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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边缘区域经济发展长期滞后，这与制度因素有很大联系。制度因素在经济转型时期将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但是，边缘区域经济却未得到明显的发展。本文首先给出边缘区域的定义，随后将制度因素中的经济体制变迁和产权制度变迁具体化，结合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对四川省达州市进行实证分析，最后给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边缘区域 经济体制 产权制度 实证分析
An Analysis on 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to Economic Growth of Marginal Region
Li Wenhui Xu Dengyao
Abstract:Comparing with other region,economic growth of marginal region falls behind in a long time,which associates with institution factors.Institutional factors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during the period of economic transition.But,economic growth of marginal region does not.First,this assay gives a definition of marginal region;Then,we take apart institutional factors into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institution change of ownership;Thirdly,combining with neo—classical economical growth,this assay provid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to dazhou city Sichuan.At last,there is some policy advice.
Keywords:Marginal region Institution Ownership Empirical analysis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08)10-0149-02
1.理论背景与参数设置
关于边缘区域，国内学者有很多说法。例如，罗贞礼（2007年）认为，边缘区域是指在一个广域内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远离经济增长中心并且缺乏采用典型发展模式转入快速增长轨道的条件的区域；欧阳华（2007年）将边缘区域定义为，“是指一国之中由于行政划分形成的省区自建的交界地带，从空间上讲，主要包括处于交界地带的城市、农村地区”。笔者综合以上观点，做出如下定义：边缘区域，从地理空间上看，是因行政区划形成的边缘地带；从经济发展角度看，远离经济增长极且缺乏适合自身的发展模式的区域。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的投入，从而资本、劳动和技术等生产要素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从一些经济增长模型来看，关于经济增长点研究主要是基于制度给定的理论假定来分析经济增长，即是将制度作为一个“常数”置于模型中。但是，新增长理论的研究表明，制度在很多情况下应该被视为一“因变量”：制度并非“静态”而是“动态”的，在时间序列上呈现出可变的特性。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改变“制度”在经济增长模型中的地位，对模型加以修正。
边缘区域的经济增长，除了在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投入方面存在不足，制度亦是阻碍其增长速度的重要因素。在边缘区域中，更加缺乏富有成效的制度。即在经济发展机制上设置了障碍。所以，为了能具体说明制度因素对边缘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确立制度因素的度量指标。本文主要分析的是对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的经济正式制度。由于中国的制度变迁主要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故将“经济体制变迁”作为一个制度变量；其次，产权制度是制度经济集合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制度，因此，本文设置的第二个制度变量是产权制度。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结合当前实际情况，本文选取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表示经济体制变迁，表示对经济的干预程度。从财政支出历史数据看，改革开放至1996年间的财政支出呈现下降趋势，说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减小，市场主导经济的力度在加大；从1997年后，由于区域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不同，所以制度变迁对不同的区域有着不同的含义。尤其是对于边缘区域，经济体制转轨尚未完成，说明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而产权制度的变迁集中表现在由国有经济为主导转向多种所有制结构。本文采用非国有经济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表示产权制度的变迁。综上，本文所涉及的制度变迁因素包括经济体制变迁和产权制度变迁。
2.建立模型及数据说明
本文以四川省达州市为例。达州市位于四川省东北部，地处川渝鄂陕结合部。是中国西部四大名城——成都、重庆、西安、武汉交汇辐射的地区，辖通川区、达县、大竹县、渠县、宣汉县、开江县，代管省辖万源市，幅员面积1.66万平方公里，总人口638万居全省第3位，经济总量位居全省第5位。是全省重要的天然气、煤电、化工基地，是全国、全省重要的商品粮基地，是四川人口大市、农业大市、川东北工业重镇。
从地理空间上看，达州市位于四川省东北部，远离该省的经济增长极——成都，这对造成达州市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有一定影响；从经济增长角度看，根据历年的GDP数据,达州市的经济发展长期处于“边缘化”的地位。虽在能源和化工方面有一定优势，但潜能尚未完全挖掘。结合作者对“边缘区域”的定义，达州市符合边缘区域的范畴。
以新古典模型为基础，在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经济体制和产权制度两个变量来考察制度对制度对边缘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于是将新古典模型扩展如下：
LnGDPi,t=C+β1LnGri,t+β2LnPri,t+ε
根据历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处理，得出β1、β2的值。
其中，GDPi,t是达州市1990~2004年的国民经济产出（该期间，达州市先后经历了达县、达川和达州等三个行政区域更名，故其中的的GDP数据分别采用相应时期的GDP数据）；t为时间参数；ε为随机误差项；Gri,t表示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其值是1990~2004年达州市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Pri,t表示对地区经济非国有化程度的衡量，指1990~2004年达州市的非国有企业所占比例，1998年以前用乡及乡以上企业口径的工业产值进行计算，1998年以后用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核算，即
Pr=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总产值-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总产值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总产值
β1、β2分别表示经济体制和产权制度对达州市边缘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根据前述的理论框架，非国有化程度对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因此可以预期以上指标对GDP的弹性系数为正；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越高，说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越多，市场化程度就越低，因此对经济增长有负的影响，预期其系数为负。
3.实证分析
采用1990~2004年的面板数据，分别研究政府支出比重和非国有化程度对达州市GDP增长的影响。在分析的过程中，以LnGDP为被解释变量，以LnGr、LnPr为解释变量，并假设面板数据库各成员有相同的截据，进行加权最小二乘法估计，采用一阶（AR1）、二阶（AR2）或三阶（AR3）自回归的方法进行调整，考虑各系数在显著性水平较佳的情况下进行取舍，选择理想的结果，以消除序列相关问题。［3,4］
需要特别注明的是，采用1990~2004年的数据估计出的结果并不显著，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本文采用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表示经济体制的变迁，表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但是，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代表一个国家的规模，存在着一个反映财政支出规模的“瓦格纳法则”：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也相应提高。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正处于发展中且极具体制处于转型的国家，财政支出规模的发展趋势目前仍处于调整和探索中。对于达州市，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1990~2004年间，先后经历了达县、达川和达州三个历史时期。其间，GDP的统计口径不相同，得出的数据需要经过调整才能使用；同时，各个时期的政府支出的统计口径亦不相同，这不仅是数据上的差异，还为数据分析设置了障碍。这就使得该指标所代表的含义具有不确定性。
由于篇幅所限，分析得出的表单本文未列出，仅就涉及到的分析数据进行说明。在1990~2004年间，本模型调整后的拟合优度都很高，从F统计值模型具有显著意义。在这期间，达州市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对数的系数为-0.187476为负值，通过了显著水平为0.01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对经济增长有负的影响。同时说明，该地区的市场机制尚未完善，经济机制转轨还没完成。与该省经济增长极相对比，经济体制变迁的作用尚未完全体现出来。由此体现出“边缘区域”经济增长的特点。
达州市在所有制结构调整中处于比较落后的位置。分析结果表明，非国有经济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的系数是0.0932，系数为正。这说明结构调整对GDP的贡献是正面的。但是，系数偏小，说明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限，进一步说明达州市产权制度变迁比较慢。
4.结论
本文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将制度因素具体化，即通过剖析经济制度变迁和产权制度，并以政府支出比重和非国有化程度分别代替经济制度变迁、产权制度，辅以实证检验来分析达州市1990~2004年GDP，得出经济制度变迁和产权制度对边缘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从以上实证分析，我们有如下相关政策建议：
4.1 区域经济差距扩大，其中经济制度变迁和产权制度是这种差距产生的重要原因。因此，要缩小区域间的经济差距，就得依据达州市的具体情况，制定出相关政策以加速经济体制和产权制度变迁，从纵深两个方面加大力度，以期对经济增长发挥制度上的作用。
4.2 从边缘区域经济增长的特点看，达州市必须充分利用自身的能源、化工和煤电等产业优势。这些产业是达州市的经济增长极，充分发掘它们的优势，借以弥补“边缘区域”的缺陷——远离四川省经济增长极、地理位置偏远。尤其是能源方面，必须抓住普光气田开发这个契机，以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4.3 加强观念方面的改变，为达州市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经济制度的变迁势必牵涉到观念的更改。观念的快速更改，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经济体制变迁，这样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
4.4 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从数据和分析结果看，非国有经济在达州市经济中占有比重偏低，不利于充分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也不利于资源配置。这就决定了在达州经济发展中，要扩大非国有经济比重。
参考文献
［1］ 罗贞礼.略论边缘区域经济增长的制度创新［J］.特区经济,2007,(6)
［2］ 欧阳华.对边缘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一点思考［J］.广西财经学院学报,2007,（6）
［3］ 赵理想.制度因素对区域经济差异影响的实证分析［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7,（2）
［4］ 高萍.制度变迁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J］.财经科学,2006,(11)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关键词：边缘区域 经济体制 产权制度 实证分析
An Analysis on 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to Economic Growth of Marginal Region
Li Wenhui Xu Dengyao
Abstract:Comparing with other region,economic growth of marginal region falls behind in a long time,which associates with institution factors.Institutional factors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during the period of economic transition.But,economic growth of marginal region does not.First,this assay gives a definition of marginal region;Then,we take apart institutional factors into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institution change of ownership;Thirdly,combining with neo—classical economical growth,this assay provid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to dazhou city Sichuan.At last,there is some policy advice.
Keywords:Marginal region Institution Ownership Empirical analysis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08)10-0149-02
1.理论背景与参数设置
关于边缘区域，国内学者有很多说法。例如，罗贞礼（2007年）认为，边缘区域是指在一个广域内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远离经济增长中心并且缺乏采用典型发展模式转入快速增长轨道的条件的区域；欧阳华（2007年）将边缘区域定义为，“是指一国之中由于行政划分形成的省区自建的交界地带，从空间上讲，主要包括处于交界地带的城市、农村地区”。笔者综合以上观点，做出如下定义：边缘区域，从地理空间上看，是因行政区划形成的边缘地带；从经济发展角度看，远离经济增长极且缺乏适合自身的发展模式的区域。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的投入，从而资本、劳动和技术等生产要素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从一些经济增长模型来看，关于经济增长点研究主要是基于制度给定的理论假定来分析经济增长，即是将制度作为一个“常数”置于模型中。但是，新增长理论的研究表明，制度在很多情况下应该被视为一“因变量”：制度并非“静态”而是“动态”的，在时间序列上呈现出可变的特性。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改变“制度”在经济增长模型中的地位，对模型加以修正。
边缘区域的经济增长，除了在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投入方面存在不足，制度亦是阻碍其增长速度的重要因素。在边缘区域中，更加缺乏富有成效的制度。即在经济发展机制上设置了障碍。所以，为了能具体说明制度因素对边缘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确立制度因素的度量指标。本文主要分析的是对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的经济正式制度。由于中国的制度变迁主要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故将“经济体制变迁”作为一个制度变量；其次，产权制度是制度经济集合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制度，因此，本文设置的第二个制度变量是产权制度。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结合当前实际情况，本文选取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表示经济体制变迁，表示对经济的干预程度。从财政支出历史数据看，改革开放至1996年间的财政支出呈现下降趋势，说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减小，市场主导经济的力度在加大；从1997年后，由于区域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不同，所以制度变迁对不同的区域有着不同的含义。尤其是对于边缘区域，经济体制转轨尚未完成，说明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而产权制度的变迁集中表现在由国有经济为主导转向多种所有制结构。本文采用非国有经济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表示产权制度的变迁。综上，本文所涉及的制度变迁因素包括经济体制变迁和产权制度变迁。
2.建立模型及数据说明
本文以四川省达州市为例。达州市位于四川省东北部，地处川渝鄂陕结合部。是中国西部四大名城——成都、重庆、西安、武汉交汇辐射的地区，辖通川区、达县、大竹县、渠县、宣汉县、开江县，代管省辖万源市，幅员面积1.66万平方公里，总人口638万居全省第3位，经济总量位居全省第5位。是全省重要的天然气、煤电、化工基地，是全国、全省重要的商品粮基地，是四川人口大市、农业大市、川东北工业重镇。
从地理空间上看，达州市位于四川省东北部，远离该省的经济增长极——成都，这对造成达州市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有一定影响；从经济增长角度看，根据历年的GDP数据,达州市的经济发展长期处于“边缘化”的地位。虽在能源和化工方面有一定优势，但潜能尚未完全挖掘。结合作者对“边缘区域”的定义，达州市符合边缘区域的范畴。
以新古典模型为基础，在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经济体制和产权制度两个变量来考察制度对制度对边缘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于是将新古典模型扩展如下：
LnGDPi,t=C+β1LnGri,t+β2LnPri,t+ε
根据历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处理，得出β1、β2的值。
其中，GDPi,t是达州市1990~2004年的国民经济产出（该期间，达州市先后经历了达县、达川和达州等三个行政区域更名，故其中的的GDP数据分别采用相应时期的GDP数据）；t为时间参数；ε为随机误差项；Gri,t表示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其值是1990~2004年达州市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Pri,t表示对地区经济非国有化程度的衡量，指1990~2004年达州市的非国有企业所占比例，1998年以前用乡及乡以上企业口径的工业产值进行计算，1998年以后用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核算，即
Pr=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总产值-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总产值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总产值
β1、β2分别表示经济体制和产权制度对达州市边缘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根据前述的理论框架，非国有化程度对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因此可以预期以上指标对GDP的弹性系数为正；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越高，说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越多，市场化程度就越低，因此对经济增长有负的影响，预期其系数为负。
3.实证分析
采用1990~2004年的面板数据，分别研究政府支出比重和非国有化程度对达州市GDP增长的影响。在分析的过程中，以LnGDP为被解释变量，以LnGr、LnPr为解释变量，并假设面板数据库各成员有相同的截据，进行加权最小二乘法估计，采用一阶（AR1）、二阶（AR2）或三阶（AR3）自回归的方法进行调整，考虑各系数在显著性水平较佳的情况下进行取舍，选择理想的结果，以消除序列相关问题。［3,4］
需要特别注明的是，采用1990~2004年的数据估计出的结果并不显著，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本文采用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表示经济体制的变迁，表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但是，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代表一个国家的规模，存在着一个反映财政支出规模的“瓦格纳法则”：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也相应提高。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正处于发展中且极具体制处于转型的国家，财政支出规模的发展趋势目前仍处于调整和探索中。对于达州市，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1990~2004年间，先后经历了达县、达川和达州三个历史时期。其间，GDP的统计口径不相同，得出的数据需要经过调整才能使用；同时，各个时期的政府支出的统计口径亦不相同，这不仅是数据上的差异，还为数据分析设置了障碍。这就使得该指标所代表的含义具有不确定性。
由于篇幅所限，分析得出的表单本文未列出，仅就涉及到的分析数据进行说明。在1990~2004年间，本模型调整后的拟合优度都很高，从F统计值模型具有显著意义。在这期间，达州市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对数的系数为-0.187476为负值，通过了显著水平为0.01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对经济增长有负的影响。同时说明，该地区的市场机制尚未完善，经济机制转轨还没完成。与该省经济增长极相对比，经济体制变迁的作用尚未完全体现出来。由此体现出“边缘区域”经济增长的特点。
达州市在所有制结构调整中处于比较落后的位置。分析结果表明，非国有经济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的系数是0.0932，系数为正。这说明结构调整对GDP的贡献是正面的。但是，系数偏小，说明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限，进一步说明达州市产权制度变迁比较慢。
4.结论
本文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将制度因素具体化，即通过剖析经济制度变迁和产权制度，并以政府支出比重和非国有化程度分别代替经济制度变迁、产权制度，辅以实证检验来分析达州市1990~2004年GDP，得出经济制度变迁和产权制度对边缘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从以上实证分析，我们有如下相关政策建议：
4.1 区域经济差距扩大，其中经济制度变迁和产权制度是这种差距产生的重要原因。因此，要缩小区域间的经济差距，就得依据达州市的具体情况，制定出相关政策以加速经济体制和产权制度变迁，从纵深两个方面加大力度，以期对经济增长发挥制度上的作用。
4.2 从边缘区域经济增长的特点看，达州市必须充分利用自身的能源、化工和煤电等产业优势。这些产业是达州市的经济增长极，充分发掘它们的优势，借以弥补“边缘区域”的缺陷——远离四川省经济增长极、地理位置偏远。尤其是能源方面，必须抓住普光气田开发这个契机，以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4.3 加强观念方面的改变，为达州市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经济制度的变迁势必牵涉到观念的更改。观念的快速更改，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经济体制变迁，这样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
4.4 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从数据和分析结果看，非国有经济在达州市经济中占有比重偏低，不利于充分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也不利于资源配置。这就决定了在达州经济发展中，要扩大非国有经济比重。
参考文献
［1］ 罗贞礼.略论边缘区域经济增长的制度创新［J］.特区经济,2007,(6)
［2］ 欧阳华.对边缘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一点思考［J］.广西财经学院学报,2007,（6）
［3］ 赵理想.制度因素对区域经济差异影响的实证分析［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7,（2）
［4］ 高萍.制度变迁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J］.财经科学,2006,(11)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