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7月29日中午，芬兰首都赫尔辛基郊区，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五星红旗缓缓升起，参加第15届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举行了开团仪式。本届奥运会7月19日就已开幕，为何中国代表团10天后才匆匆赶到？
　　芬兰邀请新中国参加奥运会
　　
　　1947年6月，芬兰赫尔辛基获得第15届奥运会主办权。举国上下马上行动起来，以赫尔辛基市副市长佛伦凯为主席的组委会开始了精心的筹备。
　　1951年2月15日，芬兰首任驻华公使瓦尔万尼到北京上任，并拜会我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行前他接到国内指示：到京后尽快探询新中国出席芬兰奥运会的可能性。
　　由于目的明确，两人的谈话很快便由寒暄转到了体育：“运动会明年将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不知中国会派代表团参加否？我对这点很感兴趣。” “有关机关还没有考虑。”
　　当时，外交部将芬方的意思转告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以下简称“体总”）。然而，中国有自己的难处。新中国成立伊始，又正值抗美援朝期间，参加奥运会的事很难被提上日程。1952年1月，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告知中方：苏联将组团参加芬兰奥运会，建议中国也派选手参加。苏联的意见起了关键作用，“体总”开始积极准备参加奥运会事宜。
　　国际奥委会态度暧昧
　　引起我方强烈反弹
　　不料，3月初，“体总”却接到了国际奥委会的复电，称“体总”只能作为新会员入会，而不能取代原有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因为“中国奥委会”早已“存在”了。
　　团中央、外交部、体总的几位负责人反复商量，认为不能重新入会，必须坚持“体总”是旧体协改组而来，理应取得原体协在国际奥委会及各国际单项运动联合会中的地位。
　　6月4日，在没有奥委会回复的情况下，“体总”主任冯文彬和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联名，电告赫尔辛基奥运会组委会：中国决定派出游泳、篮球、足球运动员参加本届奥运会。
　　然而，6月17日，“体总”收到国际奥委会主席艾德斯特隆本人的电报：“任何中国运动员不得参加赫尔辛基奥林匹克运动会。你们的奥林匹克委员会尚未获承认，去赫尔辛基是徒劳的。”
　　这项公告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董守义亲笔签名发电报，电告国际奥委会：“依据奥林匹克宪章，你们是无权阻止中国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的。”在众多国际朋友的支持和声援下，7月18日晚，北京终于收到了一封发自赫尔辛基的电报：“根据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7月17日会议，我们很荣幸邀请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运动员，参加赫尔辛基第1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但国际奥委会同时也邀请台湾方面的运动员出席。去，还是不去？奥运会还有几个小时就要开幕了。
　　此事关系重大，“体总”立即写报告提交给周总理。7月19日，总理的指示终于传达下来，批示：要去！
　　五星红旗第一次在
　　奥林匹克会场升起
　　7月25日凌晨，中国参加第15届奥运会的体育代表团，从首都西郊机场乘飞机赶赴赛场。
　　据时任代表团干事的郝克强回忆：临行前夕，24日深夜，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了代表团领导，特别说明了新中国参加奥运会的意义。他指出：“重要的不在于是否取得奖牌，此去把五星红旗插到奥运会就是胜利。正式比赛赶不上，可多与芬兰的运动员进行比赛，积极参加友好活动。”
　　当时的交通没有今天这样便捷，29日上午11点，在本届奥运会已进行了10天之后，中国代表团终于到达目的地。所有人心里只惦记着一件事：升旗。足球选手张邦伦和陈成达分别担任旗手和护旗手。国旗徐徐升起，伴着国歌乐曲声，代表新中国和五亿中国人民的五星红旗，终于在奥运村上空冉冉升起。
　　不过，这时比赛已近尾声，足球、篮球都错过了参加预赛的时机，只有游泳选手吴传玉能够赶上将于30日进行的100米仰泳预赛。
　　由于旅途劳累，加之当时芬兰正值北极白夜时节，吴传玉没有休息好，虽竭尽全力，游出了1分12秒3的成绩，但仅名列小组第五，未能进入决赛（每组取前三名）。然而，这却是新中国的选手在奥运会历史上留下的第一个比赛成绩。
　　这次奥运会是新中国参加的第一次奥运会，一路上代表团受到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新旧对比，使代表团中在旧中国有着痛苦经历的运动员、体育工作者感触颇深。回国后，“体总”副主席荣高棠代表全团向中央提出加强政府对体育工作的领导，促进高水平竞技体育发展的建议，新中国的体育事业由此开始了国家规划。
　　1958年8月5日，为强烈抗议国际奥委会分裂中国的做法，中国奥委会断绝了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直到1979年11月26日，国际奥委会经全体委员表决，恢复了中国奥委会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地位。
　　1984年，第23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代表团再次出现在奥运赛场，此时距离新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已过去32年。
　　（摘自《档案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