，而雅典所处的阿提卡半岛也属于欧、亚两洲交界处的爱琴海地区。所以搞明白了爱琴海地区，希腊哲学产生和活动的地理环境也就搞清楚了。有了这点地理知识，对付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哲学可能差不多了，然而，要对付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哲学可能就不够。研究晚期希腊哲学，学者们的视野需要扩大，不仅要关注爱琴海，还要关注整个地中海世界。“从希腊化至罗马帝国时期的哲学（通称晚期希腊哲学），从学说内容至哲学家的活动和学派的建立，以及哲学的影响都是地中海世界的现象，而不仅仅是希腊罗马本土的成果。希腊文化与希伯来文化的相会，早期基督教与希腊哲学之间的关系，更是地中海世界的现象。”（汪子嵩、陈村富、包利民、章雪富：《希腊哲学史》第四卷）“研究地中海文化圈的形成是晚期希腊哲学研究的需要，同时对前三卷有关哲学活动和哲学学说的论述，也是一项必要的补述。”（同上，2页）
“文化圈”（英文culture circle，德文Kulturkreis）这个概念在学界使用已久，但用来研究希腊哲学尚不多见。文德尔班（W.Windelband）曾说：“希腊哲学生长于一个封闭的民族文化圈，它是希腊精神的嫡子。”（文德尔班：《古代哲学史》，詹文杰译，上海三联书店二○○九年版，3页）但他说的“文化圈”相当于希腊民族文化，与文化人类学讲的“文化圈”还不是一回事。
“文化圈”是文化传播学派（diffusionism）创造的概念。十九世纪末，德国人类学家拉策尔（F.Ratzel）认为，世上各个民族并不是他们现在所居土地上生成的土著，而是从其他地方迁徙来的，各民族文化中可以见到的相同或类似的现象乃是以往曾经发生过的民族迁徙的遗迹。拉策尔的学生弗罗贝纽斯（L.Frobenius）继承了这一思想，提出了文化圈的概念。“他把位于共属关系之中的一群文化因素作为文化复合来把握，而将其地理的分布命名为文化圈，并进而致力于文化圈的确定。”（石川荣吉主编：《现代文化人类学》，周星等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13页）格雷布内尔（F.Graebner）制定了文化圈学说的方法论大纲：“确定各种各样的文化因素的分布，据此将其归纳为若干文化复合；并且就各自分布状态的相互关系，以推定文化复合相互之间在时间上的早晚关系亦即层序。”（同上，14页）格雷布内尔提出的研究模式由于缺乏实证价值，招致尖锐的批判。“庞大的文化圈学说的模式虽然崩溃了，但是以文化传播为前提重构原始文化史的尝试，并非毫无价值。”（同上，13页）
文化圈是一个文化人类学的概念。多年来的研究使学者们认识到，在一个诸文化体相关联的地区，只要各文化体之间有诸多文化元素相符，就可以把它们归属于同一个文化圈。文化圈有地理空间范围上的相关性，文化圈内的诸文化体在开始阶段各自相对独立地发展，逐步形成某些核心区，核心区的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向周边区域扩展，使周边区域在文化上呈现出共同的特质。文化圈自身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文化诸要素在功能上是相互关联的。诸如器物、制度、经济、政治、社会、道德、宗教、哲学等文化构成要素并非简单地在一个地域内排列，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丰富而又生动地呈现出来。文化圈的形成、发展与定型是在历史中完成的。使用文化圈的概念可以更好地研究文化的向外迁移、扩展或传播，以及由于文化传播所带来的文化碰撞与融合。
文化圈的命名显然含有研究者的主观目的。比如在追溯世界各大文明起源时学者们提到有西方文化圈（拉丁文化圈）、东亚文化圈（汉字文化圈）、印度文化圈（南亚文化圈）、东欧文化圈（斯拉夫文化圈）；又比如在研究亚洲“四小龙”及中国经济崛起时，人们提出过“儒家文化圈”理论，探讨经济成长背后的原因；再比如人们在探讨宗教与文明关系时提出“佛教文化圈”、“基督教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阿拉伯文化圈）等等。
将文化圈概念运用于希腊哲学研究，陈村富教授是第一人。他于二○○七年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文，界定了“地中海文化圈”概念（参阅陈村富：《地中海文化圈概念的界定及其意义》，载《中国社会科学》二○○七年第一期），并在撰写《希腊哲学史》第四卷的绪论时使用这个概念来分析希腊晚期哲学的总体发展。
地中海文化圈有具体的地理范围。地中海是世界上最大的陆间海，位于南欧、北非与西南亚之间，总面积约二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地中海世界包括环地中海的广大地区，东起美索不达米亚和尼罗河，西达现今的法国和西班牙，南邻北非沿岸，北抵阿尔卑斯山脉。从地质学和地理学角度看，地中海处于亚非板块和欧亚板块的结合部。以阿尔卑斯山、扎格罗斯山、高加索、伊朗高原为界，西亚两河流域及阿尔卑斯山以南亦为环地中海区域的构成部分。
地中海文化圈亦有明确的时间范围。其上限约为古地中海区域人类各主要文明的开端，下限约为西罗马帝国灭亡。考古发掘表明，公元前九千年，两河流域的沿扎格罗斯山和伊朗高原脚下就有一批定居点。公元前八千年，这些地区的居民已经在从事原始农业并驯养动物。公元前六千年以降，这一地区已有相当清晰的社会和文化的发展线索。
从公元前两千年开始，该地区先后崛起几个轮番交叉统治西亚的帝国，主要是巴比伦、赫梯、亚述，还有一些在某个时期某个地区相当强大的王国，如吕底亚、米地亚、腓尼基。公元前两千年埃及王国开始同西亚强国争夺霸权。多种族的群体为了生存，混居于两河流域和尼罗河谷，促进了语言和文化的融会，逐步形成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埃及、希伯来等多个区域文明，在同一生态背景下,形成各具特色,又有共同文化要素，可以相互吸纳的地中海文化圈。
公元前两千年左右，阿该亚人进入伯罗奔尼撒半岛，建立迈锡尼文明。由阿该亚人发动的特洛伊战争前后十年,约公元前一一八三年以特洛伊被毁而告终。另一支雅利安种族的多立斯人从高加索山区进入伯罗奔尼撒半岛，将阿该亚人赶到阿提卡地区。公元前九世纪以后，希腊地区的居民走出“黑暗时代”，产生了统一的民族意识，创建了同地中海东部文化相关但又有鲜明特色的城邦文明。希腊民族的精神内核是民主政制背后的德性伦理和政治理念，以及深层次的身心追求和价值观念。他们既崇尚体育又追求智慧，既创造了公元前七七六年开始四年一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又创造了学科形态的哲学和具体科学，还有那陶冶情操的史诗、悲剧、喜剧、抒情诗、宴会诗、颂歌以及雕刻与建筑。这是希腊文化的特色和精华，也是它源自西亚和埃及又超越它们的地方。由于这些贡献，希腊成为地中海文化圈的核心区，而此时的西亚和埃及则发展为中央集权的帝国。
古代地中海文化圈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个文化圈的中心地区首先是在地中海东部的西亚和埃及，尔后西移雅典，再至罗马。“在地中海文化圈的形成方面，希腊人还有两个特殊贡献。其一是通过殖民运动，将发达的东部地中海文化和希腊文化推向西部，越过南意大利和西西里直至今日法国的马赛。其二，通过希腊化运动，促成环地中海地域文化的大融合。‘希腊化’还为罗马帝国统一地中海世界，最终形成地中海文化圈扫清了障碍。”（《希臘哲学史》第四卷，19页）公元前三三四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率军出征西亚，控制了幼发拉底河，继而征服埃及与波斯，并于公元前三二九年春打到印度，将希腊文化一直往东扩展到印度河。罗马人通过三次马其顿战争控制了希腊和马其顿，通过叙利亚战争控制了地中海东部，通过三次布匿战争消灭了腓尼基人。从此以后，地中海世界成为罗马帝国的内湖。公元前二十七年罗马帝国的建立为境内各种文化的融合创造了统一的政治架构，经过五个世纪的碰撞与调适，地中海文化圈内的各民族文化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公元四七六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法兰克王朝建立，阿拉伯人西进，伊斯兰运动兴起，使阿尔卑斯山失去了地缘政治的界标作用，地中海文化圈被后起的阿拉伯世界以及以基督教为意识形态的欧洲文化（或西方文化）所取代。从文化转型的角度看，后来的“中世纪的地中海”、“文艺复兴时代”的地中海、“近现代地中海”、“后冷战时代的地中海”在文化上均已属于另一个范畴。统一的地中海文化圈已不复存在。
文化圈的概念原本是文化人类学家从事研究的理论工具，但经过哲学家们的改造和提升，它已经成了一个文化哲学的概念。掌握了文化圈的概念，具备了文化圈的视野，我们的研究会有新的突破。
地中海位于欧、亚、非三大洲之间。各种文化在这里交汇, 又在这里分流。古代东方文化源源不断地流进这个浩瀚的大海，中亚的游牧民族不断闯入,带来多种异质文化。公元一世纪前后，在古代世界的东方耸立着庞大的汉帝国，在古代世界的西方耸立着庞大的罗马帝国，在古代世界的南方则有印度贵霜帝国。这一现象表明，庞大帝国的出现表征着文化圈的发展达到鼎盛，文化圈内各文化的同质性程度最高。其后，文化圈会由于社会的变迁而趋向于衰落，或发生文化转型，形成新的文化圈。
中国与地中海相距甚远,但华夏文化圈与地中海文化圈之间的文化交流却似一道绵延不绝的流水。中国古代所谓西域, 广义上包括天山南北、中亚和西亚，其终点就在地中海边。汉唐时期,中国的丝织品主要通过陆上丝绸之路,经波斯传到地中海及欧洲，而西域的奇珍异宝也由此路线源源传入中国。
印度不属于地中海世界, 但其西北部有山口与西亚交通, 雅利安人、大月氏人、马其顿人、波斯人曾先后进入印度。希腊化时期，希腊文化的影响曾经扩大到印度。印度在贵霜帝国时期也曾把疆域扩展到地中海边。印度文化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受到地中海文化的影响，也用自身文化影响着地中海文化圈。例如，距离地中海不远的犍陀罗地区是希腊化时期希腊文化的辐射范围, 又是佛教向外传播的重要基地。
地中海文化圈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产生和存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地中海文化圈发生了转型。古地中海文化圈虽已不复存在，但其现代意义不可轻视。
平静的地中海从来不平静。这里是世界文化的漩涡,自近代以来，地中海的巴尔干成了世界的火药库。“二战”以后,中东一直是国际争端的焦点。这一切都与地中海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也与这一地区复杂的民族、宗教、文化态势有关。当前中东北非地区正在经历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深刻变动，对整个国际形势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而这一地区在文化上具有共同的历史渊源就是“地中海文化圈”。
中东北非地区当前的动荡既有当今全球化趋势带来的能源、金融、贸易、政治冲突等复杂的现实因素，也有地中海文化圈传承下来的文化间交错和矛盾的先天因素。中国在这些地区有大量的投资、贸易和能源合作项目。如何避免和减少由于动荡带来的损失并在未来恢复与之良好的合作往来，中国在考虑经济和政治等“硬实力”的同时，也要考虑如何适应当地文化传统、东西两大文化圈如何在理解的基础上更好地互动交流等“软实力”问题。在中国，推进对“地中海文化圈”的研究刻不容缓。
（《希腊哲学史》第四卷，汪子嵩、陈村富、包利民、章雪富著，人民出版社二○一○年八月版，150.00元）
希腊人公元前八世纪就生活在地中海岸和海岛上，但却没有用这个名字叫它。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历史》（希腊波斯战争史）中几处提到地中海，但用的名称却是“北海”。“我们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到，除去与亚细亚接壤的地方之外，利比亚的各方面都是被海环绕着的。据我们所知道的，第一个证实了这件事的，便是埃及的国王涅科斯。当他把从尼罗河到阿拉伯湾的运河挖掘完毕时，他便派腓尼基人乘船出发，命令他们在回航的时候要通过海拉克列斯柱，最后进入北海，再回到埃及。”（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281页）同期其他典籍也是这种情况，都没有用过“地中海”这个名称。
给地中海命名的是罗马人。“地中海”在拉丁文中写作“Mare Mediterraneum”。“Mare”的意思是“海”。“Mediterraneum”是个合成词，由“medius”和“terra”合成。“medius”的意思是“在中间”、“内部的”、“内陆的”，“terra”的意思是“陆地”、“土地”。合在一起，整个名称的意思就是“陆地间的大海”。公元前二十七年，罗马帝国建立，地中海成了帝国的一个“内湖”。罗马历史学家阿庇安（约九十五——一六五）在他的《罗马史》序言开篇花了五节文字来描述罗马帝国的疆域。他说：“从赫丘利石柱进入地中海，并环海航行的时候，我们发现海中所有的岛屿和沿海的大陆都是在他们统治之下。”（阿庇安：《罗马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五年版，9页）“他们统治了整个地中海和所有海中的岛屿以及海洋中的不列颠。”（同上，15页）看起来，在罗马帝国建立以后的一个世纪里，地中海已经作为一个地理名称在使用了。
研究古希腊哲学的人对“爱琴海”情有独钟（爱琴海是地中海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可以理解，因為希腊哲学最早诞生在爱琴海东岸的海港城市米利都。哲学发达以后，哲学家们聚到雅典活动，而雅典所处的阿提卡半岛也属于欧、亚两洲交界处的爱琴海地区。所以搞明白了爱琴海地区，希腊哲学产生和活动的地理环境也就搞清楚了。有了这点地理知识，对付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哲学可能差不多了，然而，要对付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哲学可能就不够。研究晚期希腊哲学，学者们的视野需要扩大，不仅要关注爱琴海，还要关注整个地中海世界。“从希腊化至罗马帝国时期的哲学（通称晚期希腊哲学），从学说内容至哲学家的活动和学派的建立，以及哲学的影响都是地中海世界的现象，而不仅仅是希腊罗马本土的成果。希腊文化与希伯来文化的相会，早期基督教与希腊哲学之间的关系，更是地中海世界的现象。”（汪子嵩、陈村富、包利民、章雪富：《希腊哲学史》第四卷）“研究地中海文化圈的形成是晚期希腊哲学研究的需要，同时对前三卷有关哲学活动和哲学学说的论述，也是一项必要的补述。”（同上，2页）
“文化圈”（英文culture circle，德文Kulturkreis）这个概念在学界使用已久，但用来研究希腊哲学尚不多见。文德尔班（W.Windelband）曾说：“希腊哲学生长于一个封闭的民族文化圈，它是希腊精神的嫡子。”（文德尔班：《古代哲学史》，詹文杰译，上海三联书店二○○九年版，3页）但他说的“文化圈”相当于希腊民族文化，与文化人类学讲的“文化圈”还不是一回事。
“文化圈”是文化传播学派（diffusionism）创造的概念。十九世纪末，德国人类学家拉策尔（F.Ratzel）认为，世上各个民族并不是他们现在所居土地上生成的土著，而是从其他地方迁徙来的，各民族文化中可以见到的相同或类似的现象乃是以往曾经发生过的民族迁徙的遗迹。拉策尔的学生弗罗贝纽斯（L.Frobenius）继承了这一思想，提出了文化圈的概念。“他把位于共属关系之中的一群文化因素作为文化复合来把握，而将其地理的分布命名为文化圈，并进而致力于文化圈的确定。”（石川荣吉主编：《现代文化人类学》，周星等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13页）格雷布内尔（F.Graebner）制定了文化圈学说的方法论大纲：“确定各种各样的文化因素的分布，据此将其归纳为若干文化复合；并且就各自分布状态的相互关系，以推定文化复合相互之间在时间上的早晚关系亦即层序。”（同上，14页）格雷布内尔提出的研究模式由于缺乏实证价值，招致尖锐的批判。“庞大的文化圈学说的模式虽然崩溃了，但是以文化传播为前提重构原始文化史的尝试，并非毫无价值。”（同上，13页）
文化圈是一个文化人类学的概念。多年来的研究使学者们认识到，在一个诸文化体相关联的地区，只要各文化体之间有诸多文化元素相符，就可以把它们归属于同一个文化圈。文化圈有地理空间范围上的相关性，文化圈内的诸文化体在开始阶段各自相对独立地发展，逐步形成某些核心区，核心区的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向周边区域扩展，使周边区域在文化上呈现出共同的特质。文化圈自身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文化诸要素在功能上是相互关联的。诸如器物、制度、经济、政治、社会、道德、宗教、哲学等文化构成要素并非简单地在一个地域内排列，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丰富而又生动地呈现出来。文化圈的形成、发展与定型是在历史中完成的。使用文化圈的概念可以更好地研究文化的向外迁移、扩展或传播，以及由于文化传播所带来的文化碰撞与融合。
文化圈的命名显然含有研究者的主观目的。比如在追溯世界各大文明起源时学者们提到有西方文化圈（拉丁文化圈）、东亚文化圈（汉字文化圈）、印度文化圈（南亚文化圈）、东欧文化圈（斯拉夫文化圈）；又比如在研究亚洲“四小龙”及中国经济崛起时，人们提出过“儒家文化圈”理论，探讨经济成长背后的原因；再比如人们在探讨宗教与文明关系时提出“佛教文化圈”、“基督教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阿拉伯文化圈）等等。
将文化圈概念运用于希腊哲学研究，陈村富教授是第一人。他于二○○七年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文，界定了“地中海文化圈”概念（参阅陈村富：《地中海文化圈概念的界定及其意义》，载《中国社会科学》二○○七年第一期），并在撰写《希腊哲学史》第四卷的绪论时使用这个概念来分析希腊晚期哲学的总体发展。
地中海文化圈有具体的地理范围。地中海是世界上最大的陆间海，位于南欧、北非与西南亚之间，总面积约二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地中海世界包括环地中海的广大地区，东起美索不达米亚和尼罗河，西达现今的法国和西班牙，南邻北非沿岸，北抵阿尔卑斯山脉。从地质学和地理学角度看，地中海处于亚非板块和欧亚板块的结合部。以阿尔卑斯山、扎格罗斯山、高加索、伊朗高原为界，西亚两河流域及阿尔卑斯山以南亦为环地中海区域的构成部分。
地中海文化圈亦有明确的时间范围。其上限约为古地中海区域人类各主要文明的开端，下限约为西罗马帝国灭亡。考古发掘表明，公元前九千年，两河流域的沿扎格罗斯山和伊朗高原脚下就有一批定居点。公元前八千年，这些地区的居民已经在从事原始农业并驯养动物。公元前六千年以降，这一地区已有相当清晰的社会和文化的发展线索。
从公元前两千年开始，该地区先后崛起几个轮番交叉统治西亚的帝国，主要是巴比伦、赫梯、亚述，还有一些在某个时期某个地区相当强大的王国，如吕底亚、米地亚、腓尼基。公元前两千年埃及王国开始同西亚强国争夺霸权。多种族的群体为了生存，混居于两河流域和尼罗河谷，促进了语言和文化的融会，逐步形成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埃及、希伯来等多个区域文明，在同一生态背景下,形成各具特色,又有共同文化要素，可以相互吸纳的地中海文化圈。
公元前两千年左右，阿该亚人进入伯罗奔尼撒半岛，建立迈锡尼文明。由阿该亚人发动的特洛伊战争前后十年,约公元前一一八三年以特洛伊被毁而告终。另一支雅利安种族的多立斯人从高加索山区进入伯罗奔尼撒半岛，将阿该亚人赶到阿提卡地区。公元前九世纪以后，希腊地区的居民走出“黑暗时代”，产生了统一的民族意识，创建了同地中海东部文化相关但又有鲜明特色的城邦文明。希腊民族的精神内核是民主政制背后的德性伦理和政治理念，以及深层次的身心追求和价值观念。他们既崇尚体育又追求智慧，既创造了公元前七七六年开始四年一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又创造了学科形态的哲学和具体科学，还有那陶冶情操的史诗、悲剧、喜剧、抒情诗、宴会诗、颂歌以及雕刻与建筑。这是希腊文化的特色和精华，也是它源自西亚和埃及又超越它们的地方。由于这些贡献，希腊成为地中海文化圈的核心区，而此时的西亚和埃及则发展为中央集权的帝国。
古代地中海文化圈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个文化圈的中心地区首先是在地中海东部的西亚和埃及，尔后西移雅典，再至罗马。“在地中海文化圈的形成方面，希腊人还有两个特殊贡献。其一是通过殖民运动，将发达的东部地中海文化和希腊文化推向西部，越过南意大利和西西里直至今日法国的马赛。其二，通过希腊化运动，促成环地中海地域文化的大融合。‘希腊化’还为罗马帝国统一地中海世界，最终形成地中海文化圈扫清了障碍。”（《希臘哲学史》第四卷，19页）公元前三三四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率军出征西亚，控制了幼发拉底河，继而征服埃及与波斯，并于公元前三二九年春打到印度，将希腊文化一直往东扩展到印度河。罗马人通过三次马其顿战争控制了希腊和马其顿，通过叙利亚战争控制了地中海东部，通过三次布匿战争消灭了腓尼基人。从此以后，地中海世界成为罗马帝国的内湖。公元前二十七年罗马帝国的建立为境内各种文化的融合创造了统一的政治架构，经过五个世纪的碰撞与调适，地中海文化圈内的各民族文化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公元四七六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法兰克王朝建立，阿拉伯人西进，伊斯兰运动兴起，使阿尔卑斯山失去了地缘政治的界标作用，地中海文化圈被后起的阿拉伯世界以及以基督教为意识形态的欧洲文化（或西方文化）所取代。从文化转型的角度看，后来的“中世纪的地中海”、“文艺复兴时代”的地中海、“近现代地中海”、“后冷战时代的地中海”在文化上均已属于另一个范畴。统一的地中海文化圈已不复存在。
文化圈的概念原本是文化人类学家从事研究的理论工具，但经过哲学家们的改造和提升，它已经成了一个文化哲学的概念。掌握了文化圈的概念，具备了文化圈的视野，我们的研究会有新的突破。
地中海位于欧、亚、非三大洲之间。各种文化在这里交汇, 又在这里分流。古代东方文化源源不断地流进这个浩瀚的大海，中亚的游牧民族不断闯入,带来多种异质文化。公元一世纪前后，在古代世界的东方耸立着庞大的汉帝国，在古代世界的西方耸立着庞大的罗马帝国，在古代世界的南方则有印度贵霜帝国。这一现象表明，庞大帝国的出现表征着文化圈的发展达到鼎盛，文化圈内各文化的同质性程度最高。其后，文化圈会由于社会的变迁而趋向于衰落，或发生文化转型，形成新的文化圈。
中国与地中海相距甚远,但华夏文化圈与地中海文化圈之间的文化交流却似一道绵延不绝的流水。中国古代所谓西域, 广义上包括天山南北、中亚和西亚，其终点就在地中海边。汉唐时期,中国的丝织品主要通过陆上丝绸之路,经波斯传到地中海及欧洲，而西域的奇珍异宝也由此路线源源传入中国。
印度不属于地中海世界, 但其西北部有山口与西亚交通, 雅利安人、大月氏人、马其顿人、波斯人曾先后进入印度。希腊化时期，希腊文化的影响曾经扩大到印度。印度在贵霜帝国时期也曾把疆域扩展到地中海边。印度文化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受到地中海文化的影响，也用自身文化影响着地中海文化圈。例如，距离地中海不远的犍陀罗地区是希腊化时期希腊文化的辐射范围, 又是佛教向外传播的重要基地。
地中海文化圈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产生和存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地中海文化圈发生了转型。古地中海文化圈虽已不复存在，但其现代意义不可轻视。
平静的地中海从来不平静。这里是世界文化的漩涡,自近代以来，地中海的巴尔干成了世界的火药库。“二战”以后,中东一直是国际争端的焦点。这一切都与地中海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也与这一地区复杂的民族、宗教、文化态势有关。当前中东北非地区正在经历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深刻变动，对整个国际形势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而这一地区在文化上具有共同的历史渊源就是“地中海文化圈”。
中东北非地区当前的动荡既有当今全球化趋势带来的能源、金融、贸易、政治冲突等复杂的现实因素，也有地中海文化圈传承下来的文化间交错和矛盾的先天因素。中国在这些地区有大量的投资、贸易和能源合作项目。如何避免和减少由于动荡带来的损失并在未来恢复与之良好的合作往来，中国在考虑经济和政治等“硬实力”的同时，也要考虑如何适应当地文化传统、东西两大文化圈如何在理解的基础上更好地互动交流等“软实力”问题。在中国，推进对“地中海文化圈”的研究刻不容缓。
（《希腊哲学史》第四卷，汪子嵩、陈村富、包利民、章雪富著，人民出版社二○一○年八月版，15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