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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退休即将正式落地。
3月12日，延迟退休实施原则公布。“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下称“规划纲要”）明确：综合考虑人均预期寿命提高、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受教育年限增加、劳动力结构变化等因素，按照小步調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等原则，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此前在2月26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人社部副部长游钧亦在会上透露，人社部正在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延迟退休具体的改革方案。
目前，中国法定的退休年龄是男职工60周岁，女干部55周岁，女工人50周岁。不断加深的老龄化是延迟退休的一大背景原因。根据联合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确定的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处于老龄化社会。
而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为2.54亿人，占总人口18.1%。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1.76亿人，占总人口的12.6%。
其实，“十三五”规划便已提及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彼时的表述是“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但由于种种原因，“十三五”并没有付诸实施。如今，规划纲要再次明确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具体原则，延迟退休已日渐临近。
延迟退休将如何实施？在划定退休年龄时会参考哪些因素？不同工种是否应确定不同退休年龄？围绕上述问题，《财经》记者专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
《财经》：延迟退休已成定局。在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退休年龄是如何设置的？会参考哪些因素？
郑秉文：我们可以先考察一下法定退休年龄的发展历史。在社会保障制度出现之前，退休是个人决策和企业决策的结果，由供需双方协商决定，国家层面并没有制定全国统一的法定退休年龄。当时有的企业会建立雇主计划，以多缴多得为原则，工人为了多挣钱，多得养老金和福利待遇，甚至工作到丧失劳动力才退出劳动力市场。简单说，在社会保险制度诞生之前，全世界没有国家规定法定退休年龄。何时退休是私人部门的事务，不属于国家决策范围。
而当社会保险制度诞生，法定退休年龄的设置也随之纳入考量。因为当政府提供一套强制性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要享受相应待遇就得有相应资格，其中，退休年龄便是一个重要资格，即必须制定统一的退休年龄，然后才能提供统一的福利制度。
直到19世纪，德国宰相俾斯麦成为社保制度的首创者。建立制度时，俾斯麦74岁，德国绝大部分工人都是70多岁才退休，根据当时普遍的实际退休年龄，德国制定了法定退休年龄，即70岁，所以最开始的法定退休年龄是70岁。其他国家在建立社会保险制度后也纷纷效法，因为同处欧洲，工人普遍退休年龄相差不大，所以大多数欧洲发达国家当时的法定退休年龄均为70岁。
但法定退休年龄确定后，工人和政府的博弈也随之展开。降低退休年龄便是当时工人斗争的一个目标权益。那个时候，欧洲国家工人运动占了上风，在后来的100多年的时间里，退休年龄一直下滑，从70岁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降到了60岁。直到英国撒切尔夫人上台、美国里根政府执政，这两位保守主义执政者给福利制度瘦身，加上婴儿潮一代的人口即将退休，养老金承压，上世纪90年代，法定退休年龄才有了第一次提高。也就是说，法定退休年龄的设定没有固定的公式，其实就是历史传统的演变结果。
不断加深的老龄化是延迟退休的一大背景原因。图/人民视觉
《财经》：提高法定退休年龄阻力不小，当时并不是所有欧洲国家都能提升？
郑秉文：是的，从70岁降到60岁容易，但从60岁提高到65岁阻力就很大了。当时，有十几个国家长期不能提高退休年龄，只要一提高，不少企业员工便组织游行示威，最后基本都不了了之。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是另一个转折点，再加上2010年欧洲发生主权债务危机，很多国家不堪重负，以希腊为典型的十几个长期以来无法提高退休年龄的国家，才逐步提高退休年龄。
《财经》：本次延迟退休的实施原则中提到“小步调整”，怎么理解？
郑秉文：“十四五”、“十五五”后，中国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会越来越明显。然而，中国退休年龄是一条平滑的横线，自1953年《劳动保险条例》出台至今，没有太大变动。所谓的“小步调整”，是指一年延迟几个月，几年加在一起才延长一岁。比如说男职工从60岁提高到65岁，不可能径直宣布：20××年，男职工的退休年龄为65岁，没有国家会进行这种休克式的改革。
“小步调整”可以有三个方案，一种是一年延迟3个月，第二种是一年延长4个月，还有一种非常温和的选择：一年只延长2个月。这三个选择里边，我个人倾向于一年延迟3个月，既能在一定时间段达到提高退休年龄的目的，同时改革阻力也不会太大。这种渐进改革，对个人的退休安排、家庭生活和隔代抚养影响不大，感觉不明显。对五六十岁的人来说，延迟退休的感觉被稀释了。而对三四十岁的人来说，距离他退休还有较长时间，对其心里预期影响也不大。
《财经》：延迟退休年龄，不同行业的从业者会有不同的感知。知识技术型行业的从业者延迟退休，更能有效发挥其智识和经验，但对于高危、高风险、高污染行业的劳动者，延迟退休则可能对其健康造成更大损害。你此前提到，实施同一法定退休年龄标准利大于弊。倘若不同行业设置不同退休年龄标准，有可能吗？ 郑秉文：其实退休制度如何制定，我们可以参照发达国家的做法，他们并没有根据不同行业设置不同退休年龄。此外，现在体力劳动和高危作业，各行各业都在大幅度下降，我们的機械化、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法定退休年龄应该是统一的，但退休年龄的差异可以体现在行业里，也就是说，高危行业内部应该制定共同协议，规定该行业的退休年龄。
《财经》：什么样的共同协议？
郑秉文：这需要在退休制度中引入弹性机制，对高危行业进行单独梳理。所谓弹性的退休机制，即在法定退休年龄的前后，各设定一个提前或者延后的退休年龄，形成一个区间。若选择提前档次，则员工将拿到的退休金少，选择延后的档次，则可多拿退休金。员工可以根据家庭情况进行选择，如果家庭经济紧张，又没有隔代抚养的义务，就可以晚于法定退休年龄，多拿养老金。弹性机制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高危行业的退休年龄问题。
《财经》：国外为体现男女平等而实行男女同龄退休，但有学者调查研究显示，中国在城镇职工同龄退休意愿方面，无论男性或是女性，超过半数均反对男女同龄退休。其中，女性反对者约66%，是男性反对人数的1.2倍。主要原因是中国“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模式一时难以改变，女性需要承担赡养老人、甚至抚养二孩的压力。实质平等重于形式平等，男性女性是否确有必要同龄退休？
郑秉文：男女同龄退休是一个大趋势。我相信现在西方国家倡导男女同龄退休，未来中国也会是同一种观念。此外，延迟退休是小步推进的，未来对女性的影响也不会很大。
从社会服务的角度来说，女性持家、甚至抚养二孩的压力，随着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水平的提高，未来托育的普及率会越来越高，这些问题都会逐步得到解决。
从教育程度来说，目前高等教育已经实现普惠性教育，在未来半个世纪，受高等教育的人占比将越来越高，女性的观念也会逐步改变。
再从人力资本的投入来看，如果退休年龄设置得比较低，人力投入成本估计很难收回来。从怀孕到3岁以前的学龄教育、3岁到6岁的学前教育、9年义务教育，社会和家庭投入的成本是巨大的。到高等教育阶段，大学四年，研究生两到三年，博士两到三年，若还有更高的学历要求，可能还会读博士后，也就是说，一个劳动力可能要29岁才能进入劳动力市场，推迟了7年-8年，而人力资本的投入可能已经提高了几十倍。
男女同龄是一个世界趋势，其他国家能够实施，中国也不特殊。我们现在男女退休的平均年龄才53岁左右，跟美国平均年龄65岁相比，提前了10多年。
《财经》：目前在互联网、金融等行业中，35岁是个坎。很多互联网企业基本不接受35岁人群的简历，不少从业人士甚至在35岁之前就感受到压力。35岁是很多人职业晋升的瓶颈期，一方面是延迟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时间，一方面不少人还面临着职场的年龄“歧视”，你怎么看？
郑秉文：你所提及的情况主要集中在金融、互联网科技企业等，但“35岁是个坎”的现象会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程逐步变化。以航空服务行业为例，我们国家的空乘服务人员都很年轻，但是在老龄化比较严重的国家，空乘服务人员都是“空嫂”，甚至“空妈”。随着老龄化的加深，就业的年龄门槛会逐渐放宽。之所以“35岁是个坎”，主要原因还是中国老龄化程度相较其他国家没那么严重，35岁之前的劳动力规模还能满足需方，如果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这个年龄肯定会往后推迟。
《财经》：还有部分人对就业问题提出了担忧，主要是延迟退休会对青年就业存在一定程度的挤出。如何平衡？
郑秉文：短期内，延迟退休对就业市场的影响是存在的。在改革初期，这个矛盾会比较明显，确实会拉高青年失业率，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正视。但中长期看，这个矛盾会逐渐被时间稀释掉。在理论上，目前还没有英文文献进行相关研究，但我们可以通过对比不同国家得出结论。最极端的两个典型，美国的法定退休年龄目前是65岁，2027年将提高到67岁，实际退休年龄还会更高，但美国的失业率维持在5%左右。在美国，个人不提出退休，即使到了法定退休年龄，雇主也不能强令退休。再看男性60岁、女性58岁退休的希腊，失业率是美国的两倍。这些例子都驳斥了延迟退休会提高青年失业率的说法，就业率从根本上是与社会整体的经济水平相联系的。
3月12日，延迟退休实施原则公布。“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下称“规划纲要”）明确：综合考虑人均预期寿命提高、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受教育年限增加、劳动力结构变化等因素，按照小步調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等原则，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此前在2月26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人社部副部长游钧亦在会上透露，人社部正在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延迟退休具体的改革方案。
目前，中国法定的退休年龄是男职工60周岁，女干部55周岁，女工人50周岁。不断加深的老龄化是延迟退休的一大背景原因。根据联合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确定的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处于老龄化社会。
而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为2.54亿人，占总人口18.1%。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1.76亿人，占总人口的12.6%。
其实，“十三五”规划便已提及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彼时的表述是“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但由于种种原因，“十三五”并没有付诸实施。如今，规划纲要再次明确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具体原则，延迟退休已日渐临近。
延迟退休将如何实施？在划定退休年龄时会参考哪些因素？不同工种是否应确定不同退休年龄？围绕上述问题，《财经》记者专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
退休年龄有一个从低到高的过程
《财经》：延迟退休已成定局。在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退休年龄是如何设置的？会参考哪些因素？
郑秉文：我们可以先考察一下法定退休年龄的发展历史。在社会保障制度出现之前，退休是个人决策和企业决策的结果，由供需双方协商决定，国家层面并没有制定全国统一的法定退休年龄。当时有的企业会建立雇主计划，以多缴多得为原则，工人为了多挣钱，多得养老金和福利待遇，甚至工作到丧失劳动力才退出劳动力市场。简单说，在社会保险制度诞生之前，全世界没有国家规定法定退休年龄。何时退休是私人部门的事务，不属于国家决策范围。
而当社会保险制度诞生，法定退休年龄的设置也随之纳入考量。因为当政府提供一套强制性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要享受相应待遇就得有相应资格，其中，退休年龄便是一个重要资格，即必须制定统一的退休年龄，然后才能提供统一的福利制度。
直到19世纪，德国宰相俾斯麦成为社保制度的首创者。建立制度时，俾斯麦74岁，德国绝大部分工人都是70多岁才退休，根据当时普遍的实际退休年龄，德国制定了法定退休年龄，即70岁，所以最开始的法定退休年龄是70岁。其他国家在建立社会保险制度后也纷纷效法，因为同处欧洲，工人普遍退休年龄相差不大，所以大多数欧洲发达国家当时的法定退休年龄均为70岁。
但法定退休年龄确定后，工人和政府的博弈也随之展开。降低退休年龄便是当时工人斗争的一个目标权益。那个时候，欧洲国家工人运动占了上风，在后来的100多年的时间里，退休年龄一直下滑，从70岁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降到了60岁。直到英国撒切尔夫人上台、美国里根政府执政，这两位保守主义执政者给福利制度瘦身，加上婴儿潮一代的人口即将退休，养老金承压，上世纪90年代，法定退休年龄才有了第一次提高。也就是说，法定退休年龄的设定没有固定的公式，其实就是历史传统的演变结果。
《财经》：提高法定退休年龄阻力不小，当时并不是所有欧洲国家都能提升？
郑秉文：是的，从70岁降到60岁容易，但从60岁提高到65岁阻力就很大了。当时，有十几个国家长期不能提高退休年龄，只要一提高，不少企业员工便组织游行示威，最后基本都不了了之。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是另一个转折点，再加上2010年欧洲发生主权债务危机，很多国家不堪重负，以希腊为典型的十几个长期以来无法提高退休年龄的国家，才逐步提高退休年龄。
小步调整如何理解
《财经》：本次延迟退休的实施原则中提到“小步调整”，怎么理解？
郑秉文：“十四五”、“十五五”后，中国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会越来越明显。然而，中国退休年龄是一条平滑的横线，自1953年《劳动保险条例》出台至今，没有太大变动。所谓的“小步调整”，是指一年延迟几个月，几年加在一起才延长一岁。比如说男职工从60岁提高到65岁，不可能径直宣布：20××年，男职工的退休年龄为65岁，没有国家会进行这种休克式的改革。
“小步调整”可以有三个方案，一种是一年延迟3个月，第二种是一年延长4个月，还有一种非常温和的选择：一年只延长2个月。这三个选择里边，我个人倾向于一年延迟3个月，既能在一定时间段达到提高退休年龄的目的，同时改革阻力也不会太大。这种渐进改革，对个人的退休安排、家庭生活和隔代抚养影响不大，感觉不明显。对五六十岁的人来说，延迟退休的感觉被稀释了。而对三四十岁的人来说，距离他退休还有较长时间，对其心里预期影响也不大。
《财经》：延迟退休年龄，不同行业的从业者会有不同的感知。知识技术型行业的从业者延迟退休，更能有效发挥其智识和经验，但对于高危、高风险、高污染行业的劳动者，延迟退休则可能对其健康造成更大损害。你此前提到，实施同一法定退休年龄标准利大于弊。倘若不同行业设置不同退休年龄标准，有可能吗？ 郑秉文：其实退休制度如何制定，我们可以参照发达国家的做法，他们并没有根据不同行业设置不同退休年龄。此外，现在体力劳动和高危作业，各行各业都在大幅度下降，我们的機械化、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法定退休年龄应该是统一的，但退休年龄的差异可以体现在行业里，也就是说，高危行业内部应该制定共同协议，规定该行业的退休年龄。
《财经》：什么样的共同协议？
郑秉文：这需要在退休制度中引入弹性机制，对高危行业进行单独梳理。所谓弹性的退休机制，即在法定退休年龄的前后，各设定一个提前或者延后的退休年龄，形成一个区间。若选择提前档次，则员工将拿到的退休金少，选择延后的档次，则可多拿退休金。员工可以根据家庭情况进行选择，如果家庭经济紧张，又没有隔代抚养的义务，就可以晚于法定退休年龄，多拿养老金。弹性机制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高危行业的退休年龄问题。
《财经》：国外为体现男女平等而实行男女同龄退休，但有学者调查研究显示，中国在城镇职工同龄退休意愿方面，无论男性或是女性，超过半数均反对男女同龄退休。其中，女性反对者约66%，是男性反对人数的1.2倍。主要原因是中国“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模式一时难以改变，女性需要承担赡养老人、甚至抚养二孩的压力。实质平等重于形式平等，男性女性是否确有必要同龄退休？
郑秉文：男女同龄退休是一个大趋势。我相信现在西方国家倡导男女同龄退休，未来中国也会是同一种观念。此外，延迟退休是小步推进的，未来对女性的影响也不会很大。
从社会服务的角度来说，女性持家、甚至抚养二孩的压力，随着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水平的提高，未来托育的普及率会越来越高，这些问题都会逐步得到解决。
从教育程度来说，目前高等教育已经实现普惠性教育，在未来半个世纪，受高等教育的人占比将越来越高，女性的观念也会逐步改变。
再从人力资本的投入来看，如果退休年龄设置得比较低，人力投入成本估计很难收回来。从怀孕到3岁以前的学龄教育、3岁到6岁的学前教育、9年义务教育，社会和家庭投入的成本是巨大的。到高等教育阶段，大学四年，研究生两到三年，博士两到三年，若还有更高的学历要求，可能还会读博士后，也就是说，一个劳动力可能要29岁才能进入劳动力市场，推迟了7年-8年，而人力资本的投入可能已经提高了几十倍。
男女同龄是一个世界趋势，其他国家能够实施，中国也不特殊。我们现在男女退休的平均年龄才53岁左右，跟美国平均年龄65岁相比，提前了10多年。
长期来看，延迟退休不会影响就业率
《财经》：目前在互联网、金融等行业中，35岁是个坎。很多互联网企业基本不接受35岁人群的简历，不少从业人士甚至在35岁之前就感受到压力。35岁是很多人职业晋升的瓶颈期，一方面是延迟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时间，一方面不少人还面临着职场的年龄“歧视”，你怎么看？
郑秉文：你所提及的情况主要集中在金融、互联网科技企业等，但“35岁是个坎”的现象会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程逐步变化。以航空服务行业为例，我们国家的空乘服务人员都很年轻，但是在老龄化比较严重的国家，空乘服务人员都是“空嫂”，甚至“空妈”。随着老龄化的加深，就业的年龄门槛会逐渐放宽。之所以“35岁是个坎”，主要原因还是中国老龄化程度相较其他国家没那么严重，35岁之前的劳动力规模还能满足需方，如果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这个年龄肯定会往后推迟。
《财经》：还有部分人对就业问题提出了担忧，主要是延迟退休会对青年就业存在一定程度的挤出。如何平衡？
郑秉文：短期内，延迟退休对就业市场的影响是存在的。在改革初期，这个矛盾会比较明显，确实会拉高青年失业率，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正视。但中长期看，这个矛盾会逐渐被时间稀释掉。在理论上，目前还没有英文文献进行相关研究，但我们可以通过对比不同国家得出结论。最极端的两个典型，美国的法定退休年龄目前是65岁，2027年将提高到67岁，实际退休年龄还会更高，但美国的失业率维持在5%左右。在美国，个人不提出退休，即使到了法定退休年龄，雇主也不能强令退休。再看男性60岁、女性58岁退休的希腊，失业率是美国的两倍。这些例子都驳斥了延迟退休会提高青年失业率的说法，就业率从根本上是与社会整体的经济水平相联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