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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广辉，1981年至2006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任中国思想史研究室主任。自2007年起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讲授经史之学。
荀子：推崇“五经”的儒者
第一个提出五经备天地万物之道 荀子推崇五经。他说：“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他认为，学者从学为士到学为圣人，只学习五经就够用了，因为五经已经包含了天地之间的学问。所谓“在天地之间者毕矣”，“毕”是“尽”的意思，是说天地之间的学问尽在这里了。这是从学问方面说的。若从政治上说，也是一样，所以荀子又说：“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天下之道毕矣。”“管”是枢纽，圣人是“道之管”，道之枢纽。圣人的学问尽在五经之中，百王之道也尽在五经之中。所以，无论是学人也好，无论是统治者也好，都应抓住五经这个根本。值得注意的是，荀子此时所提到的五经，是指《诗》《书》《礼》《乐》和《春秋》而言，尚不包括《周易》。荀子第一次把儒家经典提到了承载万物之道的地位，这就为后世汉武帝、董仲舒“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系统传授经学 关于荀子传经的情况，《经典释文序录》称，《毛诗》由荀子传大毛公，《汉书·楚元王传》谓传《鲁诗》的申公，受《诗》于浮丘伯，而浮丘伯是荀子的门人，是《鲁诗》亦出于荀子。《韩诗》今存外传，其中引荀子说《诗》凡四十四则，是《韩诗》亦与荀子经学相合。《经典释文序录》又称，《春秋左氏传》由左丘明作，传曾申，五传至荀子，是《左传》亦传于荀子。《汉书·儒林传》谓瑕丘江公受《春秋谷梁传》于申公，而申公为荀子再传弟子，是《谷梁传》亦传于荀子。另从《荀子》一书看，其中有许多讨论礼的内容，是荀子应当也曾传《礼经》。正因为荀子是战国后期几乎唯一系统传经的儒者，所以康有为说：“传经之功，荀子为多。”（《康南海先生口说·学术源流二》）“孟子之后无传经。……二千年学者，皆荀子之学也。”（《康南海先生口说·荀子》）
董仲舒：对儒学有大功，也有大罪
第一位促进儒学上升为国教的人 大家都知道这样一个历史事件，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儒家经学从此确立为两千年君主专制时代的统治思想。
中国古代社会统治思想的确立有一个“试错”的过程，从先秦到汉武帝，这种“试错”的过程至少经历了两次。战国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游说诸侯以求自售。秦国用商鞅、韩非法家之说实现了中国的统一，其后又以法家思想治国，但非常不幸的是，一个数代励精图治经营起来的大帝国只统治了十四年便轰然倒塌。这是一次教训深刻的“试错”的过程。
汉初，统治者鉴于长期战争所导致的社会民生凋敝，接受了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黄老思想政策。但是“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果然是治国之良方吗？由于中央政府长期无所作为，导致地方势力坐大，以致在景帝盛世之时出现了同姓王联合造反的“七国之乱”。这是又一次“试错”的过程。
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汉武帝登基不久，便诏求贤良对策，重新选择和确定统治思想。董仲舒在《贤良三策》第三策中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董仲舒是汉代《春秋》公羊学最大的代表之一。《春秋》公羊学在儒家经学确立过程中能首先脱颖而出，在于它的义理性，而“大一统”思想是它众多义理中最重要的义理。这不僅因为它正好完全适合了汉代“大一统”政治的需要，从本质上说，它也暗合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虽然从通常意义上说，中华民族的统一是从秦汉时期完成的，但从上古时代，华夏各族在其深层意识中，即具有同祖同根的关爱情结，在追述炎帝、黄帝乃至尧、舜、禹传说时代的历史时，便有一种原始的统一观念。而从文献记载的历史看，中国至少在西周王朝已经是一个疆域广大的统一国家，只是它当时实行的统治形式是分封制，与秦以后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统治形式不同而已。春秋战国时期，天下陷入长期的分裂和战乱状态，但它最终的历史目标是指向统一的。在思想家中，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以及法家的商鞅、韩非等人都是主张统一的，但由于儒家主张“以德服人”的统一路线、法家主张“以力服人”的统一路线而分道扬镳。秦始皇实行法家路线完成了国家统一的历史大业。相比欧洲一些国家直到近代才实现统一，中国早在两千年前就建立了“大一统”的国家，究其原因，与中国文化向往统一的核心价值观有直接关系。
而国家一旦实现政治统一，统治者便要考虑选择一种与“大一统”政治相匹配的长治久安之道，因而反过来要求学术思想的统一。《春秋》公羊学虽然可能有久远的授受传统，但它直到西汉才首标“大一统”之义，这应该看作是汉代以胡毋生、董仲舒等为代表的儒家学者精心加工制作的结果。所以，“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文化政策的建议和采纳，表面上看似是汉武帝和董仲舒两个人的事件，实际上有其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原因。从这一事件之后，儒家经学成为两千年君主制度下的统治思想，作为此事件的标志性人物，我们把董仲舒作为第一位促进儒家经学上升为国教的人。
第一个改造原始儒学使之为君主制度服务的人 董仲舒是第一位促进儒家经学上升为国教的人，但同时我们还要指出，董仲舒的儒学思想，除了在“任德不任力”的基点上与原始儒学一致外，在许多方面已经与原始儒学有很大的区别，最主要表现在对天、君、民三者关系的认识上。原始儒学以孟子为例，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里轻重的次序是：君意听从天意，天意听从民意，民意最重。但到了董仲舒这里却是：“屈民以伸君，屈君以伸天。”其轻重次序是：民意服从君意，君意服从天意。董仲舒此二语可以视为汉代儒学的发展纲要。它标示：面对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的新局面，儒学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原始儒家是以民本思想为主要特征的，原始儒家虽然也讲尊君，却不赞成君主专制。儒学在汉代争取到官方哲学的地位，是以背离原始儒家的民本思想为代价的。所以，我们说董仲舒是第一个改造原始儒学使之为君主制度服务的人。他为儒学争取到国家统治思想的地位，这是大功;他背离、背叛了原始儒家的民本思想，这又是大罪。
从孔子开始创立儒学，到董仲舒时确立儒学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大约经历了三四百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有两点历史经验应该总结：
一是一个学派要想长远发展，大家辈出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儒学是大家辈出的学派，后世的著名的学者不提，仅在董仲舒之前就有孔子、孟子、荀子三大家。而墨子之后，墨学便无大家，道家老子、庄子之后亦无大家，法家也只有商鞅、韩非可以论列。
二是一个学派的学术思想最终成为国教，是有原因的。首先，这个学派的创始者应该有巨大的道德人格魅力，能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公平、客观地评判历史，并对本民族的文化做出巨大贡献。孔子无疑做到了这一点。其次，在此学派的后续发展中，也需要后学中有影响力的人物对其创始人大力宣传与弘扬，孟子尊奉孔子为“集大成”的“至圣”，荀子称五经备天地万物之道，无疑为此后董仲舒促进儒家经学上升为国教做好了必要的历史铺垫和理论论证。
□本栏编辑/厉飞
荀子：推崇“五经”的儒者
第一个提出五经备天地万物之道 荀子推崇五经。他说：“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他认为，学者从学为士到学为圣人，只学习五经就够用了，因为五经已经包含了天地之间的学问。所谓“在天地之间者毕矣”，“毕”是“尽”的意思，是说天地之间的学问尽在这里了。这是从学问方面说的。若从政治上说，也是一样，所以荀子又说：“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天下之道毕矣。”“管”是枢纽，圣人是“道之管”，道之枢纽。圣人的学问尽在五经之中，百王之道也尽在五经之中。所以，无论是学人也好，无论是统治者也好，都应抓住五经这个根本。值得注意的是，荀子此时所提到的五经，是指《诗》《书》《礼》《乐》和《春秋》而言，尚不包括《周易》。荀子第一次把儒家经典提到了承载万物之道的地位，这就为后世汉武帝、董仲舒“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系统传授经学 关于荀子传经的情况，《经典释文序录》称，《毛诗》由荀子传大毛公，《汉书·楚元王传》谓传《鲁诗》的申公，受《诗》于浮丘伯，而浮丘伯是荀子的门人，是《鲁诗》亦出于荀子。《韩诗》今存外传，其中引荀子说《诗》凡四十四则，是《韩诗》亦与荀子经学相合。《经典释文序录》又称，《春秋左氏传》由左丘明作，传曾申，五传至荀子，是《左传》亦传于荀子。《汉书·儒林传》谓瑕丘江公受《春秋谷梁传》于申公，而申公为荀子再传弟子，是《谷梁传》亦传于荀子。另从《荀子》一书看，其中有许多讨论礼的内容，是荀子应当也曾传《礼经》。正因为荀子是战国后期几乎唯一系统传经的儒者，所以康有为说：“传经之功，荀子为多。”（《康南海先生口说·学术源流二》）“孟子之后无传经。……二千年学者，皆荀子之学也。”（《康南海先生口说·荀子》）
董仲舒：对儒学有大功，也有大罪
第一位促进儒学上升为国教的人 大家都知道这样一个历史事件，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儒家经学从此确立为两千年君主专制时代的统治思想。
中国古代社会统治思想的确立有一个“试错”的过程，从先秦到汉武帝，这种“试错”的过程至少经历了两次。战国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游说诸侯以求自售。秦国用商鞅、韩非法家之说实现了中国的统一，其后又以法家思想治国，但非常不幸的是，一个数代励精图治经营起来的大帝国只统治了十四年便轰然倒塌。这是一次教训深刻的“试错”的过程。
汉初，统治者鉴于长期战争所导致的社会民生凋敝，接受了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黄老思想政策。但是“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果然是治国之良方吗？由于中央政府长期无所作为，导致地方势力坐大，以致在景帝盛世之时出现了同姓王联合造反的“七国之乱”。这是又一次“试错”的过程。
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汉武帝登基不久，便诏求贤良对策，重新选择和确定统治思想。董仲舒在《贤良三策》第三策中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董仲舒是汉代《春秋》公羊学最大的代表之一。《春秋》公羊学在儒家经学确立过程中能首先脱颖而出，在于它的义理性，而“大一统”思想是它众多义理中最重要的义理。这不僅因为它正好完全适合了汉代“大一统”政治的需要，从本质上说，它也暗合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虽然从通常意义上说，中华民族的统一是从秦汉时期完成的，但从上古时代，华夏各族在其深层意识中，即具有同祖同根的关爱情结，在追述炎帝、黄帝乃至尧、舜、禹传说时代的历史时，便有一种原始的统一观念。而从文献记载的历史看，中国至少在西周王朝已经是一个疆域广大的统一国家，只是它当时实行的统治形式是分封制，与秦以后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统治形式不同而已。春秋战国时期，天下陷入长期的分裂和战乱状态，但它最终的历史目标是指向统一的。在思想家中，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以及法家的商鞅、韩非等人都是主张统一的，但由于儒家主张“以德服人”的统一路线、法家主张“以力服人”的统一路线而分道扬镳。秦始皇实行法家路线完成了国家统一的历史大业。相比欧洲一些国家直到近代才实现统一，中国早在两千年前就建立了“大一统”的国家，究其原因，与中国文化向往统一的核心价值观有直接关系。
而国家一旦实现政治统一，统治者便要考虑选择一种与“大一统”政治相匹配的长治久安之道，因而反过来要求学术思想的统一。《春秋》公羊学虽然可能有久远的授受传统，但它直到西汉才首标“大一统”之义，这应该看作是汉代以胡毋生、董仲舒等为代表的儒家学者精心加工制作的结果。所以，“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文化政策的建议和采纳，表面上看似是汉武帝和董仲舒两个人的事件，实际上有其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原因。从这一事件之后，儒家经学成为两千年君主制度下的统治思想，作为此事件的标志性人物，我们把董仲舒作为第一位促进儒家经学上升为国教的人。
第一个改造原始儒学使之为君主制度服务的人 董仲舒是第一位促进儒家经学上升为国教的人，但同时我们还要指出，董仲舒的儒学思想，除了在“任德不任力”的基点上与原始儒学一致外，在许多方面已经与原始儒学有很大的区别，最主要表现在对天、君、民三者关系的认识上。原始儒学以孟子为例，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里轻重的次序是：君意听从天意，天意听从民意，民意最重。但到了董仲舒这里却是：“屈民以伸君，屈君以伸天。”其轻重次序是：民意服从君意，君意服从天意。董仲舒此二语可以视为汉代儒学的发展纲要。它标示：面对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的新局面，儒学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原始儒家是以民本思想为主要特征的，原始儒家虽然也讲尊君，却不赞成君主专制。儒学在汉代争取到官方哲学的地位，是以背离原始儒家的民本思想为代价的。所以，我们说董仲舒是第一个改造原始儒学使之为君主制度服务的人。他为儒学争取到国家统治思想的地位，这是大功;他背离、背叛了原始儒家的民本思想，这又是大罪。
从孔子开始创立儒学，到董仲舒时确立儒学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大约经历了三四百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有两点历史经验应该总结：
一是一个学派要想长远发展，大家辈出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儒学是大家辈出的学派，后世的著名的学者不提，仅在董仲舒之前就有孔子、孟子、荀子三大家。而墨子之后，墨学便无大家，道家老子、庄子之后亦无大家，法家也只有商鞅、韩非可以论列。
二是一个学派的学术思想最终成为国教，是有原因的。首先，这个学派的创始者应该有巨大的道德人格魅力，能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公平、客观地评判历史，并对本民族的文化做出巨大贡献。孔子无疑做到了这一点。其次，在此学派的后续发展中，也需要后学中有影响力的人物对其创始人大力宣传与弘扬，孟子尊奉孔子为“集大成”的“至圣”，荀子称五经备天地万物之道，无疑为此后董仲舒促进儒家经学上升为国教做好了必要的历史铺垫和理论论证。
□本栏编辑/厉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