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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是为了活着——这是史铁生的人生哲学。我活着所以我写作，我写作所以我活着——这是他生命的辩证法，也是他写作的辩证法。他曾自嘲：“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
“时间不早了可我一刻也不想离开你，一刻也不想离开你可时间毕竟是不早了。”“死是一件无须乎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了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在史铁生的名作《我与地坛》里，他这样写道。
2010年12月31日，史铁生的“节日”。这一天凌晨3时46分，他走了，终点站是武警总医院。再过4天，史铁生迎来花甲之寿，上帝的确太吝啬，竟连4天也不给他——哪怕1天也行，他没有看见2011年的曙光……
与地坛对话的“文坛硬汉”
地坛，始建于明代嘉靖9年（1530年），是一座庄严肃穆、古朴幽雅的皇家坛庙，是明清两朝祭祀“皇地祗神”之场所，也是中国最大的“祭地”之坛。有人说，地坛是人与大地“通话”的地方，在那里人可以找到与天地自然对话的管道。
1988年10月，《上海文学》杂志社编辑姚育明到北京接史铁生赴上海参加获奖小说发布会。那一次，史铁生请姚育明陪着去地坛散步。他们在夜色初起的傍晚漫游了地坛，史铁生说他经常来，除了那座祭坛上不去，地坛的每个角落他都走过了。
地坛对他人来说只是个普通的公园，对于史铁生来说却是再生之地。他在地坛冥想、参悟……史铁生在思考里获得了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在他眼里，地坛“是一个宁静的去处，也是上帝对我的苦心安排”。两年后，姚育明接到史铁生邮寄的15000字许的《我与地坛》。文章中饱含了作者对人生的感悟、对亲情的讴歌，朴实的文字间洋溢着作者心灵深处的情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这篇散文（据悉当年是以小说的名义发表的）的发表，震动了中国文坛，震动了读者的心。作家韩少功曾评论说：“《我与地坛》这篇文章的发表，对当年（1991年）的文坛来说，即使没有其他的作品，那一年的文坛也是一个丰年。”
地坛是史铁生最热爱的一个北京景点，也是他精神上的标志性建筑。“我在好几篇小说中都提到过一座废弃的古园，实际就是地坛。许多年前旅游业还没有发展，园子荒芜冷落得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记起。地坛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地坛在我出生前400多年就坐落在那儿了，而自我的祖母年轻时带着我父亲来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离它不远的地方——50多年间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它周围，而且是越搬离它越近了。我常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400多年……”
作家洪烛说：“我不止一次地拜访过这座都市里的废园，每次都会回忆起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不知道旧时代有多少文人墨客为地坛题过诗词，可我偏偏只记住了今人的一篇文字。或许因为它揭示了一个平民化的地坛，一位平民和一座神坛的关系？‘我’与地坛，我与地坛——这个题目每每也会唤起我强烈的创作冲动。可我移居北京多年，如愿以偿地成为地坛的邻居，却无力写一篇属于自己的《我与地坛》，颇有点‘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感觉。”
“想念地坛，主要是想念它的安静”，离开地坛许多年以后，史铁生在《想念地坛》中曾这样说。现在，那个曾经在地坛玩耍的孩子终于回去了，他的灵魂在那里将永远安宁。
“先生的影响太深了，从来没想过先生会走。地坛里玩耍的那个孩子，回去了！”“史先生走了，但他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已经成为一笔非常重要的社会财富永远留了下来。”他离世后，读者第一时间在网上留言表达纪念。
史铁生不在了，地坛还在。地坛还在，史铁生就还在。有许多网友曾倡议，由全国作家与读者自愿捐款，在北京地坛公园建造一座铜质史铁生扶轮远眺的雕像，让思念他的读者能与他在地坛相逢。
史铁生的夫人陈希米说，以前家住地坛公园附近，他一直很喜欢那里，“所以我想应该有所表达”。据悉，陈希米正在与有关方面商量，有意将史铁生的骨灰撒在地坛的树林里，不过不留任何的地上标志。
1951年1月，史铁生出生于北京。1958年入北京东城区王大人胡同小学读书，1967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1969年到陕西延川插队。1972年，一场大病导致史铁生双腿瘫痪。从此，他被剥夺了行走的权利，再也没有站起来。
1974年，史铁生在北京新桥街道工厂做工。他每天摇着轮椅到工厂上班，日复一日地在鸭蛋上画仕女，每月挣十几元钱以贴补家用，直到1981年因急性肾损伤回家疗养。在街道工厂的7年间，他就开始了文学创作。
1979年，史铁生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法学教授及其夫人》。1983年，他发表回忆知青生活的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并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从此，声名鹊起。当年，全国数十家报刊、电视台的记者蜂拥到他家，把他围困起来，有人曾建议又怕、又烦、又愁的史铁生到朋友家里躲躲，但都因为房门太窄轮椅进不去、房间太小轮椅转不了弯，或楼梯太高上下不方便而告吹。无奈在冬天最寒冷的日子里，他只好全副武装，到地坛公园去“逃难”。
史铁生曾不止一次在作品里探讨死亡的问题，却让这个沉重的话题无比轻松。他用残缺的身体，道出了健全而丰满的思想。而今，史铁生走了。作家蔡天新在微博中写道：“他终于不需要轮子了，而留在人世间的我们依然需要它们的推动”。豆瓣上的一位网友则留言：“他到底没能看到2011的太阳，但他的地坛是中国的太阳”。
坐在轮椅上想奔跑的“全能体育迷”
1981年，史铁生得急性肾损伤。1998年起，他不得不靠透析维持生命。从最初每周1次去医院透析，恶化到后来的每周3次透析。无数次针刺，让他的血管变成了蚯蚓状。史铁生从来就不是一个有钱人，透析所需的高额费用，常常使他捉襟见肘，虽有朋友和作家协会的一些资助，他的生活，仍然摆脱不了无以言表的窘境。
2006年11月，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金炳华关切地问到史铁生的生活与写作近况时，史铁生说：“9年里，1000多次的针刺，每次去透析时要脱去3公斤水，透析完了非常疲劳，但头脑反倒非常清醒，每次透析回来虽然浑身无力，但想睡也睡不着，就开始写作，好像一动笔所有的不适都没了。”
史铁生曾自嘲，“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尽管二三十年来一直在死亡边缘，但他用写作书写自己对生命、希望的感悟，到后来“已经活得不那么在意死了”。他曾幽默地说：“我的‘发动机’和‘轮子’都坏了，维持身体运行很累呀！”
其实，从史铁生的文字里还是可以看出他对生的留恋，对未尽写作事业的期望。他说：“现在我常有这样的感觉：死神就坐在门外的过道里，坐在幽暗处，凡人看不到的地方，一夜一夜耐心地等我。不知什么时候他就会站起来，对我说：嘿，走吧。我想那必是不由分说。但不管是什么时候，我想我大概仍会觉得有些仓促，但不会犹豫，不会拖延。”在他的很多朋友看来，史铁生几乎是“永生”的，但最后还是得接受——“嘿，走吧”——的事实。
史铁生由于自身的限定，不能更多地去体验生活，但他转向了思考生命，与常人相比，在经验层面上他缺失了对生活本身的感知和体认，那么他在抽象层面上则将这种缺失内化为对生命本质的思考，于是他将文学关注的视野转向了人的内在世界。正如王安忆所言：“命运将史铁生限定在了轮椅上，剥夺了他的外部生活，他只得往内心走去，用思想做脚，越行越远。”
史铁生从21岁起就与轮椅为伴，命运之神似乎给了他太多的不公。然而，史铁生用笔来超越生命的困境，写出了《我遥远的清平湾》、《我与地坛》、《病隙碎笔》、《务虚笔记》、《我的丁一之旅》等大量优秀作品，其诗性的语言和深邃的哲思打动了千千万万读者。
史一样的作品，铁一样的生命。在他的作品中，思考着生与死，残缺与爱，苦难与信仰，写作与艺术等重大问题，并展现了他自己如何在生活中活出了意义，这些或许都是他过往经历留给他的精神财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史铁生或可是公认的几位用生命写作的作家之一。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说，史铁生和文学是在互相拯救。曾有人说，史铁生在人生的莫大苦难面前，表现出来的那种冷静，以及化蛹为蝶的洒脱，只有亲历，才能写出这样的有关生命意义的文字。作家洪烛说，读史铁生的文章便会发现，他飞了起来，从肉体凡胎中飞了起来，从人群中飞了起来，从灾难与疾病中飞了起来，从茫无涯际的痛苦中飞了起来，就像凤凰从火中飞了起来。他以什么为翅膀呢？以轮椅为翅膀，以笔为翅膀，以思想为翅膀，以爱为翅膀。而许多身体健康的作家，却常常因为一点名利的束缚，被版税、奖金以及所谓的市场所羁绊，而没有了独立的思想，而不会飞了。洪烛认为，史铁生是当代中国“作家中的作家”，因为他更多地保留了不染尘埃的赤子情怀。
有人说：“史铁生对生命的参悟是被迫的，他的一生所做的加法都是自己用文字积累的。是他自己向身体内部挖掘出来的温度和体悟。生命给他的，只是减法。”的确，史铁生用自己的笔和思索给自己的生命增加了无限的深度和宽度。他不能四处行走，却可以神游在时间的深处，他不能天天和世俗生活擦肩，却可以和内心里的自己反复交谈。他的作品不是码字儿码出来的，而是从生命中流出来、挤出来的。
某种意义上说，史铁生应该感谢他的疾病。也许没有疾病，他可能不会沉下来写作，他会像现在大多数作家那样浮躁。有人说，从这个意义上说，上帝是公平的，给你太多路子，最终这些路子会变成绳索，把你绞死。特别是对一个作家，苦难是绝对必须的。当然，史铁生是在无可奈何的状态下接受现实的，要不是无所选择，他为什么还要写作？
坐在轮椅上的史铁生十分关心并热爱体育，喜欢看体育比赛。他就曾把文学排在第三，而将田径和足球分别排在第一和第二，还喜欢看篮球、游泳、拳击、滑冰、滑雪、自行车、赛车等体育比赛，自称“全能体育迷”。在奥运口号“更快、更高、更强”公开之后，他说，应该再加上“更美”。他认为，如果光是强调“更快、更高、更强”，就难免会追求出兴奋剂或暴力甚至其他更不好的东西来。这“更美”，并不仅仅就是指姿态的优美，更是指精神的美丽。这就是说，在比赛中，赢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人有了一个向自身极限挑战的机会。
一开始，生活便减去了史铁生的双腿，在他最想奔跑的年纪。他在轮椅上坐了38年，轮椅就是他生命的归宿。但他一直心有不甘，一直梦想着如果能有来世，上苍一定赐他一副美国世界超级田径巨星卡尔·刘易斯那样的好身板，他要超过刘易斯百米九秒九几的速度纪录，跑出更好的成绩。史铁生曾说，他愿用自己的一生换取刘易斯的双腿一天。他曾在散文《我的梦想》里，表达过对刘易斯的崇敬：也许是因为人缺了什么就更喜欢什么吧，我的两条腿一动不能动，却是体育迷……我最喜欢并且羡慕的人就是刘易斯。他身高一米八八，肩宽腿长，像一头黑色的猎豹，随便一跑就是10秒以内，随便一跳就在8米开外，而且在最重要的比赛中他的动作也是那么舒展、轻捷、富于韵律……
多年来，为了促成史铁生和刘易斯二人的会面，许多朋友一直在暗地里穿针引线。史铁生也曾托人把他的3卷本文集带到美国，送给刘易斯，并表达了想要见到他的愿望。有一次，借着参加比赛的机会，我国运动员李彤把史铁生的散文用英文读给刘易斯听了。这位久经沙场的黑人运动员为有一个大洋彼岸的知音而大为感动，他表示，一定要和这位中国作家见面，当面向他表示自己的感激之情。
2001年3月，刘易斯代表耐克公司到中国参加体育产业研讨会。于是，史铁生有了一次和飞人刘易斯会面的机会。当时，史铁生把自己的一些作品送给了刘易斯，刘易斯则回赠以签名的跑鞋。刘易斯拍拍史铁生送给他的书，说：“我相信这些书一定很棒，可惜我不懂中文，不能看懂它们，这真是个遗憾。”史铁生也指指手里的签名跑鞋，说：“得到您签名的跑鞋，应该也是特棒的事，可惜我没有健全的双腿，所以也深感遗憾！”说完，两人笑着拥在一起……
诗人高洪波说：“他坐在轮椅上，左轮是月亮，右轮是太阳。他的微笑因而显得灿烂，又充满温柔。轮椅向前移动时，他的两只大手使着劲，像推走一座山。他静静地微笑，暗暗地使劲，可能还偶尔悄悄咬紧牙关……”
如果在奥运赛场上参赛，他输给对手的仅是体魄，但他无疑是奥林匹克精神竞逐场上的胜者，他有着比常人更健康的心智。有人说，他的生命的创造力和艺术的想像力，早就飞出那狭小的轮椅，鹰击长空。刘易斯赠给史铁生的那双跑鞋，今天成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别具特色的藏品。
主角缺席的生日Party很温馨
2010年12月30日下午4时左右，史铁生在北京朝阳医院透析后回家，已是6时许。这时，他感到头疼、恶心，并呕吐，妹妹以为他感冒，就稍微拖了一下。后来，看他头疼得厉害就往朝阳医院赶，期间一直昏迷。他再也没有醒过来。他被确诊为脑溢血，加之身体原本就差，已经到了命悬一线的时刻。
对于自己的身体，史铁生曾这样规划过：“我离开史铁生以后史铁生就成了一具尸体，但不管怎么说，白白烧掉未免可惜。”“先可将其腰椎切开，到底看看那里面出过什么事。”“然后再将其角膜取下，谁用得着就给谁去，那两张膜还是拿得出手的。”
史铁生生前还曾说过，一旦自己病重，失去救治意义的时候就放弃，别拖。于是，史铁生随后从朝阳医院被转到了宣武医院，因为他曾有遗体捐献的愿望。到宣武医院后，一边实施保守抢救，另一边夫人陈希米和天津红十字会商量：“只要有用的器官，能救别人，就全部拿走。”
但是，宣武医院不具备摘取人体器官的资质和设备，于是再度转到武警总医院，此时已是31日凌晨两点多。“他的呼吸一停止，肝脏就被摘取，送往天津，那里一个病人正等待移植。”史铁生的生前好友、北京宣武医院外科主任凌峰回忆说，“史铁生又把他的生命传递给了另一个人，他的死保住了尊严。”凌峰透露，接受史铁生肝脏捐赠的天津籍患者已经度过排异期，移植成功。史铁生的脊椎、大脑也捐献给了武警总医院作为医学研究用。他走了，但是他的肉身和灵魂依然在。
2010年最后一个凌晨，这位伟大的作家走了，去赴自己的“节日”去了——没有打扰任何人，走得安安静静。他的夫人陈希米表示，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家中不设灵堂。有人说，这玩太久又玩太艰难的孩子被喊回去了，被他妈妈喊回天堂休息了，老人家心疼儿子玩得太累太苦。史铁生一直遗憾母亲没等到他发表小说就离开了人世，这回他可以向老人家好好絮叨絮叨了。
史铁生说过，人之于世，应该像徐志摩《再别康桥》那样，“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他史铁生曾设想以此为自己的墓志铭。他走得那么低调、平实，谢绝了灵堂，谢绝了花圈和挽联，谢绝了悲悼。作家陈建功说：“（2011年）1月2号清晨，我和妻子赶到八宝山二楼西厅告别室时，铁生已经安放在灵柩里了。周围只有二三十人吧，没有告别仪式，也没有人号令鞠躬。铁生的妻子陈希米说：大家不要哭，铁生不愿看大家哭……请大家撒一些花瓣给他。我们就撒一些花瓣在他身上。陈希米说，我们跟铁生告别吧。我们就各自深深地鞠了躬。陈希米说，留下几个有力气的朋友，别的朋友就走吧。我们没有走，看着灵柩被抬上担架车，缓缓地推向焚化炉……”史铁生走了，再也没有病魔的困扰。
2011年1月4日，史铁生60周岁的生日，北京798艺术区时态空间画廊。一场“与铁生最后的聚会”在这里举行。在这里，大家只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史铁生的朋友”。史铁生的写作，一定是触动了这个时代的神经，于是才有那么多读者和朋友自发地悼念他。
这是一场特别的生日聚会，参加聚会的朋友从四面八方赶来，越聚越多，独独主角缺席；这是一场特别的追思会，没有哀乐，没有花圈，没有挽联，会场充盈着温暖。聚会前，他的夫人陈希米嘱：“不要花圈和挽联，可带漂亮的鲜花，请穿漂亮的衣服。”
当天，除鲜花外，大家给史铁生送来了各种生日礼物。专程从延安赶来的朋友则为他带来了宝塔山上的圣土和清凌凌的延河水，更有人送来各式生日蛋糕。熟知史铁生爱吃樱桃，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专程送来了一篮又大又红的樱桃。
史铁生在门口的彩照上微笑迎客；夫人陈希米着粉色披肩、红格围巾与朋友握手交谈。60根红蜡烛，很温馨地燃烧着。这哪里是追思，分明是生日Party。此刻，史铁生死去活来。
现场布置得简单而庄重，在时态空间的一面墙上，挂满了史铁生与作家、亲朋的合影。细心的人发现，他每张照片上的表情都是笑，至少是微笑，那么开心、灿烂，看不出他因病痛折磨的愁容。其实，生活中的他，脸上始终带着微笑，十分乐观。他承受着痛苦，却想带给别人快乐。
在烛台四周的圆形铁丝网罩上，用玫瑰做别针，插满了写给史铁生的留言、祝福和祷语之类的黑色卡片：“用文字温暖我的青春，永远怀念先生”，“愿铁生在天堂脚力强健”，“您走了，但并未离我们远去。因为只要到地坛，就能与您促膝长谈”，“休个假期，然后继续铁生之旅”……
“我一直要活到我能够坦然赴死，你能够坦然送我离开，此前死与你我毫不相干……此后，死不过是一次迁徙永恒复返，现在被未来替换，是度过中的音符，或永在的一个回旋……”铁凝在追思会上动情地诵读了史铁生生前写给妻子的诗作《永在》。铁凝说，无论是作为人，还是作为作家，他对中国文学而言都是有着非凡重量的宝贵财富。他个人和文学作品的深厚价值，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充分地彰显出来。
史铁生生前曾说，他喜欢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斯蒂芬·威廉·霍金——另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充满传奇色彩的人，他用“作品”（量子引力论、量子宇宙论等）照亮了宇宙。而作家史铁生，以自己的作品照亮的是人类的心灵。在广大读者心目中，史铁生就是“文坛霍金”。
史铁生走了，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并没有变得模糊，反而更清晰。轻轻地来，轻轻地走，史铁生做到了。愿天国里的史铁生一路走好！
“时间不早了可我一刻也不想离开你，一刻也不想离开你可时间毕竟是不早了。”“死是一件无须乎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了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在史铁生的名作《我与地坛》里，他这样写道。
2010年12月31日，史铁生的“节日”。这一天凌晨3时46分，他走了，终点站是武警总医院。再过4天，史铁生迎来花甲之寿，上帝的确太吝啬，竟连4天也不给他——哪怕1天也行，他没有看见2011年的曙光……
与地坛对话的“文坛硬汉”
地坛，始建于明代嘉靖9年（1530年），是一座庄严肃穆、古朴幽雅的皇家坛庙，是明清两朝祭祀“皇地祗神”之场所，也是中国最大的“祭地”之坛。有人说，地坛是人与大地“通话”的地方，在那里人可以找到与天地自然对话的管道。
1988年10月，《上海文学》杂志社编辑姚育明到北京接史铁生赴上海参加获奖小说发布会。那一次，史铁生请姚育明陪着去地坛散步。他们在夜色初起的傍晚漫游了地坛，史铁生说他经常来，除了那座祭坛上不去，地坛的每个角落他都走过了。
地坛对他人来说只是个普通的公园，对于史铁生来说却是再生之地。他在地坛冥想、参悟……史铁生在思考里获得了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在他眼里，地坛“是一个宁静的去处，也是上帝对我的苦心安排”。两年后，姚育明接到史铁生邮寄的15000字许的《我与地坛》。文章中饱含了作者对人生的感悟、对亲情的讴歌，朴实的文字间洋溢着作者心灵深处的情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这篇散文（据悉当年是以小说的名义发表的）的发表，震动了中国文坛，震动了读者的心。作家韩少功曾评论说：“《我与地坛》这篇文章的发表，对当年（1991年）的文坛来说，即使没有其他的作品，那一年的文坛也是一个丰年。”
地坛是史铁生最热爱的一个北京景点，也是他精神上的标志性建筑。“我在好几篇小说中都提到过一座废弃的古园，实际就是地坛。许多年前旅游业还没有发展，园子荒芜冷落得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记起。地坛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地坛在我出生前400多年就坐落在那儿了，而自我的祖母年轻时带着我父亲来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离它不远的地方——50多年间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它周围，而且是越搬离它越近了。我常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400多年……”
作家洪烛说：“我不止一次地拜访过这座都市里的废园，每次都会回忆起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不知道旧时代有多少文人墨客为地坛题过诗词，可我偏偏只记住了今人的一篇文字。或许因为它揭示了一个平民化的地坛，一位平民和一座神坛的关系？‘我’与地坛，我与地坛——这个题目每每也会唤起我强烈的创作冲动。可我移居北京多年，如愿以偿地成为地坛的邻居，却无力写一篇属于自己的《我与地坛》，颇有点‘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感觉。”
“想念地坛，主要是想念它的安静”，离开地坛许多年以后，史铁生在《想念地坛》中曾这样说。现在，那个曾经在地坛玩耍的孩子终于回去了，他的灵魂在那里将永远安宁。
“先生的影响太深了，从来没想过先生会走。地坛里玩耍的那个孩子，回去了！”“史先生走了，但他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已经成为一笔非常重要的社会财富永远留了下来。”他离世后，读者第一时间在网上留言表达纪念。
史铁生不在了，地坛还在。地坛还在，史铁生就还在。有许多网友曾倡议，由全国作家与读者自愿捐款，在北京地坛公园建造一座铜质史铁生扶轮远眺的雕像，让思念他的读者能与他在地坛相逢。
史铁生的夫人陈希米说，以前家住地坛公园附近，他一直很喜欢那里，“所以我想应该有所表达”。据悉，陈希米正在与有关方面商量，有意将史铁生的骨灰撒在地坛的树林里，不过不留任何的地上标志。
1951年1月，史铁生出生于北京。1958年入北京东城区王大人胡同小学读书，1967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1969年到陕西延川插队。1972年，一场大病导致史铁生双腿瘫痪。从此，他被剥夺了行走的权利，再也没有站起来。
1974年，史铁生在北京新桥街道工厂做工。他每天摇着轮椅到工厂上班，日复一日地在鸭蛋上画仕女，每月挣十几元钱以贴补家用，直到1981年因急性肾损伤回家疗养。在街道工厂的7年间，他就开始了文学创作。
1979年，史铁生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法学教授及其夫人》。1983年，他发表回忆知青生活的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并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从此，声名鹊起。当年，全国数十家报刊、电视台的记者蜂拥到他家，把他围困起来，有人曾建议又怕、又烦、又愁的史铁生到朋友家里躲躲，但都因为房门太窄轮椅进不去、房间太小轮椅转不了弯，或楼梯太高上下不方便而告吹。无奈在冬天最寒冷的日子里，他只好全副武装，到地坛公园去“逃难”。
史铁生曾不止一次在作品里探讨死亡的问题，却让这个沉重的话题无比轻松。他用残缺的身体，道出了健全而丰满的思想。而今，史铁生走了。作家蔡天新在微博中写道：“他终于不需要轮子了，而留在人世间的我们依然需要它们的推动”。豆瓣上的一位网友则留言：“他到底没能看到2011的太阳，但他的地坛是中国的太阳”。
坐在轮椅上想奔跑的“全能体育迷”
1981年，史铁生得急性肾损伤。1998年起，他不得不靠透析维持生命。从最初每周1次去医院透析，恶化到后来的每周3次透析。无数次针刺，让他的血管变成了蚯蚓状。史铁生从来就不是一个有钱人，透析所需的高额费用，常常使他捉襟见肘，虽有朋友和作家协会的一些资助，他的生活，仍然摆脱不了无以言表的窘境。
2006年11月，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金炳华关切地问到史铁生的生活与写作近况时，史铁生说：“9年里，1000多次的针刺，每次去透析时要脱去3公斤水，透析完了非常疲劳，但头脑反倒非常清醒，每次透析回来虽然浑身无力，但想睡也睡不着，就开始写作，好像一动笔所有的不适都没了。”
史铁生曾自嘲，“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尽管二三十年来一直在死亡边缘，但他用写作书写自己对生命、希望的感悟，到后来“已经活得不那么在意死了”。他曾幽默地说：“我的‘发动机’和‘轮子’都坏了，维持身体运行很累呀！”
其实，从史铁生的文字里还是可以看出他对生的留恋，对未尽写作事业的期望。他说：“现在我常有这样的感觉：死神就坐在门外的过道里，坐在幽暗处，凡人看不到的地方，一夜一夜耐心地等我。不知什么时候他就会站起来，对我说：嘿，走吧。我想那必是不由分说。但不管是什么时候，我想我大概仍会觉得有些仓促，但不会犹豫，不会拖延。”在他的很多朋友看来，史铁生几乎是“永生”的，但最后还是得接受——“嘿，走吧”——的事实。
史铁生由于自身的限定，不能更多地去体验生活，但他转向了思考生命，与常人相比，在经验层面上他缺失了对生活本身的感知和体认，那么他在抽象层面上则将这种缺失内化为对生命本质的思考，于是他将文学关注的视野转向了人的内在世界。正如王安忆所言：“命运将史铁生限定在了轮椅上，剥夺了他的外部生活，他只得往内心走去，用思想做脚，越行越远。”
史铁生从21岁起就与轮椅为伴，命运之神似乎给了他太多的不公。然而，史铁生用笔来超越生命的困境，写出了《我遥远的清平湾》、《我与地坛》、《病隙碎笔》、《务虚笔记》、《我的丁一之旅》等大量优秀作品，其诗性的语言和深邃的哲思打动了千千万万读者。
史一样的作品，铁一样的生命。在他的作品中，思考着生与死，残缺与爱，苦难与信仰，写作与艺术等重大问题，并展现了他自己如何在生活中活出了意义，这些或许都是他过往经历留给他的精神财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史铁生或可是公认的几位用生命写作的作家之一。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说，史铁生和文学是在互相拯救。曾有人说，史铁生在人生的莫大苦难面前，表现出来的那种冷静，以及化蛹为蝶的洒脱，只有亲历，才能写出这样的有关生命意义的文字。作家洪烛说，读史铁生的文章便会发现，他飞了起来，从肉体凡胎中飞了起来，从人群中飞了起来，从灾难与疾病中飞了起来，从茫无涯际的痛苦中飞了起来，就像凤凰从火中飞了起来。他以什么为翅膀呢？以轮椅为翅膀，以笔为翅膀，以思想为翅膀，以爱为翅膀。而许多身体健康的作家，却常常因为一点名利的束缚，被版税、奖金以及所谓的市场所羁绊，而没有了独立的思想，而不会飞了。洪烛认为，史铁生是当代中国“作家中的作家”，因为他更多地保留了不染尘埃的赤子情怀。
有人说：“史铁生对生命的参悟是被迫的，他的一生所做的加法都是自己用文字积累的。是他自己向身体内部挖掘出来的温度和体悟。生命给他的，只是减法。”的确，史铁生用自己的笔和思索给自己的生命增加了无限的深度和宽度。他不能四处行走，却可以神游在时间的深处，他不能天天和世俗生活擦肩，却可以和内心里的自己反复交谈。他的作品不是码字儿码出来的，而是从生命中流出来、挤出来的。
某种意义上说，史铁生应该感谢他的疾病。也许没有疾病，他可能不会沉下来写作，他会像现在大多数作家那样浮躁。有人说，从这个意义上说，上帝是公平的，给你太多路子，最终这些路子会变成绳索，把你绞死。特别是对一个作家，苦难是绝对必须的。当然，史铁生是在无可奈何的状态下接受现实的，要不是无所选择，他为什么还要写作？
坐在轮椅上的史铁生十分关心并热爱体育，喜欢看体育比赛。他就曾把文学排在第三，而将田径和足球分别排在第一和第二，还喜欢看篮球、游泳、拳击、滑冰、滑雪、自行车、赛车等体育比赛，自称“全能体育迷”。在奥运口号“更快、更高、更强”公开之后，他说，应该再加上“更美”。他认为，如果光是强调“更快、更高、更强”，就难免会追求出兴奋剂或暴力甚至其他更不好的东西来。这“更美”，并不仅仅就是指姿态的优美，更是指精神的美丽。这就是说，在比赛中，赢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人有了一个向自身极限挑战的机会。
一开始，生活便减去了史铁生的双腿，在他最想奔跑的年纪。他在轮椅上坐了38年，轮椅就是他生命的归宿。但他一直心有不甘，一直梦想着如果能有来世，上苍一定赐他一副美国世界超级田径巨星卡尔·刘易斯那样的好身板，他要超过刘易斯百米九秒九几的速度纪录，跑出更好的成绩。史铁生曾说，他愿用自己的一生换取刘易斯的双腿一天。他曾在散文《我的梦想》里，表达过对刘易斯的崇敬：也许是因为人缺了什么就更喜欢什么吧，我的两条腿一动不能动，却是体育迷……我最喜欢并且羡慕的人就是刘易斯。他身高一米八八，肩宽腿长，像一头黑色的猎豹，随便一跑就是10秒以内，随便一跳就在8米开外，而且在最重要的比赛中他的动作也是那么舒展、轻捷、富于韵律……
多年来，为了促成史铁生和刘易斯二人的会面，许多朋友一直在暗地里穿针引线。史铁生也曾托人把他的3卷本文集带到美国，送给刘易斯，并表达了想要见到他的愿望。有一次，借着参加比赛的机会，我国运动员李彤把史铁生的散文用英文读给刘易斯听了。这位久经沙场的黑人运动员为有一个大洋彼岸的知音而大为感动，他表示，一定要和这位中国作家见面，当面向他表示自己的感激之情。
2001年3月，刘易斯代表耐克公司到中国参加体育产业研讨会。于是，史铁生有了一次和飞人刘易斯会面的机会。当时，史铁生把自己的一些作品送给了刘易斯，刘易斯则回赠以签名的跑鞋。刘易斯拍拍史铁生送给他的书，说：“我相信这些书一定很棒，可惜我不懂中文，不能看懂它们，这真是个遗憾。”史铁生也指指手里的签名跑鞋，说：“得到您签名的跑鞋，应该也是特棒的事，可惜我没有健全的双腿，所以也深感遗憾！”说完，两人笑着拥在一起……
诗人高洪波说：“他坐在轮椅上，左轮是月亮，右轮是太阳。他的微笑因而显得灿烂，又充满温柔。轮椅向前移动时，他的两只大手使着劲，像推走一座山。他静静地微笑，暗暗地使劲，可能还偶尔悄悄咬紧牙关……”
如果在奥运赛场上参赛，他输给对手的仅是体魄，但他无疑是奥林匹克精神竞逐场上的胜者，他有着比常人更健康的心智。有人说，他的生命的创造力和艺术的想像力，早就飞出那狭小的轮椅，鹰击长空。刘易斯赠给史铁生的那双跑鞋，今天成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别具特色的藏品。
主角缺席的生日Party很温馨
2010年12月30日下午4时左右，史铁生在北京朝阳医院透析后回家，已是6时许。这时，他感到头疼、恶心，并呕吐，妹妹以为他感冒，就稍微拖了一下。后来，看他头疼得厉害就往朝阳医院赶，期间一直昏迷。他再也没有醒过来。他被确诊为脑溢血，加之身体原本就差，已经到了命悬一线的时刻。
对于自己的身体，史铁生曾这样规划过：“我离开史铁生以后史铁生就成了一具尸体，但不管怎么说，白白烧掉未免可惜。”“先可将其腰椎切开，到底看看那里面出过什么事。”“然后再将其角膜取下，谁用得着就给谁去，那两张膜还是拿得出手的。”
史铁生生前还曾说过，一旦自己病重，失去救治意义的时候就放弃，别拖。于是，史铁生随后从朝阳医院被转到了宣武医院，因为他曾有遗体捐献的愿望。到宣武医院后，一边实施保守抢救，另一边夫人陈希米和天津红十字会商量：“只要有用的器官，能救别人，就全部拿走。”
但是，宣武医院不具备摘取人体器官的资质和设备，于是再度转到武警总医院，此时已是31日凌晨两点多。“他的呼吸一停止，肝脏就被摘取，送往天津，那里一个病人正等待移植。”史铁生的生前好友、北京宣武医院外科主任凌峰回忆说，“史铁生又把他的生命传递给了另一个人，他的死保住了尊严。”凌峰透露，接受史铁生肝脏捐赠的天津籍患者已经度过排异期，移植成功。史铁生的脊椎、大脑也捐献给了武警总医院作为医学研究用。他走了，但是他的肉身和灵魂依然在。
2010年最后一个凌晨，这位伟大的作家走了，去赴自己的“节日”去了——没有打扰任何人，走得安安静静。他的夫人陈希米表示，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家中不设灵堂。有人说，这玩太久又玩太艰难的孩子被喊回去了，被他妈妈喊回天堂休息了，老人家心疼儿子玩得太累太苦。史铁生一直遗憾母亲没等到他发表小说就离开了人世，这回他可以向老人家好好絮叨絮叨了。
史铁生说过，人之于世，应该像徐志摩《再别康桥》那样，“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他史铁生曾设想以此为自己的墓志铭。他走得那么低调、平实，谢绝了灵堂，谢绝了花圈和挽联，谢绝了悲悼。作家陈建功说：“（2011年）1月2号清晨，我和妻子赶到八宝山二楼西厅告别室时，铁生已经安放在灵柩里了。周围只有二三十人吧，没有告别仪式，也没有人号令鞠躬。铁生的妻子陈希米说：大家不要哭，铁生不愿看大家哭……请大家撒一些花瓣给他。我们就撒一些花瓣在他身上。陈希米说，我们跟铁生告别吧。我们就各自深深地鞠了躬。陈希米说，留下几个有力气的朋友，别的朋友就走吧。我们没有走，看着灵柩被抬上担架车，缓缓地推向焚化炉……”史铁生走了，再也没有病魔的困扰。
2011年1月4日，史铁生60周岁的生日，北京798艺术区时态空间画廊。一场“与铁生最后的聚会”在这里举行。在这里，大家只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史铁生的朋友”。史铁生的写作，一定是触动了这个时代的神经，于是才有那么多读者和朋友自发地悼念他。
这是一场特别的生日聚会，参加聚会的朋友从四面八方赶来，越聚越多，独独主角缺席；这是一场特别的追思会，没有哀乐，没有花圈，没有挽联，会场充盈着温暖。聚会前，他的夫人陈希米嘱：“不要花圈和挽联，可带漂亮的鲜花，请穿漂亮的衣服。”
当天，除鲜花外，大家给史铁生送来了各种生日礼物。专程从延安赶来的朋友则为他带来了宝塔山上的圣土和清凌凌的延河水，更有人送来各式生日蛋糕。熟知史铁生爱吃樱桃，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专程送来了一篮又大又红的樱桃。
史铁生在门口的彩照上微笑迎客；夫人陈希米着粉色披肩、红格围巾与朋友握手交谈。60根红蜡烛，很温馨地燃烧着。这哪里是追思，分明是生日Party。此刻，史铁生死去活来。
现场布置得简单而庄重，在时态空间的一面墙上，挂满了史铁生与作家、亲朋的合影。细心的人发现，他每张照片上的表情都是笑，至少是微笑，那么开心、灿烂，看不出他因病痛折磨的愁容。其实，生活中的他，脸上始终带着微笑，十分乐观。他承受着痛苦，却想带给别人快乐。
在烛台四周的圆形铁丝网罩上，用玫瑰做别针，插满了写给史铁生的留言、祝福和祷语之类的黑色卡片：“用文字温暖我的青春，永远怀念先生”，“愿铁生在天堂脚力强健”，“您走了，但并未离我们远去。因为只要到地坛，就能与您促膝长谈”，“休个假期，然后继续铁生之旅”……
“我一直要活到我能够坦然赴死，你能够坦然送我离开，此前死与你我毫不相干……此后，死不过是一次迁徙永恒复返，现在被未来替换，是度过中的音符，或永在的一个回旋……”铁凝在追思会上动情地诵读了史铁生生前写给妻子的诗作《永在》。铁凝说，无论是作为人，还是作为作家，他对中国文学而言都是有着非凡重量的宝贵财富。他个人和文学作品的深厚价值，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充分地彰显出来。
史铁生生前曾说，他喜欢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斯蒂芬·威廉·霍金——另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充满传奇色彩的人，他用“作品”（量子引力论、量子宇宙论等）照亮了宇宙。而作家史铁生，以自己的作品照亮的是人类的心灵。在广大读者心目中，史铁生就是“文坛霍金”。
史铁生走了，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并没有变得模糊，反而更清晰。轻轻地来，轻轻地走，史铁生做到了。愿天国里的史铁生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