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披露了一起领导干部组建“弟子圈”的案件。该案主人公俞福达曾任浙江省岱山县副县长。当过教师的俞福达偶尔舞文弄墨，一些党员干部、商人老板便投其所好、拜其为师，相互之间则以“师兄弟”相称。久而久之，俞福达身边形成了一个所谓的“弟子圈”。在各方“资助”下，俞福达相继出版了3本书。
　　就在“弟子圈”事件被报道之前，2020年7月底，一本奇书《平安经》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作者吉林省公安厅党委原副书记、原常务副厅长贺电因此被免职。
　　近些年来，不少领导干部的“文学梦”演变成噩梦。领导干部出书雷区重重，出与不出，这是一个问题。
　　“當官的要掂量一下自己的真实实力”
　　“这是我的书稿，你拿去给我操作一下，要多少钱你说。”在北京通州的一个书吧，一名来京出差的干部，将自己花“毕生精力”创作的文稿递给出版商何飞。
　　“大作我先拜读，出版细节我们后面再商量。好不容易来北京一次，走，请你喝酒。”这是发生在十多年前的一幕，后来这名干部的书未能出版，不过何飞还是跟他成了朋友。
　　上世纪90年代，何飞来到北京，成为全国第一批民营书商。凭借大胆的策划创意和敏锐的市场嗅觉，他捧红了一批新锐作家。当时，这些作家的著作洛阳纸贵，何飞带着他们到全国宣讲，在各地引起不少拥趸的簇拥。几乎每到一地，都有领导干部请何飞吃饭，并将“陋作”献上，请其包装策划。
　　“这些大都是随笔散文，出版价值不高。”何飞说，由于自己对策划的书较为苛刻，也从未出版过领导干部的著作，对于官员的请求，基本都搪塞过去。最近几年，这样的请托基本没有了。
　　何飞回忆起一名同乡韩处长的故事。韩处长写了一本短篇小说集，小说大都根据自身观察的官场现象和故事改编而成。何飞觉得其中有的故事形象生动，颇有意思。
　　那是2013年，何飞觉得这本书可以操作，便给韩处长打电话商量出版细节。韩处长却左右为难，说现在不方便出版。这件事一直拖着，到现在这本书也未出版。
　　韩处长如今已升任副厅，记者联系到他，谈到当年出书的事情，他表示，考虑到“影响”，最终决定不出版为好，而且自己写的东西文学价值确实一般。
　　谈到当下因出书等“雅腐”出事的官员， 韩处长说：“真要悠着点，掂量一下自己的实力，别人拍马屁叫好那不是真好，这几十年看看市场上卖得好的书，有多少是领导干部写的？”
　　领导干部出书市场一度成为“香饽饽”
　　2000年之后，随着出版社转企改制，自负盈亏，不少出版社靠变卖书号维持生计。全民出版时代的到来，也让领导干部出书易如反掌。随之暴露的问题接踵而至。
　　“一般效益好的大出版社不会出版‘口水书’，怕砸自己的招牌。前几年，出版市场确实混乱，领导干部出书这块市场的‘香饽饽’，让不少中小出版社尝到了甜头。”何飞说，不少领导干部出书，就是请几个笔杆子，东拼西凑一些“研究成果”，然后到出版社搞个书号，单位公款出书，底下一帮人打着领导的旗号到处兜售，利润分成。
　　因为创收快，有的出版社曾对编辑下达出“干部书”的任务，还有的出版社在各地设立书号销售代理机构，为领导干部提供出书服务。“以前领导干部来稿‘来者不拒’，因为大家心照不宣，跟他们谈包销包售比较容易。”某出版社的一名图书编辑表示。
　　中央八项规定实施前，有的领导干部不仅大做“文学梦”，还有的自己做图书策划人，意图捣鼓出“名垂青史”的好书。曾有北京的一名厅级干部，拉拢浙江某出版社，在北京成立了一个图书出版公司。
　　当时，该厅级干部任出版公司总经理，并号称自己“有关系”，可以请“大领导”写序推荐，以后的书不愁没有市场。该干部策划的第一本书主题是“贪官与情妇”，最后提纲出来了，稿子写了一点，拿给出版社看，没有哪个出版社敢出版。不到半年，该出版公司便关门大吉。
　　出书有风险，官员须谨慎
　　2012年初，广东省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周镇宏落马。周镇宏还在茂名任市委书记时，出版了《周镇宏作品集》，售价500元一套仍然被抢购一空。
　　落马领导干部的著作，无一不是“注水”严重，价高质低。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写书是为了“拼凑学术成果”。为评选中科院院士，他组织专家用2个月时间为他写了3本书，还曾一年多时间“著”了2本书、“编”了5本书。
　　2015年，广东省佛山市政协原副主席廖东明落马，其犯罪事实大都是在任佛山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时期所为。就在卸任检察长之前，廖东明出版了40多万字的关于检察官生活的长篇小说《太阳升起》。当时开研讨会，不少佛山干部对该书大肆吹捧。随着廖的“销声匿迹”，该书在网店和书店下架，无人再提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赖小民落马后，通报中罕见地提到其“搞美化宣传个人，捞取政治资本”。“美化宣传”的方式，就是出书。
　　赖小民曾出版多部书籍。2018年1月，《我的企业管理之道——中国华融“掌舵人”的心路历程》出版，更是高调地将赖小民的大幅照片作为封面。这时，距离他被查只有4个月。
　　一名出版集团的主编向记者介绍，如果保证没有踩到权力寻租和利益交换的红线，在遵循市场规律、不违背相关法律、纪律的基础上，领导干部出书没有问题。问题就在于监督难、监管难，地方应出台相关规定，划清红线。
　　四川省委、省政府就曾下发过《关于规范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出书行为的通知》，文中明确规定：未经组织批准，各级党政干部不得以个人名义参与出版物的编写工作，不得在出版物上挂署党政职务头衔，不得利用职权和影响在出书中谋取不当利益。对违反规定的单位或个人，一经发现查实，要按照党纪政纪严肃处理。
　　“现在‘干部书’少了，一个原因是风气变了，另一个原因是书号成了稀缺资源。出版社也会考量，尽量出版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俱佳的书。”某国字头出版社的策划编辑宋佳说。
　　宋佳表示，如今国家对文化产品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制造与文化输出成为国家的大战略。这两年，每一本自费书都需上编委会讨论，签订正规的一书一号合同。被毙掉的“干部书”很多，关系再到位，内容不行，一样被毙。目前，不少中小出版社出版图书转向价值取向，以后领导干部出书，如果内容不过关，会越来越难出版。
　　（摘自七一网 七一客户端/川观新闻）