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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2014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对大熊猫、象、虎、豹等野生动物保护和自然保护区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批示、指示。2015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指出：“加强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管理，对重要生态系统和物种资源实施强制性保护，切实保护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古树名木及自然生境。”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又明确指出：“构建保护珍稀野生动植物的长效机制。”2015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维护生物多样性，实施濒危野生动植物抢救性保护工程，建设救护繁育中心和基因库。强化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严防外来有害物种入侵。严厉打击象牙等野生动植物制品非法交易。”
这一系列指示、文件和要求，表明我国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已真正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强化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加大典型生态系统、物种、基因和景观多样性保护力度；开展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与评估，完善观测体系；科学规划和建设生物资源保护库圃，建设野生动植物人工种群保育基地和基因库；严防并治理外来物种入侵和遗传资源丧失；强化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严厉打击象牙等野生动植物制品非法交易。然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要构建野生动物保护的长效机制，实现切实保护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的目标，有三个方面的认识问题需要解决。
坚持“以繁育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能否有效保护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的野外资源，一方面取决于是否有足够的保护能力使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得到恢复和发展，另一方面取决于是否有足够的监管能力遏制市场需求对野外资源的破坏力。对于野生动物保护与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在禁绝或减少市场需求的被动应对之外，实际上可以选择一种更为积极的思路，即通过大力推动人工繁育的策略发展资源，满足市场需求，替代对野外资源的利用。
野生动物保护与市场需求的矛盾是我国野生动物管理的基本矛盾之一。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资源稀缺，不能满足社会对野生动物的生态、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需求。因而，发展资源是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的出发点之一。发展资源，包括在自然状态下促进野生动物自我繁殖、成活能力的发展，以及在人工控制条件下促进野生动物繁殖成活能力的发展。
野生动物在人工条件下繁殖子代的能力，取决于饲养条件和繁育技术水平。改善饲养条件，有利于繁殖率、成活率的提高，生产出更多的子代。提高和创新繁育技术水平，可改良遗传基因，培育出优良的种群和品系，生产出更多更好的子代，使野生动物的利用有更为充分的资源基础，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大大拓展。特别是当自然状态下某些物种的繁殖、成活能力不足且又面临市场需求的巨大压力时，相应的大量的人工繁育资源将发挥满足市场需求的积极作用。通过人工繁育来发展资源是应对市场需求巨大压力的重要手段。
野生动物繁育业的作用是传统畜牧业所无法替代的。首先国家进入林业转型期，野生动物的繁育利用成为林区重要的替代产业，让职工得以再次创业。其次，野生动物繁育利用产业承担着文化传承的作用，使以野生动物为载体的传统中医药文化、工艺美术、文学艺术等得以发展延续。再者，野生动物繁育利用产业大大地减少了野外种群的开发压力，估计有99%以上的毛皮产品、95%以上的鹿产品、99%以上的熊胆产品等都来自于人工繁育。野生动物人工繁育业不仅是发展资源、满足社会需求的一般产业，重要的是它具有替代野外资源，减少对濒危野生动物野外资源的利用，更好地发挥维护生态平衡、保障生态安全的特殊功能。
中国是资源利用大国，但依靠野外资源的历史已经终结，因此对人工繁育业的依赖度非常高。然而，长期以来，作为传统畜牧业的陪衬，野生动物人工繁育业一直被边缘化。在人口与资源、经济建设与生态保护等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为化解野生动物资源匮乏与社会对野生动物资源的多种需求之间的矛盾，实现生态建设与经济社会需求的平衡，要切合中国实际，遵循规律，完善思路，创新举措，适时地进行体制、机制、政策和技术等方面的创新，从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来重视野生动物人工繁育业，使其不仅与传统畜牧业享有同等的政策扶持待遇，而且要位高一等。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规模化人工繁育野生动物种类最多的国家，并且在毛皮动物、药用动物、实验灵长类动物、龟鳖类、蛇类、蛙类、雁鸭类等的人工繁育规模上成为绝对的世界第一。目前，已基本形成了“以繁育促保护”的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而这些基本是来源于民间资本的投入，多为个人和民营企业行为。他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客观上融入到野生动物保护事业之中，为中国的濒危野生动物保护发挥了积极作用。可见，野生动物人工繁育业关乎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期，不仅不可或缺，而且应大力规范发展。
要将“以繁育促保护”的道路走成功，需要有关方面以敢于负责和推动发展的精神，成为实现野生动物保护道路中国梦的捍卫者和推动者。否则，在极端保护理念及其强大的舆论氛围下，业已取得的“以繁育促保护”的初步成功可能夭折。为贯彻落实《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切实保护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及自然生境，在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上，务必不能忽视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工程。只要这样，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会用更充分的事实来证明：中国野生动物人工繁育业的规范发展不仅是发展野生动物资源进而满足社会需求的重要途径，更是促进濒危野生动物野外资源有效保护的重要依托。
抵制似是而非的保护认识
关注野生动物，首要的是把握其维护生态平衡、保障生态安全的作用。同时，也要兼顾到作为可再生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有多方面的功能。因此，对于野生动物保护的认识一定要明确：保护目的主要是维护生态平衡；保护对象主要是濒危野生动物的野外资源；保护目标是从维护生態平衡出发，使濒危野生动物的野外资源得到恢复和发展。 近年来，中国野生动物保护虽然受到空前的关注，但极端保护舆论却占上风。自2006年以来，针对中国的养熊取胆、狩猎、象牙利用、中药、食用鱼翅等，攻击指责不断，要挟不断。事实上，在这些指责背后，交织着商业利益、政治利益等复杂因素。以鱼翅为例，2013年12月，野生救援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成都进行了一次针对鱼翅主题的消费者调查，在1568名受访者中，几乎所有人（96%）都已相信，鱼翅消费是鲨鱼种群数量下降的原因。其实，食用鱼翅只是鲨鱼产品的一种，鲨鱼肝油、鲨鱼硫酸软骨素等药品、保健品以及皮革等都是主要的鲨鱼产品。海关数据显示，我国内地干鱼翅进口量自2004年的4774.12吨下降到2014年的19.64吨。但全球鲨鱼年捕捞量自2005年至2014年都保持在75万吨左右。可见，中国的鱼翅消费并不是鲨鱼种群数量下降的主要原因。
在野生动物的保护宣传中，还存在着境内外非政府组织利用名人通过媒体大肆宣传“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动物与人平等”“改变国人对动物的态度，倡导人道、仁慈对待动物”等绝对保护理念的现象，使得合法的野生动物管理和利用活动难以进行。并且，一些宣传限于强调野生动物重要、可爱、保护的迫切和利用的破坏等，缺乏系统地介绍保护、人工繁育和合理利用的整体性。
要抵制似是而非的保护认识，一要长期组织专家学者宣讲科学保护理念，让人们辩证地认识并处理野生动物保护与利用的关系；二要定期组织科学保护观研讨会，从资源状况、社会对资源的需求、理性和非理性的利用、贸易状况，以及公众对待保护与利用的理念等方面对科学保护、可持续利用、理性对待野生动物产业等问题做系统阐述，批驳脱离国情、偏离科学的极端保护理念；三要加强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报道，使媒体避免沦落為境外势力抹黑国家和民族的传声筒，引导媒体刊发真实、完整、客观、明晰的报道，为野生动物的保护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
弘扬科学保护野生动物的主流理念
非科学、非理性的绝对保护理念肆意泛滥，会误导野生动物保护的方向，阻碍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化进程。因此有必要认真思考什么是科学的保护理念、什么是适当的善待动物的态度、人类还能否将野生动物作为资源对象，以避免人类的认识和行动被导入误区。以狩猎为例，任何动物个体都要死亡，狩猎是人为地提前让某种动物的某些个体死亡。适度利用一些野生动物个体和人为控制一些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同样是实现生态安全的必然要求。狩猎看似消极，但有其积极和必要性。一些区域缺乏食肉动物的有效调控，食草动物维系良性发展的机制不足，不仅数量过度且种群更新受阻，必须要由人来参与调控。上百个国家的狩猎实践证明了这样的积极作用。美国每年有超过1200万人参加狩猎活动。欧洲有马鹿75万头左右，每年约猎取22万头；有野猪80万头左右，每年约猎取52万头。
野生动物的保护与利用是矛盾统一体，需要辨证地处理两者的关系，应该明确：保护的对立面是对生态平衡的破坏，不是有限度地利用一些野生动物个体，既不破坏生态平衡又不使可再生的野生动物资源闲置浪费，才是科学保护的内涵。
首先，要科学把握人与野生动物的和谐关系。非科学、非理性的爱护野生动物的热情及行动，具有两面性作用。其负面表现常常是背离本意的，也可能是行动者意识不到的。广泛存在的购买野生动物放生助长了非法贸易，随意放生还可能导致外来物种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可见，有效保护野生动物不是仅凭善良、美好的愿望就可以实现的。如何在人均资源占有量少的情况下，既促进濒危野生动物野外资源的有效保护，又尊重人类对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客观需求，需要人们的理性思考与科学作为，并在实践中借鉴其他国家成功的野生动物保护与利用经验，以促进中国野生动物资源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为此：要正视中国人的环保意识和国家保护能力显著提高的实际，不要无端指责；要正视保护濒危野生动物的迫切性，不要肆意破坏栖息地和乱捕滥猎；要正视保障动物福利的必要性，不要使人工繁育限于粗放落后和不科学状态；要正视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不要滥食野生动物的落后文化；要正视生态安全的现实与长远需要，不要盲目张扬绝对保护；要正视中医药等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不可或缺，不要反对合理利用；要正视野生动物分布区周边人民的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的迫切需要，不要阻止对数量过大且严重影响当地民众生产生活的野生动物种群的控制。
其次，要科学保护野生动物。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总体布局，并融入其他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同时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野生动物保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涵，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关联性。因此，野生动物保护需要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整体出发，系统、协同地开展工作。只有从保护与利用关系的整体出发，才能实现生态良好。让每一动物个体都得到人类的平等对待，避免引发出可怕的既危及生态平衡又影响人类生存发展的后果。
（本文为张伟教授于2017年3月30日在湖南省林业厅所作《野生动物保护的新形势新要求》学术报告的整理稿。）
这一系列指示、文件和要求，表明我国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已真正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强化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加大典型生态系统、物种、基因和景观多样性保护力度；开展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与评估，完善观测体系；科学规划和建设生物资源保护库圃，建设野生动植物人工种群保育基地和基因库；严防并治理外来物种入侵和遗传资源丧失；强化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严厉打击象牙等野生动植物制品非法交易。然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要构建野生动物保护的长效机制，实现切实保护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的目标，有三个方面的认识问题需要解决。
坚持“以繁育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能否有效保护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的野外资源，一方面取决于是否有足够的保护能力使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得到恢复和发展，另一方面取决于是否有足够的监管能力遏制市场需求对野外资源的破坏力。对于野生动物保护与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在禁绝或减少市场需求的被动应对之外，实际上可以选择一种更为积极的思路，即通过大力推动人工繁育的策略发展资源，满足市场需求，替代对野外资源的利用。
野生动物保护与市场需求的矛盾是我国野生动物管理的基本矛盾之一。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资源稀缺，不能满足社会对野生动物的生态、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需求。因而，发展资源是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的出发点之一。发展资源，包括在自然状态下促进野生动物自我繁殖、成活能力的发展，以及在人工控制条件下促进野生动物繁殖成活能力的发展。
野生动物在人工条件下繁殖子代的能力，取决于饲养条件和繁育技术水平。改善饲养条件，有利于繁殖率、成活率的提高，生产出更多的子代。提高和创新繁育技术水平，可改良遗传基因，培育出优良的种群和品系，生产出更多更好的子代，使野生动物的利用有更为充分的资源基础，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大大拓展。特别是当自然状态下某些物种的繁殖、成活能力不足且又面临市场需求的巨大压力时，相应的大量的人工繁育资源将发挥满足市场需求的积极作用。通过人工繁育来发展资源是应对市场需求巨大压力的重要手段。
野生动物繁育业的作用是传统畜牧业所无法替代的。首先国家进入林业转型期，野生动物的繁育利用成为林区重要的替代产业，让职工得以再次创业。其次，野生动物繁育利用产业承担着文化传承的作用，使以野生动物为载体的传统中医药文化、工艺美术、文学艺术等得以发展延续。再者，野生动物繁育利用产业大大地减少了野外种群的开发压力，估计有99%以上的毛皮产品、95%以上的鹿产品、99%以上的熊胆产品等都来自于人工繁育。野生动物人工繁育业不仅是发展资源、满足社会需求的一般产业，重要的是它具有替代野外资源，减少对濒危野生动物野外资源的利用，更好地发挥维护生态平衡、保障生态安全的特殊功能。
中国是资源利用大国，但依靠野外资源的历史已经终结，因此对人工繁育业的依赖度非常高。然而，长期以来，作为传统畜牧业的陪衬，野生动物人工繁育业一直被边缘化。在人口与资源、经济建设与生态保护等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为化解野生动物资源匮乏与社会对野生动物资源的多种需求之间的矛盾，实现生态建设与经济社会需求的平衡，要切合中国实际，遵循规律，完善思路，创新举措，适时地进行体制、机制、政策和技术等方面的创新，从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来重视野生动物人工繁育业，使其不仅与传统畜牧业享有同等的政策扶持待遇，而且要位高一等。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规模化人工繁育野生动物种类最多的国家，并且在毛皮动物、药用动物、实验灵长类动物、龟鳖类、蛇类、蛙类、雁鸭类等的人工繁育规模上成为绝对的世界第一。目前，已基本形成了“以繁育促保护”的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而这些基本是来源于民间资本的投入，多为个人和民营企业行为。他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客观上融入到野生动物保护事业之中，为中国的濒危野生动物保护发挥了积极作用。可见，野生动物人工繁育业关乎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期，不仅不可或缺，而且应大力规范发展。
要将“以繁育促保护”的道路走成功，需要有关方面以敢于负责和推动发展的精神，成为实现野生动物保护道路中国梦的捍卫者和推动者。否则，在极端保护理念及其强大的舆论氛围下，业已取得的“以繁育促保护”的初步成功可能夭折。为贯彻落实《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切实保护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及自然生境，在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上，务必不能忽视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工程。只要这样，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会用更充分的事实来证明：中国野生动物人工繁育业的规范发展不仅是发展野生动物资源进而满足社会需求的重要途径，更是促进濒危野生动物野外资源有效保护的重要依托。
抵制似是而非的保护认识
关注野生动物，首要的是把握其维护生态平衡、保障生态安全的作用。同时，也要兼顾到作为可再生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有多方面的功能。因此，对于野生动物保护的认识一定要明确：保护目的主要是维护生态平衡；保护对象主要是濒危野生动物的野外资源；保护目标是从维护生態平衡出发，使濒危野生动物的野外资源得到恢复和发展。 近年来，中国野生动物保护虽然受到空前的关注，但极端保护舆论却占上风。自2006年以来，针对中国的养熊取胆、狩猎、象牙利用、中药、食用鱼翅等，攻击指责不断，要挟不断。事实上，在这些指责背后，交织着商业利益、政治利益等复杂因素。以鱼翅为例，2013年12月，野生救援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成都进行了一次针对鱼翅主题的消费者调查，在1568名受访者中，几乎所有人（96%）都已相信，鱼翅消费是鲨鱼种群数量下降的原因。其实，食用鱼翅只是鲨鱼产品的一种，鲨鱼肝油、鲨鱼硫酸软骨素等药品、保健品以及皮革等都是主要的鲨鱼产品。海关数据显示，我国内地干鱼翅进口量自2004年的4774.12吨下降到2014年的19.64吨。但全球鲨鱼年捕捞量自2005年至2014年都保持在75万吨左右。可见，中国的鱼翅消费并不是鲨鱼种群数量下降的主要原因。
在野生动物的保护宣传中，还存在着境内外非政府组织利用名人通过媒体大肆宣传“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动物与人平等”“改变国人对动物的态度，倡导人道、仁慈对待动物”等绝对保护理念的现象，使得合法的野生动物管理和利用活动难以进行。并且，一些宣传限于强调野生动物重要、可爱、保护的迫切和利用的破坏等，缺乏系统地介绍保护、人工繁育和合理利用的整体性。
要抵制似是而非的保护认识，一要长期组织专家学者宣讲科学保护理念，让人们辩证地认识并处理野生动物保护与利用的关系；二要定期组织科学保护观研讨会，从资源状况、社会对资源的需求、理性和非理性的利用、贸易状况，以及公众对待保护与利用的理念等方面对科学保护、可持续利用、理性对待野生动物产业等问题做系统阐述，批驳脱离国情、偏离科学的极端保护理念；三要加强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报道，使媒体避免沦落為境外势力抹黑国家和民族的传声筒，引导媒体刊发真实、完整、客观、明晰的报道，为野生动物的保护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
弘扬科学保护野生动物的主流理念
非科学、非理性的绝对保护理念肆意泛滥，会误导野生动物保护的方向，阻碍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化进程。因此有必要认真思考什么是科学的保护理念、什么是适当的善待动物的态度、人类还能否将野生动物作为资源对象，以避免人类的认识和行动被导入误区。以狩猎为例，任何动物个体都要死亡，狩猎是人为地提前让某种动物的某些个体死亡。适度利用一些野生动物个体和人为控制一些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同样是实现生态安全的必然要求。狩猎看似消极，但有其积极和必要性。一些区域缺乏食肉动物的有效调控，食草动物维系良性发展的机制不足，不仅数量过度且种群更新受阻，必须要由人来参与调控。上百个国家的狩猎实践证明了这样的积极作用。美国每年有超过1200万人参加狩猎活动。欧洲有马鹿75万头左右，每年约猎取22万头；有野猪80万头左右，每年约猎取52万头。
野生动物的保护与利用是矛盾统一体，需要辨证地处理两者的关系，应该明确：保护的对立面是对生态平衡的破坏，不是有限度地利用一些野生动物个体，既不破坏生态平衡又不使可再生的野生动物资源闲置浪费，才是科学保护的内涵。
首先，要科学把握人与野生动物的和谐关系。非科学、非理性的爱护野生动物的热情及行动，具有两面性作用。其负面表现常常是背离本意的，也可能是行动者意识不到的。广泛存在的购买野生动物放生助长了非法贸易，随意放生还可能导致外来物种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可见，有效保护野生动物不是仅凭善良、美好的愿望就可以实现的。如何在人均资源占有量少的情况下，既促进濒危野生动物野外资源的有效保护，又尊重人类对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客观需求，需要人们的理性思考与科学作为，并在实践中借鉴其他国家成功的野生动物保护与利用经验，以促进中国野生动物资源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为此：要正视中国人的环保意识和国家保护能力显著提高的实际，不要无端指责；要正视保护濒危野生动物的迫切性，不要肆意破坏栖息地和乱捕滥猎；要正视保障动物福利的必要性，不要使人工繁育限于粗放落后和不科学状态；要正视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不要滥食野生动物的落后文化；要正视生态安全的现实与长远需要，不要盲目张扬绝对保护；要正视中医药等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不可或缺，不要反对合理利用；要正视野生动物分布区周边人民的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的迫切需要，不要阻止对数量过大且严重影响当地民众生产生活的野生动物种群的控制。
其次，要科学保护野生动物。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总体布局，并融入其他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同时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野生动物保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涵，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关联性。因此，野生动物保护需要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整体出发，系统、协同地开展工作。只有从保护与利用关系的整体出发，才能实现生态良好。让每一动物个体都得到人类的平等对待，避免引发出可怕的既危及生态平衡又影响人类生存发展的后果。
（本文为张伟教授于2017年3月30日在湖南省林业厅所作《野生动物保护的新形势新要求》学术报告的整理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