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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的经济理论以生产函数为基础，认为宏观统计变量之间是以技术为基础的投入产出关系。本文认为，目前所有的国民核算统计变量都是货币量值的，是由社会关系或者说由货币金融体系决定的。沿着这一思路，本文将重新解释我国的经济增长和有效需求等一系列宏观经济问题。
[关键词]生产函数 收入-支出模型 资本存量
[中图分类号]F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07）05-0054-07
[作者简介]柳欣（1956-），江苏镇江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和凯恩斯经济学等；李江丁（1970—），湖北潜江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目前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大都基于新古典增长理论，即以总量生产函数为基础，把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作为生产函数的投入-产出关系来研究。笔者通过对剑桥资本争论和关于凯恩斯经济学争论的研究，在1998年得出一个结论：目前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所有由货币量值表示的统计变量是由社会关系或特定的货币金融体系决定的，与新古典理论中生产函数的技术分析完全无关。由于GDP和其它国民收入的统计变量是由货币金融体系所决定的，所表示的是资本主义特有的“有效需求”问题，本文将从“货币经济”的角度，重新探讨当前我国的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动和与此相联系的一系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中国的人均GDP
在2020年将达到1万美元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计算问题，这个问题能够明显地表示出本文的分析与主流经济学的区别。目前，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增长时都按照主流经济学实物经济分析的方法，即把名义GDP划分为实际GDP和通货膨胀率，讨论经济增长时完全采用实际GDP指标。但是，GDP作为货币交易的增加值根本就不表示任何实物，也不可能存在实际GDP和通货膨胀率的划分，（柳欣，2006）这种分析导致了严重的逻辑混乱。
在一本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有一个应用实际GDP的例子，作者在讲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增长时写到，这些国家和地区通过努力工作和技术进步，使实际GDP的增长率连续三四十年保持在7%左右。这种7%的增长率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从战后到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巨大变化，日本的人均GDP从战后的130美元增加到30000美元，韩国从50美元增加到12000美元，台湾地区从80美元增加到16000美元等等。当我们把上下两段话放在一起就出笑话了，因为GDP每年增长7.2%，10年会增长1倍，这些国家和地区怎么可能按7%的增长率在40年的时间里增长这么多呢？上面的数字当然是名义GDP，要解释这些数字当然也要用名义GDP，比如日本在1990年代前的高增长时期名义GDP的增长率超过15%，同时日圆对美元的汇率提高了3倍，而韩国在高增长时期名义GDP的增长率接近30%并伴随着货币升值。显然，这种经济增长率的计算完全是采用名义GDP并按照实际汇率计算的，而如果采用实际GDP计算，统计指标表明经济增长无法与统计数据相一致。
这种按照实际GDP的计算导致了生产函数分析的严重逻辑混乱。在主流经济学的生产函数Y=F（K，L，A）中，作为其产出的GDP是以实际GDP测量的，但经济学家把作为投入的资本和投资却采用名义变量，因为在国民收入核算中根本就找不到资本的长期价格指数，即资本只是来自于以前用货币计量的投资。这种生产函数的计算显然存在着逻辑错误，即把名义值和实际值搅在一起了。同样，在生产函数中，劳动的计量采用的是实际值，而资本却是没有被价格水平除过的名义值，这又怎么能够计算它们各自的边际产出呢？把名义值和实际值的资本劳动比率（K/L）放在一起又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按照名义GDP和“生产函数”投入方的名义值来考虑投入产出关系，则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基本定理，即花1美元一定有1美元GDP，用收入-支出模型表示就是GDP=C+I，1美元的投资将产生1美元的GDP，这是毫无疑问的基本定理，而按照目前主流经济学生产函数的分析，其“基本定理”竟然是投资1美元将不会产生1美元的GDP，因为这里还有劳动和技术进步的贡献，这两个基本定理哪一个是正确的？只要拿出检验资料检验一下，结论将是一目了然的。
经济学家们按照这种实际GDP方法研究我国的经济增长，得出我国1980年以来的实际GDP增长率约为8%，自1997年以来也一直以8%作为经济增长的目标。按照这个目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到2020年人均GDP约为3000美元。目前我国许多经济学家都在关心由于资源的约束，中国经济是否能够保持8%的增长率和在2020年达到人均GDP3000美元。2005年，美国高盛公司提供的一份预测报告中称，到2020年，中国和印度的GDP总量加在一起将超过美国的GDP总量，同时提出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将升值1倍。就国外许多经济学家一直怀疑中国能否按照8%的增长率持续增长而言，这个预测的数字显然是比较乐观的，当然也是为了向美国人发出警告。但这个预测数字太保守了，因为这里完全是按照实际GDP增长8%计算的，虽然考虑了汇率的变动。这里存在着严重的计算错误。首先，如果汇率不变，按美元计算的GDP总量应该按照名义GDP增长率而不是实际GDP8%的增长率进行计算，中国从1980～2005年名义GDP的平均增长率是16%而不是8%，如果按照16%的增长率进行计算，到2020年中国的GDP总量将赶上美国而不需要再加上印度。其次，GDP总量的比较当然是按照汇率进行的，当人民币升值1倍时，这个预测数字就更不对了，中国只需用10年时间就可以使GDP总量赶上美国。
现在，我们采用名义GDP的计算方法来看中国的人均GDP在2020年将是多少。2006年，中国的人均GDP超过了2000美元，如果按照1980～2006年平均16%的增长率计算，那么GDP 4年多翻一番，到2020年将毫无疑问地超过1万美元。为了保守起见，我们采用我国2001～2006年经济增长处于低谷时的增长率，这个增长率约为13%，即GDP的增长5年多翻一番，到2020年，人均GDP也将在1万美元左右。显然上述计算没有考虑汇率的变动。日本、韩国和其它亚洲国家和地区在经济高速增长时都伴随着货币升值或面临着汇率升值的压力，目前人民币所面临的巨大升值压力是人所共知的，预测得保守一点，如果在2020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上升50%，中国的人均GDP也将达到15000美元。这样，中国在2020年的GDP总量将超过美国而居世界第一，这并不是胡言乱语，按照2020年中国人均GDP 1万美元来考虑问题是完全有依据的。
二、一个巨大的矛盾:
35%的储蓄率与计划的8%实际GDP增长率
自1997年以来，中国经济学家按照1980年以来年均实际GDP增长率8%的经验，将8%作发展指标，并作为宏观调控和经济政策的基础，这个8%大有把美国潜在生产能力3%增长率的样式写进中国教科书的趋势（我国许多教科书已经这样写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大的悲哀。美国长期名义GDP的增长率一直是3%，而中国经济学家按照美国的教科书却搬用了实际GDP的增长率，这样的差以毫厘无疑会失之千里。
我们在前面表明，GDP和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完全是由货币金融体系所决定的，是受有效需求所支配的。作为名义GDP，采用货币数量恒等式则有：MV=GDP，假设货币流通速度V不变，则名义GDP的增长率将取决于货币供应量增长率（M）。这样，名义GDP增长率的决定与资源约束和技术进步或生产函数完全无关，只是取决于特定的货币金融体系所决定的货币供应量。美国的经济增长率长期稳定在3%，是由其货币金融体系决定的货币供应量长期为6%的增长率所决定的。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应该是多少，当然要考察中国的货币金融体系运行的规律，和保持其货币金融体系稳定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
由于篇幅所限，这里无法展开对货币金融体系运行的分析（柳欣，2006），只能对此做简单的说明。我们来看货币供应量的决定。在货币金融体系中，货币供应量（M2）的增长率取决于商业银行的存款，M2是根据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负债方统计的，假设在全部储蓄中划分为银行存款和其它项（如股票投资）的比例不变，则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将取决于储蓄率。再假设银行存款等于贷款或商业银行的准备金率不变，或者货币流通速度不变，当储蓄率决定时货币供应量和经济增长率将被决定。由此可以推论出保持货币金融体系稳定的条件，即稳定的经济增长率和储蓄率、稳定的银行存款和其它项的比率所决定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这种货币金融体系稳定的条件即是经济稳定的条件，经济波动完全是由货币供应量的波动导致的，货币供应量的不稳定，将导致商业银行和企业的过度赢利与破产的循环，由此导致经济波动和失业。
按照这种简单的分析，即可以采用经验资料来说明经济增长率或名义GDP增长率的决定。为了简化，这里假设货币流通速度不变和储蓄中银行存款的比率不变，则抽象出储蓄率和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根据经验资料，美国长期3%的增长率是与其10%的储蓄率相对应的，日本高增长时期的储蓄率约在35%左右，其名义GDP的增长率达到了24%，台湾地区在高增长时期的储蓄率为30%，名义GDP增长率为22%，韩国高增长时期的储蓄率达到了40%，其名义GDP的增长率达到了30%。这些统计数据表明，经济增长率与储蓄率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同时表明，按照亚洲国家的经验，当储蓄率达到30%以上时经济增长率将超过20%。
为了表明我国的实际情况，需要把上述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扩展到货币供应量与名义GDP增长率的关系上，即我们不再假定商业银行的准备金率不变或货币流通速度不变，对于储蓄率、货币供应量和名义GDP增长率的关系，我们采用M2对（名义）GDP的指标来说明，如美国长期M2对GDP的比率为1.2:1，如果这个指标提高了，则储蓄率对经济增长率的比率将下降。
我国1980～2005年平均储蓄率为30%，名义GDP增长率为16%。这个数据低于日本、台湾地区和韩国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除了GDP统计中的问题（如2005年工业普查使GDP增长了16%），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使我国近年来货币供应量与GDP的比值达到了1.8:1，这种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可以用商业银行存贷差的大幅度上升来解释，即货币供应量是按存款统计的，而总支出和GDP却取决于贷款，这种商业银行的存贷差使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出现了异常。
现在回到本文所要讨论的核心问题，目前我国的货币金融体系及其稳定性的要求与怎样的名义GDP增长率相适应。2001～2006年，我国的储蓄率保持在35%左右，如果假设M2对GDP的比率为美国的1.2:1，或为日本35%的储蓄率对24%的增长率的比值，则我国目前35%的储蓄率所对应的名义GDP增长率必须超过20%，而我国2001～2006年平均13%左右的增长率显然与目前我国的货币金融体系是不相适应的。换一个角度，考虑1980～1997年，我国平均的储蓄率约为30%，名义GDP增长率接近20%，货币供应量与名义GDP的比率在1.2:1左右，这个经验如果能够大致反映我国货币金融体系与增长率的相关性的正常值的话，那么，目前35%的储蓄率与计划8%的实际GDP增长率（没有通货膨胀）之间将产生巨大的矛盾。可以说，近年来，我国经济正是在这种巨大的矛盾中运行。
由于1991～1996年的高增长（平均名义GDP增长率超过25%），导致了1997年以来严重的经济衰退，其谷底的1999年，名义GDP增长率下降到4.3%。如果说，在经济衰退时期制定8%的增长率目标尚可理解的话，把8%的增长率作为长期目标，特别是在2001年之后经济开始复苏时还依然力图把增长率控制在8%，就会产生这种货币金融体系与受到控制的8%的经济增长率的巨大矛盾。近年来，这个矛盾在现实中的突出表现是：第一，自2003年名义GDP增长率超过10%以来，政府每年都采用严厉的货币紧缩政策控制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但效果甚微，只要稍有放松，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马上回升，并越来越难以控制；第二，近年来我国经济中出现了严重的流动性过剩现象，即使在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严重膨胀的条件下，大量游资充斥市场，商业银行依然面临严重的存贷差，这是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率严重背离的必然反映。
三、经济增长率的含义和意义
如果这里真的存在反映实物的实际GDP增长率，那么，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显然可以按照主流经济学的生产函数去求取产出最大化，资源约束和技术进步将是讨论的核心问题，但这与美国长期保持3%的增长率和中国把增长率稳定在8%是不合拍的，因为技术是变化的,而不会稳定在一个数值上，同时，经济学家所使用的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数据只是货币数值，而它根本不反映任何技术上的关系，微观上各种产品的投入产出数据只有生产它们的工程师知道，而经济学家根本不可能得到这些数据。由此所提出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把增长率定在百分之几呢？这就需要表明GDP增长率的含义和意义。
GDP和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只是货币量值，它们并不表示技术关系，而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即以获取货币为基础的竞争。可以采用收入—支出模型来分析这个问题，即W＋d＋r＋π= C+I=GDP（其中，W为工资，d为固定资产的折旧，r为利息,π是利润）。公式的收入一方就是企业的财务报表的加总，可以表示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当把表明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成本收益计算和利润加入到收入－支出模型中，重要的是考察企业是否能够赢利。模型中企业生产的总成本由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两个部分所组成，固定成本包括折旧和利息，可变成本由工资成本构成，即总成本为：W＋d＋r，当总支出（C+I）超过成本（W＋d＋r）时，厂商将获得利润，而企业能否赢利正是宏观经济分析的核心问题，因为企业经营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取利润。
这样，如果给定企业的成本，则总支出或GDP水平的变动将决定企业赢利还是亏损。在上述模型中，如果假设工资等于全部消费（即W＝C），则利润（π）就取决于投资是否大于折旧加利息，即π= I-（d＋r）。在这里，重要的是由资本存量价值（K）所决定的折旧和利息成本与投资之间的关系。给定折旧率（δ）和利息率（i），则企业的固定成本（d＋r）将取决于资本存量价值（K），由于资本存量价值是由以前的投资决定的，这样，本期的投资将在下一期转化为资本存量，从而只有当投资的增长率等于资本存量的增长率时，才能保证企业不亏损，也就是说，由于投资的增长使资本存量的价值增加了，当存在着正的折旧率和利息率时，要使企业不亏损，必须有新增加的投资和（名义）GDP的增长。
假设折旧率和利息率不变，则这一模型的均衡条件或稳定状态增长的条件为经济增长率△Y/Y（Y＝GDP）不变，资本－产出比率K/Y不变，工资对折旧的比率W/D和消费对投资的比率C/I以及投资对资本存量价值的比率I/K都是不变的，从而收入在工资与利息（利润）之间分配的比率W/r也是不变的，从而r/K＝i。上述稳定状态增长的条件来自于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的关系，一旦利息率被给定，则稳定状态的增长率将取决于利息率。上述稳定状态均衡的条件正是卡尔多的程式化事实所表明的，即由统计资料所显示的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增长的事实，如美国长期的经济增长率一直稳定在3%左右，资本产出比率、收入分配中工资与利润的比率和利润率也长期保持稳定。
有效需求问题可以用这种收入－支出模型来表示，这一模型的稳定状态要求收入分配的比率等于产品成本的比率，即在稳定状态下，模型中表示收入分配的工资对利息（加利润）的比率W/（r＋π）和产品成本中工资成本对折旧和利息成本的比率W/（d＋r）将是不变的，唯此才能保证工人购买全部消费品而资本家得到稳定的利润率或利息率，因为工资不仅仅是成本，而且决定着需求。这样，有效需求可以用两个比例的关系加以表述，即工资成本在总成本中的比重和工资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即W/（d＋r）和W/（r＋π）。这两个比例的关系正是这一体系均衡的存在性和稳定性的关键所在。
上述对有效需求问题的分析表明，要保持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和资产值与工资（固定成本对可变成本）比例的稳定，保持稳定的GDP增长率是非常重要的，即防止GDP增长率的波动所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和失业。我国1991～1996年极高的名义GDP增长率是导致1997年之后严重的增长率下降和失业的原因，1991～1996年平均名义GDP增长率到达了25%，而投资的平均增长率达到了45%，这使资产值成倍提高，折旧和利息成本大幅度上升，收入分配向富人倾斜，工资在GDP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由此引起严重的有效需求不足和失业问题。在这种条件下，政府采取保持稳定的GDP的宏观经济政策，以防止经济过热而导致的经济衰退是非常重要的，但这个稳定的GDP增长率是百分之几呢？
经济学家按照美国的教科书和格林斯潘1990年代把美国经济控制在3%的经验套用在中国，制定了以8%为基础的稳定的GDP增长率，2003年经济复苏之后就以8%为基础进行宏观调控，这是值得商榷的。这里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经济学家按照教科书，完全从实际GDP增长率来分析问题，如果我们不考虑理论而仅仅从经验角度看，美国长期3%的增长率是名义GDP的增长率而不是实际GDP增长率，只是美国从1850～1950年通货膨胀率为零才使名义GDP增长率等于实际GDP增长率，如前所述，这种名义GDP的增长率取决于特定货币金融体系所决定的货币供应量。虽然中国从1980～2005年平均的实际GDP增长率在8%左右，但名义GDP增长率则为16%，而决定货币金融体系稳定的或中国特定的货币金融体系所决定的是名义GDP增长率，1997年达到的8%只是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低点。当然，这个8%还参考了经济增长最快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增长的经验，即这些国家和地区高增长时实际GDP的增长率约为8%，但这种按照实际GDP增长率考虑亚洲国家经验的方法更是一种严重的误导，因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高增长时期名义GDP增长率远远高于其实际GDP增长率。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经济增长的关键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的转移和城市化，在市场经济中，这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以经济的货币化和提高名义GDP增长率为基础的。当前我国处在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或城市化以及货币化阶段，提高名义GDP的增长率是非常重要的。按照名义GDP的方法，可以得到一种“货币量值的生产函数”,表明名义GDP增长率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即：就业的增长率=名义GDP增长率×工资份额/工资率。假设工资总量在GDP中的比重不变和工资率不变，则就业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取决于名义GDP的增长率。
亚洲国家与地区高速增长时期的经验数据说明了就业量的增长或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名义GDP的增长正相关。1950～1975年是日本农业劳动力转移最快的25年。在这25年中，日本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从46.98%降为13.83%，下降了33.16%，年均递减1.77%。与这种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密切联系，1950～1975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24.55%，最高的一年达到40.31%。韩国1965～1980年是其历史上农业劳动力转移最快的一段时期。在这15年中，韩国的经济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增长，名义GDP年均增长27.31%，增长速度最快的一年达到了40%。正是这种高经济增长速度使韩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从1965年的58.46%下降到1980年的34.01%，年均下降1.73%。台湾地区在其劳动力转移最快的1966～1980年，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从43.44%下降到19.50%，15年下降了近24个百分点，名义GDP增长率平均高达17.83%。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最快的1991～1996年，名义GDP增长率平均高达25%。
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最快的时期是1991～1996年，其名义GDP的增长率超过25%，每年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平均为1400万，而在经济衰退时期的1997～2003年，由于名义GDP增长率大幅度下降和有效需求不足，7年间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一共只有1400万。这些经验都说明按照8%的增长率调节经济是没有依据的。当然，这些国家和地区高增长时在统计上是通货膨胀，其实际GDP的增长率只有7%左右，我们制定8%的增长率是参照了这些统计数据的，但是中国经济学家在使用这些数据时，为什么忽略了所有的这些国家和地区存在超过其实际GDP增长率1倍以上的通货膨胀率才取得高速增长的。
人们会问，你难道不怕通货膨胀吗？通货膨胀会导致经济的不稳定难道不是经验事实吗？这里要反问一下，日本和东南亚国家在高速增长时期的统计上就是通货膨胀，而且是严重的通货膨胀，但为什么没有人严厉指责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通货膨胀呢？为什么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能够长期容忍这种通货膨胀呢？因为这种稳定的高速增长带来的经济的货币化和农村的城市化，它根本就不是通货膨胀，一个无可辩驳的证据就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在高速增长时期汇率一直在上升，日圆的汇率可以从360日圆对1美元上升到最高的70日圆对 1美元，这怎么可以说是存在着通货膨胀呢？如果通货膨胀真的象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定义和分析的那样，消费品价格的上涨是由于过高的货币工资引起的，那么这种通货膨胀对于目前的中国经济是再好不过了，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将提高农民的收入，消费品价格和工资一同上涨将解决我国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这种物价指数的变动对经济周期的影响只能结合其它宏观变量进行分析，而决不是简单的通货膨胀。
上述分析表明，在货币经济中，由于根本就不存在着主流经济学的实际GDP和通货膨胀率的划分，我们需要从名义GDP出发来考虑问题，而对于当前我国所处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和经济货币化阶段，在防止经济严重波动的条件下，提高名义GDP的增长率是非常重要的。
四、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增长率与汇率
目前作为开放经济研究基础的主流经济学的贸易理论只是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的扩展，即在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中加入各国间生产要素不流动的假设，然后通过各国要素比例决定的专业化生产和产品流动来替代要素流动，从而可以达到与要素流动相同的最优资源配置，这即是著名的“要素禀赋论”。对于各国使用不同的（名义）货币单位，则可以根据购买力平价方法的汇率决定把货币完全排除掉。对于从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推论出的这种贸易理论，从资源配置角度可以说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一理论并不能用于解释现实的国际经济关系。当经济学家按照国民收入核算体系把统计中的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作为要素比例或要素禀赋指标时，就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现实中的国际贸易与新古典贸易理论要素不流动的假设是不同的，（货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几乎不受限制或者说是完全流动的，这种现实使得新古典贸易理论无用武之地，因为经济中只有资本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由于其中一种要素的资本是完全流动的，从而就可以认为生产要素是完全流动的，其根据要素不流动假设推论出的贸易理论是毫无意义的。另一方面，新古典贸易理论中根本没有主权国家，就其要素不流动的假设来讲并不联系到主权国家的性质。例如，我国东部和西部的资源条件是不同的，资源配置当然也要按照新古典的贸易理论通过商品流动来替代要素流动，但这种商品流动并不是国际贸易。
主流经济学的购买力平价理论就更不能成立了，因为按照其贸易理论，这里只需要表明要素稀缺性的相对价格，而其价值单位所表示的总量必须与相对价格完全独立，或者说目前国民收入核算中的GDP总量、利率和所有其它变量不能对相对价格产生任何影响。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因为这要废弃教科书中所有关于宏观经济学和国际金融理论的问题和研究。由于各国进出口商品的结构完全不同，其购买力平价完全取决于所使用的商品“篮子”。我国经济学家曾试图用购买力平价的方法计算人民币汇率，结果怎么样呢？从东南亚金融危机时主张人民币贬值的低估到现在主张人民币升值的高估，经济学家从2美元到14美元之间竟然给出了十多种计算结果，这种误差可能达到7倍的计算是不是还能应用呢？
国际经济关系的本质是，由于存在独立的主权国家和由此决定的不同的货币金融体系，当存在国际间货币通过贸易和资本流动的条件下，各国可以采用独立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来维护本国的利益而损害它国利益。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种新的汇率概念，即汇率所表明的是各个国家（相对）实际的货币供应量。
例如，假设只有美国和中国两个国家，两国由其特定的货币金融体系决定其增长率，美国的GDP增长率为3%，中国GDP增长率为8%，但当汇率不知道时两国的货币金融体系和增长率是无法比较的，而一旦我们确定了汇率，如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为1：8，我们就可以把两个货币金融体系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了。按照1：8的汇率，美国的GDP总量为中国的8倍（1999年），美国的GDP增长率为3%和中国的增长率为8%，以这种按汇率计算的美国对中国产品购买力的增长率是中国对美国的3倍，即24%，换句话说，假设美国人收入中用于购买中国产品的比例不变，则中国GDP每年增长8%时，每年对美国的出口将增长24%。这种寓言式的简化模型似乎与现实很接近，2000年以来，我国的GDP增长率在8%左右，而出口的增长率一直超过20%，这使我国出口在GDP中的比重持续增长。这种持续增长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即在十几年后，美国人用其占GDP不到3%的收入将购买中国的全部产品，而中国人得到的却可能是美元的外汇储备。这正是当前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关键所在。
对于当前的人民币汇率问题，经济学家按照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把讨论完全放在人民币是否大幅度升值问题上，而人民币的升值遇到了两个严重的问题。其一是，人民币升值是否会严重降低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这在我国目前有效需求不足而严重依赖于国外需求的条件下更为突出。其二是，人民币大幅度升值可能会导致货币金融体系的紊乱，如近年来我国采取的人民币逐渐升值的政策已经使大量的“热钱”涌入国内，不仅造成对资本市场的严重冲击，而且严重地干扰了我国独立的货币政策。
然而，当我们真正理解了汇率的性质就不难发现，汇率作为表明两个国家实际货币供应量的含义，其变动与名义GDP增长率（本国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是可以相互替代的。例如，针对我国目前的进出口状况和经济高速增长的要求，根据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和按汇率计算的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的比较，可以通过大幅度提高我国名义GDP增长率来解决上述难题。考虑到吸引国外直接投资的需要和保持人民币的强势地位，目前不宜采取人民币汇率大幅度升值的政策，而要大幅度地提高名义GDP的增长率，使名义GDP增长率超过20%。就目前我国超过20%的出口增长率来讲，如果名义GDP增长率达到20%，可以使出口在GDP中的比重基本保持稳定。这种名义GDP增长率的提高一方面可以增加国内的需求，这与高速经济增长的目标是一致的，同时可以通过投资增长率的提高而增加对原材料的进口，并可以通过提高工资率而减少贸易损失。
这种用提高经济增长率替代汇率升值的方法对于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是非常重要的。名义GDP增长率的提高当然会提高我国的工资率和资产值而增加成本，这似乎与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结果相同，即对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产生影响。但如果考虑到引进外资，这种替代的结果就不同了。由于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是技术进步，发展中国家作为技术落后国家改善技术状况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当然也包括科学技术知识的引进，这可以使发展中国家在短期取得巨大的技术进步。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技术水平的巨大变化和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在于成功地引进了国外直接投资。
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国外直接投资与名义GDP增长率是密切相关的。在主流经济学的开放经济模型中，所讨论的只是利息率与金融资本的流动，而完全不考虑国外直接投资与名义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国际资本投资的目的是要获得更高的利润率，而名义增长率直接联系到利润率；另一方面，名义增长率决定着市场需求，比如说中国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而这种市场潜力只是以货币量值表示的名义GDP增长率。因此，可以把国外直接投资作为名义GDP增长率的函数。
这样，我们可以得到一种“特殊”的开放经济模型，这一模型的要点是，通过本国的货币政策提高名义增长率，名义增长率的提高将促进国外的直接投资，国外直接投资的增加使本国的技术水平提高，从而使出口增加和保持汇率的稳定。这一模型可以被视为开放经济条件下发展中国家或后起国家赶超战略的基本模型，之所以把它称之为基本模型，是因为它能够表明开放经济条件下各国经济增长率不同的含义。在一个封闭模型中，如果不是资本原始积累或经济的货币化，名义增长率的提高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封闭经济中并不存在任何实际量值，名义增长率的提高只会导致经济波动。只有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由货币政策所决定的名义增长率才具有意义，因为这种名义增长率联系到汇率、引进外资和贸易条件。
让我们用这一模型来讨论中国的经验。从1992年至1996年，中国经历了高速经济增长时期，这种高速经济增长当然是用超过25%的名义GDP增长率来表示的。这种极高的经济增长率来自于中央银行的货币扩张政策，与这种高速经济增长相伴随的是国外直接投资的大量增加和进出口贸易的增长。在1991～1996年我国经济的高增长时期，国外直接投资的增长率远高于我国的名义GDP增长率，“三资企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逐年提高， 1991～1997年，三资企业产值在GDP中的比重从不到20%提高到超过30%，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在GDP中的比率一直在提高，三资企业的出口占总出口额的比重也在提高，其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从20%提高到超过40%。这表明引进外资的速度与名义增长率的变动是相关的，高的名义增长率不仅使外资的投入获得高的利润率，而且为三资企业所生产的产品提供了巨大的市场， 1991～1996年接近25%的高名义增长率虽然伴随着“严重的通货膨胀”，但只要考虑这一时期中国的恩格尔系数大幅度降低，即可表明，在全部名义GDP的增长中，体现新技术的消费品所占的比重逐渐提高，而这些消费品主要是三资企业所生产的，换句话说，三资企业产品市场的扩大远高于名义增长率。另一方面，国外直接投资所带来的技术进步使出口大幅度增加，并使进出口贸易额在GDP中的比重提高，这表明技术进步抵消了极高的成本增加对出口的限制，这一点是保持汇率稳定的基本条件。因此，可以说，正是由于引进外资使中国的技术水平提高，从而使得极高的名义GDP增长率得到了稳定的汇率的支撑，这一点对于保持中国的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是极为重要的，它使中国躲过了严重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毫无疑问，中国经济所取得的以名义增长率计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得益于这一模型的良性循环。
上述对这一模型的经验分析不只是适用于中国经济，而且是一种更一般的模型。东亚国家和地区的高速经济增长与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相近的，即主要是通过引进外资和扩大出口贸易，二者相互促进，这里还有与引进外资和扩大出口相联系的联系汇率（与美元挂钩）政策以及保持高额外汇储备的政策。需要提到的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在高增长时期，名义GDP的增长率都超过20%，或者说都有很高的通货膨胀率，但在开放经济模型中，这里只有汇率而根本不存在实际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这样，我们可以把这一模型作为一种一般的模型，它可以作为东亚模式的核心内容，而中国经济则是这一模型最典型的例证。
根据上述理论和经验，笔者在2006年提出了一个高速增长方案，即把名义GDP的增长率提高到20%左右，到2020年完成我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在目前我国的技术水平条件下，这个目标是完全能够实现的①。因此，当前我国经济中的问题并不是增长速度过快和通货膨胀问题，而是有效需求不足所导致的结构失衡问题，而这种有效需求不足和结构问题通过高增长或把名义GDP的增长率提高到20%左右更容易解决，如前面对我国货币金融体系的分析表明其所决定的货币供应量更适合于高增长，同时这种高增长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更是必需的。当然，对于这一重大问题需要深入讨论，但建立在“实物经济”基础上的主流经济学，根本就不能用于讨论这种现实“货币经济”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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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柳欣,郭金兴,王彩玲.资本理论与货理论[M].人民出版社,2006.
[关键词]生产函数 收入-支出模型 资本存量
[中图分类号]F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07）05-0054-07
[作者简介]柳欣（1956-），江苏镇江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和凯恩斯经济学等；李江丁（1970—），湖北潜江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目前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大都基于新古典增长理论，即以总量生产函数为基础，把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作为生产函数的投入-产出关系来研究。笔者通过对剑桥资本争论和关于凯恩斯经济学争论的研究，在1998年得出一个结论：目前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所有由货币量值表示的统计变量是由社会关系或特定的货币金融体系决定的，与新古典理论中生产函数的技术分析完全无关。由于GDP和其它国民收入的统计变量是由货币金融体系所决定的，所表示的是资本主义特有的“有效需求”问题，本文将从“货币经济”的角度，重新探讨当前我国的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动和与此相联系的一系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中国的人均GDP
在2020年将达到1万美元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计算问题，这个问题能够明显地表示出本文的分析与主流经济学的区别。目前，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增长时都按照主流经济学实物经济分析的方法，即把名义GDP划分为实际GDP和通货膨胀率，讨论经济增长时完全采用实际GDP指标。但是，GDP作为货币交易的增加值根本就不表示任何实物，也不可能存在实际GDP和通货膨胀率的划分，（柳欣，2006）这种分析导致了严重的逻辑混乱。
在一本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有一个应用实际GDP的例子，作者在讲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增长时写到，这些国家和地区通过努力工作和技术进步，使实际GDP的增长率连续三四十年保持在7%左右。这种7%的增长率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从战后到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巨大变化，日本的人均GDP从战后的130美元增加到30000美元，韩国从50美元增加到12000美元，台湾地区从80美元增加到16000美元等等。当我们把上下两段话放在一起就出笑话了，因为GDP每年增长7.2%，10年会增长1倍，这些国家和地区怎么可能按7%的增长率在40年的时间里增长这么多呢？上面的数字当然是名义GDP，要解释这些数字当然也要用名义GDP，比如日本在1990年代前的高增长时期名义GDP的增长率超过15%，同时日圆对美元的汇率提高了3倍，而韩国在高增长时期名义GDP的增长率接近30%并伴随着货币升值。显然，这种经济增长率的计算完全是采用名义GDP并按照实际汇率计算的，而如果采用实际GDP计算，统计指标表明经济增长无法与统计数据相一致。
这种按照实际GDP的计算导致了生产函数分析的严重逻辑混乱。在主流经济学的生产函数Y=F（K，L，A）中，作为其产出的GDP是以实际GDP测量的，但经济学家把作为投入的资本和投资却采用名义变量，因为在国民收入核算中根本就找不到资本的长期价格指数，即资本只是来自于以前用货币计量的投资。这种生产函数的计算显然存在着逻辑错误，即把名义值和实际值搅在一起了。同样，在生产函数中，劳动的计量采用的是实际值，而资本却是没有被价格水平除过的名义值，这又怎么能够计算它们各自的边际产出呢？把名义值和实际值的资本劳动比率（K/L）放在一起又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按照名义GDP和“生产函数”投入方的名义值来考虑投入产出关系，则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基本定理，即花1美元一定有1美元GDP，用收入-支出模型表示就是GDP=C+I，1美元的投资将产生1美元的GDP，这是毫无疑问的基本定理，而按照目前主流经济学生产函数的分析，其“基本定理”竟然是投资1美元将不会产生1美元的GDP，因为这里还有劳动和技术进步的贡献，这两个基本定理哪一个是正确的？只要拿出检验资料检验一下，结论将是一目了然的。
经济学家们按照这种实际GDP方法研究我国的经济增长，得出我国1980年以来的实际GDP增长率约为8%，自1997年以来也一直以8%作为经济增长的目标。按照这个目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到2020年人均GDP约为3000美元。目前我国许多经济学家都在关心由于资源的约束，中国经济是否能够保持8%的增长率和在2020年达到人均GDP3000美元。2005年，美国高盛公司提供的一份预测报告中称，到2020年，中国和印度的GDP总量加在一起将超过美国的GDP总量，同时提出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将升值1倍。就国外许多经济学家一直怀疑中国能否按照8%的增长率持续增长而言，这个预测的数字显然是比较乐观的，当然也是为了向美国人发出警告。但这个预测数字太保守了，因为这里完全是按照实际GDP增长8%计算的，虽然考虑了汇率的变动。这里存在着严重的计算错误。首先，如果汇率不变，按美元计算的GDP总量应该按照名义GDP增长率而不是实际GDP8%的增长率进行计算，中国从1980～2005年名义GDP的平均增长率是16%而不是8%，如果按照16%的增长率进行计算，到2020年中国的GDP总量将赶上美国而不需要再加上印度。其次，GDP总量的比较当然是按照汇率进行的，当人民币升值1倍时，这个预测数字就更不对了，中国只需用10年时间就可以使GDP总量赶上美国。
现在，我们采用名义GDP的计算方法来看中国的人均GDP在2020年将是多少。2006年，中国的人均GDP超过了2000美元，如果按照1980～2006年平均16%的增长率计算，那么GDP 4年多翻一番，到2020年将毫无疑问地超过1万美元。为了保守起见，我们采用我国2001～2006年经济增长处于低谷时的增长率，这个增长率约为13%，即GDP的增长5年多翻一番，到2020年，人均GDP也将在1万美元左右。显然上述计算没有考虑汇率的变动。日本、韩国和其它亚洲国家和地区在经济高速增长时都伴随着货币升值或面临着汇率升值的压力，目前人民币所面临的巨大升值压力是人所共知的，预测得保守一点，如果在2020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上升50%，中国的人均GDP也将达到15000美元。这样，中国在2020年的GDP总量将超过美国而居世界第一，这并不是胡言乱语，按照2020年中国人均GDP 1万美元来考虑问题是完全有依据的。
二、一个巨大的矛盾:
35%的储蓄率与计划的8%实际GDP增长率
自1997年以来，中国经济学家按照1980年以来年均实际GDP增长率8%的经验，将8%作发展指标，并作为宏观调控和经济政策的基础，这个8%大有把美国潜在生产能力3%增长率的样式写进中国教科书的趋势（我国许多教科书已经这样写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大的悲哀。美国长期名义GDP的增长率一直是3%，而中国经济学家按照美国的教科书却搬用了实际GDP的增长率，这样的差以毫厘无疑会失之千里。
我们在前面表明，GDP和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完全是由货币金融体系所决定的，是受有效需求所支配的。作为名义GDP，采用货币数量恒等式则有：MV=GDP，假设货币流通速度V不变，则名义GDP的增长率将取决于货币供应量增长率（M）。这样，名义GDP增长率的决定与资源约束和技术进步或生产函数完全无关，只是取决于特定的货币金融体系所决定的货币供应量。美国的经济增长率长期稳定在3%，是由其货币金融体系决定的货币供应量长期为6%的增长率所决定的。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应该是多少，当然要考察中国的货币金融体系运行的规律，和保持其货币金融体系稳定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
由于篇幅所限，这里无法展开对货币金融体系运行的分析（柳欣，2006），只能对此做简单的说明。我们来看货币供应量的决定。在货币金融体系中，货币供应量（M2）的增长率取决于商业银行的存款，M2是根据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负债方统计的，假设在全部储蓄中划分为银行存款和其它项（如股票投资）的比例不变，则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将取决于储蓄率。再假设银行存款等于贷款或商业银行的准备金率不变，或者货币流通速度不变，当储蓄率决定时货币供应量和经济增长率将被决定。由此可以推论出保持货币金融体系稳定的条件，即稳定的经济增长率和储蓄率、稳定的银行存款和其它项的比率所决定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这种货币金融体系稳定的条件即是经济稳定的条件，经济波动完全是由货币供应量的波动导致的，货币供应量的不稳定，将导致商业银行和企业的过度赢利与破产的循环，由此导致经济波动和失业。
按照这种简单的分析，即可以采用经验资料来说明经济增长率或名义GDP增长率的决定。为了简化，这里假设货币流通速度不变和储蓄中银行存款的比率不变，则抽象出储蓄率和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根据经验资料，美国长期3%的增长率是与其10%的储蓄率相对应的，日本高增长时期的储蓄率约在35%左右，其名义GDP的增长率达到了24%，台湾地区在高增长时期的储蓄率为30%，名义GDP增长率为22%，韩国高增长时期的储蓄率达到了40%，其名义GDP的增长率达到了30%。这些统计数据表明，经济增长率与储蓄率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同时表明，按照亚洲国家的经验，当储蓄率达到30%以上时经济增长率将超过20%。
为了表明我国的实际情况，需要把上述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扩展到货币供应量与名义GDP增长率的关系上，即我们不再假定商业银行的准备金率不变或货币流通速度不变，对于储蓄率、货币供应量和名义GDP增长率的关系，我们采用M2对（名义）GDP的指标来说明，如美国长期M2对GDP的比率为1.2:1，如果这个指标提高了，则储蓄率对经济增长率的比率将下降。
我国1980～2005年平均储蓄率为30%，名义GDP增长率为16%。这个数据低于日本、台湾地区和韩国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除了GDP统计中的问题（如2005年工业普查使GDP增长了16%），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使我国近年来货币供应量与GDP的比值达到了1.8:1，这种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可以用商业银行存贷差的大幅度上升来解释，即货币供应量是按存款统计的，而总支出和GDP却取决于贷款，这种商业银行的存贷差使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出现了异常。
现在回到本文所要讨论的核心问题，目前我国的货币金融体系及其稳定性的要求与怎样的名义GDP增长率相适应。2001～2006年，我国的储蓄率保持在35%左右，如果假设M2对GDP的比率为美国的1.2:1，或为日本35%的储蓄率对24%的增长率的比值，则我国目前35%的储蓄率所对应的名义GDP增长率必须超过20%，而我国2001～2006年平均13%左右的增长率显然与目前我国的货币金融体系是不相适应的。换一个角度，考虑1980～1997年，我国平均的储蓄率约为30%，名义GDP增长率接近20%，货币供应量与名义GDP的比率在1.2:1左右，这个经验如果能够大致反映我国货币金融体系与增长率的相关性的正常值的话，那么，目前35%的储蓄率与计划8%的实际GDP增长率（没有通货膨胀）之间将产生巨大的矛盾。可以说，近年来，我国经济正是在这种巨大的矛盾中运行。
由于1991～1996年的高增长（平均名义GDP增长率超过25%），导致了1997年以来严重的经济衰退，其谷底的1999年，名义GDP增长率下降到4.3%。如果说，在经济衰退时期制定8%的增长率目标尚可理解的话，把8%的增长率作为长期目标，特别是在2001年之后经济开始复苏时还依然力图把增长率控制在8%，就会产生这种货币金融体系与受到控制的8%的经济增长率的巨大矛盾。近年来，这个矛盾在现实中的突出表现是：第一，自2003年名义GDP增长率超过10%以来，政府每年都采用严厉的货币紧缩政策控制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但效果甚微，只要稍有放松，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马上回升，并越来越难以控制；第二，近年来我国经济中出现了严重的流动性过剩现象，即使在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严重膨胀的条件下，大量游资充斥市场，商业银行依然面临严重的存贷差，这是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率严重背离的必然反映。
三、经济增长率的含义和意义
如果这里真的存在反映实物的实际GDP增长率，那么，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显然可以按照主流经济学的生产函数去求取产出最大化，资源约束和技术进步将是讨论的核心问题，但这与美国长期保持3%的增长率和中国把增长率稳定在8%是不合拍的，因为技术是变化的,而不会稳定在一个数值上，同时，经济学家所使用的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数据只是货币数值，而它根本不反映任何技术上的关系，微观上各种产品的投入产出数据只有生产它们的工程师知道，而经济学家根本不可能得到这些数据。由此所提出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把增长率定在百分之几呢？这就需要表明GDP增长率的含义和意义。
GDP和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只是货币量值，它们并不表示技术关系，而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即以获取货币为基础的竞争。可以采用收入—支出模型来分析这个问题，即W＋d＋r＋π= C+I=GDP（其中，W为工资，d为固定资产的折旧，r为利息,π是利润）。公式的收入一方就是企业的财务报表的加总，可以表示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当把表明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成本收益计算和利润加入到收入－支出模型中，重要的是考察企业是否能够赢利。模型中企业生产的总成本由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两个部分所组成，固定成本包括折旧和利息，可变成本由工资成本构成，即总成本为：W＋d＋r，当总支出（C+I）超过成本（W＋d＋r）时，厂商将获得利润，而企业能否赢利正是宏观经济分析的核心问题，因为企业经营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取利润。
这样，如果给定企业的成本，则总支出或GDP水平的变动将决定企业赢利还是亏损。在上述模型中，如果假设工资等于全部消费（即W＝C），则利润（π）就取决于投资是否大于折旧加利息，即π= I-（d＋r）。在这里，重要的是由资本存量价值（K）所决定的折旧和利息成本与投资之间的关系。给定折旧率（δ）和利息率（i），则企业的固定成本（d＋r）将取决于资本存量价值（K），由于资本存量价值是由以前的投资决定的，这样，本期的投资将在下一期转化为资本存量，从而只有当投资的增长率等于资本存量的增长率时，才能保证企业不亏损，也就是说，由于投资的增长使资本存量的价值增加了，当存在着正的折旧率和利息率时，要使企业不亏损，必须有新增加的投资和（名义）GDP的增长。
假设折旧率和利息率不变，则这一模型的均衡条件或稳定状态增长的条件为经济增长率△Y/Y（Y＝GDP）不变，资本－产出比率K/Y不变，工资对折旧的比率W/D和消费对投资的比率C/I以及投资对资本存量价值的比率I/K都是不变的，从而收入在工资与利息（利润）之间分配的比率W/r也是不变的，从而r/K＝i。上述稳定状态增长的条件来自于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的关系，一旦利息率被给定，则稳定状态的增长率将取决于利息率。上述稳定状态均衡的条件正是卡尔多的程式化事实所表明的，即由统计资料所显示的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增长的事实，如美国长期的经济增长率一直稳定在3%左右，资本产出比率、收入分配中工资与利润的比率和利润率也长期保持稳定。
有效需求问题可以用这种收入－支出模型来表示，这一模型的稳定状态要求收入分配的比率等于产品成本的比率，即在稳定状态下，模型中表示收入分配的工资对利息（加利润）的比率W/（r＋π）和产品成本中工资成本对折旧和利息成本的比率W/（d＋r）将是不变的，唯此才能保证工人购买全部消费品而资本家得到稳定的利润率或利息率，因为工资不仅仅是成本，而且决定着需求。这样，有效需求可以用两个比例的关系加以表述，即工资成本在总成本中的比重和工资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即W/（d＋r）和W/（r＋π）。这两个比例的关系正是这一体系均衡的存在性和稳定性的关键所在。
上述对有效需求问题的分析表明，要保持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和资产值与工资（固定成本对可变成本）比例的稳定，保持稳定的GDP增长率是非常重要的，即防止GDP增长率的波动所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和失业。我国1991～1996年极高的名义GDP增长率是导致1997年之后严重的增长率下降和失业的原因，1991～1996年平均名义GDP增长率到达了25%，而投资的平均增长率达到了45%，这使资产值成倍提高，折旧和利息成本大幅度上升，收入分配向富人倾斜，工资在GDP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由此引起严重的有效需求不足和失业问题。在这种条件下，政府采取保持稳定的GDP的宏观经济政策，以防止经济过热而导致的经济衰退是非常重要的，但这个稳定的GDP增长率是百分之几呢？
经济学家按照美国的教科书和格林斯潘1990年代把美国经济控制在3%的经验套用在中国，制定了以8%为基础的稳定的GDP增长率，2003年经济复苏之后就以8%为基础进行宏观调控，这是值得商榷的。这里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经济学家按照教科书，完全从实际GDP增长率来分析问题，如果我们不考虑理论而仅仅从经验角度看，美国长期3%的增长率是名义GDP的增长率而不是实际GDP增长率，只是美国从1850～1950年通货膨胀率为零才使名义GDP增长率等于实际GDP增长率，如前所述，这种名义GDP的增长率取决于特定货币金融体系所决定的货币供应量。虽然中国从1980～2005年平均的实际GDP增长率在8%左右，但名义GDP增长率则为16%，而决定货币金融体系稳定的或中国特定的货币金融体系所决定的是名义GDP增长率，1997年达到的8%只是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低点。当然，这个8%还参考了经济增长最快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增长的经验，即这些国家和地区高增长时实际GDP的增长率约为8%，但这种按照实际GDP增长率考虑亚洲国家经验的方法更是一种严重的误导，因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高增长时期名义GDP增长率远远高于其实际GDP增长率。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经济增长的关键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的转移和城市化，在市场经济中，这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以经济的货币化和提高名义GDP增长率为基础的。当前我国处在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或城市化以及货币化阶段，提高名义GDP的增长率是非常重要的。按照名义GDP的方法，可以得到一种“货币量值的生产函数”,表明名义GDP增长率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即：就业的增长率=名义GDP增长率×工资份额/工资率。假设工资总量在GDP中的比重不变和工资率不变，则就业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取决于名义GDP的增长率。
亚洲国家与地区高速增长时期的经验数据说明了就业量的增长或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名义GDP的增长正相关。1950～1975年是日本农业劳动力转移最快的25年。在这25年中，日本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从46.98%降为13.83%，下降了33.16%，年均递减1.77%。与这种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密切联系，1950～1975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24.55%，最高的一年达到40.31%。韩国1965～1980年是其历史上农业劳动力转移最快的一段时期。在这15年中，韩国的经济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增长，名义GDP年均增长27.31%，增长速度最快的一年达到了40%。正是这种高经济增长速度使韩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从1965年的58.46%下降到1980年的34.01%，年均下降1.73%。台湾地区在其劳动力转移最快的1966～1980年，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从43.44%下降到19.50%，15年下降了近24个百分点，名义GDP增长率平均高达17.83%。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最快的1991～1996年，名义GDP增长率平均高达25%。
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最快的时期是1991～1996年，其名义GDP的增长率超过25%，每年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平均为1400万，而在经济衰退时期的1997～2003年，由于名义GDP增长率大幅度下降和有效需求不足，7年间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一共只有1400万。这些经验都说明按照8%的增长率调节经济是没有依据的。当然，这些国家和地区高增长时在统计上是通货膨胀，其实际GDP的增长率只有7%左右，我们制定8%的增长率是参照了这些统计数据的，但是中国经济学家在使用这些数据时，为什么忽略了所有的这些国家和地区存在超过其实际GDP增长率1倍以上的通货膨胀率才取得高速增长的。
人们会问，你难道不怕通货膨胀吗？通货膨胀会导致经济的不稳定难道不是经验事实吗？这里要反问一下，日本和东南亚国家在高速增长时期的统计上就是通货膨胀，而且是严重的通货膨胀，但为什么没有人严厉指责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通货膨胀呢？为什么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能够长期容忍这种通货膨胀呢？因为这种稳定的高速增长带来的经济的货币化和农村的城市化，它根本就不是通货膨胀，一个无可辩驳的证据就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在高速增长时期汇率一直在上升，日圆的汇率可以从360日圆对1美元上升到最高的70日圆对 1美元，这怎么可以说是存在着通货膨胀呢？如果通货膨胀真的象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定义和分析的那样，消费品价格的上涨是由于过高的货币工资引起的，那么这种通货膨胀对于目前的中国经济是再好不过了，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将提高农民的收入，消费品价格和工资一同上涨将解决我国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这种物价指数的变动对经济周期的影响只能结合其它宏观变量进行分析，而决不是简单的通货膨胀。
上述分析表明，在货币经济中，由于根本就不存在着主流经济学的实际GDP和通货膨胀率的划分，我们需要从名义GDP出发来考虑问题，而对于当前我国所处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和经济货币化阶段，在防止经济严重波动的条件下，提高名义GDP的增长率是非常重要的。
四、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增长率与汇率
目前作为开放经济研究基础的主流经济学的贸易理论只是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的扩展，即在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中加入各国间生产要素不流动的假设，然后通过各国要素比例决定的专业化生产和产品流动来替代要素流动，从而可以达到与要素流动相同的最优资源配置，这即是著名的“要素禀赋论”。对于各国使用不同的（名义）货币单位，则可以根据购买力平价方法的汇率决定把货币完全排除掉。对于从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推论出的这种贸易理论，从资源配置角度可以说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一理论并不能用于解释现实的国际经济关系。当经济学家按照国民收入核算体系把统计中的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作为要素比例或要素禀赋指标时，就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现实中的国际贸易与新古典贸易理论要素不流动的假设是不同的，（货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几乎不受限制或者说是完全流动的，这种现实使得新古典贸易理论无用武之地，因为经济中只有资本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由于其中一种要素的资本是完全流动的，从而就可以认为生产要素是完全流动的，其根据要素不流动假设推论出的贸易理论是毫无意义的。另一方面，新古典贸易理论中根本没有主权国家，就其要素不流动的假设来讲并不联系到主权国家的性质。例如，我国东部和西部的资源条件是不同的，资源配置当然也要按照新古典的贸易理论通过商品流动来替代要素流动，但这种商品流动并不是国际贸易。
主流经济学的购买力平价理论就更不能成立了，因为按照其贸易理论，这里只需要表明要素稀缺性的相对价格，而其价值单位所表示的总量必须与相对价格完全独立，或者说目前国民收入核算中的GDP总量、利率和所有其它变量不能对相对价格产生任何影响。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因为这要废弃教科书中所有关于宏观经济学和国际金融理论的问题和研究。由于各国进出口商品的结构完全不同，其购买力平价完全取决于所使用的商品“篮子”。我国经济学家曾试图用购买力平价的方法计算人民币汇率，结果怎么样呢？从东南亚金融危机时主张人民币贬值的低估到现在主张人民币升值的高估，经济学家从2美元到14美元之间竟然给出了十多种计算结果，这种误差可能达到7倍的计算是不是还能应用呢？
国际经济关系的本质是，由于存在独立的主权国家和由此决定的不同的货币金融体系，当存在国际间货币通过贸易和资本流动的条件下，各国可以采用独立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来维护本国的利益而损害它国利益。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种新的汇率概念，即汇率所表明的是各个国家（相对）实际的货币供应量。
例如，假设只有美国和中国两个国家，两国由其特定的货币金融体系决定其增长率，美国的GDP增长率为3%，中国GDP增长率为8%，但当汇率不知道时两国的货币金融体系和增长率是无法比较的，而一旦我们确定了汇率，如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为1：8，我们就可以把两个货币金融体系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了。按照1：8的汇率，美国的GDP总量为中国的8倍（1999年），美国的GDP增长率为3%和中国的增长率为8%，以这种按汇率计算的美国对中国产品购买力的增长率是中国对美国的3倍，即24%，换句话说，假设美国人收入中用于购买中国产品的比例不变，则中国GDP每年增长8%时，每年对美国的出口将增长24%。这种寓言式的简化模型似乎与现实很接近，2000年以来，我国的GDP增长率在8%左右，而出口的增长率一直超过20%，这使我国出口在GDP中的比重持续增长。这种持续增长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即在十几年后，美国人用其占GDP不到3%的收入将购买中国的全部产品，而中国人得到的却可能是美元的外汇储备。这正是当前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关键所在。
对于当前的人民币汇率问题，经济学家按照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把讨论完全放在人民币是否大幅度升值问题上，而人民币的升值遇到了两个严重的问题。其一是，人民币升值是否会严重降低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这在我国目前有效需求不足而严重依赖于国外需求的条件下更为突出。其二是，人民币大幅度升值可能会导致货币金融体系的紊乱，如近年来我国采取的人民币逐渐升值的政策已经使大量的“热钱”涌入国内，不仅造成对资本市场的严重冲击，而且严重地干扰了我国独立的货币政策。
然而，当我们真正理解了汇率的性质就不难发现，汇率作为表明两个国家实际货币供应量的含义，其变动与名义GDP增长率（本国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是可以相互替代的。例如，针对我国目前的进出口状况和经济高速增长的要求，根据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和按汇率计算的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的比较，可以通过大幅度提高我国名义GDP增长率来解决上述难题。考虑到吸引国外直接投资的需要和保持人民币的强势地位，目前不宜采取人民币汇率大幅度升值的政策，而要大幅度地提高名义GDP的增长率，使名义GDP增长率超过20%。就目前我国超过20%的出口增长率来讲，如果名义GDP增长率达到20%，可以使出口在GDP中的比重基本保持稳定。这种名义GDP增长率的提高一方面可以增加国内的需求，这与高速经济增长的目标是一致的，同时可以通过投资增长率的提高而增加对原材料的进口，并可以通过提高工资率而减少贸易损失。
这种用提高经济增长率替代汇率升值的方法对于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是非常重要的。名义GDP增长率的提高当然会提高我国的工资率和资产值而增加成本，这似乎与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结果相同，即对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产生影响。但如果考虑到引进外资，这种替代的结果就不同了。由于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是技术进步，发展中国家作为技术落后国家改善技术状况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当然也包括科学技术知识的引进，这可以使发展中国家在短期取得巨大的技术进步。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技术水平的巨大变化和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在于成功地引进了国外直接投资。
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国外直接投资与名义GDP增长率是密切相关的。在主流经济学的开放经济模型中，所讨论的只是利息率与金融资本的流动，而完全不考虑国外直接投资与名义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国际资本投资的目的是要获得更高的利润率，而名义增长率直接联系到利润率；另一方面，名义增长率决定着市场需求，比如说中国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而这种市场潜力只是以货币量值表示的名义GDP增长率。因此，可以把国外直接投资作为名义GDP增长率的函数。
这样，我们可以得到一种“特殊”的开放经济模型，这一模型的要点是，通过本国的货币政策提高名义增长率，名义增长率的提高将促进国外的直接投资，国外直接投资的增加使本国的技术水平提高，从而使出口增加和保持汇率的稳定。这一模型可以被视为开放经济条件下发展中国家或后起国家赶超战略的基本模型，之所以把它称之为基本模型，是因为它能够表明开放经济条件下各国经济增长率不同的含义。在一个封闭模型中，如果不是资本原始积累或经济的货币化，名义增长率的提高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封闭经济中并不存在任何实际量值，名义增长率的提高只会导致经济波动。只有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由货币政策所决定的名义增长率才具有意义，因为这种名义增长率联系到汇率、引进外资和贸易条件。
让我们用这一模型来讨论中国的经验。从1992年至1996年，中国经历了高速经济增长时期，这种高速经济增长当然是用超过25%的名义GDP增长率来表示的。这种极高的经济增长率来自于中央银行的货币扩张政策，与这种高速经济增长相伴随的是国外直接投资的大量增加和进出口贸易的增长。在1991～1996年我国经济的高增长时期，国外直接投资的增长率远高于我国的名义GDP增长率，“三资企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逐年提高， 1991～1997年，三资企业产值在GDP中的比重从不到20%提高到超过30%，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在GDP中的比率一直在提高，三资企业的出口占总出口额的比重也在提高，其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从20%提高到超过40%。这表明引进外资的速度与名义增长率的变动是相关的，高的名义增长率不仅使外资的投入获得高的利润率，而且为三资企业所生产的产品提供了巨大的市场， 1991～1996年接近25%的高名义增长率虽然伴随着“严重的通货膨胀”，但只要考虑这一时期中国的恩格尔系数大幅度降低，即可表明，在全部名义GDP的增长中，体现新技术的消费品所占的比重逐渐提高，而这些消费品主要是三资企业所生产的，换句话说，三资企业产品市场的扩大远高于名义增长率。另一方面，国外直接投资所带来的技术进步使出口大幅度增加，并使进出口贸易额在GDP中的比重提高，这表明技术进步抵消了极高的成本增加对出口的限制，这一点是保持汇率稳定的基本条件。因此，可以说，正是由于引进外资使中国的技术水平提高，从而使得极高的名义GDP增长率得到了稳定的汇率的支撑，这一点对于保持中国的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是极为重要的，它使中国躲过了严重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毫无疑问，中国经济所取得的以名义增长率计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得益于这一模型的良性循环。
上述对这一模型的经验分析不只是适用于中国经济，而且是一种更一般的模型。东亚国家和地区的高速经济增长与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相近的，即主要是通过引进外资和扩大出口贸易，二者相互促进，这里还有与引进外资和扩大出口相联系的联系汇率（与美元挂钩）政策以及保持高额外汇储备的政策。需要提到的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在高增长时期，名义GDP的增长率都超过20%，或者说都有很高的通货膨胀率，但在开放经济模型中，这里只有汇率而根本不存在实际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这样，我们可以把这一模型作为一种一般的模型，它可以作为东亚模式的核心内容，而中国经济则是这一模型最典型的例证。
根据上述理论和经验，笔者在2006年提出了一个高速增长方案，即把名义GDP的增长率提高到20%左右，到2020年完成我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在目前我国的技术水平条件下，这个目标是完全能够实现的①。因此，当前我国经济中的问题并不是增长速度过快和通货膨胀问题，而是有效需求不足所导致的结构失衡问题，而这种有效需求不足和结构问题通过高增长或把名义GDP的增长率提高到20%左右更容易解决，如前面对我国货币金融体系的分析表明其所决定的货币供应量更适合于高增长，同时这种高增长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更是必需的。当然，对于这一重大问题需要深入讨论，但建立在“实物经济”基础上的主流经济学，根本就不能用于讨论这种现实“货币经济”中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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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柳欣（主编）.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与经济波动[M].人民出版社,2003.
[4]柳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M].人民出版社,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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