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百余年来的中国戏剧史，除吴梅的昆曲音律和齐如山京剧舞台表演方面的研究与王国维并称近代戏剧理论界的“三大家”之外，诸多戏剧史研究名家纷起竞兴，如郑振铎、孙楷第、任中敏、钱南扬、冯沅君、卢冀野、周贻白、赵景深、傅惜华、王起……堪称云灿星辉。吴晓铃也名列其中。其人不仅饱富学殖，著述丰赡，且是蜚声中外的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难能可贵的是，1995年吴氏驾归道山，家属遵循其遗愿，将其“双楷书屋”藏书完璧奉公，嘉惠学林，留馨后世。

一

　　吴晓铃（1914-1995），著名戏曲小说研究专家。满族人，祖籍辽宁省绥中县。其父吴辉山是教会学校校长，基督教牧师。吴晓铃出生于河北省迁安县，后随父迁居北京。1933年入燕京大学医学系。1935年转入北京大学语言文学系，弃医学文，先后师从郑振铎、胡适、罗常培、魏建功等名师，沐受教泽，为登堂入室弟子，饫承诸师学绪，得其真传，在戏曲小说文献、版本目录学、音韵、训诂、校雠、考据之学等方面打下坚实的基础，学综文史、深造有得，被培壅成桢楠之才。此外，他还师从德籍犹太教授李华德博士修习古印度梵文，穷力攻治，对梵文和印度文学有深湛造诣。他于1937年大学毕业，留北京大学任教。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京、津大学纷纷南迁。1938年11月，收到罗常培师发自昆明“旧店重张，盼速来”的明信片，得知北京大学已在昆明复校，吴氏将辛苦收庋的图书拆散斥卖，凑做路费，间关赴滇，到西南联大任教。1942年，应邀赴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执教，客居异邦，授课之余，研习印度古典戏剧。1947年至1950年，仆仆万里，供职于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中心，任通检组编纂主任，编纂“通检丛刊”八种，同时兼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中央戏剧学院教授。1957年转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专事古代文学研究。他还多次应邀前往印度、日本、美国、加拿大、新加坡及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进行学术访问和讲学，所到之处，有“吴旋风”之说，并被法国巴黎大学和印度国际大学授予荣誉博士称号。2006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吴晓铃集》五卷本，是其一生著述的精华结集，有同校雅谊的学长张中行为全书作序，恰如他所言：吴氏“所能太多，而且造诣都远远超过一般……俗文学的研究和聚书，都成为超级大户。俗文学，包括戏曲、小说、曲艺等，他都不是浅尝，而是深入旧文献，或考证，或发微，著为专论，总不少于百万言吧，为士林所重”。

二

　　王国维在近世戏曲研究中导夫先路，其重文献、重考据的研究路向影响深远，望尘追随者甚众。吴晓铃以研究戏曲享名学界，对戏曲文献的校勘整理贡献良多。由他校注的《西厢记》与王起校注的《西厢记》均功力精深，但各具特色。《西厢记》问世后，代有镂印，版本滋多，明、清两代版本就多达百余种。吴本以十二种各具代表性的版本参校，如流传较广的凌潆初本、金圣叹本，时代最早的北京岳氏弘治本，比较稀见的郑国轩本、朱璐本，援据众本、校勘异同，并参考《雍熙乐曲》所收曲文择善而从。注释通达辞意，对剧中口语能从北京方言的角度加以解说，适宜一般读者阅读欣赏。王本则是在其《（西厢）五剧注》、《集评校记（西厢记）》旧作上的修订，以暖红室复刻凌漾初本为底本，以王骥德本、汲古阁本、毛西河本等参校，又据明弘治本、张深之本、刘龙田本等进行校补，参校版本少于吴本。两书一北一南，颇负时誉。由吴晓铃牵头编校的《关汉卿戏曲集》共收关汉卿创作的杂剧十八种，以《元刊杂剧三十种》本、《脉望馆抄校古今杂剧》本、《古名家杂剧》本、《息机子元人杂剧》本、《顾曲斋元人杂剧选》本、《元曲选》本、《新镌古今名剧合选》本、近人卢冀野《元人杂剧全集》本、王季烈《孤本元明杂剧》本等九种版本进行校勘，斟订同异，重视元刊本和明抄本，曲文断句依据宫谱定格，宾白则根据元代语法规律和语言习惯断句。校订严谨、科学，每剧后均附校勘记，博采各版本异文，统一全书体例，具有典范意义。书后附有《关汉卿杂剧辑佚》三种关作杂剧佚文;《关汉卿散曲辑存》，收关作套曲及小令共五十七首并附录五首;《关汉卿杂剧全目》，收录关作杂剧名目六十七种。
　　毛晋是明末清初藏书家、出版家，家资丰饶，建汲古阁贮书。一生以“刊书为急务”，遍刻经、史、子、集，刻印“十三经”、“十七史”、《津逮秘书》等鸿篇巨帙，《六十种曲》为其中之一。此书又名《汲古阁六十种曲》，在近千种明人传奇作品中遴选辑印出六十种成集，除王实甫《西厢记》为元杂剧外，其余均为明代传奇，包括号称元末明初“四大传奇”的“荆、刘、拜、杀”和《琵琶记》、《浣纱记》、《玉茗堂四梦》、《鸣凤记》等，是中国古代篇幅最大、流传最广的一部戏曲选集，与明代臧晋叔所编《元曲选》齐名。全书分套刻成，初名汲古阁《绣刻演剧十种》，先后分六次刊行。清初重刻，一次成书，始有《六十种曲》之称。1935年，开明出版社出版胡墨林断句，叶圣陶、徐调孚校订本。1955年，经吴晓铃重加校点整理重印。他利用六十种近二百部汲古阁初印本作为校勘底本，其中绝大部分是其穷二十多年苦心孤诣搜集所得。此外，还借用了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大学和中央戏剧学院以及郑振铎、傅惜华和马彦祥等人的藏书，雠定是非，增补旧版阙文，厘订鱼豕，匡正臆改和排错的词句，调整排列次序，恢复了毛氏原刻面貌，为功匪浅。“古代戏曲丛刊”是迄今为止篇幅最大的中国古典戏曲总集，由郑振铎倡议与主持编纂。郑氏首先把全书设想告知他深为爱重的弟子吴晓铃，并聘请吴氏出任编委。从1954年至1964年，先后出版了《初集》、《二集》、《三集》、《四集》和《九集》，辑印了各种古典戏曲的珍本、善本、抄本和稀见刻本，前四集收录宋、元戏文和明、清传奇二百九十四种，元、明杂剧三百八十三种（部）。《九集》收录清代宫廷连台本大戏十种。
　　吴晓铃对恩师执礼甚恭，篤于恩谊，“有事弟子服其劳”，黾勉以赴。如明末清初傅山撰作《红罗镜》杂剧，写郡主之子陆龙和妓女弱娟相爱结缘的故事。剧中大量运用山西方言和风俗描述，堪称明末晋地浮世绘。但此剧未曾镌刻，仅以抄本形式与其创作的《齐人乞食》、《八仙庆寿》合辑一册，在傅氏后人中秘传。延至1930年代，傅氏同乡张赤帜偶然购致此剧抄本，出资刊行，作为亲友间贶赠，外界罕睹庐山真面。1940年代末，吴晓铃获致此剧本，辑入《古本戏曲丛集》第三集中，以广其传。《九集》收录的《劝善金科》即据吴氏所藏清乾隆间内府五色套印本用单色影印。《昭代箫韶》据吴氏与北京图书馆所藏嘉庆十八年（1813）内府朱墨刊本单色影印。1958年，郑振铎出国访问，因公殉职，“古本戏曲丛刊”工作搁置。1983年，在“古本戏曲小说丛刊”出版工作会议上，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提出，《五集》出版的质量应超过前人，并举出毛晋汲古阁《绣刻传奇》，询问谁贮有初印本，吴晓铃语惊四座：“我有。”李一氓歆羡之至，他自己多年搜求才凑到两本。与会者无不对吴氏“双楷书屋”的藏书由衷赞叹。因“丛刊”编委会的专家先后作古，主编《五集》的重任非吴晓铃莫属。他对恩师郑振铎的未竞夙愿耿念于怀，不负众望，率领同道倾心竭力，出色地完成了《五集》的编辑，收录八十五种剧作，内容极为精彩：有成都李氏珍藏的清乾隆间抄本、明初云南杨林隐君兰茂的《性天风月通玄记》传奇，杨慎的《宴清都洞天玄记》杂剧即据此改编;传为明代李开先撰的《断发记》传奇，系日本神田喜一博士特许复印的海内外孤本。梅兰芳祖父梅巧玲所藏明代顾大典撰《葛衣记》传奇，为未见传世之作。香港大学罗忼烈教授所藏明代韩上桂撰《凌云记》传奇，为近年挖掘出的久晦复显的剧作。还收入十二种明、清之交“苏州派”曲家如李玉、朱媾等名家的剧作，综合国内诸家和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的藏品，称得上蔚为壮观，足见吴氏学术上的眼力与功力。 　　在研究古典小说上，吴晓铃对《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三侠五义》等均有心得，且不乏创见，其对《金瓶梅》的研究尤为学界所重，对此书的刊本、作者、语言风格等均有详考。《金瓶梅》自明代中期问世以来，原作未署著者，序文自称“兰陵笑笑生”，因此对作者为谁累代聚讼不休，先后有王世贞、薛应旗、赵南星、卢柟、李贽、李渔等诸家说，各执所是，歧见相峙，难成信谳。吴晓铃从《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的角度，否定影响最大的王世贞为作者之说。他从小说版本、《（金瓶梅）词话》使用的语言、词话中的情节、李开先的家事与交游、《词话》与李开先创作的传奇《宝剑记》的比较等方面进行研究。作为功底深厚的语言学家，吴晓铃特别重视小说中所运用的方言语音，他断定作者使用的是黄河南、淮河北的山东省以济南为中心的方言，亦即山东省的标准语，因而推勘作者是明代嘉靖年间的章丘人李开先。在文献和考古资料不足的情况下，吴晓铃另辟蹊径，从小说本身寻求内证，推论作者身份，不失为有益的探索。

三

　　总结自己研治戏曲的方法，吴晓铃服膺胡适首倡的“历史的眼光，科学的方法”，终生遵循，百试不爽。秉持这种理念，他在戏剧家生平考证和古剧杂考方面撰写出许多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如1941年在《星岛日报·俗文学副刊》上发表的《（青楼集）作者姓名考辨》堪称考证详赡、见识独到的力作。《青楼集》是记载元杂剧演员事迹的戏曲史料笔记。作者夏庭芝，字伯和，号雪蓑钓隐，元末江苏华亭人。但《说郛》、《古今说海》等书对作者为谁莫衷一是。《清吟阁书目》题为“元·夏伯和撰”，邾经《青楼集·序》明言作者姓黄。吴晓铃把明抄本《（录鬼簿）续篇》中夏伯和的传和邾经的序详加比较，并在唐代封演的《封氏闻见记》中找到夏伯和一篇跋尾，从而查证出此书为元末云间（松江）人夏庭芝所撰。伯和为其台甫，庭芝为其谱名，进而推算出夏庭芝的大致生卒年。文章发表后，引起史学大师陈寅恪的注意，特致函刊物主编戴望舒，对吴氏这位后起英髦大加赞赏：“论据精确，钦服至极。”《杜仁杰生卒考辨》旁征博引，列举《录鬼簿》、《青楼集》、《金诗选》、《金文雅》、《元诗选》、《元诗纪事》等书有关杜氏记载，并从《紫山大全集》、《秋涧大全集》、《青崖集》、《兰轩集》等诗文集中找到有关杜氏的生平事迹资料，又从《济南府志》、《长清县志》等志书中发现长清县郊外有杜氏祖茔，尚存断碑一通。吴氏请其在济南的五叔专程赴长清县勘察，觅得杜氏祖茔地及断碑，饬工缀合，为杜仁杰之父杜忱的墓碑。从碑文中得知杜仁杰初名元之，字善夫。通过史籍文献和碑碣资料，吴氏撰成此文，并为杜仁杰（1201-1284）编写了年谱，使这位金、元之际“独擅才名四十年”的文人彰显于世。《说“旦”》一文，归纳戏剧中称扮演妇女的角色为“旦”有五种说法，认为兽名说是“无理取闹”，反训说是“颠倒黑白”，司乐说是“穿凿附会”，担篮说是“牵强无据”，俗语说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旦”是“妲”的省文，“妲”是“姐”的讹笔。文章从古代讲起，分析了各种歌舞杂技中扮演妇女的情形和“旦”角形成后的衍变状况，并从一百余种元杂剧中找出多种旦角名称，如正旦、老旦、搽旦、副旦、旦儿、杂旦、小旦、禾旦等。该文擘肌析理，推阐入微，给人以关开节解、风生冰释之感。
　　在梵文和印度文学上吴晓铃也多有建树，他翻译了印度古典名剧《小泥车》、《龙喜记》和《沙恭达罗》，介绍古代印度舞蹈名著《姿态镜铨》，特别是一些辨物析名的文章妙绪纷披，趣味盎然。他把在印度五年生涯的见闻写成二十余篇短章，称之为“印度的鸟兽草木虫鱼”，描写芒果的文章即是其中的名篇。芒果盛产于印度，相传虔诚的佛教徒曾把芒果园奉献给释迦牟尼，让佛祖在树荫下栖息。唐代高僧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把芒果音译为“庵没罗”，而“香盖”是芒果的旧译。吴氏认为，此乃雅与俗的分别，梵文为庵波罗，汉译香盖是正名，而芒果是俗名。又如，橄榄，梵文叫庵摩洛迦，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从唐代起即以之入药，汉译名为“余甘”，“其味初食苦涩，良久更甘”，堪称名实相符，引人入胜。
　　对待师辈、友人和同业学人，吴晓铃坦诚豪爽，知恩图报。郑振铎殉职域外后，他谨遵师母高君箴之嘱，受命惕若，夙夕在念，為恩师董理遗著，选辑《西谛题跋》，计七卷，选录郑氏有关经、史、子、集四部暨诗余、散曲、小说及剧曲的题跋，并附按语，与《西谛书目》并行于世，足慰乃师于泉壤。著名“雨巷诗人”、翻译家戴望舒1938年避居香港，主编《星岛日报·俗文学副刊》，吴晓铃1941年开始与他翰札往还，先后在该刊发表多篇戏曲小说研究文章，二人缘悭觌面，直到1946年才相见。1950年，戴望舒英年早逝，吴晓铃从其遗稿中摘编出关于小说戏曲方面的论述和笔记，悉加研核，经整理加工补充，结集为《小说戏曲论集》出版，并特别指出，戴氏对《清平山堂话本》的六种题名的发现有贡献。在学术上，吴晓铃热心助人，图书为天下公器，从不自秘，庄一拂著《古典戏曲存目考》，吴晓铃不仅为他通读全稿，还发箧相饷，补充了三十余则戏曲，多从罕秘难见的抄本中所得，为全书添彩，体现出吴氏乐与人共的治学态度。吴晓铃为人平易谦和，与演艺界广结人缘，推诚相与，转益多友，谙熟梨园掌故，和郝寿臣、马连良、侯宝林、王金璐等名家交契无间，谊同莫逆，吴氏“双棔书屋”书香盈室，成为他与友朋纵论古今、交流切磋技艺的场所。
　　北京宣外校场头条四十七号是吴氏祖居。吴晓铃的书斋“双棔书屋”得名于这所小四合院中的两株合欢树（北京人俗称绒花树）。绒花树正名合欢，或称马缨花，其叶抵暮即合，故又称夜合，又作合昏。昏，声转为棔。他对这两株梧树格外钟爱，尤其是夏日，不但风扫清香遍长街，而且浓荫四覆如凉棚，于是以“双楷书屋”命名其古朴湫隘的斗室，并请画家李苦禅题写斋名。所藏之书汇集了元、明、清三代以及民国时期的重要曲集和主要作家的戏曲，包括杂剧、南戏、传奇、宫廷大戏、承应戏、皮黄戏等，版本有明代原刻本，清初精刻本，民国年间的石印本、影印本、活字本等，不一而足。如元杂剧朱璐《朱景昭批评（西厢记）》稿本，不见前人戏曲簿著录，且无刻本行世，可称存世孤本，为吴氏校注《西厢记》所参用。须知《西厢记》是他重点研究的项目之一，先后搜集到各种版本三十八种。金圣叹评点的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就有十二种。清人杂剧中，裘琏的《万寿无疆升平乐府杂剧》、半粟的《南华梦杂剧》等均为不见著录的孤本。近代著名曲学家许之衡饮流斋所精心抄录或改订的明清传奇向为治曲者所重，除三种之外，三十一种均纳入“双楷书屋”宝储。《归元镜》是明代杭州报国寺僧智达拈颂的净土宗三祖慧远、永明延寿禅师和莲池大师的得道传灯弘法的实录。1937年吴晓铃在北平意外得到一部八十四分清乾隆抄本《增广归元镜》，比乾隆四十九年（1784）的四十二分本的篇幅多出一倍。详加比对，《增广归元镜》是世不经睹的乾隆时代的异本，为无名氏所撰。经旁疏曲证，拂尘见镜，得出此书作者智达和尚是明代人，明亡入清，他撰作《归元镜》当在清顺治七年（1650）以前的结论，从而破弃了谭正璧和日本学者青木正儿根据董康整理的《曲海总目提要》得出的此剧作于明代的陈说，堪称见识卓荦。吴晓铃在版本学上的造诣令后辈学人深为折服。 　　吴氏庋蓄的古典小说堪称美富，珍异纷罗，缣缃溢彩，极有文献价值和研究价值。如《禅真后史》为明崇祯二年（1629）刊本，题为“清溪道人编次”，翠娱阁主人陆云龙序。《斩鬼传》是清人刘璋所撰讽刺小说，借钟馗斩鬼的传说故事铺衍成书，进行讽世劝世，对后世讽刺、谴责小说产生积极影响。早期抄本存世较多，吴氏所藏莞尔堂刊袖珍本为清乾隆间原刊本。舒序本《红楼梦》价值独特，是《红楼梦》刻印本之前最早的传抄本。因卷首有乾隆五十四年己酉（1789）舒元炜序，故世称“舒序本”或“己酉本”。原本八十回，今存四十回。吴晓铃于1938年购于北平厂甸书肆。《红楼梦》的版本有脂本、程本两大系统，舒序本是迄今为止唯一可证乾隆时期抄录的脂本《石头记》，含有曹雪芹撰写初稿的一些痕迹，对研究《红楼梦》的早期文本、作者、脂砚斋的身份及其批语均有重要的文本价值。此书序言、目录卷端、正文卷首均题书名《红楼梦》，此前，世人仅知此书早期抄本书名为《石头记》。由此书可知，早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甲本”刊行之前，《红楼梦》的书名已被正式使用。得书后吴氏如获百朋，他欣喜地写道：“这个乾隆五十四年的抄本发现了，它的文辞有的和脂斋本相同，有的又和戚蓼生评本相同，刚好做那两个本子中间的桥梁，有了它，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老师郑骞把他先后收藏的《增广归元镜》和这部舒序本《红楼梦》称为吴氏藏书中的“双璧”。
　　俗文学方面的书籍，吴氏书斋中也所在多有，各种曲本、说唱鼓词、竹枝词、子弟书等，多传世珍罕的刻本和抄本。如清光绪四年（1878）斫桂山房刊《都门赘语》，韩又黎撰，吴东山序;收录歌咏京城古迹、街坊、游览、时风的竹枝词二百又一首，对研究晚清京师风土人情大有裨益。宣统元年（1909）排印本《香厂竹枝词》，集众多作者的作品于一书，收歌咏京城厂甸的竹枝词五十五首，别开生面，雅俗共赏，是研究清末民初北京风土民俗的珍贵资料。傅惜华《子弟书总目》著录公私收藏的子弟书四百六十六种，吴氏收罗百余种，其中以百本张抄本最多，且多未见于他人著录。如清嘉庆二十年（1815）《俞伯牙摔琴谢知音》是今存子弟书中最早的抄本，对考镜子弟书这种艺术形式的起源颇有助益。早期作者罗松窗的《红拂私奔》书衍清人小说《隋唐演义》张一娘、李靖和虬髯客“风尘三侠”的故事，为百本张抄本。裕文斋刊本韩小窗《得钞傲妻》、别墅堂抄本《陈齐相骂》等均为不经见的稀珍之本。此外，钟聚宝卷一百八十七种，被车锡伦《中国宝卷总目》著录。藏有南府、升平署抄本月令承应戏一百八十余种，多伶工手抄，各种节日、月令、宴享、祝寿、册封、弥月、行围、浴佛、迎祥涵盖殆尽。皮影戏多靠演员师徒传承，口传心授，世乏台本，片楮可珍。吴氏留心勤搜，收有清同治十三年（1874）志成堂抄本滦州影戏总讲《五虎队》、《小英杰》，道光年间瑞祥堂吴记抄本《镇冤塔》，均为连台本大戏，可谓吉光片羽、书林星凤。

四

　　吴晓铃购书藏奔始于青年求学时代。因住家地近琉璃厂和宣武门内外小市的旧书摊。他恒游厂市，勤搜暇访，撙节衣食，旧抄秘册遇善必收。购书如玉田采璞，传本稀觏之书时有弋获，日久与书估结成书友，被视为座上客。访书中，他与书估倾谈版本，畅聊书林轶事，移晷忘倦，兴味无穷，不觉街市商店已经打烊，吴氏满怀欣悦，踏月而归，意犹未尽……多年访购心仪之书，如鹊运枝，似燕衔泥，月聚岁增，积渐可观，马廉“不登大雅文库”、周明泰“几礼居”、傅惜华“碧蕖馆”、周越然“言言斋”，以富藏古典戏曲小说享名于世，吴晓铃“双楷书屋”与之并列而无逊色。而吴氏藏书并非为了矜夸炫博，清赏鉴玩，他秉持“读而藏，藏而传”的理念，藏而致用，裨益治学，坦言：“余所聚书以杂剧及传奇为主，自稔非考藏家，故不苛求版本，求其足供研習之需而已。”历史上，坐拥异书鸿宝、枕函帐秘者，鲜有百年长守之局。奉归公藏，学由群出，有利于文脉薪传。郑振铎逝世后，全部藏书近十万册捐献国家，入藏北京图书馆后，馆内特辟“西谛藏书室”，编辑《西谛书目》，于1962年出版。郑氏藏书庆得其所。书不藏家，公诸同好，用于社会的高风为学林称颂。吴晓铃去世后，夫人石素真和家属遵照其意愿，将吴氏藏书赠予首都图书馆，化私为公，众乐利人，惠溉学林。2001年入藏“首图”后，特辟“绥中吴氏藏书”专藏，共计古籍二千二百七十二部，六千三百六十二册（件），其中明刊本七十三种，清乾隆以前刊本七十余种，多为善本珍椠，清中晚期的刻印本一千余部，其余为明清和民国时期的抄本，不乏珍稀罕觏之本。另有梵文、孟加拉文图书五百六十四册，绝大部分是戏曲、小说和曲艺这三类文献，充分体现了吴氏藏书极强的专题性和系统性。首都图书馆先后出版了《绥中吴氏藏抄本戏曲丛刊》和《吴晓铃先生珍藏古版画全集》。2014年举办“双梧藏心曲——吴晓铃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展览和座谈会”。前贤光照，大节弥彰，缅怀风徽，令人长燕心香，矫首仰上。
　　徐陵去世之日已是陈后主在位之时，朝廷特别下诏给予高度评价，称颂他“才高名辈，文日词宗”。后主陈叔宝虽然是一个腐败荒谬的皇帝，这几句话倒还没有说错。徐陵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他地位虽高而律己甚严，品德高尚，而且一向大力奖掖后进，的确像个领袖群伦的样子。
　　徐陵八岁能属文，知识渊博，口才又非常好，所以出仕甚早，普通四年（523）十七岁时即已为平西将军、宁蛮校尉、晋安王萧纲手下的参军事。萧纲为太子后，任东宫钞撰学士，此后仕途一直比较顺利。中间又有一段时间担任湘东王萧绎的记室参军。
　　他又曾两度出使北方，一次在太清二年（548）以通直散骑常侍的身份与谢埏一起出使东魏，《南史·徐陵传》载：“魏人授馆宴宾，是日甚热，其主客（按：即主客郎，乃礼宾官员）魏收嘲陵日：‘今日之热，当由徐常侍来。’陵即答曰：‘昔日王肃至此，为魏始制礼仪;今我来聘，使卿复知寒暑。’收大渐。齐文襄为相，以收失言，囚之累日”。稍后侯景之乱爆发，又值齐受魏禅，北齐方面强行扣押了南方使节：一直到江陵沦陷、梁元帝萧绎被杀之后，北齐送萧渊明回南方充当梁主，被软禁已久的徐陵才得以跟着回来。萧渊明以北齐为靠山称帝，将早些时候已经宣布承制的萧方智另立为太子：手握兵权的陈霸先很快就罢黜了萧渊明，以萧方智为帝（敬帝），而政事一归于己。梁、陈禅代的机运渐渐成熟了。到第二年（绍泰二年），徐陵再次出使北齐，这一次他倒是很快就回建康复命了。 　　此后徐陵大抵与世推移，他为萧渊明写过文件，为陈霸先写过更多的文件，包括《封陈公九锡诏》、《禅位陈王诏》、《梁禅陈玺书》、《陈武帝即位诏》、《为陈武帝即位告天文》等最重要的皇皇大文。古代的大手笔主要就是要做这些事，至于其主公为何许人则并不太重要。他们有点类似于后来的技术官僚，凭技术吃饭，不必有自己独立的政治见解。
　　徐陵的主要文学成就在他的诗，徒诗和乐府皆有可观。
　　徐陵的徒诗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萧梁时代应太子萧纲之令而作，也有同僚间的唱和，当时徐陵正同庾信等文士一起在这位风雅的太子手下任职。这些诗艺术上相当圆熟，讲究声律和辞藻，宫廷文学气味甚浓，合于萧纲大力提倡之“宫体”的规范。
　　徐陵写风景和美人颇有可观，措辞比较清新，并不那么繁缛，也并不沉溺于艳情与咏物（这是宫体诗的两大题材）。试略举数例来看——
　　野燎村田黑，江秋岸荻黄。
　　隔城闻上鼓，回洲隐去樯。
　　——《新亭送别应令》
　　寒山微有雪，石路本无尘。
　　竹径朦胧巧，茅斋结构新。
　　——《山斋》
　　低鬟向绮席，举袖拂花黄。
　　烛送窗边影，衫传箧里香。
　　——《奉和咏舞》
　　拭粉留花称，除钗作小鬟。
　　绮灯停不灭，高扉掩未关。
　　——《和王舍人送客未还闺中有望》
　　诗虽皆清爽可读，而感情色彩甚淡，应命奉和之作总会有点应付公事的意味。
　　只有到了走出东宫，无须应令或应酬的时候，他才写出了比较流露真情的作品。大同十一年（545）秋天，同事、好友庾信奉命出使东魏，徐陵写《秋日别庾正员》诗送别：
　　征途愁转旆，连骑惨停镳。
　　朔气凌疏木，江风送上潮。
　　青雀离帆远，朱鸢别路遥。
　　唯有当秋月，夜夜上河桥。
　　秋日的肃杀景象和好友分手的感伤互相生发，不仅情景交融，也多少反映出在当时南北关系不正常的情况下，出境的使节总是同某种危险联系在一起。全诗不用一个典故，只有最后的“河桥”容易令人想起旧题李陵与苏武诗中的“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暗含一点生离死别的不祥预感。幸而这一次庾信是安全回来了，但后来他终于以敌国使节的身份被扣在北方，至死未能再回到南方来。
　　到徐陵去世（至德元年，583）那年的春天，他在另一首送别诗《别毛永嘉》中更直截了当地写到此次生离实为死别：
　　愿子砺清规，归来振羽仪。
　　嗟余今老病，此别恐长离。
　　白马君来哭，黄泉我讵知。
　　徒劳脱宝剑，空挂陇头枝。
　　毛永嘉即毛喜（516-587），年纪较轻，身体尚好，其时被外放为永嘉内史;徐陵则衰病已甚，不免想到死亡正在逼近。他虽然把生死看得很透，不相信什么人死而神不灭，但诗中仍然透出一丝凄凉感伤的气息。全诗用词平易，略无藻饰，全然没有“宫体”的气息了。徐陵是编过《玉台新咏》的，他本人的诗却能与“玉台体”保持着相当的距离。
　　一旦走出皇宫之外，作为诗人的徐陵马上就有了生气，哪怕身体已经很虚弱也无妨。
　　徐陵应视为南朝大有成就的五言诗人，他乐府诗亦颇有可观。从现存的作品看，他的五言乐府与徒诗相当接近，文人气很足，当时也并不能入乐。他那首《出自蓟北门行》刚健爽朗，风格近于鲍照，明朝人屠隆评为“掀雷挟电，动魄惊心”。其七言、杂言乐府，虽为数不多却生气十足，颇能得乐府民歌的精神。举两首来看：
　　绣帐罗帏隐灯烛，一夜千年犹不足。
　　唯憎无赖汝南鸡，天河未落犹争啼。
　　——《乌栖曲二首》其二
　　长相思，望归难，传闻更使戍打皋兰。
　　龙城远，雁门寒。
　　愁来瘦转剧，衣带自然宽。
　　念君今不见，谁为抱腰看。
　　——《长相思二首》其一
　　这类诗作大有民间草根歌谣的风味。读这样的作品，几乎令人忘却他是朝廷重臣、“大手笔”。
　　徐陵不大喜欢写赋，现在仅能看到一篇《鸳鸯赋》，乃早年所作，意思似乎不是太大，同庾信辞赋之名篇迭出形成强烈的对比。但庾信诗的成就不如徐陵。徐诗庾赋，堪称中古后期文学的双璧。
　　徐陵又曾用华丽的骈文写成大批的颂、表、碑、铭、诏、册之类，现在看去近于浪费精力，还不如多写些不那么典雅却富有生气的诗为好。但在当时，撰写这些政治应用文却是十分重要而且完全必要的。徐陵的骈体文讲究声韵之美和辞章的华丽，“词尚轻险，情多哀思”，基本上不用散句，全以四六属对，看上去很美，但有时并没有多少实在的内容，很适合写官样文章，特别是文檄军书、禅授诏策之类的高层文章。
　　徐陵也能写属对不那么严格，却便于说理言事的骈文和散体的“笔”，而尤长于书信体，现在读起来，比他那些冠冕堂皇的庙堂之作意思要大得多。举出几篇来看：
　　徐陵第一次出使北方被强行扣留之时，写过一封长信给那边管事的尚书仆射杨情（字遵彦），对北方为扣押使者而制造的种种借口予以严词驳斥，强烈要求放人回国，写得气盛言宜。全文约可分作三段，第一段是个引子，说大梁王朝现在遭遇了困难，也是“穷通之恒理”，很快总会过去的：中间分八条逐一驳斥北方提出的各种借口。试看其最后两条：
　　若曰妖氛永久，丧乱悠然，哀我奔波，存其形魄;固已铭兹厚德，戴此洪恩，譬渤澥而俱深，方嵩华而犹重。但山梁饮啄非有意于樊笼，江海飞浮本无情于钟鼓。况吾等营魄已谢，余息空留，悲默为生，何能支久？是则虽蒙养护，更夭天年。若以此为言，斯所未喻七也。
　　若云逆竖歼夷，當听反命，高轩继路，飞盖相随。未解其言，何能善谑？夫屯亨治乱，岂有意于前期。谢常侍今年五十有一，吾今年四十有四，介已知命，宾又杖乡，计彼侯生，肩随而已。岂银台之要，彼未从师，金灶之方，吾知其诀。正恐南阳菊水竟不延年，东海桑田无由伫望。若以此为言，斯所未喻八也。 　　北方说，现在兵荒马乱，行路危险，所以把你们留在这里，保护起来。徐陵驳斥说，你们这一番好意固然值得感谢，但我们需要的是自由，不能老是被关在笼子里，留在这里悲默为生，那是活不长的。
　　北方说，等到侯景之乱平定了，一定很客气地把你们送回去。徐陵驳斥说，我们年纪都大了，而丧乱正不知何时结束，我们等不起啊。
　　接下来直接向杨遵彦喊话陈情，请他遵守政治道德，发扬同情之心，尽快放行。最后又动之以情地写道：
　　岁月如流，人生何几？晨看旅雁，心赴江淮，昏望牵牛，情驰扬越。朝千悲而下泣，夕万绪而回肠。不自知其为生，不自知其为死也！
　　足下素挺词峰，兼长理窟，匡丞相解颐之说，乐令君清耳之谈，向所咨疑，谁能晓谕。若鄙言为谬，来旨必通，分请灰钉，甘从斧镬。何但规规默默，醋舌低头而已哉。若一理存焉，犹希矜眷，何必期令我等必死齐都，足赵、魏之黄尘，加幽、并之片骨，遂使东平拱树长怀向汉之悲，西洛孤坟恒表思乡之梦！千祈以屡，哽恸增深。
　　徐陵叩头再拜。
　　对此，杨情没有任何答复，他大概说不出什么道理来。这封信历来得到很高评价，钱锺书先生认为即使徐陵没有其他作品，单是这一封《与齐尚书仆射杨遵彦书》已可传世而不朽，盖此书“非仅陈吁，亦为诘难，析之以理，复动之以情，强抑气之愤而仍山涌，力挫词之锐而尚剑恬。‘未喻’八端，援据切当，伦脊分明，有物有序之言;彩藻华缛而博辩纵横，譬之佩玉琼琚，未妨走趋;隶事工而论事畅。后世古文家攻击骈文，骈文家每以此为墨守之带若堞焉”。
　　被扣押期间徐陵又有一篇《在北齐与宗室书》，向徐姓宗亲吁请援助，也写得情辞俱佳，但他的这一番努力也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徐陵的另一名篇是《答诸求官人书》。梁陈之际，天下丧乱，官场一片混乱，等到徐陵在陈王朝担任吏部尚书，才略有整顿，结果却引起一些不满，颇有来向他讨官做的，为此他写过回答求官诸人的公开信。信中指出，在政治状态正常的情况下，选官得有一定的标准，不能像天下大乱时那样满街都是官衔很高的人。但他又说，当什么官是命中注定的，来找我也没有用——这话好像有点奇怪，但细读原文可以知道，他是说有些官是皇帝直接赏给那些人的，虽然逾其本分，但这不是吏部所能干预的：而自己作为吏部尚书，只能照规矩办事，演好这样的角色，不辜负朝廷的希望（“既忝衡流，应须粉墨，庶其允当，无负朝寄”）。最后说自己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不能一一回复，只好一并作答。由此颇可了解徐陵的方正和无奈。敢这样直率说话的高官应当是不多见的。
　　《文苑英华》卷六八五有尹尚义致徐陵的信和徐陵的《报尹尚义书》，内容很丰富，文辞也非常讲究，可惜因为背景多有不明之处，有些字句很不容易得到确切的理解。尹尚义本是梁王朝的官员，曾与徐陵共过事，而后来在北齐、北周为官，参加过南伐的战争，他们之间的通信多有待发之覆。其他还有些书信亦有费解之处，骈体文多用典故，原是一种“婉曲语”，用得好颇耐人寻味，可增加作品的可读性，而如果背景不明，则婉曲就一变而为模糊，不如普通散体那样比较直截了当，更便于理解了。
　　徐陵在文学上的另一重大贡献是他编撰了一部《玉台新咏》（或称《玉台集》）。
　　此书的背后推手是太子萧纲。萧统死后，萧纲为太子并主持文坛风会，大力提倡所谓宫体诗。萧统亲自编撰《文选》，而徐陵很可能得到某种指示而编撰《玉台新咏》——前后两位太子各以其选本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文学主张，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所谓“宫体诗”，原是由太子萧纲为首的一批诗人提倡起来的。萧纲有一个重要的观点：“文章且须放荡”。所谓“放荡”指的是文学创作不必受传统礼法的约束，在题材、写法、措辞等方面都可以自由一些。于是以前较少入诗的女性之身体、容貌、心理、器物……都成批地形之于歌咏。咏物诗他们也写得很多。《玉台新咏》里充满了与女人有关的种种以及花花草草这样两大方面的作品。
　　《玉台新咏》大约成书于中大通六年（534），或扩大一点说，在中大通四年（532）至大同元年（535）之间，其时正值萧纲进入东宫、主持风雅之初。唐人刘肃在《大唐新语》卷三《公直第五》中称：“先是梁简文帝为太子，好作艳诗，境内化之，浸以成俗，谓之‘宫体’。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台集》以大其体。”其实萧纲根本没有“追之不及”的意思，编选此书乃是为了给宫体诗“大其体”。《玉台新咏》选了当时的皇帝萧衍和前、后两任太子萧统、萧纲的若干诗，正是为了提高宫体诗的地位。
　　徐陵在序言中声称编这部书的目的是为宫中女性提供读本，此意略近于梁武帝萧衍令张率“撰妇人事二千余条，勒成百卷”，“以给后宫”;父皇下令编《妇人集》于前，太子跟进一书，不仅名正言顺，而且正可以为他所倡导的宫体诗运动制造舆论，扩大影响。
　　《玉台新咏》凡十卷，前八卷都是五言诗，第九卷收七言及杂言诗，第十卷是五言小诗即后来五绝的前身。内容则都与女性有关。因为要强调诗篇同音乐的关系，也选取了若干过去的歌谣和乐府诗中涉及妇女、爱情、婚姻、家庭的作品，其中多有优秀的篇什，包括乐府名篇《孔雀东南飞》，在保存前代文学文献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徐陵在序言中特别强调这样的内容是合于传统的，“曾无忝于风雅，亦靡滥于风人”。为宫体作宣传，必须将它纳入传统的主旋律。
　　但后来的事实表明，《玉台新咏》未能完全取得預期的效果，宫体诗在中国诗史里大概只能算是一个旁门;倒是后来受其影响的《花间集》却被视为词的正宗。可见要考量徐陵所编的这部诗选的贡献，要放到一个更加广阔的范围里去才能看得清楚。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这样的事情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并不罕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