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14日，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在北京辞世。而就在前一天，老先生刚刚度过了112岁生日。“大概是上帝糊涂了，把我忘记了。”当生命的刻度停止在112岁的时候，周有光曾经说的这句经典“长寿感言”，为告别添了一丝和暖的意味——一个思想有光的灵魂，终于被上帝想起了。
　　身为语言学家、文字学家、经济学家，周有光一生成就熠熠生辉：早年专攻经济，50岁之前是经济学教授、金融家；近50岁时“半路出家”，治学由经济转入语言，主持拟定我国《汉字拼音方案》，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85岁又成为文化研究学者、思想家，百岁后依然笔耕不辍，出版多部著作。
　　生于1906年1月13日，周有光目睹了大时代的波澜，他走过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亲身经历了100多年来中国向现代化转型的漫长历程。上海圣约翰大学是周有光早年求学之处，有人说，透过圣约翰的校训——“Light and Truth”（“光明与真理”），似乎就能读懂周有光。历经世纪沧桑，周有光身上保有中国知识分子的品格和情怀，他始终追寻着思想之光，步履不停。
　　2002年8月14日，张允和因心脏病去世。周有光说：“我们结婚70年，忽然老伴去世了，我不知道怎么办。两个人少了一个，这种生活好像是车子，好像自行车只有一个轮子，一个轮子忽然掉了，你怎么走？”
　　张允和辞世7年后，周有光这样写道：“两椅一几，我同老伴每天并坐，红茶咖啡，举杯齐眉，如此度过了我们恬静的晚年。小辈戏说我们是两老无猜。老伴去世后，两椅一几换成一个沙发，我每晚在沙发上屈腿过夜，不再回到卧室去。”两老无猜，守候一生，这是周有光和张允和的世纪爱恋。
　　“半路出家”，治学由经济转入语言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曾指出“文字必须改革，必须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1954年底，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会改组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直属国务院，周有光任委员。1955年秋，周有光应邀出席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后，“文改会”希望周有光留下，当时周有光对“改行”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可是在那个盛行“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的思想的时代，周有光的思想工作很容易就做通了，最终他留在了“文改会”第一研究室任主任。
　　拼音这个悬而未决的议题，光是采用什么样式的字母，就引来各路专家争执不休。语言学家黎锦熙和赵元任创立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的变读法则十分复杂，普通人难以掌握；共产党人瞿秋白与苏联汉学家合作制定的拉丁化新文字无法解决同音词问题；而得到国际认可的威妥玛式却连很多音都拼不准……一番波折后，深思熟虑的周有光提议：不妨就采用拉丁字母。
　　在这个提议得到通过之后，三年的时间，周有光用26个拉丁字母作为注音基础，主持编写了今天通用的《汉语拼音方案》。这三年，寒来暑往，专家们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反复推敲、试验、分析，为现代汉语一个字一个字地定形、定音、定序、定量。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决议，同年，汉语拼音成为全国小学的必修课。方案公布以后，当时全国的扫盲工作也因此上了一个新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