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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7月9日12时15分，经过一个近8个小时的飞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所乘坐的巴基斯坦民航波音707飞机终于抵达北京南苑机场。
当基辛格走下飞机，拘谨有礼地与叶剑英元帅握手寒暄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想到，他此行将成为开启几十年后全球最重要、最活跃的双边关系的钥匙。
42年过去，基辛格出访中国超过80次，在中美关系的若干关键节点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这个当年在他眼中“美丽而神秘”的国度，如今已经变得再亲切不过。“中国是我交往最久、最为深入的国家。中国已经成为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中国朋友对我而言意义非凡。”
2011年，88岁的基辛格出版《论中国》，表现出一个西方学者对中国特色毫不掩饰的认可。今年6月，这位“认识中国的每一代领导人”的长者再次来到中国，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基辛格再论中国与中美关系：“我一直坚持美中应该去创建一种新型的国家关系，尽管这很艰难，但我们的领导人有这个责任去促成”；“中国梦与美国梦殊途同归”。
论及中美两国的战略不信任，基辛格重申：两国应遵从“战略互信、共同演进”的发展道路。
对话基辛格
中国梦与美国梦殊途同归
——开创更和平、繁荣和合作的世界
“离开这个世界前，我有责任带孙辈们看看中国。”
6月26日上午，在与《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面对面之前，已经80多次到访北京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携着儿媳、孙子第15次造访了天坛。
基辛格上一次来天坛，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当天。在那一次游览过程中，基辛格不止一次地说：我爱这个地方。他在留言中写道：一个国家有着伟大的过去，也将永远拥有辉煌的未来。
自1971年7月9日秘密访华之日起，这位42年前重启了中美大国关系大门的人，如今已90岁高龄，还经常乘坐20个小时左右的飞机航班，往返于中美两国之间。
基辛格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在学术界他算不上是中国专家，他的专长在于“认识中国的每一代领导人”，且对“中国思想和中国人民有浓厚的兴趣”。他还试图把这种兴趣传给他的子孙。
谈中国领导人：
19世纪对中国领导人影响最深
“中华文明的一个特点是，它似乎没有起点。”基辛格认为，“中国领导人因此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领袖不同，他们往往从历史角度考虑问题。中国的历史悠久而宏大，使中国领导人能凭借这样的积淀，让谈判对手油然产生一种谦恭之心。而事后回忆时，谈判对手才意识到，所谓历史，有时候只是一个比喻。”
正是基于这一点，基辛格对中国历史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黄帝到春秋战国，从三国到唐宋，从明清到民国，在其2011年发表的《论中国（On China）》一书中，基辛格便尝试以中国传统的以古鉴今的思路来思考中国、中美关系和世界格局。
在基辛格看来，有两段历史对当代中国产生了最深远的影响：“一是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让中国人相信混乱局势的危害是巨大的。二是19世纪，中国从曾经世界最富有的国家沦落到外国列强掠夺瓜分的境地。”
基辛格向《中国经济周刊》强调；“19世纪对当代中国领导人影响最深。也是从那时开始，中国认为是防御性的举动，可能会被西方视为是侵略性的；西方的威慑行为则可能被中国解读为对它的包围。在冷战期间，美中两国就此纠缠不休。迄今为止，两国在某种程度上仍未摆脱这个恶性循环。”
谈中美关系正常化：
秘密访问是怕引起国内争论
在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前，中美两个大国的关系冰封已久。
而就在基辛格秘密访华前，1971年6月17日，日、美签署归还冲绳协议（《关于琉球诸岛及大东诸岛的日美协议》）。美国以日本拥有“施政权”为由，把联合国交付美国托管之琉球行政权交予日本管理。同时，美国还错误地将原属中国领土的钓鱼岛也包括在琉球群岛管辖区域内。美国此举引发全球华人的“保钓运动”。
基辛格向《中国经济周刊》回忆：“美国不想承认这些岛屿属于日本，但当时不知道怎么办。那时候，中国和美国没有任何外交往来，这是在中美两国关系恢复之前的事情，所以美国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
钓鱼岛问题暴露了当时中美两国因为缺乏对话而对很多问题无法妥善解决的窘境。基辛格回忆，当时，中国国家主席毛泽东和美国总统尼克松要想启动一场对话都困难重重，更不用说实现两国和解了。“此前的20年里，中美两国都视对方为死敌。中国把美国定性为‘帝国主义国家’，而美国人认为，毛泽东是比苏联领导人更加强劲的对手。”
“上世纪70年代，中国被认为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没有经济关系，我们没有人员互访。当时，美国大众对中国的态度是敌视的，因此我们准备访华是秘密的，因为我们担心如果计划公开，恐怕在我们还没有开始对话前就引起美国国内的巨大争论。”
两国领导人已为一场外交革命的到来做好了思想准备。正是有此基础，基辛格的破冰之旅才得以成行。基辛格会见了周恩来、毛泽东之后，离开北京前，双方还无法完成公报，因为在“谁邀请谁”的问题上，双方僵持不下——双方都想让对方显得更主动。
“最后的措词是：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向其发出邀请’，而尼克松总统‘欣然’接受。这之后就是震撼世界的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但在此后的7年里，美国的“水门事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以及两国对台湾问题的分歧，都在一定程度上放缓了两国正式建交的脚步。不过，两国领导人希望进一步建立外交联系的愿望并没有中断。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
1982年8月17日，中美两国政府就美售台武器问题发表《中美就解决美国向台出售武器问题的公告》，美方承诺逐步减少并最终停止售台武器。这是中美第三个联合公报，与《中美上海公报》和《中美建交公报》一起，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指导性文件。 谈中美经贸发展：
八届美国政府都采取了合作性的对华政策
上世纪90年代，中美关系在曲折中前进，但是两国政府都共同努力制止关系滑坡。1997年，美国克林顿政府克服国内反华逆流，促成国会通过无条件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美国进行了中国领导人12年来的首次访问，双方发表《中美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将加强合作，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
接下来的1999年对于中美两国来说是惊心动魄的一年。3月，美国导弹击中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悲剧导致中美关系陷入低谷，面对中国政府的强烈谴责和中国国内日渐高涨的反美情绪，美国政府在不同场合一再道歉，称这是一起“错误的意外事件”。
中美两国领导人都不愿意因为这一事件而导致中美关系倒退。在中美双方的努力下，是年11月15日，两国关于中国入世的双边协议达成，结束了长达13年的马拉松式谈判，对中美关系是一个极大的促进。自那时起，两国的贸易额呈几何倍数增长，两国之间有着难舍难分的共同利益，最近30多年来，中美的贸易额从不过10亿美元，到2012年已经达到近5000亿美元。而据基辛格介绍，在两国建交后的两三年里，美中贸易额还不如美国和中美洲小国洪都拉斯的贸易额。
中美贸易取得极大增长的同时，分歧和摩擦不断，在市场准入、公平竞争、权益保障等问题上，双方争论不休。1980年，中美两国开始进行双边投资协定谈判（BIT），但由于80年代末期中美政治关系一度恶化，谈判处于停滞状态。
2006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美国总统布什发起设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这是中美现有20多个磋商机制中级别最高的一个，到2008年进行了5次。
2009年4月，胡锦涛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伦敦参加二十国集团金融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双方一致同意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机制自确立以来，中美在事关两国关系的深层次、战略性重大问题方面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沟通与交流。
2012年，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中美两国正式宣布重启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谈判。今年6月，第九轮中美投资协定谈判在山东青岛举行。而于7月10日、11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中美投资协定也成为对话的重要内容。
中美投资协定如果谈成，将为今后的中美自贸区和中美TPP谈判、构建更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抵制贸易保护主义奠定基础。
对此，基辛格向《中国经济周刊》指出：“中国的贸易顺差会持续，但以我对中国经济政策的理解，中国也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更加依赖于消费而不是出口。至于国与国间的贸易摩擦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象，也是很多其他国家所经历的。”
据基辛格介绍：“今天的美国民众相当大一部分都希望和中国搞好关系。如果没有民众的支持，我想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当然也有一小部分美国民众对中国并不那么友好，这里有意识形态的原因，有历史的原因。但是过去40年间，八届美国政府都采取了比较一贯的对华政策，虽然他们各不相同，所属政党各异，但是他们的对华政策是合作性的。”
30年前，中美金融交往是零；如今，两国利益交织。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的中美经济对话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就表示：“中美经济关系有点像夫妻，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虽然也有吵架，有分歧，但是都必须增进了解，增强互信，培育共同的生活基础。”
谈新型大国关系：
尽管艰难，但领导人有责任促成
如今，中美关系正面临实力竞争与权力转移的历史周期，未来，“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是走传统的战略对抗之路，还是开辟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
有西方学者担心，中国的崛起会复现“德国崛起、一战爆发”的情况。而基辛格对此的回答是否定的：历史不会重演，中国威胁论不成立，中美之间应该合作而不是分裂。
“历史上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历来激烈碰撞，屡屡爆发冲突和战争，这似乎已成历史定律”，这一用来描述中美关系的论断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颇为流行。值得庆幸的是，无论美国还是中国领导人都表示不愿接受这样的历史宿命。
基辛格非常推崇中国前国务委员戴秉国发表的《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长文。戴秉国强调：“中国发展起来后会不会在世界上争霸？这个担心是没有必要的。……说中国要取代美国、称霸世界，那是神话。”但他也暗示美国：“我们也希望有关国家在亚洲的所作所为不以防范、遏制和损害中国为目的，希望有关国家在我们中国人几千年生存发展的这个地区，在我们家门口的言行也都是善意和透明的。”
基辛格借此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了中美外交政策的不同：“4000多年的历史里，中国几乎都面对着敌对的邻国，对于外国的担忧一直贯穿中国的历史，这就意味着中国有更多的概念化思维，就是从内涵和引申意义去理解事物。而美国的历史要短得多，并且背靠两大洋，从未面对过强大的邻国。所以美国人很务实，他们看到一个问题，然后就想去解决一个问题。但中国人看到一个问题，可能会考虑去解决，但也会考虑是否解决这个问题反而会带来另一个问题。这就形成了两国做事方式的不同。如今，美国已经知道自己并不再是处于独立的状态，其他国家已经可以影响到传统意义上美国的‘地盘’。美国也应该形成如中国一样的概念化思维。”
基辛格表示，今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和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庄园会晤中关于建立新型国家关系的表述，非常重要且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历史上大国关系多数是通过冲突解决的，但当今世界，伴随着可相互摧毁的武器存在和全球经济的脆弱性，这种情景完全可能导致一场全面的危机。”
“多年来我一直坚持美中应去创建一种新型国家关系，尽管这很艰难，但我们的领导人有这个责任去促成，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对于建立这种关系的态度都是真诚的。”基辛格说。
谈中国梦与美国梦：
中美都追求更和平、繁荣和合作的世界
有专家认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正在美国经济复苏的带动下积极向好。信贷市场、房地产市场、就业市场先后迎来复苏，似乎正在勾勒出一幅全球经济复苏的图景。
在基辛格看来，美国经济复苏的实际状况比数据更好，“美国经济的基础正在进行根本的转换。10年前我们还是能源纯进口国，现在我们正在成为能源富余国，这会对经济状况产生巨大的影响。其次，因为汽油变得更廉价，这可以抵消很多美国工业制造业的高成本困扰，使我们也可以成为低成本工业制品的生产者，我认为这在下几十年将得以实现。因此，从长远的战略角度看，而不是一年半载的短期来看，美国经济复苏是很不错的。”
但是，基辛格认为，欧洲的情况要糟糕很多。“因为他们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并且内部各个地区情况差别较大。富国觉得他们不能无止境地向穷国付出，而穷国又不愿意接受富国的指导来解决结构性问题。除非他们能建立一个更加统一的欧洲，否则这些结构性困难将非常难解决。所以我认为欧洲的复苏将会慢很多。”
论及未来全球经济的新引擎，基辛格说：“中国、美国、印度、巴西是我首先想到的国家。如果俄罗斯能对其政治组织形式加以改革，使之与其经济发展潜力相称，俄罗斯也会有发展潜力，但它不会像刚才我说的那些国家那样有潜力。”
基辛格因此提到了“中国梦”和“美国梦”：“‘美国梦’源于美国人对于改善个人生存条件的不断追求，他们认为明天永远是更好的。而中国人在近150～200年间遭受了巨大的苦难，因此，放眼向前看，提出‘中国梦’是非常重要的事件。虽然发源不一样，但两个梦的终极状态是一致的，追求的都很相似：一个更加和平、繁荣和合作的世界。”
当基辛格走下飞机，拘谨有礼地与叶剑英元帅握手寒暄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想到，他此行将成为开启几十年后全球最重要、最活跃的双边关系的钥匙。
42年过去，基辛格出访中国超过80次，在中美关系的若干关键节点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这个当年在他眼中“美丽而神秘”的国度，如今已经变得再亲切不过。“中国是我交往最久、最为深入的国家。中国已经成为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中国朋友对我而言意义非凡。”
2011年，88岁的基辛格出版《论中国》，表现出一个西方学者对中国特色毫不掩饰的认可。今年6月，这位“认识中国的每一代领导人”的长者再次来到中国，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基辛格再论中国与中美关系：“我一直坚持美中应该去创建一种新型的国家关系，尽管这很艰难，但我们的领导人有这个责任去促成”；“中国梦与美国梦殊途同归”。
论及中美两国的战略不信任，基辛格重申：两国应遵从“战略互信、共同演进”的发展道路。
对话基辛格
中国梦与美国梦殊途同归
——开创更和平、繁荣和合作的世界
“离开这个世界前，我有责任带孙辈们看看中国。”
6月26日上午，在与《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面对面之前，已经80多次到访北京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携着儿媳、孙子第15次造访了天坛。
基辛格上一次来天坛，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当天。在那一次游览过程中，基辛格不止一次地说：我爱这个地方。他在留言中写道：一个国家有着伟大的过去，也将永远拥有辉煌的未来。
自1971年7月9日秘密访华之日起，这位42年前重启了中美大国关系大门的人，如今已90岁高龄，还经常乘坐20个小时左右的飞机航班，往返于中美两国之间。
基辛格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在学术界他算不上是中国专家，他的专长在于“认识中国的每一代领导人”，且对“中国思想和中国人民有浓厚的兴趣”。他还试图把这种兴趣传给他的子孙。
谈中国领导人：
19世纪对中国领导人影响最深
“中华文明的一个特点是，它似乎没有起点。”基辛格认为，“中国领导人因此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领袖不同，他们往往从历史角度考虑问题。中国的历史悠久而宏大，使中国领导人能凭借这样的积淀，让谈判对手油然产生一种谦恭之心。而事后回忆时，谈判对手才意识到，所谓历史，有时候只是一个比喻。”
正是基于这一点，基辛格对中国历史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黄帝到春秋战国，从三国到唐宋，从明清到民国，在其2011年发表的《论中国（On China）》一书中，基辛格便尝试以中国传统的以古鉴今的思路来思考中国、中美关系和世界格局。
在基辛格看来，有两段历史对当代中国产生了最深远的影响：“一是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让中国人相信混乱局势的危害是巨大的。二是19世纪，中国从曾经世界最富有的国家沦落到外国列强掠夺瓜分的境地。”
基辛格向《中国经济周刊》强调；“19世纪对当代中国领导人影响最深。也是从那时开始，中国认为是防御性的举动，可能会被西方视为是侵略性的；西方的威慑行为则可能被中国解读为对它的包围。在冷战期间，美中两国就此纠缠不休。迄今为止，两国在某种程度上仍未摆脱这个恶性循环。”
谈中美关系正常化：
秘密访问是怕引起国内争论
在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前，中美两个大国的关系冰封已久。
而就在基辛格秘密访华前，1971年6月17日，日、美签署归还冲绳协议（《关于琉球诸岛及大东诸岛的日美协议》）。美国以日本拥有“施政权”为由，把联合国交付美国托管之琉球行政权交予日本管理。同时，美国还错误地将原属中国领土的钓鱼岛也包括在琉球群岛管辖区域内。美国此举引发全球华人的“保钓运动”。
基辛格向《中国经济周刊》回忆：“美国不想承认这些岛屿属于日本，但当时不知道怎么办。那时候，中国和美国没有任何外交往来，这是在中美两国关系恢复之前的事情，所以美国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
钓鱼岛问题暴露了当时中美两国因为缺乏对话而对很多问题无法妥善解决的窘境。基辛格回忆，当时，中国国家主席毛泽东和美国总统尼克松要想启动一场对话都困难重重，更不用说实现两国和解了。“此前的20年里，中美两国都视对方为死敌。中国把美国定性为‘帝国主义国家’，而美国人认为，毛泽东是比苏联领导人更加强劲的对手。”
“上世纪70年代，中国被认为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没有经济关系，我们没有人员互访。当时，美国大众对中国的态度是敌视的，因此我们准备访华是秘密的，因为我们担心如果计划公开，恐怕在我们还没有开始对话前就引起美国国内的巨大争论。”
两国领导人已为一场外交革命的到来做好了思想准备。正是有此基础，基辛格的破冰之旅才得以成行。基辛格会见了周恩来、毛泽东之后，离开北京前，双方还无法完成公报，因为在“谁邀请谁”的问题上，双方僵持不下——双方都想让对方显得更主动。
“最后的措词是：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向其发出邀请’，而尼克松总统‘欣然’接受。这之后就是震撼世界的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但在此后的7年里，美国的“水门事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以及两国对台湾问题的分歧，都在一定程度上放缓了两国正式建交的脚步。不过，两国领导人希望进一步建立外交联系的愿望并没有中断。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
1982年8月17日，中美两国政府就美售台武器问题发表《中美就解决美国向台出售武器问题的公告》，美方承诺逐步减少并最终停止售台武器。这是中美第三个联合公报，与《中美上海公报》和《中美建交公报》一起，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指导性文件。 谈中美经贸发展：
八届美国政府都采取了合作性的对华政策
上世纪90年代，中美关系在曲折中前进，但是两国政府都共同努力制止关系滑坡。1997年，美国克林顿政府克服国内反华逆流，促成国会通过无条件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美国进行了中国领导人12年来的首次访问，双方发表《中美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将加强合作，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
接下来的1999年对于中美两国来说是惊心动魄的一年。3月，美国导弹击中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悲剧导致中美关系陷入低谷，面对中国政府的强烈谴责和中国国内日渐高涨的反美情绪，美国政府在不同场合一再道歉，称这是一起“错误的意外事件”。
中美两国领导人都不愿意因为这一事件而导致中美关系倒退。在中美双方的努力下，是年11月15日，两国关于中国入世的双边协议达成，结束了长达13年的马拉松式谈判，对中美关系是一个极大的促进。自那时起，两国的贸易额呈几何倍数增长，两国之间有着难舍难分的共同利益，最近30多年来，中美的贸易额从不过10亿美元，到2012年已经达到近5000亿美元。而据基辛格介绍，在两国建交后的两三年里，美中贸易额还不如美国和中美洲小国洪都拉斯的贸易额。
中美贸易取得极大增长的同时，分歧和摩擦不断，在市场准入、公平竞争、权益保障等问题上，双方争论不休。1980年，中美两国开始进行双边投资协定谈判（BIT），但由于80年代末期中美政治关系一度恶化，谈判处于停滞状态。
2006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美国总统布什发起设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这是中美现有20多个磋商机制中级别最高的一个，到2008年进行了5次。
2009年4月，胡锦涛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伦敦参加二十国集团金融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双方一致同意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机制自确立以来，中美在事关两国关系的深层次、战略性重大问题方面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沟通与交流。
2012年，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中美两国正式宣布重启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谈判。今年6月，第九轮中美投资协定谈判在山东青岛举行。而于7月10日、11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中美投资协定也成为对话的重要内容。
中美投资协定如果谈成，将为今后的中美自贸区和中美TPP谈判、构建更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抵制贸易保护主义奠定基础。
对此，基辛格向《中国经济周刊》指出：“中国的贸易顺差会持续，但以我对中国经济政策的理解，中国也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更加依赖于消费而不是出口。至于国与国间的贸易摩擦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象，也是很多其他国家所经历的。”
据基辛格介绍：“今天的美国民众相当大一部分都希望和中国搞好关系。如果没有民众的支持，我想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当然也有一小部分美国民众对中国并不那么友好，这里有意识形态的原因，有历史的原因。但是过去40年间，八届美国政府都采取了比较一贯的对华政策，虽然他们各不相同，所属政党各异，但是他们的对华政策是合作性的。”
30年前，中美金融交往是零；如今，两国利益交织。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的中美经济对话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就表示：“中美经济关系有点像夫妻，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虽然也有吵架，有分歧，但是都必须增进了解，增强互信，培育共同的生活基础。”
谈新型大国关系：
尽管艰难，但领导人有责任促成
如今，中美关系正面临实力竞争与权力转移的历史周期，未来，“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是走传统的战略对抗之路，还是开辟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
有西方学者担心，中国的崛起会复现“德国崛起、一战爆发”的情况。而基辛格对此的回答是否定的：历史不会重演，中国威胁论不成立，中美之间应该合作而不是分裂。
“历史上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历来激烈碰撞，屡屡爆发冲突和战争，这似乎已成历史定律”，这一用来描述中美关系的论断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颇为流行。值得庆幸的是，无论美国还是中国领导人都表示不愿接受这样的历史宿命。
基辛格非常推崇中国前国务委员戴秉国发表的《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长文。戴秉国强调：“中国发展起来后会不会在世界上争霸？这个担心是没有必要的。……说中国要取代美国、称霸世界，那是神话。”但他也暗示美国：“我们也希望有关国家在亚洲的所作所为不以防范、遏制和损害中国为目的，希望有关国家在我们中国人几千年生存发展的这个地区，在我们家门口的言行也都是善意和透明的。”
基辛格借此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了中美外交政策的不同：“4000多年的历史里，中国几乎都面对着敌对的邻国，对于外国的担忧一直贯穿中国的历史，这就意味着中国有更多的概念化思维，就是从内涵和引申意义去理解事物。而美国的历史要短得多，并且背靠两大洋，从未面对过强大的邻国。所以美国人很务实，他们看到一个问题，然后就想去解决一个问题。但中国人看到一个问题，可能会考虑去解决，但也会考虑是否解决这个问题反而会带来另一个问题。这就形成了两国做事方式的不同。如今，美国已经知道自己并不再是处于独立的状态，其他国家已经可以影响到传统意义上美国的‘地盘’。美国也应该形成如中国一样的概念化思维。”
基辛格表示，今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和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庄园会晤中关于建立新型国家关系的表述，非常重要且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历史上大国关系多数是通过冲突解决的，但当今世界，伴随着可相互摧毁的武器存在和全球经济的脆弱性，这种情景完全可能导致一场全面的危机。”
“多年来我一直坚持美中应去创建一种新型国家关系，尽管这很艰难，但我们的领导人有这个责任去促成，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对于建立这种关系的态度都是真诚的。”基辛格说。
谈中国梦与美国梦：
中美都追求更和平、繁荣和合作的世界
有专家认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正在美国经济复苏的带动下积极向好。信贷市场、房地产市场、就业市场先后迎来复苏，似乎正在勾勒出一幅全球经济复苏的图景。
在基辛格看来，美国经济复苏的实际状况比数据更好，“美国经济的基础正在进行根本的转换。10年前我们还是能源纯进口国，现在我们正在成为能源富余国，这会对经济状况产生巨大的影响。其次，因为汽油变得更廉价，这可以抵消很多美国工业制造业的高成本困扰，使我们也可以成为低成本工业制品的生产者，我认为这在下几十年将得以实现。因此，从长远的战略角度看，而不是一年半载的短期来看，美国经济复苏是很不错的。”
但是，基辛格认为，欧洲的情况要糟糕很多。“因为他们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并且内部各个地区情况差别较大。富国觉得他们不能无止境地向穷国付出，而穷国又不愿意接受富国的指导来解决结构性问题。除非他们能建立一个更加统一的欧洲，否则这些结构性困难将非常难解决。所以我认为欧洲的复苏将会慢很多。”
论及未来全球经济的新引擎，基辛格说：“中国、美国、印度、巴西是我首先想到的国家。如果俄罗斯能对其政治组织形式加以改革，使之与其经济发展潜力相称，俄罗斯也会有发展潜力，但它不会像刚才我说的那些国家那样有潜力。”
基辛格因此提到了“中国梦”和“美国梦”：“‘美国梦’源于美国人对于改善个人生存条件的不断追求，他们认为明天永远是更好的。而中国人在近150～200年间遭受了巨大的苦难，因此，放眼向前看，提出‘中国梦’是非常重要的事件。虽然发源不一样，但两个梦的终极状态是一致的，追求的都很相似：一个更加和平、繁荣和合作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