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争端提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国际秩序对于中日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含义.本文历史性地回顾了日本的国际秩序观,将其发展演进划分为五个阶段.日本从17世纪初开始,逐渐脱离中国主导的朝贡秩序,并建立起以日本为中心的一个次区域体系——大君秩序;此后随着西方打开日本的国门,日本快速学习西方的帝国主义国际秩序,推进工业化,并加入了西方的队伍,彻底瓦解了朝贡秩序;“一战”以后,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日本谋求独霸亚洲,提出了“大东亚共荣圈”秩序构想,与英美主导的国际秩序模式形成严重对抗,直至“二战”中被战败;1952年随着《旧金山和约》的签署,日本重新获得主权,并成为美国体系的一部分,其国际秩序观深受美国影响;20世纪80年代末重新出现讨论日本与国际秩序关系的思想,但日本仍将自己定位在美国体系的支持者而不是对抗者角色.在上述五个阶段的秩序变化中,每个阶段的动力有所差异,日本在19世纪中期直至20世纪中叶的利用武力改变秩序的观念是西方帝国主义秩序的组成部分,是历史的糟粕.在美国体系中,日本将自己的角色定位在体系的支持者.因此,选择追随强者是过去四百年日本与国际秩序关系的基本特性,这一特点根植于日本的地缘和文化,日本难以真正独立,而是深受某一个时期国际体系中主导力量和秩序变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