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今后较长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增速将由过去的高速增长状态平稳过渡到一个中速增长状态。与此相适应，我国30多年高速发展所形成的收入和财富“只能升，不能降”的经济伦理观，也需要及时调适和改变。我们应将急于“快富”的经济伦理观念转变到“平稳致富”的经济伦理观念；摒弃只要对资本积累的推进极端有利就是道德的这种伪道德，医治和校正由此感染的“金钱崇拜症”及其带来的负面效应；要对财富增长目的的认识做出调整，以物质财富增进与精神文明进步二者均衡发展的价值观引导人们正确认识经济“中速增长”所带来的结果。
关键词：中速增长；快富；平稳致富；财富伦理观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5-0102-05
2013年10月7日，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所做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中国经济增速从以前的两位数增长到2011年的9.3%和2012年的7.8%，再到今年上半年的7.6%，总体上实现了平稳过渡。中国经济增速有所趋缓是中国主动调控的结果。因为，实现我们确定的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只要7%的增速就够了。我们在提出中长期发展目标时就充分进行了测算。同时，我们认识到，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长远发展问题，必须坚定推动结构改革，宁可将增长速度降下来一些。“任何一项事业，都需要远近兼顾、深谋远虑，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式的发展是不会长久的。”①习总书记的讲话表明，我国经济发展的增速将由过去的高速增长状态平稳过渡到一个中速增长状态，并将在较长时期内保持这种状态。那么，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时期，我国社会的经济伦理观念又面临哪些挑战？经济伦理观念中特别是财富伦理观念，需要做出哪些调整和变革以适应经济增长速度的调整呢？
一、经济增速的调整必然要求财富伦理观
从“快富”转变为“平稳致富”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社会经济活动是产生某种社会伦理观的根源，而某种伦理观一经形成，又会对社会经济活动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因此，与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相适应而形成的伦理观也势必对当前经济增速的调整产生制约。由于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人们形成了这样一种心理预期，即在迅速扩张的市场经济中，只要我们自己勤劳奋斗、拼命赚钱，我们的收入和地位就会迅速提高，我们的个人财富就有资格快速增大。而实际生活中一部分人的“快富”更强化了人们的这种心理预期，由此逐渐形成了一种崇尚“快富”的经济伦理观。人们并不愿意承认，当市场经济周期发生变化时，经济结果也有可能转而对参与市场的经济主体不利，即使你依然十分努力，但你的收入和地位的增长也会放慢，有时甚至会不增反降。30多年发展所形成的这种收入和财富“只能升，不能降”的经济伦理观若不能获得及时调适和改变，其结果将会使人们很难适应今后所面临的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放缓的客观现实，并由此形成对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障碍。
从我国当前实际来看，导致我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阶段”的具体原因主要有下面几点。第一，随着欧美各国反思次贷危机以及欧债经济危机，开始调整“高消费、超前消费、负债消费”的消费模式，中国外需（出口）有一部分永久地消失了；第二，我国内需的扩大受制于一些深层次的制度变革，只能在未来较长时期内逐步释放；第三，三五年之后东部乃至部分中部地区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将逐步饱和，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经济高增长的空间相对缩小；第四，随着可开发土地越来越少、土地价格上涨空间不如以前以及农民的土地权益将得到更多保障，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房地产经济拉动经济高增长的能力受到限制；第五，资源短缺和环境破坏的压力加大形成了对经济高增长的制约；第六，三大红利趋于减少：“人口红利”随着人口老龄化社会和“刘易斯拐点”的提前到来而减少，“市场化红利”随着改革逐步进入到以公平改革为主阶段而相对减少，“国际化红利”随着中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之后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国际环境而减少。由此可见，在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潜在增长速度趋于下降，是国内外诸多条件共同作用产生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与此相联系，人们的收入和财富增长也势必放慢，这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因此，我们要对攫取财富的方式和财富增长速率的认识做出调整，由原来的急于“快富”和“暴富”的心理，转变到牢固树立“平稳致富”的经济伦理观，有的时候甚至要逐渐学会和适应过适度的“紧日子”。
为什么要将急于“快富”的经济伦理观念转变到“平稳致富”呢？第一，急于“快富”的经济伦理观并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哈耶克曾经指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将来很可能被看作这一成就的最有意义和最有深远影响的作用的东西是人们对于由自己掌握自身命运的新感觉，是人们对可以无止境的改善自己处境的信念，一种由已实现的东西所唤起的信念”②。这种信念就是：“我们在比较幸运时‘赚到’（从符合道德的所得这个意义上说）的收入，只要我们像过去一样诚实地工作，又没有人发出形势有变的警告，那么我们就有资格得到它。”③然而，哈耶克指出：“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市场经济有这样一个基本规律：既然参与市场的每个人的收入主要由技巧和机会混合作用所决定，而决定机会的市场环境我们既无法预测也不对其承担责任，那么我们的收入就会随市场的周期性变化而变化，绝不是只升不降的。因此，“每个人，无论贫富，都把他的收入归因于技巧和机会混合作用的产物，其总体的结果和份额非常之大，这只能是因为我们同意参与这种游戏。一旦我们同意加入这场游戏，并从其结果中获益，我们就有道德上的义务接受其结果，即使它们转而对我们不利”④。也就是说，由于市场经济内在规律的作用，经济增长的实际速度必然呈现有高有低的周期性变化。人们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更快、更多地“赚到”财富收入并不能保证他在经济增速放缓甚至经济衰退期也能同样地“快富”。即使出现这种不利的结果，只要我们仍然坚持市场经济的选择，我们就有接受的道德义务。第二，急于“快富”的经济伦理观所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在我国已经带来了严重恶果。在论述我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阶段”的原因时不难发现，除了国际外需环境的变化和中国“人口红利”趋于减少的原因之外，其余因素都与我国原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存在缺陷有关，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市场资源配置不合理、增长的驱动力不健康、收入分配不公平、资源和环境保护不严格等。这种方式的增长，一方面带来了社会财富总量和大多数人经济收入的极大提高，另一方面也造成了资源的严重匮乏和环境的严重破坏，地区发展和个人收入增加严重失衡，贫富悬殊日益突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力严重缺乏等负面后果。若不改变这种“竭泽而渔”甚至“饮鸩止渴”的经济增长方式和财富攫取方式，我国社会大多数人经济收入增加与生存成本增大的“损益平衡点”就会被越过而向损大于益的方向转变。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本质上看，就是要抛弃过去那种“竭泽而渔”的财富攫取方式及其所形成的“快富”和财富“只升不降”的伦理观。每个理性的社会成员理应积极欢迎、接受和认同这一转变。 二、以对资本积累有利为道德标准的“快富”伦理观
实质上是一种金钱崇拜从改革开放之初开始，由于急于摆脱长期贫穷的梦魇，迅速脱贫致富成为我国社会上下的强烈愿望。而要脱贫致富就必须拼命追求财富数量的增加，尤其是个人、集体和政府拥有的货币数量的快速增加。所以，一方面，“万元户”、“百万元户”、“千万元户”成为个人致富的标志和奋斗目标；另一方面，GDP成为地方经济是否脱贫致富、是否发展迅速的最重要指标。
实事求是地说，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社会由于受“左”的思想控制，人们对于追求自身拥有的财富数量的快速增加噤若寒蝉、讳莫如深，转变到人人都想早日成为“万元户”、“百万元户”，是一场艰难而又富有革命意义的变革，它不仅对于我国社会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产生了巨大的精神驱动作用，而且对于革除极“左”思想束缚、摒弃阶级斗争恶习具有强大的精神解毒功效。凯恩斯就曾指出：“人类有许多有价值的活动，必须要有发财这个动机，私有财产这个环境，才能充分收效。而且，人类有许多危险性格，也因为有发财机会之存在，而导入比较无害之途；假使没有这条泄曳之道，这些危险性格也许会展发为残暴、不顾一切、唯个人权势是图以及他种自大狂。我们宁可让一个人做他银行存款之暴君，不要让他做他同胞公民之暴君；固然，有人说，前者是后者之手段，但至少有时前者也可以替代后者，不过要鼓励这些活动，要满足这些性格，赌注不必像今日这样大”，“在一理想社会之中，人们可以因为教育、感召、环境等关系，根本对于赌注不发生兴趣，但若一般人或社会上很大一部分人对于发财欲有强烈嗜好，则让人在规则与限制之下作此发财之戏，恐不失为聪明睿智的政治家作风”。⑤也就是说，凯恩斯总结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经验之一就是，让人们集中精力于发财致富，追求更多的个人财富总比热衷于人们唯权势是图，通过阶级斗争、兵刃相见残酷手段成为同胞公民之暴君来说要好得多。简言之，就是放手让人们在法律和制度框架内“求利”要好于让人们肆无忌惮地“争权”。
诚然，正像凯恩斯所说的，“只要对资本积累的推进极端有利”一旦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衡量人们行为善恶的道德标准，其发展必定助长人们“恶劣的贪欲”。实质上，“只要对资本积累的推进极端有利”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衡量人们行为善恶的道德标准，这乃是一种“伪道德”。因此，他在分析让人们“求利”要好于让人们“争权”时就曾告诫道：“不过要鼓励这些活动，要满足这些性格，赌注不必像今日这样大”，“有许多伪道德已使我们受累了二百年，在这些原则下我们把人类性格中某些最可厌的成分抬举了起来，看作是最高品质”。但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和生产力发展到更高水平，“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有胆量地按照它的真价来评价。同样是对金钱的爱好，有的由此造成了占有欲，有的则以此作为享受与维护现实生活的手段，两者是大有区别的；那时，对前者的真相就可以有所认识，那是一种可憎的病态，是一种半属罪恶、半属病理的性格倾向，是人们要在怀着恐惧的心情下交托给精神病专家处理的。凡是要影响到财富分配、经济报酬以及经济处分的那些社会习惯和经济设施，不管它们本身是如何的使人憎恶、如何的有欠公道，只是由于它们对资本积累的推进极端有利，我们即不惜以任何代价来加以支持；到那个时候我们将无所顾虑，把它们完全摒弃”⑥。由此可见，凯恩斯认为，那种以是否对资本积累的推进极端有利来衡量道德与否的伦理观是不可取的，其本质是一种“伪道德”，“是一种半属罪恶、半属病理的性格倾向，是人们要在怀着恐惧的心情下交托给精神病专家处理的”精神疾病。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200年间，这种“伪道德”的盛行所带来的后患已暴露无遗，它必将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被人们抛弃。
经历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30多年片面追求富裕和经济增长的价值导向下，我们已陷入凯恩斯所说的“伪道德”谬误：将是否“对资本积累的推进极端有利”作为衡量善恶与否的唯一道德标准，由此带来的广泛的负面效应也越来越凸显。首先，在一些个人和政府部门中，为实现自己发财欲的“赌注”越来越大，有的已突破社会道德和法律的规则与限制。例如，个人为发财不惜拿自己生命、健康来赌，不惜拿自己子女的前途、荣辱来赌，不惜拿自己家庭和亲戚朋友的亲情、友情来赌，这样的事例已屡见不鲜。地方政府和部门为了GDP等经济指标，不惜拿违抗国家政策和法令来赌，不惜拿违抗老百姓的重大民愿和民利来赌，不惜拿子孙后代生存资源和空间来赌，甚至不惜拿政府自身的公信力来赌。这样的极端政府行为也可谓层出不穷。不仅如此，以“是否对资本积累的推进极端有利”来作为衡量人们行为道德与否的道德标准的“伪道德”必然要升级转化成一种全社会的“金钱崇拜症”。而患上这种病的直接后果就是金钱至上，金钱成为决定一切行为善恶美丑的标准，成为区分何者为善、何者为美的道德尺度。“而借以引起人们对何者为善、何者为美的见解的变化的手段，则主要是金钱的迫切要求下的压力。”⑦正是在追逐金钱的竞赛之中，那些只顾自己利益的极端自私自利的“所谓‘经济人’成为人类性格的正常或确定典型”——“在金钱文化下，一个人如果具有这样一种性格——在良心上不会发生内疚，没有诚实观念，没有在生活上同情与关怀的观念，可以说在相当广泛范围内，是足以促进其事业的成功的。任何时期，在事业上能获得高度成就的，一般总是属于这样一种类型的人”⑧。这就说明，“金钱崇拜症”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了部分人良心的泯灭和社会道德的滑坡甚至堕落。
由上述改革开放30多年的深刻教训可知，高速的经济增长固然能满足人民群众脱贫致富的需要，但片面的经济增长若变成了带血的GDP，带三聚氢氨的GDP，带乌烟瘴气的GDP，那么，这样的GDP片面发展的最终结果并不是增进人民的财富，反而是直接或间接地剥夺了人民的财富。当我国的经济增长由原来的“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速增长”时，一方面，我们要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另一方面，我们要调整和转变过去那种求富裕、求发展的“快就是德”的片面伦理观，校正由此感染的“金钱崇拜症”。我们要让人们明白，依靠自己的诚实劳动和聪明才智努力、尽快地发财致富固然是完全正当的，但是，对财富的认识和理解应当更加科学、全面。个人拥有的货币数量只是衡量个人财富的一个方面，人的生命、健康、亲情和家庭幸福同样是个人财富的重要内容，而且在个人财富的组成中比货币拥有更大的权重。如果一个人为了金钱而不惜抛弃健康、亲情和家庭幸福甚至他人的生命，那就正像上面凯恩斯所言，那是一种可憎的病态，是一种半属罪恶、半属病理的性格倾向，是人们要在怀着恐惧的心情下交托给精神病专家处理的精神疾病。 三、“平稳致富”财富伦理观的要义是
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同步发展从人类发展市场经济的历程来看，西方经济学家早就预计到财富的增长并不是无限的，在进步状态的尽头便是静止状态。亚当·斯密早就指出，由于资本的不断积累，利润率将降到最低值，经济增长不能永远地持续下去，某些时候，经济将步入静止状态。李嘉图把报酬递减律视为约束经济增长的自然法则，从而得出利润率必然下降、经济增长必然停滞、社会静止状态必然出现的一般结论。但是，与大多数经济学家以悲观、沮丧和厌恶的心情来看待资本和财富增长的静止状态不同，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约翰·穆勒认为，静止状态可能是更适合人类文明生活的状态。他指出，在他之前一些最著名的学者将静止状态看成“叫人感到沮丧的前景”是不科学的，原因在于，他们“检验繁荣的标准是利润的高低”，是“财富的迅速增加”。⑨“我倾向于认为，整个说来，静止状态要比我们当前的状态好得多。”⑩这是因为，首先，在静止状态下，“通过个人的远虑与节俭以及一套有利于公平分配财产的法律制度的共同作用”可以实现财产的“更好的分配”，即“大多数劳动者工资较高，生活富裕；人们除了自己挣的和积累的财富外，不拥有其他巨额财富；比现在多得多的人不仅可不再做繁重的粗活儿，而且还可不再做机械琐碎的工作，而有充足的闲暇，可在身心两方面培养高尚的生活情趣”，“这种比现在好得多的社会状况，不仅与静止状态是完全相容的，而且似乎可以和静止状态最为自然地结合在一起”。其次，静止状态可以消弭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激烈竞争。穆勒指出，人们常常以为，人类生活的正常状态就是生存竞争，就是相互倾轧和相互斗争。这种状态也许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必要阶段。而且它确实是增长的伴随物，而不是衰落的标志。“但是，这种状态并不是未来的博爱主义者们想要帮助实现的那种完美的社会状态”，“对于人类的本性来说，最良好的状态终究是，没有一人贫穷，没有人想比别人更富有，因而谁都不必担心别人抢先而自己落在后面”。最后，静止状态只是资本和人口增长的静止，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停止。即使是静止状态，也“并不意味着人类的进步也处于静止状态。各种精神文化以及道德和社会的进步，会同以前一样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生活方式也会同以前一样具有广阔的改进前景”。例如，人们的受教育程度会普遍提高、劳动强度大大降低、闲暇时间不断增多、业余文化生活日渐丰富等，这显然可在身心两方面培养人的高尚生活情趣，因而是有益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也就是说，静止状态是人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同步与和谐发展。
诚然，约翰·穆勒的上述思想带有期望至善结果的理想主义色彩，在短期内不可能实现，而我国经济即将进入的“中速增长期”也不是穆勒说的那种“静止状态”。在现阶段，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人民收入的稳步提高，依然是保证我国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因此，我们也设置了“稳增长”，即GDP增速不低于7%的底线。应该说，这是一个更符合我国中长期利益的科学合理选择。但是，约翰·穆勒的上述思想对于我们正确面对经济增速和经济收益递增放缓这一调整仍不乏启迪价值。首先，从个人和家庭的角度看。在经济的“中速增长期”，面对物质财富增进速度的放缓，“个人的远虑与节俭”意识应当增强，超前、奢华甚至负债的消费之风应该抵制。实际上，在经历了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之后，西方发达国家的人们已经从过去的负债高消费带来的恶果中吸取了教训，纷纷调整自己的消费模式，使之与自身的经济实力相匹配。我们若能在危机出现之前就能够调整自己的消费预期和消费模式，这种“未雨绸缪”显然要比西方社会在危机出现之后的“亡羊补牢”更能避免使自己陷入入不敷出的困境。其次，从社会的层面看。一方面，我们应该利用经济的“中速增长期”来医治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带来的“道德创伤”，帮助人们形成正确的财富价值观和健康高尚的人生观，增强抵御各种反违反人类道德的思想和行为的能力。这是因为，在原来追求“快富”和“暴富”伦理观的指导下，我国的经济增长不仅产生了资源和环境严重破坏等经济方面的恶果，而且社会为此还付出了极大的道德代价，即为了“快富”和“暴富”，我们道德中的大部分人道因素，即“尊重人的生命，尊重弱者和普遍地尊重个人”等基本价值已被一部分人抛置一边，似乎没有任何道德和法律底线不可被突破，“仁、义、礼、智、信”等传统美德和个人的良心都可以变成求财致富赌桌上的筹码。放缓经济增长速度以医治上述“道德创伤”，显然与医治环境和生态创伤同样重要。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利用经济“中速增长期”来调整人们的人生价值追求目标，将对财富的追求置于丰富多彩的人生目标和精神富裕的追求之后，减轻追求“快富”的压力，舒缓追求“快富”的各种紧张、焦虑和妒忌心态，将自身更多的精力和追求放到培养高尚的生活情趣和健康的生活方式上，学会更舒适、更健康、更快乐、更长久地享受生活，实现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同步协调发展。由此，既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人死了，钱未花完”的遗憾结局，又可以消除因急于“快富”而相互倾轧和相互斗争所产生的矛盾和冲突，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推进人类社会自古以来就期盼的“讲信修睦”的美好愿景的早日实现。最后，从政府的层面来看。在经济的“中速增长期”更应当转变过去那种“以GDP来论英雄”的政绩观，不是把经济增长的成果更多地投入到扩大再生产和重复建设之中，而是转变到更多地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多地用于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以及更多地用于收入分配的再分配调节之中，真正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我们应该牢牢记住约翰·穆勒早在150多年以前所告诫的尽量避免出现的如下情况：“工业蓬勃发展，国家欣欣向荣，财富总额大幅度增加，甚至在某些方面，财富的分配也有所改善；不仅富者更富，而且贫民中也会有许多人富裕起来，中等阶级的人数和力量会增加，舒适品会被愈来愈多的人所享用；但与此同时，处于社会底层的穷苦老百姓阶级却可能只是人数增多，而其生活水平和教养都无所改善。”如果底层人民大众从经济增长中得不到丝毫好处的话，“则这种增长也就没有什么重要意义”。由此可见，实现财富分配的公平正义，让底层人民群众从增长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和好处，是我国各级人民政府在经济“中速增长期”最重要也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和义务。
注释
①参见中央政府门户网站：www.gov.cn，2013-10-08。②[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冯兴元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6页。③④[英]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07—408页。⑤[英]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高鸿业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318—319页。⑥[英]凯恩斯：《劝说集》，商务印书馆，蔡受百译，1962年，第278页。⑦⑧[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143、161页。⑨⑩[英]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下卷，胡企林、朱泱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318、319、321、320、320、260—261、320页。
责任编辑：思齐
关键词：中速增长；快富；平稳致富；财富伦理观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5-0102-05
2013年10月7日，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所做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中国经济增速从以前的两位数增长到2011年的9.3%和2012年的7.8%，再到今年上半年的7.6%，总体上实现了平稳过渡。中国经济增速有所趋缓是中国主动调控的结果。因为，实现我们确定的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只要7%的增速就够了。我们在提出中长期发展目标时就充分进行了测算。同时，我们认识到，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长远发展问题，必须坚定推动结构改革，宁可将增长速度降下来一些。“任何一项事业，都需要远近兼顾、深谋远虑，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式的发展是不会长久的。”①习总书记的讲话表明，我国经济发展的增速将由过去的高速增长状态平稳过渡到一个中速增长状态，并将在较长时期内保持这种状态。那么，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时期，我国社会的经济伦理观念又面临哪些挑战？经济伦理观念中特别是财富伦理观念，需要做出哪些调整和变革以适应经济增长速度的调整呢？
一、经济增速的调整必然要求财富伦理观
从“快富”转变为“平稳致富”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社会经济活动是产生某种社会伦理观的根源，而某种伦理观一经形成，又会对社会经济活动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因此，与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相适应而形成的伦理观也势必对当前经济增速的调整产生制约。由于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人们形成了这样一种心理预期，即在迅速扩张的市场经济中，只要我们自己勤劳奋斗、拼命赚钱，我们的收入和地位就会迅速提高，我们的个人财富就有资格快速增大。而实际生活中一部分人的“快富”更强化了人们的这种心理预期，由此逐渐形成了一种崇尚“快富”的经济伦理观。人们并不愿意承认，当市场经济周期发生变化时，经济结果也有可能转而对参与市场的经济主体不利，即使你依然十分努力，但你的收入和地位的增长也会放慢，有时甚至会不增反降。30多年发展所形成的这种收入和财富“只能升，不能降”的经济伦理观若不能获得及时调适和改变，其结果将会使人们很难适应今后所面临的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放缓的客观现实，并由此形成对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障碍。
从我国当前实际来看，导致我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阶段”的具体原因主要有下面几点。第一，随着欧美各国反思次贷危机以及欧债经济危机，开始调整“高消费、超前消费、负债消费”的消费模式，中国外需（出口）有一部分永久地消失了；第二，我国内需的扩大受制于一些深层次的制度变革，只能在未来较长时期内逐步释放；第三，三五年之后东部乃至部分中部地区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将逐步饱和，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经济高增长的空间相对缩小；第四，随着可开发土地越来越少、土地价格上涨空间不如以前以及农民的土地权益将得到更多保障，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房地产经济拉动经济高增长的能力受到限制；第五，资源短缺和环境破坏的压力加大形成了对经济高增长的制约；第六，三大红利趋于减少：“人口红利”随着人口老龄化社会和“刘易斯拐点”的提前到来而减少，“市场化红利”随着改革逐步进入到以公平改革为主阶段而相对减少，“国际化红利”随着中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之后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国际环境而减少。由此可见，在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潜在增长速度趋于下降，是国内外诸多条件共同作用产生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与此相联系，人们的收入和财富增长也势必放慢，这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因此，我们要对攫取财富的方式和财富增长速率的认识做出调整，由原来的急于“快富”和“暴富”的心理，转变到牢固树立“平稳致富”的经济伦理观，有的时候甚至要逐渐学会和适应过适度的“紧日子”。
为什么要将急于“快富”的经济伦理观念转变到“平稳致富”呢？第一，急于“快富”的经济伦理观并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哈耶克曾经指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将来很可能被看作这一成就的最有意义和最有深远影响的作用的东西是人们对于由自己掌握自身命运的新感觉，是人们对可以无止境的改善自己处境的信念，一种由已实现的东西所唤起的信念”②。这种信念就是：“我们在比较幸运时‘赚到’（从符合道德的所得这个意义上说）的收入，只要我们像过去一样诚实地工作，又没有人发出形势有变的警告，那么我们就有资格得到它。”③然而，哈耶克指出：“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市场经济有这样一个基本规律：既然参与市场的每个人的收入主要由技巧和机会混合作用所决定，而决定机会的市场环境我们既无法预测也不对其承担责任，那么我们的收入就会随市场的周期性变化而变化，绝不是只升不降的。因此，“每个人，无论贫富，都把他的收入归因于技巧和机会混合作用的产物，其总体的结果和份额非常之大，这只能是因为我们同意参与这种游戏。一旦我们同意加入这场游戏，并从其结果中获益，我们就有道德上的义务接受其结果，即使它们转而对我们不利”④。也就是说，由于市场经济内在规律的作用，经济增长的实际速度必然呈现有高有低的周期性变化。人们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更快、更多地“赚到”财富收入并不能保证他在经济增速放缓甚至经济衰退期也能同样地“快富”。即使出现这种不利的结果，只要我们仍然坚持市场经济的选择，我们就有接受的道德义务。第二，急于“快富”的经济伦理观所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在我国已经带来了严重恶果。在论述我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阶段”的原因时不难发现，除了国际外需环境的变化和中国“人口红利”趋于减少的原因之外，其余因素都与我国原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存在缺陷有关，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市场资源配置不合理、增长的驱动力不健康、收入分配不公平、资源和环境保护不严格等。这种方式的增长，一方面带来了社会财富总量和大多数人经济收入的极大提高，另一方面也造成了资源的严重匮乏和环境的严重破坏，地区发展和个人收入增加严重失衡，贫富悬殊日益突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力严重缺乏等负面后果。若不改变这种“竭泽而渔”甚至“饮鸩止渴”的经济增长方式和财富攫取方式，我国社会大多数人经济收入增加与生存成本增大的“损益平衡点”就会被越过而向损大于益的方向转变。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本质上看，就是要抛弃过去那种“竭泽而渔”的财富攫取方式及其所形成的“快富”和财富“只升不降”的伦理观。每个理性的社会成员理应积极欢迎、接受和认同这一转变。 二、以对资本积累有利为道德标准的“快富”伦理观
实质上是一种金钱崇拜从改革开放之初开始，由于急于摆脱长期贫穷的梦魇，迅速脱贫致富成为我国社会上下的强烈愿望。而要脱贫致富就必须拼命追求财富数量的增加，尤其是个人、集体和政府拥有的货币数量的快速增加。所以，一方面，“万元户”、“百万元户”、“千万元户”成为个人致富的标志和奋斗目标；另一方面，GDP成为地方经济是否脱贫致富、是否发展迅速的最重要指标。
实事求是地说，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社会由于受“左”的思想控制，人们对于追求自身拥有的财富数量的快速增加噤若寒蝉、讳莫如深，转变到人人都想早日成为“万元户”、“百万元户”，是一场艰难而又富有革命意义的变革，它不仅对于我国社会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产生了巨大的精神驱动作用，而且对于革除极“左”思想束缚、摒弃阶级斗争恶习具有强大的精神解毒功效。凯恩斯就曾指出：“人类有许多有价值的活动，必须要有发财这个动机，私有财产这个环境，才能充分收效。而且，人类有许多危险性格，也因为有发财机会之存在，而导入比较无害之途；假使没有这条泄曳之道，这些危险性格也许会展发为残暴、不顾一切、唯个人权势是图以及他种自大狂。我们宁可让一个人做他银行存款之暴君，不要让他做他同胞公民之暴君；固然，有人说，前者是后者之手段，但至少有时前者也可以替代后者，不过要鼓励这些活动，要满足这些性格，赌注不必像今日这样大”，“在一理想社会之中，人们可以因为教育、感召、环境等关系，根本对于赌注不发生兴趣，但若一般人或社会上很大一部分人对于发财欲有强烈嗜好，则让人在规则与限制之下作此发财之戏，恐不失为聪明睿智的政治家作风”。⑤也就是说，凯恩斯总结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经验之一就是，让人们集中精力于发财致富，追求更多的个人财富总比热衷于人们唯权势是图，通过阶级斗争、兵刃相见残酷手段成为同胞公民之暴君来说要好得多。简言之，就是放手让人们在法律和制度框架内“求利”要好于让人们肆无忌惮地“争权”。
诚然，正像凯恩斯所说的，“只要对资本积累的推进极端有利”一旦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衡量人们行为善恶的道德标准，其发展必定助长人们“恶劣的贪欲”。实质上，“只要对资本积累的推进极端有利”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衡量人们行为善恶的道德标准，这乃是一种“伪道德”。因此，他在分析让人们“求利”要好于让人们“争权”时就曾告诫道：“不过要鼓励这些活动，要满足这些性格，赌注不必像今日这样大”，“有许多伪道德已使我们受累了二百年，在这些原则下我们把人类性格中某些最可厌的成分抬举了起来，看作是最高品质”。但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和生产力发展到更高水平，“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有胆量地按照它的真价来评价。同样是对金钱的爱好，有的由此造成了占有欲，有的则以此作为享受与维护现实生活的手段，两者是大有区别的；那时，对前者的真相就可以有所认识，那是一种可憎的病态，是一种半属罪恶、半属病理的性格倾向，是人们要在怀着恐惧的心情下交托给精神病专家处理的。凡是要影响到财富分配、经济报酬以及经济处分的那些社会习惯和经济设施，不管它们本身是如何的使人憎恶、如何的有欠公道，只是由于它们对资本积累的推进极端有利，我们即不惜以任何代价来加以支持；到那个时候我们将无所顾虑，把它们完全摒弃”⑥。由此可见，凯恩斯认为，那种以是否对资本积累的推进极端有利来衡量道德与否的伦理观是不可取的，其本质是一种“伪道德”，“是一种半属罪恶、半属病理的性格倾向，是人们要在怀着恐惧的心情下交托给精神病专家处理的”精神疾病。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200年间，这种“伪道德”的盛行所带来的后患已暴露无遗，它必将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被人们抛弃。
经历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30多年片面追求富裕和经济增长的价值导向下，我们已陷入凯恩斯所说的“伪道德”谬误：将是否“对资本积累的推进极端有利”作为衡量善恶与否的唯一道德标准，由此带来的广泛的负面效应也越来越凸显。首先，在一些个人和政府部门中，为实现自己发财欲的“赌注”越来越大，有的已突破社会道德和法律的规则与限制。例如，个人为发财不惜拿自己生命、健康来赌，不惜拿自己子女的前途、荣辱来赌，不惜拿自己家庭和亲戚朋友的亲情、友情来赌，这样的事例已屡见不鲜。地方政府和部门为了GDP等经济指标，不惜拿违抗国家政策和法令来赌，不惜拿违抗老百姓的重大民愿和民利来赌，不惜拿子孙后代生存资源和空间来赌，甚至不惜拿政府自身的公信力来赌。这样的极端政府行为也可谓层出不穷。不仅如此，以“是否对资本积累的推进极端有利”来作为衡量人们行为道德与否的道德标准的“伪道德”必然要升级转化成一种全社会的“金钱崇拜症”。而患上这种病的直接后果就是金钱至上，金钱成为决定一切行为善恶美丑的标准，成为区分何者为善、何者为美的道德尺度。“而借以引起人们对何者为善、何者为美的见解的变化的手段，则主要是金钱的迫切要求下的压力。”⑦正是在追逐金钱的竞赛之中，那些只顾自己利益的极端自私自利的“所谓‘经济人’成为人类性格的正常或确定典型”——“在金钱文化下，一个人如果具有这样一种性格——在良心上不会发生内疚，没有诚实观念，没有在生活上同情与关怀的观念，可以说在相当广泛范围内，是足以促进其事业的成功的。任何时期，在事业上能获得高度成就的，一般总是属于这样一种类型的人”⑧。这就说明，“金钱崇拜症”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了部分人良心的泯灭和社会道德的滑坡甚至堕落。
由上述改革开放30多年的深刻教训可知，高速的经济增长固然能满足人民群众脱贫致富的需要，但片面的经济增长若变成了带血的GDP，带三聚氢氨的GDP，带乌烟瘴气的GDP，那么，这样的GDP片面发展的最终结果并不是增进人民的财富，反而是直接或间接地剥夺了人民的财富。当我国的经济增长由原来的“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速增长”时，一方面，我们要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另一方面，我们要调整和转变过去那种求富裕、求发展的“快就是德”的片面伦理观，校正由此感染的“金钱崇拜症”。我们要让人们明白，依靠自己的诚实劳动和聪明才智努力、尽快地发财致富固然是完全正当的，但是，对财富的认识和理解应当更加科学、全面。个人拥有的货币数量只是衡量个人财富的一个方面，人的生命、健康、亲情和家庭幸福同样是个人财富的重要内容，而且在个人财富的组成中比货币拥有更大的权重。如果一个人为了金钱而不惜抛弃健康、亲情和家庭幸福甚至他人的生命，那就正像上面凯恩斯所言，那是一种可憎的病态，是一种半属罪恶、半属病理的性格倾向，是人们要在怀着恐惧的心情下交托给精神病专家处理的精神疾病。 三、“平稳致富”财富伦理观的要义是
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同步发展从人类发展市场经济的历程来看，西方经济学家早就预计到财富的增长并不是无限的，在进步状态的尽头便是静止状态。亚当·斯密早就指出，由于资本的不断积累，利润率将降到最低值，经济增长不能永远地持续下去，某些时候，经济将步入静止状态。李嘉图把报酬递减律视为约束经济增长的自然法则，从而得出利润率必然下降、经济增长必然停滞、社会静止状态必然出现的一般结论。但是，与大多数经济学家以悲观、沮丧和厌恶的心情来看待资本和财富增长的静止状态不同，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约翰·穆勒认为，静止状态可能是更适合人类文明生活的状态。他指出，在他之前一些最著名的学者将静止状态看成“叫人感到沮丧的前景”是不科学的，原因在于，他们“检验繁荣的标准是利润的高低”，是“财富的迅速增加”。⑨“我倾向于认为，整个说来，静止状态要比我们当前的状态好得多。”⑩这是因为，首先，在静止状态下，“通过个人的远虑与节俭以及一套有利于公平分配财产的法律制度的共同作用”可以实现财产的“更好的分配”，即“大多数劳动者工资较高，生活富裕；人们除了自己挣的和积累的财富外，不拥有其他巨额财富；比现在多得多的人不仅可不再做繁重的粗活儿，而且还可不再做机械琐碎的工作，而有充足的闲暇，可在身心两方面培养高尚的生活情趣”，“这种比现在好得多的社会状况，不仅与静止状态是完全相容的，而且似乎可以和静止状态最为自然地结合在一起”。其次，静止状态可以消弭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激烈竞争。穆勒指出，人们常常以为，人类生活的正常状态就是生存竞争，就是相互倾轧和相互斗争。这种状态也许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必要阶段。而且它确实是增长的伴随物，而不是衰落的标志。“但是，这种状态并不是未来的博爱主义者们想要帮助实现的那种完美的社会状态”，“对于人类的本性来说，最良好的状态终究是，没有一人贫穷，没有人想比别人更富有，因而谁都不必担心别人抢先而自己落在后面”。最后，静止状态只是资本和人口增长的静止，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停止。即使是静止状态，也“并不意味着人类的进步也处于静止状态。各种精神文化以及道德和社会的进步，会同以前一样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生活方式也会同以前一样具有广阔的改进前景”。例如，人们的受教育程度会普遍提高、劳动强度大大降低、闲暇时间不断增多、业余文化生活日渐丰富等，这显然可在身心两方面培养人的高尚生活情趣，因而是有益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也就是说，静止状态是人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同步与和谐发展。
诚然，约翰·穆勒的上述思想带有期望至善结果的理想主义色彩，在短期内不可能实现，而我国经济即将进入的“中速增长期”也不是穆勒说的那种“静止状态”。在现阶段，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人民收入的稳步提高，依然是保证我国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因此，我们也设置了“稳增长”，即GDP增速不低于7%的底线。应该说，这是一个更符合我国中长期利益的科学合理选择。但是，约翰·穆勒的上述思想对于我们正确面对经济增速和经济收益递增放缓这一调整仍不乏启迪价值。首先，从个人和家庭的角度看。在经济的“中速增长期”，面对物质财富增进速度的放缓，“个人的远虑与节俭”意识应当增强，超前、奢华甚至负债的消费之风应该抵制。实际上，在经历了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之后，西方发达国家的人们已经从过去的负债高消费带来的恶果中吸取了教训，纷纷调整自己的消费模式，使之与自身的经济实力相匹配。我们若能在危机出现之前就能够调整自己的消费预期和消费模式，这种“未雨绸缪”显然要比西方社会在危机出现之后的“亡羊补牢”更能避免使自己陷入入不敷出的困境。其次，从社会的层面看。一方面，我们应该利用经济的“中速增长期”来医治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带来的“道德创伤”，帮助人们形成正确的财富价值观和健康高尚的人生观，增强抵御各种反违反人类道德的思想和行为的能力。这是因为，在原来追求“快富”和“暴富”伦理观的指导下，我国的经济增长不仅产生了资源和环境严重破坏等经济方面的恶果，而且社会为此还付出了极大的道德代价，即为了“快富”和“暴富”，我们道德中的大部分人道因素，即“尊重人的生命，尊重弱者和普遍地尊重个人”等基本价值已被一部分人抛置一边，似乎没有任何道德和法律底线不可被突破，“仁、义、礼、智、信”等传统美德和个人的良心都可以变成求财致富赌桌上的筹码。放缓经济增长速度以医治上述“道德创伤”，显然与医治环境和生态创伤同样重要。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利用经济“中速增长期”来调整人们的人生价值追求目标，将对财富的追求置于丰富多彩的人生目标和精神富裕的追求之后，减轻追求“快富”的压力，舒缓追求“快富”的各种紧张、焦虑和妒忌心态，将自身更多的精力和追求放到培养高尚的生活情趣和健康的生活方式上，学会更舒适、更健康、更快乐、更长久地享受生活，实现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同步协调发展。由此，既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人死了，钱未花完”的遗憾结局，又可以消除因急于“快富”而相互倾轧和相互斗争所产生的矛盾和冲突，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推进人类社会自古以来就期盼的“讲信修睦”的美好愿景的早日实现。最后，从政府的层面来看。在经济的“中速增长期”更应当转变过去那种“以GDP来论英雄”的政绩观，不是把经济增长的成果更多地投入到扩大再生产和重复建设之中，而是转变到更多地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多地用于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以及更多地用于收入分配的再分配调节之中，真正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我们应该牢牢记住约翰·穆勒早在150多年以前所告诫的尽量避免出现的如下情况：“工业蓬勃发展，国家欣欣向荣，财富总额大幅度增加，甚至在某些方面，财富的分配也有所改善；不仅富者更富，而且贫民中也会有许多人富裕起来，中等阶级的人数和力量会增加，舒适品会被愈来愈多的人所享用；但与此同时，处于社会底层的穷苦老百姓阶级却可能只是人数增多，而其生活水平和教养都无所改善。”如果底层人民大众从经济增长中得不到丝毫好处的话，“则这种增长也就没有什么重要意义”。由此可见，实现财富分配的公平正义，让底层人民群众从增长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和好处，是我国各级人民政府在经济“中速增长期”最重要也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和义务。
注释
①参见中央政府门户网站：www.gov.cn，2013-10-08。②[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冯兴元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6页。③④[英]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07—408页。⑤[英]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高鸿业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318—319页。⑥[英]凯恩斯：《劝说集》，商务印书馆，蔡受百译，1962年，第278页。⑦⑧[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143、161页。⑨⑩[英]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下卷，胡企林、朱泱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318、319、321、320、320、260—261、320页。
责任编辑：思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